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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城废都至今，已整整一千五百年。其名也由平城而恒安镇，而北恒州，而云中郡，而西京大同路、大同府等，凡十数易。其境内村落、里巷更是名与时异，昔日北魏京师平城地名怕是百不存一了。我客居云中二十多年，对这块地方日趋了解，感情弥深，加之信而好古，平时留意历史遗迹，觉得现在大同的一些地名，与北魏平城的某些人物、事件有关，于是撰成此文。所以名臆说者，顾名思义而难得确证也。虽如此，写出来或许能对平城及北魏历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上皇庄
上皇庄在大同市城西北五公里的雷公山(北魏称西山)东麓。我一直觉得这个村名与北魏年轻的太上皇帝拓跋弘有关。献文帝拓跋弘在与文明太后冯氏的政治较量中败北后，于皇兴五
年(471)秋，传位于四岁的皇太子拓跋宏(魏孝文帝)，自己则接受高允等人“昔汉高祖称皇帝，尊其父为太上皇，明不统天下也。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宜陛下总之。谨上尊号曰太上皇帝”的建议，“徙居崇光宫，采椽不斫，土阶而已；国之大政咸以闻。”
据《资治通鉴》载：“崇光宫在北苑中，又建鹿野浮图于苑中之西山，与禅僧居之。”崇光宫在北苑中是没有问题的。目前基本上趋于一致的结论是，今大同城北部略偏西四公里的安家小村即崇光宫遗址。再就是认定安家小村西北三公里左右山谷中的小型石窟即魏献文帝开凿修建的鹿野苑石窟寺(鹿野苑石窟到安家小村的距离显然与《魏书．释老志》所载鹿野苑佛图“去
崇光右(宫)十里”的距离不符，待考)。
上皇庄在安家小村正西，距离是两公里，鹿野苑石窟在它的正北，距离大约是三公里。那么，魏献文帝做太上皇后，为避开文明太后的锋芒，采取明遗世而暗总国的策略，在北苑中“采椽不斫，土阶而已”营造的简易行宫，是不是就在上皇庄左近呢?这样的地理位置，一则近宫即寺，既可以很方便地得到崇光宫的给养，又便于到鹿野苑石窟行经禅之事。二则离宫离寺，可以尽量避免与其政敌文明太后及其党羽的接触，好行韬光养晦之术。如此说来，上皇庄很可能是这位年轻的太上皇住过的地方。正是因着地以人贵或人们对这位失败者的同情和纪念，上皇庄其名才能够一千多年来传而不易。
可为这种猜想提供些根据的是，从近几年平城考古和这一带修路建房的发现可知，上皇庄恰好处在平城北苑残墙遗址(今尚存，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平城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西端。笔
者曾多次在此寻访，依稀可见残垣南折的痕迹。这里还有好几个大小不等的夯土台墩，亦当为
北魏遗迹，说不定与太祖道武帝天兴四年(401)所建的鹿苑台或别的什么台、殿等建筑有关。总
而言之，这是平城北苑与西苑交接处的一个重要所在，献文帝失势后在此居处是可能的。
另外，还需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在清道光年间所修《大同县志》上，上皇庄被写成上黄庄。如果不是无意中的笔误，就是因县志修纂人、县令黎中辅先生并不完全了解大同的历史而作的误改，因而不足为凭。二是上皇庄东南二三里还有个下皇庄。太上皇有，“太下皇”自然不会有的。
我以为这是在上皇庄出现若干年后，其南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村庄，当地人以上皇庄作参照物就
便命名的，不可因它的存在而怀疑上皇庄名的来历。
二、白马城
白马城基本上是在大同城的正北面，距城三公里。它东距御河一华里，隔河距白登山五六公里。其北紧靠北苑残垣，西离安家小村两公里多一点，向南一公里多便是大同火车站(人们公认的北魏平城宫城所在地)。
我是把白马城当作北魏早期的两大重臣崔宏(玄伯)、崔浩父或子的府邸看的。理由如次：
其一，崔宏曾被太祖道武帝封爵为白马侯。对此《魏书》有这样的记载：“太祖季年……尚书职罢，赐玄伯爵白马侯。”4太宗明元帝泰常三年(418)夏，崔宏卒，其子崔浩“袭爵白马公”5崔家的府邸以其父子的爵号命名是可能的。
