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18 我总是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相遇过的人和经历过的时光念念不忘，总有一种对往事的忧伤陪伴着那颗怀旧的心。  细细盘点这四十多年来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虽然已经万千山水，但心中总是装着我清贫的故乡。因为，当年的我就是从这个清贫的地方出发，沿着黄土高原上那条尘土飞扬的山路，走向远方。是故乡，给了我最早的倔强和勇气。 前些日子，大概是想着要回老家过年的缘故，我用一个中午的时光写了一篇短文《家在王石窑》，有朋友读完后调侃我说：是不是要把“王石窑”炒作成五线城市加“网红”打卡旅游点？这样从没想过的提法倒是令我顿时惊愕不已——我的家乡真的能承载起这样的想象吗？ 这些年奔波在外，王石窑于我而言，更多地都积淀成了回忆，这回忆中饱含着清贫与欢乐、幸福与迷茫，也饱含着对过往念念不忘的真情。当然，又有谁不对自己的故乡总是含有着这般情愫呢？  与陕北高原的无数个小村庄相比，王石窑普通到即便我挖空心思也找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要说唯一有什么区别的话，大概只能有一个地方与众不同，那就是我的村子王石窑没有任何一座庙。 我实在想不出来，为什么我的王石窑怎么就没有一座庙呢？哪怕是再小的规模、哪怕是仅仅供奉一个神龛的小庙都没有。  我不知道像王石窑这样没有庙的村庄在陕北还有多少，但我知道在“诸神并存”的陕北，有大量庙宇散布在村村落落间。据我的师兄杨蕤教授在《陕北文化散论》一书中记载，仅陕北横山区就有1095座稍具规模的庙宇，“稍具规模”是个什么标准我一时拿不准，但至少应该是有一些较大的建筑或者院落的吧。 当然，没有庙的王石窑并没有缺失自己的信仰体系，这从我的乡亲们平时为人处世的过程中即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 没有庙的王石窑导致我的童年岁月中缺失了一次又一次关于信仰的最直接的培育机会。因为后来我知道，很多农村因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大规模恢复、重建庙宇的过程中，以神灵的名义所举行的隆重的仪式，给了许多孩子最生动、最直接的关于品行和信仰的教育。 没有庙宇的王石窑使得我们缺少了这一课，也使得村里的人常常只能到别的村的庙会上去看戏，而自己从来都不能充当庙会上的主角，也不能够热情地迎请四乡八村来看戏的亲戚们到自己家里来吃一顿饭，也使得我在长到十多岁时还没见过任何一尊神像、一块壁画。 十二岁那年夏天，爷爷带着我去后山的李有清村去看戏，本来从来都不进庙里烧纸、磕头的爷爷却在那个“撒戏”后的中午，非拉住我的手要带上我进入寺庙的大殿里去给主神烧张纸，然而，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我就在进入山门的刹那，突然感觉走进我视线的哼、哈二将手执武器似乎就要从两面向我扑来，令我左右躲闪都不及，这两尊高大威猛、生动逼真的塑像可真是吓得我不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庙里的塑像。直到今天，我去任何一处宗教场所，在进入寺庙山门时仍然能想起那个吓出我一身鸡皮疙瘩的瞬间，为此，我后来常常要给进入山门前的自己使劲壮壮胆，提醒自己，那只是雕塑。 时间催人老，可王石窑却“冻龄”一般变化不大。如今回乡，只有两个地方让我感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就是村里居住的人越来越少，当年耗尽心血修建的窑洞整院整院地荒废，看得人很是心疼；其次就是较之于我的少年时代，流经村庄的那条无名河的河床越来越低，河水越来越小，这甚至影响到清甜甘冽的井水都快不够吃了。 不变的还是那些散步在村庄周围的山和依然贫瘠的土地。