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那个和戏子私奔的富家女，后来怎么样了？

最爱历史本尊 202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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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应该是一个幸福生活的开始。

这是1873年初冬的一天，清朝同治皇帝还在执政。杨月楼正在和未婚妻韦阿宝在上海租界文运里附近的一个房间举行秘密婚礼。杨月楼是当时有名的京剧演员。韦阿宝是广东香山一位富商的女儿。

这不是一次平常的婚礼。因为婚礼正进行中，一些不速之客突然到来。他们是上海的县差和巡捕。举办婚礼的房门紧闭着。来人打穿墙才进到房间内。杨月楼想逃走，跳下楼但被抓住。韦阿宝被当场抓获。来者同时还查抄了韦阿宝的嫁妆——七大箱衣物首饰。

随后公众舆论迅速发酵。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杨月楼案。

▲ 杨月楼案登报（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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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结婚甚至会面都带有几分传奇色彩。

1844年出生的杨月楼，从小在北京京剧业闯荡。当他成名后，自立门派“忠华堂”。目前并没有关于杨月楼生活非常详细的记述。但他属于长相和才华兼具的著名演员。杨月楼身材魁梧，长相俊朗。在技艺方面，他武功娴熟，嗓音洪亮。

1872年，杨月楼进入了当时上海滩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京剧戏院丹桂园。即使在人才济济的丹桂园，杨月楼也是出类拔萃的一个。杨月楼之所以要去上海，是受当时圈内风潮的影响。同治年间，上海的京剧业发展很快，待遇颇高。京剧文化在上海的社会各阶层普遍流行。因此许多名角南下到上海闯荡。

上海图书馆收藏有《绛芸馆日记》。这是一位外号为“绛芸馆主人”的人士的日记。“绛芸馆主人”是个戏剧迷，一年就到丹桂园观戏一百多次。他在当时应该属于上海滩的上流阶层。

“绛芸馆主人”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杨月楼时，描述当时的场景“颇为热闹”。当他第二次观看杨月楼演出时，场面“热闹之至，戏亦十分可观”。

作为资深戏迷，“绛芸馆主人”很快和杨月楼熟络。他们曾经多次一块畅饮。当杨月楼后来被捕入狱后，“绛芸馆主人”在日记中为他叫屈，“以风流小过，办如江洋大盗，诚不解问官居心! 总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余深为月楼抱屈耳。”当后来读到《申报》关于杨月楼案的报道后，“绛芸馆主人”评价为“公道自在人心”。

杨月楼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名气，很快成为上海滩响当当的名角。他的表演总是吸引众多戏迷观看。丹桂园和另一个戏院金桂轩甚至为了争抢杨月楼而打起了官司。

一天，杨月楼表演了《梵王宫》。这部戏剧讲述了元末时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两人在一个庙会相遇并相爱。女子甚至在回家后得了俗称的“相思病”。后来男子男扮女装到了女方家里。两人私定终身。最后，两人克服重重障碍，走到了一起。

这是个美满的故事。它迷倒了一个少女观众。她是年仅十七岁的韦阿宝。

▲清·沈容圃《同光十三绝》（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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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阿宝是客居上海的广东香山人，和母亲韦王氏住在一起。她的父亲是一位洋行买办，在广州、香港等地经商，常年不在她身边。

韦阿宝被杨月楼的表演倾倒，一连看了三天《梵王宫》。回家后，像戏剧中的女主人公一样，韦阿宝陷入抑郁状态，俗称得了“相思病”。

思念难耐的韦阿宝给杨月楼写了一封情书，“细述思慕意，欲订嫁婚约”。和情书一起送出的，还有一个八字贴，是古代订亲用的。杨月楼此刻已经是闯荡江湖多年的艺人。收到书信的他有点疑虑，担心有人想害自己，就没有回应。迟迟收不到回音的韦阿宝最终生病了。

韦阿宝的母亲韦王氏是个开明的女人。她为了女儿，就托人去向杨月楼求婚。杨月楼在征得母亲同意后，最终同意了订亲成婚。杨月楼此时的心路历程到底如何？为什么他会在两人没有深入交往的情况下答应这门亲事？他并没有留下可供窥探的线索。但据李长莉在《从“杨月楼案”看晚清社会伦理观念的变动》一文中的分析，杨月楼是受到了追求身份平等的动机驱使，因为他在生活水准上已经比得上富家子弟了。

没想到，两人订亲后，被韦阿宝的叔叔知道了。这位叔叔持有保守观念，坚决反对两人订婚，理由是违反了当时的“良贱不婚”律法。“惟退婚方不辱门户”，这位叔叔放下狠话。

“良贱不婚”是杨月楼案的重大母题。在封建社会的不平等落后观念之下，演员被归于“贱民”，区别于士农工商等“良人”。按照这种观念，杨月楼归于“贱民”，而韦阿宝归于“良人”。双方之间的婚嫁隔着一道法律的藩篱。《大清律例 · 户律 · 婚姻》中对违反“良贱不婚”的惩罚规定是：“凡家长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做。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长知情者，减二等，因而入籍为婢者，杖一百。”

虽然在实际执行中，这些落后的律法逐渐松弛，但有这样一个律法悬在头顶，对社会观念的发展总是一个禁锢。

上海是一个受西方现代观念影响很大的地方。生活其中，杨月楼和韦阿宝的思想也比较新潮。他们决定冲破“良贱不婚”这个禁锢，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时，他们想到了私奔。

▲晚清民国时的上海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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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农历十一月初一，韦阿宝携带着嫁妆悄然离家。杨月楼在外边不远处接应。两人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准备举办秘密婚礼。