其二，以崔家父子在朝廷中的卓著功劳和显赫地位，皇帝赏赐宅第是可能的。北魏建国初，崔宏、崔浩父子即由燕归代，其后父子历仕太祖、太宗、世祖三帝，凡五十余年，崔宏官至吏部尚书，“深为太祖所任，势倾朝廷。”6封白马侯后，复“加周兵将军，与旧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宠过之。”7明元帝神瑞初(416)，诏玄伯与南平公(长孙)嵩等坐止车门右，听理万机事”。8“泰常三年夏，玄伯病笃，太宗遣侍中宜都公穆观就受遗言，更遣侍臣问疾，一夜数返。及卒，下诏痛惜，赠司空。”9以崔玄伯在道武帝和明元帝时的地位，加之他“简约自居，不营产业，家徒四壁；出无车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养无重膳”的清廉官风和简朴生活，皇帝赐他一处宅第是不足为怪的。其实赏赐的事，在上面这段引文后就有所提及：“太祖尝使人密察，闻而益重之，厚加馈赐。”10可惜偏偏没有说到馈赐何物。崔浩在明元帝朝，特别是太武帝朝很有作为，功劳很大，地位更胜于乃父。明元帝就拜他为“相州刺史，加左光禄大夫，随军为谋主。”11尽管太武帝即位时由于一些贵族大臣的妒嫉，不得不让他暂时以白马公的身份归第，但很快又被委以重任，最后做到司徒。以他的功劳和声望，皇帝也有可能以其爵号赐给甲第。事实上，在北魏时皇帝赐宅给功臣的事不是没有的。《魏书．张祜传》就记下了一桩赐建宅第的事：“太后嘉其忠诚，为选甲宅。宅成，高祖、太后亲率文武往燕会焉。”
其三，白马城紧靠皇宫的地理位置，也与崔氏父子与皇帝的密切关系相符。如果平城宫城遗址就是现今的大同火车站及其以西的一带的判断不错的话，那么白马城就处在宫城北门外的皇家御苑左近。很可能是皇帝为之安排的一个特殊位置。这与我们已经知道的一般汉族大臣居住在南部郭城里坊中的情况不同，这里很可能是拓跋皇族诸王的住宅区。把崔宏、崔浩父子的住地安排在这里，半是出于恩宠，半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崔玄伯“朝晡步上”，如果住得太远，早晚步行上朝就会误事。太武帝则经常“引浩出入卧内”，而且“每幸浩第，多问以异事。或仓卒不及束带，奉进蔬食，不暇精美。世祖为举匕箸，或立尝而旋”，12君臣间这样频繁的往来，距离太远会很不方便。赐宅第是应该的或者就是必然的。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据《魏书·卢鲁元传》载：“世祖临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于往来，乃赐甲第于宫门南。”同是一个太武帝，因为他十来八天就要去一次卢鲁元家，就在宫门南赐甲第，使“其居近，易于往来”，那么对崔浩那样的人物，往来频繁已经到了全无君臣之礼的地步，在宫门北特赐甲第的可能性会更大。
其四，北魏时还有为功臣赐第筑城，且其宅第称“城”的例证。明元、太武朝大臣罗结，“年一百七岁，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悫，甚见信待……年一百一十，诏听归老，赐大宁东川以为居业，并为筑城，即号曰罗侯城”。“罗侯宅第称罗侯城，白马侯、白马公的宅第称白马城，是理之当然
的。而且这宅第也多半是皇帝赐建的，这样才能更显示其家族的恩荣。
三、小石子
小石子是大同西山根下的一个小村庄。它地当雷公山谷口，西南距上皇庄、东南距安家小村都差不多是两公里。三点逞呈鼎足之势。我反复寻思，用小石子作村名实在没有一点咀嚼头，
它背后的雷公山(西山)都是连山巨石，它对面的山谷里不是卧牛石就是砂子，丝毫找不到一点用小石子命名的理由。直到寻访了山谷内的鹿野苑石窟寺，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小石子是“小寺
子”的音变。
小寺子的“寺”，其义何在，我想有两种可能。第一种答案，也是比较正确的答案是，小寺子是指村西一公里山谷内的鹿野苑石窟寺。大和小总是相对而言的。那么“大寺子”在哪里?就在山南面十多公里的武周山，就是规模宏大的武周山石窟寺(今石冈石窟)。从创建年代看，武周山石窟寺无论是开凿于兴安初(公元452——454)还是和平初(460)都比鹿野苑石窟早(早