今天，我的那些亲人们依然还在这里用最艰辛的劳动链接着最微薄的收入，累死累活种了几十亩山地，一年下来却难以换来满意的收获。 然而，就是这些贫瘠的土地，曾经也是村里人收入的唯一的渠道，是终身奋斗的唯一舞台。 每到过完年要迎来春天的开耕之前，村里的人总有几个夜晚要吵个不停——因为婚丧嫁娶等变化的缘故，除了各家的自留地，每年总会要把一部分承包地进行重新调整。分地的会场上总是混合着的旱烟味、脚臭味，使得队长家半夜半夜不能睡觉，整个窑洞里不断的争吵总也没完没了，那时的我总是紧张地看着大人们剑拔弩张的争吵，生怕他们打起来。可后来我发现一个规律，他们的争吵总是有一个底线的，往往，到了临近极限的时候，总会有人出来制止住，随即转移到另一个争吵的领域。村里大人们的争吵总是因着血缘的远近和平时关系的亲疏而自动分成几派，这时通常道理倒并不是最关键的，其实在争吵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平时谁的威信高，谁的影响大。再后来我又发现，许多事情，争吵来争吵去总也没什么结果，常常是一个问题从头吵到尾，又重新开始吵，反反复复，到最后，吵到疲惫了，总是会被一种古老的方法终结——抓阄。 粗黑的老碗里放着一些写了数字的“纸蛋蛋”，这些“纸蛋蛋”连接着另一张纸上议定好的内容，于是，命运就交给了自己的手气。 “你先来。” “你怎不先来？我才不先来，你先来。” “我先来，可他妈的。” 不论结果如何，抓阄的结果就是最后的宣判，好像没有谁不能接受。雄心万丈而又漫无目的的争吵就这样被这种古老的方式宣告平息。于是，第二天，土地便有了新的主人，各家也就忙开了自己的营生，包产到户的庄稼人自己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他们知道，自己的全部收获都会凝结在汗水里。 偶尔，我们也能遇到一些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那一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村里突然来了一位面容姣好而且识得字的中年妇女，虽然看上去衣服倒还整洁，并且留着当时中年妇女流行的短帽盖发型，但她的一口外地话和语无伦次的表达方式已经足让村里人知道她就是一个疯子。 在小学当老师的大叔拿来一本语文书，这个疯女人竟然带着淡淡的微笑翻开就读，用大叔的话说就是念得“熟溜堂堂”。 她是谁？她从哪里来？她为什么会这样？这显然不是个哲学问题，而是大家集体存在心底的好奇。 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的王石窑人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或许大家也没有想过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只是想着过两天她就会走了。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个疯女人大概是因为好心的王石窑人尚能在饭点时随手递给她一碗饭吃的缘故，她竟然留在了王石窑不走了。每次，当有人递给她饭吃时，她也不说谢谢，只是迷起眼睛微笑着，点着头以示感谢，今天想来，这倒是一种文化人才具备的优雅。 因为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敢靠近她，于是，我们一帮小伙伴便给她起了个定义准确的名字——“疯婆”。 “疯婆”也不白吃王石窑人的饭，住在村前头破山水洞里的“疯婆”每天都在村里前沟台子的玉米地里为各家新刨出来的玉米茬子打土。本来，“打玉米茬茬”这个每年开春都要由各家的孩子去完成的既呛人又辛苦的营生那年春天基本上由“疯婆”承包了。 几天以后，每天都在打“玉米茬茬”的“疯婆”便没有了刚来时候的干净利落，完全呈现出一个“疯婆”才会有的衣着状态。可这个“疯婆”似乎从来不会吓唬小孩，而且见了村里的小孩总是盯着看，并且报以十分明显的善意。渐渐地，我们也敢于走近这个“疯婆”，在递给她一小块“黄馍馍”的时候看着她发自内心的微笑。 