不想他们的私奔走漏了风声。韦阿宝的叔叔充当了一个“商界法海”的角色。他联合在上海的香山籍商人，将杨月楼以“拐盗”的罪名告到了官府。这样，官府的执法者冲到了他们的结婚现场，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这个普通案件之所以成为“奇案”，是男女主人公相遇的离奇，审判定性引发的巨大争议，以及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剧烈碰撞。

案件迅速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事实上，韦阿宝和杨月楼在押解过程中，就有大群闲人尾随围观。

随后，杨月楼案在上海县衙进行了审理。审理的法官是上海知县叶廷眷。从杨月楼的角度看，碰到叶廷眷是一件不幸的事。因为叶廷眷和韦阿宝一样，是广东香山籍。和韦阿宝的叔叔一样，他带有明显的家乡宗族立场。据《申报》的报道，叶廷眷对此案的态度是“痛恶月楼，素行不端”。这样的倾向性也注定了该案初审的结果。

当天晚上，案子的审理就开始了。杨月楼被吊打了一晚上。

知县叶廷眷问询韦阿宝时，后者的回答是“嫁鸡随鸡，绝无异志”。韦阿宝坚定了自己要和杨月楼在一起的决心。她这话激怒了叶廷眷，被打了两百巴掌。

在严刑拷打之下，杨月楼受刑不过，只得诬招自己和韦阿宝私通并将其拐走。他当时的供词把故事完全变成了另一种版本。他说自己在表演时遇到了韦阿宝，见她“风姿可爱”，就贿赂与她在一起的乳母。随后两人相遇并在一起相处。

捕房随后在杨月楼家搜出一盒药末，颜色黝黑，味道奇香，好像是春药。韦阿宝经过法庭检验，已不是处女。这些事实，后来成了初审定案的证据。

在此案中，韦阿宝的母亲韦王氏是撮合两人婚姻的。因此，案发后，韦王氏积极奔走，想方设法让两人获释。但她找同宗族叔时，对方不愿帮忙。她只好带着相关证物自己去找法庭，声明是自己同意他们两人成婚的。但知县叶廷眷不为所动。他认为，韦阿宝的父亲因商捐官，作为公务员，不可能不知道“良贱不婚”的律法。此案暂时悬着，涉案的杨月楼和韦阿宝继续关押。不久，韦王氏在忧虑中去世。

等韦阿宝的父亲在十二月回到上海后，他声明自己对这桩婚姻并不知情。这样，主动承担责任的韦王氏去世，而韦阿宝的父亲又撇清责任。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文化背景下，审判变得对杨月楼不利了。

此外，还有多种因素对杨月楼不利。香山籍商人联名控告杨月楼“淫恶不法”。此外，杨月楼被揪出另外一件事。此前，在小东门一家当铺，杨月楼与戏班滋事被控告。他被定性为“不安本分”。这种种因素，在该案的舆论场中，给人一种杨月楼是“惯犯”的暗示。

叶廷眷将杨月楼初审定罪为“诱拐”。这是该案所能定的最重的罪名。学者石泉认为，最终把杨月楼定罪为“诱拐”，是因为主审官员掌握的案件信息不完整，以及受自己主观性的影响。

事情闹大了。现在整个上海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

韦阿宝的商人父亲不愿意再把女儿领回家。韦阿宝被判给善堂（清代官办婚姻介绍所）责配，最后配给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

杨月楼案到了上级法庭的时候，他翻供了。当时，上级法庭是松江府。当松江府太守提审杨月楼时，他叩头喊冤。太守颇为怜悯他，说“汝之被冤，吾知之矣。”听到太守这样说，内心忧虑、生死未卜的杨月楼说，“小的复有生望矣。蒙大人秦镜高悬，实罪民之生死而肉白骨也。”但此案转到娄县县令复审时，结果维持原判。杨月楼被打了两百大板，还被警告不许翻供。

▲ 晚清京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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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月楼案成为那几个月上海滩主要的话题之一。舆论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持保守立场的一派，痛骂杨月楼，认为他在诱奸韦阿宝，坚决主张将杨月楼严惩。《申报》提到，“街谈巷议，实令人不堪入耳。”有人认为，“月楼素行不端，人所共恶”。较为宽容的一派，则认为杨案应该纳入“良贱不婚”的范畴，不适用过于严厉的刑罚。

该案最大的争议就是它的判罚。初审定的罪名是“诱拐”，而不是多数人认为的“良贱不婚”相关律法。而根据杨月楼的行为，他们履行了正常婚姻的程序。清律对“诱拐”的惩罚要重得多。《大清律例·刑律·盗贼下·略人略卖人》规定，“凡诱拐妇人、子女，或典卖，或为妻妾子孙者，不分良人奴婢，已卖未卖，但诱取者，被诱之人若不知情，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绞监候，相当于死刑缓期执行。

杨月楼为何没有获得更严重的判决，比如绞监候？学者马薇薇认为是《申报》的关于司法公正的报道帮了忙。

沪上有名的《申报》持续关注了杨月楼案。据马薇薇的研究，受消息源影响，《申报》开始报道此案时，措辞是官方口径，比如出现了《杨月楼诱拐卷逃案发》这样的题目。但社会上的强烈批评给了《申报》很大压力。《申报》于是选择把各种观点都刊登出来。当时围绕案情发生了各种激辩。有的观点同情杨月楼，针砭封建桎梏。有的则站在传统一方，支持“良贱不婚”的律法和习俗。

后来，《申报》受到了来自香山籍商人的压力，态度趋于保守。最后，《申报》停止刊发关于杨案的读者来稿，只刊登香山籍商人写的稿。《申报》累计刊发了关于杨案的报道、评论文章五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