十多年到二十多年)。鹿野苑石窟的开凿，《魏书．释老志》是这样说的：“高祖践位，显祖移御北苑崇光宫，览习玄籍。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孝文帝即位是在延兴元年(471)，这时献文帝退居北苑，以经禅为保护伞，并仿照西方尸迦国波罗奈城东北十里许辟支佛修禅的鹿野苑建寺
“与禅僧居之”。从规模上看，武周山石窟寺“凿石开山，因岩结构，山堂水殿，烟寺相望”。14“石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余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栉比相连三十余里”。15而鹿野苑石窟寺则仅是一些极寒酸的“岩房禅堂”而已16。在云冈石窟这个“大寺子”面前，鹿野苑石窟自然是小寺子了。笔者曾多次拜谒这座小寺，其寺仅凿有四五个小洞窟，佛像存者仅有一两躯，还有一躯石雕像被弃置窟外，其余就是几间破败不堪的石禅房了。这几年窟西开石，窟前修
路，其境况更是可想而知了。
第二种猜想是，兴许小石子村原来有过一座小型寺院，因为它是民间所建，自然比不得皇家佛寺。因此村民将自己的寺院呼作小寺子，而将山内的鹿野苑石窟寺则称为大寺子(鹿野苑石窟的俗名就叫大寺庙，它还有个大名叫宏恩寺)。
顺便说一下鹿苑和北苑的问题。鹿野苑石窟由于地处鹿苑中，因此以苑名窟，(当然还有引
进西方鹿野苑的涵义)。严格地说，鹿苑和北苑是有区别的。鹿苑应当是太祖天兴二年(399)二月“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于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的皇家狩猎场。而狭义的北苑则是南起宫城北墙，北至鹿苑南垣的皇家园林区。后来二者则常常被混用。
鹿野苑石窟寺即小寺子，一则因为它是北魏中期那场有名的帝后政治斗争的产物，二则它处在
寇谦之及其门徒们曾封山炼丹的西山中，也当为北魏平城的一个重要去处。
四、卧虎湾
卧虎湾在大同市西北四五公里的上下皇庄一带。从这个“虎”字我想到它与北魏平城虎圈的联系。据《水经注·水》载：“如浑水又南分为二水，一水西出南屈，入北苑中，历诸池沼，又南迳虎圈东，魏太平真君五年成之，以牢虎也，季秋之月，圣上亲御圈上，虎士效力于其下，事同奔戎，生制猛兽，即《诗》所谓袒裼暴虎，献于公也。故魏有捍虎图也。”我以为，“西出南屈”之如浑西水，实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大沙沟的洪水。其主流源于今大同市新荣区户部乡的畅家岭，沿谷经鹿野苑石窟到小石子出山，再入大沙沟经安家小村、白马城，基本上是沿着鹿苑南垣以北一线注入御河(如浑水)。此流北魏时曾被开渠南屈引入北苑，引水口就在安家小村西，至今
宛然可见。“西出南屈”者，此之谓也。再一个源流是太祖道武帝天兴二年(399)修鹿苑时“凿渠引武州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的引水渠。其主渠道西南起于小站村东引水口，向东北经下皇庄入西苑、北苑，在陈庄一带与大沙沟引水渠相会，注入宫城内外。这两条引水沟渠均流经下皇庄及卧虎湾，因此可以断定它们就是“又南迳虎圈东”的如浑西水，那么引水渠西的西山东麓，即今卧虎湾就是当时虎圈的位置。
虎圈建成后，北魏的皇帝每年都要到这里射猎作乐。如太宗明元帝“永兴四年(412)春二月癸未，登虎圈射虎。”“高宗文成帝和平四年(458)“夏四月癸亥，上幸西苑，亲射虎三头。”18显祖献文帝皇兴“二年(468)春二月癸未，田于西山，亲射虎豹”19。“文明太后冯氏和孝文帝则在此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考验。“太和二年(477)，高祖及文明太后率百僚与诸方客临虎圈，有逸虎登门阁道，几至御座。左右侍御皆惊靡，(王)叡独执戟御之，虎乃退去。”20王叡救主功劳确实非小，难怪自此之后，这个宠臣在文明太后面前“亲任转重”，宠爱有加。无疑与这次帝后历险时奋面保驾有关。太和六年(482)“三月庚辰，(孝文帝)行幸虎圈，诏曰：“虎狼猛暴，食肉残生，取捕之日，每多伤害，既无所益，损费良多，从今勿复贡。”“此后虎圈是不存在了，但卧虎湾这个地名却至今犹存。