然而，事情变故却发生在半个多月后的一个傍晚。大概也正是因为“疯婆”平时对小孩子没有恶意的缘故。 那天，不知道是谁起了个头，村里一群十来岁的半大孩子突然开始对这个“疯婆”开始了“发难”。起先是戏耍着她，你一把我一把地推着她玩，而后就是你一拳我一拳朝她身上打，再到后来，当“疯婆”开始还手的时候，就逐渐变成了朝她身上扔土块打，再后来已完全成了大家集体的疯狂。尽管“疯婆”已经躲在那个破洞里，但仍然被飞来的石头、土块打得“嗷嗷”直叫，从洞顶上溜进的黄土呛得“疯婆”咳嗽个不停。她用一口外地话说着一些我们并不能听懂的话，大概也就是谩骂和求饶，但这丝毫没有被我们接受，暴力继续在上演。当村里的大人用大声的呵斥都无法制止的时候，拳头的暴力最后才制止住这场由十来岁的孩子们发起的暴力。 第二天，“疯婆”离开了王石窑，有人说在高镇见到了这个“疯婆”，满身是伤，脸上还有血。 在接受大人训斥的同时又传来一个令我们惊悸到内心发毛的说法——“疯婆”本是上天派下来到王石窑专门考察好人和坏人的仙女，这下咱们庄可要遭殃了。 少不更事的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如同野草一般疯狂向上，逐渐也就淡忘了春天里曾经发生过的这件事。可其实直到现在，我常常会想起这件遥远的往事，并令我内心充满忏悔。这倒不是说我会相信“疯婆”是“仙女”这样的疯话，当年那场“作孽”我也不是主角，我甚至都不记得从来胆小的我是否曾扔出过任何一块土疙瘩，但我毕竟“兴高采烈”地参与到了那个傍晚的疯狂之中。由此，我就会相信“文革”中戴上红袖箍的人集体作孽时会是何等的可怕。人，在一个特定的形势下会被集体带到何等疯狂的境地，这也大概正是长大后的我经常提醒自己要心存善意、要独立思考的原因。 除了那个春天突面而来的这段小插曲外，王石窑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平静而沉默的，就如同沟底那条连名字都没有的小河一样，看上去忙忙碌碌，其实只是一种被时间自然推动的结果，春种秋收、四季轮回，总是那么波澜不惊。 事实上，要想成为一个种庄稼的“好把式”可并不容易。你不出王石窑就可以从各家的地里把村里的庄稼把式分为一、二、三等。有的人不是锄务不行让野草倒比庄稼高，他连种谷子、糜子撒籽都撒不匀，导致长出来的庄稼稠一块、稀一块，对这样的庄稼地，王石窑人称之为“花狗脑”，就像技艺拙劣的理发师蹩脚的作品一样。  说起来惭愧，自幼单薄无力的我似乎没有一点苦水，这就让我的父亲总在担心长大后的我能不能撑起庄户，甚至担心没苦水的我迟早会被饿死。 其实我也很是羡慕那些干活利索的伙伴们，他们不仅力气大，更重要的是他们能舍得了身子，能有坚持心。而我则不行，面对农活，经常束手无策，干几下就不是饿了就是渴了，常常为此遭到父亲的责骂——“懒驴上磨屎尿多”。 村里有苦的庄稼把式种地就像绣花一般，边边畔畔都没有一根杂草。而且他们也善于谋划，在贫瘠的地里种上几年苜蓿，一方面可以喂牲口，一方面可以固氮、养地。过几年，把苜蓿地开垦出来后，当年种糜子都不用上肥，地里的糜子长得黑油油的，只要老天给雨水，一定能丰收。只是春天里鋾苜蓿地可实在是苦重的活，一般人可真受不了。高高举起的镢头要深深鋾进长了几年苜蓿的硬地里是很需要力气的，而且，坚韧的苜蓿根也是老镢头最大的阻碍，动不动就会把镢头刃给扳了。大概正是这活计的辛苦，所以王石窑人常常用“鋾苜蓿地”来比喻辛苦，他们会说，“再熬吧还有鋾苜蓿地熬”。  一般来说，苜蓿不会种的距离村子太近，因为离村子近处的土地相对肥沃，会被种上了谷子、绿豆、糜子、土豆等常规作物。因为倒茬的需要，每块地每年种什么在王石窑人的心中早已自有盘算。往往，在地与地之间，有的人还会栽上一行长年生的黄花菜，王石窑人叫“金蔗”，“金蔗”这个名字大概是从它的另一个名字“金针菜”演绎过来的吧。这“金针”栽在地里一方面可以为夏日里寡淡的餐食中增加点佐料，同时也就成了地界，以免引起一犁一铧不必要的矛盾。  王石窑的每座山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绕着一圈的山从东北到西北的名字分别为狼上沟、崖崾塔、元塔、牛山、圪叉峁、路峁、庄阔湾、侯峰；此外，每座山的前山后山、阳洼背洼又有都有不同的小名。