顺便说一下西苑。上面所引《魏书》几则皇帝行幸虎圈的记载中，有时说虎圈在西苑，有时说在西山，有时说是北苑向南再经诸池沼以南的地段。无论是“西苑”、“西山”还是北苑的南面，所指都是北魏平城西郭外的西苑。西苑的范围，北起鹿苑南垣，东自平城西郭墙。最初的西界可能是上皇庄往南一线，后来到太武帝建虎圈时，已扩大到西山。这样郭城西便统统称西苑了。
关于《水经注》中的“故魏有捍虎图也”一语，也有必要说几句。记得有人曾指出这一句可能不是郦氏原文。看来这是对的。很明显这句话是为《诗经》中的“袒裼暴虎”作的注脚，但却注错了。北魏的捍虎图原本是表彰王叡捍虎救主的壮举的。还在王叡生前，文明太后对他的恩宠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及其死后，“高祖、文明太后亲临哀恸……将葬于城东，高祖登城楼以望之……又诏褒叡，图其捍虎状于诸殿，命高允为之赞。”22如此看来，《水经注》中的“故魏有捍虎图也”肯定是后人加上的注文。试想，帝后历险后七八十年的魏收尚且能够对王叡捍虎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生于当时的郦道元怎么反而会糊涂至此?
五、白泊洼
白泊洼在今大同市区的西北角，西北与卧虎湾相邻。忘记是在那种大同地方志上，我曾见到过，白泊洼是作“白碑洼”的。这个“碑”字，使我想到了崔浩修北魏《国书》并刻石衢路而遭杀身之祸的那场悲剧。那么，这里是不是当年崔浩立《国书》碑林的所在呢?
对于这件事，《魏书．崔浩传》是这样说的：“著作令史太原闵湛、赵郡郄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浩赞成之。恭宗善焉，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初，郄标等立石铭刊《国记》，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真君十一年(450)六年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因为写书刻碑遭此大祸，且惨不忍睹至此者，世所罕见。
连千里之外的南朝对这一事件也知之甚详。对于立碑，《南齐书·魏虏传》是这样说的：“城西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其《国记》，于邺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长丈余，以充用。”《魏书》和《南齐书》这些记载就立碑事本身告诉我们：(一)、《国书》和《五经注》刻于平城之西，其地东距城、西距坛(郊天坛)都是三里。(二)、碑林规模宏大。《南齐书》说是从邺城石虎的旧宫运来六十块一丈多长的花纹基石以充用。既是充用，就不是全部。其全部一定大大超过此数。事实上要把一部《国书》和崔浩自己所注的《诗经》、《论语》、《尚书》、《易经》、《礼传》23全部刻出来，我看没有数百通石碑是不够的。如果《敢魏书》所言“方百三十步”不错的话，此处当是一块差不多七十亩大小的地方，按每亩立十通碑算，少说也得立六、七百块，所以叫百碑洼是有道理的。百者，言其多也。(三)、此举影响深远。按《魏书》记载全部用工三百万个，就是一千人也得干十头八载(三百万似有误)，加之地处衢路，路人皆观之，这项工程在当时京都平城的官民中一定是众所瞩目，人尽知之。加之它与这次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和杀戮事件有直接关系，后来碑是被彻底毁掉了(可以想见，毁碑的声势一定十分壮观，异乎寻常，其影响比立碑也不会小)，但这一事件、这块地方却长期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下面，我们进一步讨论一下《国书》碑林的地理座标。
《魏书》说是“天郊东三里”，《南齐书》则说是“城西三里”。由是观之，《国书》碑林区当东距平城西垣三里，西至郊天坛三里。那么，郊天坛在西郊的什么位置呢?我认为它当位于北魏的宫城(即今火车站及其以西一带)正西，在西宫，墙到西山根之间比较居中的地方，绝不会紧贴山根建坛。具体点说当东距宫城为四五里，西离西山为三四里，大体上是现在的下皇庄靠南、阳合坡之东(前几年，这里修外环路时，曾出土过排列整齐的条石基础)。这是我从建坛的时间判定的。
据《魏书·礼志》载：“(拓跋硅)天兴元年(398)，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祀天之礼用周典，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徽帜有加焉。”这是大代定都平城后，拓跋硅在宫城西郊举行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祭天仪式。其后在天兴三年(400)、天兴四年(401)也举行过几次一般规模的郊天、祭月活动。比较大而且正规的一次是在七年以后，“天赐二年(405)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为方坛一，置木主七于上......自是之后，岁一祭。”《魏书·礼志》对这次祭祀活动记录得十分详尽，从祭坛的形制、参加的人员、祭典的程序都无一遗漏地记录下来。这次不仅严格了以后的岁祭制度，而且也规范了祭祀仪式。看来自此之后，到太和十八年(495)孝文帝“诏罢西郊祭天”24，西郊天坛的岁祭一直没有间断，而且郊坛的位置也没有改变过。而这个位置是公元398年定都平城时就与都城特别是宫城及其他重要建筑一并规划确定了的。这就是我想要说明的，平城郊天坛所处的位置，是以定都初期规模很小的宫城为参照的，因而它的位置一定不会很靠南。
郊天坛的位置基本确定了，我们再看一下《国书》碑的位置。按照《魏书》和《北齐书·魏虏传》的说法，《国书》碑林在郊天坛东三里，东距城也是三里。两个三里，加起来是六里。如果真从今下皇庄到阳合坡之间往东走六里，差不多该是现在的火车站，就是说城墙或西宫墙就要被挤进宫中。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设想，《国书》碑林与郊天坛的方向不是正东正西，而是向东偏南，话就说通了。按照“截平城西为宫城”25的实际情况，北魏初建的平城一定比此前的平城靠西。根据《辽史．地理志》西京大同府“广袤二十里。门：东曰迎春，南曰朝阳，西曰定西，北曰拱极。元魏宫垣占城之北面，双阙尚在”，以及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在府北门外，后魏故宫也......迁洛以后，日渐颓废，今仅有二土台，东西对峙，盖故阙门也”的记载，可以断定，北魏宫城南门外的双阙、北魏的宫城(主体建筑是西宫)，与辽金，以至明清至今的大同城处在同一条南北轴线上。平城初创时，其东西长度怕是不会超过明清大同城的规模。它的扩建主要是在明元帝时。泰常七年(422)九月“辛亥，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36，若是一座周回三十二里的方城，边长该是八里，而经实地考察，在火车站一带东起御河西迄西山，其间空地不过十一二里，如果扩建的郭城东西八里，郊天坛就被圈进郭城去了，《国书》碑更不要说了。所以还是《南齐书·魏虏传》的说法有理。平城的扩建主要是向南延伸，因为向东有御河天堑，限制了其发展(不过河东的故平城，亦即当时的司州城应属平城郭城的范围)，向西有所发展，但不能太多，因有西山作屏，西苑也不能占得太多，郊天坛位置更不能改变。于是只有向南发展了。我猜想北魏周回三十二里的
郭城，很可能是东西宽六七里、南北长九至十里的一个长方形。从现在的迎宾东路往北到火车站以北应当全属郭城的范围(宫城包于其中)。上面说过，宫城建于道武帝天兴元年(398)，郭城建于明元帝泰常七年(422)，崔浩的《国书》和《五经注》刻石则立于太平真君年间(440—450)。立碑距扩城已有二十余年，这时人们心目中的城西，自然与平城定都建宫室立庙、坛时的概念不同了。《南齐书·魏虏传》所谓“城西三里”的城西一定比郊天坛靠南。这样我讲到的《国书》碑林位于今白泊洼的臆想就可以成立了。