而且在名字上上带着峁、洼或者梁的时候，都明确表明了这座山的具体位置。比如牛山峁、牛山梁、牛山阳洼、牛山背洼，甚至还有前阳洼后阳洼之分，这都是很具体的位置，就像城里的哪条街哪条巷哪门哪户一样准确。 小时候我就爱琢磨这些名字，常常觉得老祖先真是了不得，为家乡的山山峁峁起的名字那么准确，要么生动形象地概括了地形的特征，要么真实贴切地记录了曾经发生在山上的某件事，要么就是和别的村庄形成某种关联。比如“侯峰”，我想大概一定是因为这座山挨着全村都姓侯的大路峁台村的地界有关；而元塔，不仅仅是看上去是圆形的，这里还是埋葬我的老祖宗的地方，是宗族的祖坟所在地，说不定还有“源”的意思。 不论怎样，王石窑的那些上好的土地都被委以重任——种上谷子、糜子、绿豆、土豆、黑豆、碗豆等主要的作物，要么成为口粮，要么成为卖钱的经济作物，而那些远处的地，如高梁山、韭沟峁、蜂塔等则只能种些并不指望成为重要收入的荞麦等作物。 在我的记忆中，王石窑还种过麦子呢。寒冷的冬天，圪叉峁的那个阳洼里，冬小麦给了这荒芜的冬天无限的生机，尽管这绿并不十分地道，麦叶甚至已有些发黑的感觉。当年的王石窑也流行过一句话——“六月六，净麦子馍馍熬羊肉”。我还记得用母亲在石磨上推出来的面粉蒸的馒头是那么香，香到我嚼在口里都舍不得咽下去。 后来，我听说是因为相比较而言麦子费水，在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原上产量太低，小麦也就退出了王石窑的历史舞台。可大概王石窑人自己并不知道，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小麦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正是因为小麦具有了发芽后仍然能越冬休眠的主要优势，才让人类摆脱了原始的狩猎生活方式，进入了农业文明的时代，让人类和土地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也催生了村庄乃至国家的逐渐诞生。 当然，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物种，已经有10000年以上的栽培历史，小麦在王石窑退出种植的舞台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后来的王石窑可以买到来自宁夏、河北等地整袋的面粉，足以满足日子逐渐富裕起来的生活需求。 至于要说王石窑干旱少雨，其实也不准确。陕北这块土地，往往是需要雨水的春夏严重缺雨，导致无法耕地下种，或者在太阳的暴晒下正在成长的庄稼常常耷拉着脑袋，卷起了叶子，而到了秋季，其实并不需要雨的季节，则没完没了地下个不停，“连阴天”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使河水暴涨，带走黄土高原上大量的泥沙，同时也让即将成熟的红枣大多成了“坏枣”，刚刚钙化的枣皮经不住这雨水的膨胀，全都涨开了口，成了会烂掉的“裂果”。而对于王石窑的大多数庄稼人而言，在秋天的热炕头上睡他个天昏地暗那才叫痛快，似乎要把一整个春夏以来所欠缺的觉全都要给补回来。 我其实并不喜欢伴随着艰辛劳动的王石窑，但我喜欢四季分明的王石窑。 春天，最早装点王石窑生机的是那些桃花。尽管不是每家都有桃树，但大概正是因为稀缺的原因，开在王石窑的桃花于我而言无比珍贵。我家并没有桃树，但我知道五爷总会在秋天成熟时留给我一些看上不好可是却甜极了的本地桃子。  紧接着，杏花、梨花也都开了，给了王石窑单调荒凉的季节里无限的精彩。我家那棵长了几十年的大杏树最是抢眼，它不仅长在脑畔的最高处，更主要的是它的个头成了王石窑任何一棵杏水都无法企及的高度，远远望去，在开花的季节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伞盖，俯视着它的矮小同类。只是，我家这棵大杏树在夏天杏子成熟时却黯然失色了，它的杏子的味道没有任何一棵其他杏树上杏子的香甜，吃起来干嗖嗖的。