一些史料在说到郊天坛的时候，还提到了“郊天碑”。这里有必要再说几句。《南齐书．魏虏传》说：“城西有祠天坛(即郊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飞马尾被，立坛上。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盛陈卤簿，边坛奔驰，奏伎为乐。”《水经注．水》云：“城周西郭外有郊天坛，坛之东侧有郊天碑，建(延)兴四年(474)(《魏书》作延兴二年)立”。献文帝为何要在郊天坛东侧立碑?《魏书·礼志》中下面这段话可能就是答案：延兴二年(472)“六月，显祖以西郊旧事，岁增木主七，易世则更兆，其事无益于神明。初革前仪，定置主七，立碑于郊所。”西郊旧事”指何而言，从这段话看是说“岁增木主七，”以为这样太繁琐，于是进行了改革并为此立碑。我想这西郊旧事，很可能有指《国书》、《五经注》刻石被毁和崔浩被诛的意思。为“革前仪”而立碑，是不是对这一事件做出的某种表示呢?试想，崔浩被诛不久，太武帝即发出“崔司徒可惜”27的浩叹，献文帝对崔浩的功过自然是清楚的。从孝文帝太和中追录功臣时，以崔浩的父亲崔玄伯配飨庙庭，也可以窥见乃父立碑的用意。而立郊天碑的地方是不是就是那块荒芜已久的《国书》碑林旧地呢?如果是这样，倒是一种绝好的补偿。
六、二猴圪瘩
二猴圪瘩，在御河东岸的古城村南一里多。这里是曾出土过许多北魏遗物的夯土高台遗址。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都怀疑它是北魏孝文帝时阉官王遇所建的祗洹舍遗址，但却难于证实。其实只要把“二猴”两字换个写法，问题就解决了。
原来它的真名是“耳侯圪瘩”。
郦道元《水经注·水》有这样一段记载：“(平城)东郭外，太和中宕昌公钳耳庆时立祗洹舍于东皋，椽瓦梁栋，台壁棂陛，尊容圣像，及床坐轩帐，悉青石也，图制可观。所恨唯列壁合石疏而不密。庭中有祗洹碑，碑题大篆，非佳耳。然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峙相望，**东转，兹为上矣。”
这处形制可观、富丽堂皇，可供僧俗居处的名寺的主人和设计者就是文明太后的宠阉王遇。关于王遇，《魏书》有传。《王遇传》云：“王遇，字庆时，本名他恶......为羌中强族......自云其先姓王，后改氏钳耳；世宗时复改为王焉。”“遇坐事腐刑......迁散骑常侍......进爵宕昌公。拜尚书，转吏部尚书，仍常侍。例降为侯。“遇性巧，强于部分。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庙，洛京东郊马射坛殿，修广文昭太后墓园，太极殿及东西两堂、内外诸门制度，皆遇监作。”“卒于官......赠使持节、镇西将军、雍州刺史，侯如故。”
上述引文说明：
(一)王遇的羌族姓氏是钳耳，在平城时一直姓钳耳，直到迁洛后才改姓王（所谓世祖时复王姓不可信）。因有宠于冯太后，封为宕昌公，后从大例降为宕昌侯。死后宕昌侯的封号未变。
(二)王遇极具建筑才能，从平城到洛阳主持了许多皇家重大建筑项目。他在平城设计监造的永固陵、灵泉宫、云冈石窟第九、第十双窟等重要建筑工程，在当时—定名气很大，他本人也享有盛名。
以他在朝廷中的恩荣和建筑专长，以及这方面的成就，他在皇都平城附近为自己精心设计和建造的寺院一定不同凡响，肯定会被朝野上下所注目。这处建筑之所以享有盛名，大概还与它的特殊结构有关。在构造上这座寺院与他为文明太后在永固陵前所建的文石室一样，从上面的椽瓦梁栋到下面的台壁棂陛，从诸多佛像到床坐轩帐，全部都是用青石雕造的。看来建石室确是王遇所长。郦道元说，尽管墙壁的石缝不太严整，碑刻大篆书法不太出色，但在京城众多寺庙建筑中“兹为上矣”。正因为如此，这座寺院成了当时京城的一处有名景观。很可能当时老百姓就称它为钳耳侯精舍或钳耳侯佛寺(取捷便称耳侯精舍或耳侯佛寺)，后来寺院倒塌成一块高地，人们便改口为钳耳侯圪瘩或耳侯圪瘩。如果不是因为这处建筑当时就很有影响，魏都平城那么多王公贵族宅第、寺院，郦道元为什么肯独独在这座祗洹舍上费那么多笔墨呢?
从现在二猴圪瘩的地理位置看，与《水经注》“东郭外”、“东皋”的记载吻合。从此处夯土层
的特点和前些年在这里发现的北魏时的复盆础石、众多的水波纹、联珠纹、弦纹饰陶片等28，也
进一步证明了这一遗址的可靠性，也说明我的判断不谬。
七、古店
古店即大同城北八九公里的古店镇。多年来我对这个地名总有点不解，因为我们常见的地
名有古城、古县、故驿等，一处留人小店，何必言古?如果把它看作古殿，就可解了，合理了。它也就可以纳入我以大同今名说平城之古的视线了。
《水经注·水》云：“如浑水又东南流，经永固县……右会羊水……羊水又东注于如浑水，乱流经方岭，上有文明太皇太后陵……又南迳灵泉池，枝津东南注池，池东西一百步，南北二百步……南面旧京，北背方岭，右右山原，亭观绣峙，方湖反影，若三山之倒水下。如浑水又南迳北宫下，旧宫人作薄所在。”
经实地考察，如浑水从大同市北四十公里的得胜口入长城后确是东南流向，西面先会圈子
河又会淤泥河。“经永固县”，“右会羊水”的羊水是圈子河还是淤泥河很难断定，从方位上看似
圈子河，从水量上看又像淤泥河。淤泥河从内蒙凉城发源，从大同市新荣区的穆家坪入长城，由西北到东南几乎流经整个新荣区，然后从古店镇的孤山村和山底村分别注入御河(比《水经注》所说的合流口稍偏南一点)。如果把淤泥河看成古羊水，那么御河在接纳淤泥河形成孤山乱流之前流经的永固县该是方山永固陵西北五六公里的宏赐堡了。“南面旧京，北背方岭”的灵泉池宫这处皇家行宫兼游览区，则在孤山村与黍地沟村之间(《水经注》“枝津东南注池”一语不完全对，因为西北来的那条万泉河水量更大，胜于发源于采凉山、从东南流到三百户营村与万泉河汇合的另一条支流)。御河从孤山顺流而下，大约五公里便是古店镇了。这与“又南迳北宫下”是吻合的。这就该是《水经注》所谓“北宫”、“旧宫”了。这地方很可能是早年建造的一处行宫，后来其地位被灵泉宫代替，便成了一处失宠宫人从事编薄(帘子)这种手工劳动的作坊了。
旧宫，换个名儿就是古殿，后来讹为古店。以其功用又名为薄城。
以上我把二十多年在大同工作期间经过一些思考和查访认为与北魏平城有点联系的几个
地名做了一点今名说古的工夫。上面谈了七个。另外关于恒山悬空寺即太和年间东迁的崇虚寺早著文谈及。还有一些地名，如小石子附近的圣水沟，是否与平城北苑中的神渊池或北郊的方泽有关，大同火车站东里许的友雅巷是否曾建过北魏名臣游雅的府第，云冈石窟对面的晋华宫是否皇帝行幸石窟寺的一处行宫，城西南的平旺村是否北魏的平齐郡，白登山北麓的花园屯，是不是太宗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新建的东苑的一处主体景观，等等。这些都有待于有志于斯道者研究、考订。我写这篇东西的方法，说得好听点是音训，是循名责实，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没有多少根据的望文生义。虽然力求寻找点论据，甚至做了一些铺陈，但限于本人学识，自觉有说服力的货色不多，错谬之处一定不少，斗胆写出，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注释：
①②(3)《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三》宋明帝泰始七年(471)。
④⑥⑦⑧⑨⑩《魏书·崔玄伯传》。
⑤(11)(12)《魏书．崔浩传》。
(13)《魏书·罗结传》。
(14)《水经注．纍水》。
(15)《续高僧传．卷一》。
(16)
《魏书.释老志》。
(17)(26)《魏书·太宗纪》。
(18)《魏书．高宗记》。
(19)
《魏书．献祖记》。
(20)(22)
《魏书．王叙传》。
(21)(24)
《魏书·高祖传》。
（23）《魏书．高允传》。
(
25)《南齐书·魏虏传》。
(27)《魏书．世祖记》。
（28）用大同历史学会编《北朝研究》第一辑中张增光先生《平城遗址辨》文中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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