但我有过这样的经验，这棵杏树上产的杏子特别适合做杏干，大概正是因为水分少、糖度低的缘故，这棵树上的杏子做的杏干不易腐烂，而且做成后还有一点特别的淡淡的酸味。 夏天对于王石窑来说是个欢乐的季节，野草丰茂地长满无法耕种的土地，就像一个纯粹自然的植物大观园。我很小的时候，曾带着县草原站的技术员到王石窑的各座山上采制植物标本，他把各种植物的根都挖的很深，然后连同茎秆、根须全部展开，平平整整地夹在大麻纸中，压在那个绿色帆布皮的夹子里面，背在身后。因为我那时候作为爷爷放羊的帮手，走遍了村里的沟沟坎坎、山山峁峁，我最清楚哪里长什么草，哪里开什么花。就连最引人注目、但很稀缺的山丹丹我都能找得到——高梁山的背洼、羊无法到达的草窝子里，偶尔就能发现开的像塑料制成的彤红的山丹丹花，让人爱不释手。 大多数年份里，庄稼长满了王石窑的山山峁峁、沟沟岔岔。头遍、二遍、三遍，勤劳的王石窑人总是一遍一遍地锄着庄稼，地里连一根野草都看不见。我们习惯于说“锄头自带三分雨”，锄熟的地就特别耐旱，这是因为锄头会把地表层的土壤与表层下的土壤锄开，阻断土壤中的毛细管，不让太阳的炙烤使耕种层土壤中的水份被大量蒸发。 勤劳的锄头上带来丰收的保障，可我们这些小伙伴总是喜欢在夏夜里集体出动去偷些别人家的西瓜、小瓜来丰富月光下的夜生活。 偷瓜这种事是需要有一定经验的，白天踩好的点不仅仅要道路熟悉，甚至你都应该记住那一小片瓜地上有哪几颗西瓜已经成熟。然而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行家一般都是快走到被主人耙得平整的连一个脚印都没有的西瓜地前，给自己的两只脚上绑上两捆黄蒿，这样才能在你走过的同时会把脚印扫掉，再不行，你就得全程必须踮着脚走路，以防留下自己的脚印让主家对踪。 月光下用手砸开的西瓜分外甜，但内心的狂跳也会伴随着偷吃西瓜的过程，弄不好就会呛个半死也不敢大声咳嗽，以免在寂静的山村里引来狗的狂吠，进而引来种瓜人抓个现场那就更麻烦了。 其实，第二天发现瓜已被偷的村里人也早就知道大概这是哪几个小孩干的了，但也只能乱骂一气了事，同村同舍、同宗同族，气愤归气愤，见了面也只能是“鬼仔仔”长、“鬼仔仔”短的骂上几句而已。 大概在我读初中二年级时的一个夏夜，王石窑发生了一件令我觉得极为恐怖的事。有一天晚上，村里来了五六个南方来的拉猴子的人。他们一进村口便将猴子集中拴在村口的石碾子上，然后便派人到住在村口第一户的大叔家侦察情况，这几个大男人看到大叔家只有几个女人在，而且刚好蒸出了一锅馒头放在锅台上，他们便嘻皮笑脸地抓起馒头就吃，几个女人拦也拦不住。正在这时，刚进屋的二叔看到这个情况后马上出面制止。可这几个拉猴子的人毫不在乎，一边嘴上说着来到“贵地”如何，一边抢着把馒头往布兜里装。二叔一方面生气他们抢馒头，另一方面却大声回骂着：“你说什么我们是鬼地？” 就在看的我紧张到心都提到嗓子眼的时候，大叔带着一帮在后沟里打石头的匠人回来吃饭了，这几个拉猴子的人一看这阵势，立马就溜，待大叔他们明白了情况追出门后，人和猴子早已溜得不见了踪影。 其实，大多数的夏天对王石窑来说美好的。村里的二爷是位在县城里当老师的公家人。早先的时候，二爷家也像中国众多单职工家庭那样，二爷在外工作，二奶奶则带着叔叔、姑姑在家劳动，照顾父母。 那一天，二爷放暑假回到了王石窑。不记得是谁问起了他到北京开会坐飞机的事，这可是我们都感兴趣的话题。穿着的确良半截袖衬衣的二爷绘声绘色地讲起了自己坐飞机的经历，其实他说飞机有多快我是实在不能理解的，我想大概总归一定会比元塔山东边公路上偶尔驶来的大卡车是要快一些的。除此，真的也就没了任何其他概念。 聚精会神地听二爷讲完以后，有人却问起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飞机上要急屙急尿了怎么办？” “飞机上有厕所。” “那屙的屎、撒的尿到哪里去了呢？” 不等二爷回答，早有人接上了话茬，“肯定是撒在空中了，那天上也没人管。” 经这么一提醒，我也觉得是这么回事。可问这个问题的人自言自语的一句担忧让我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都百思不得其解—— “那以后锄地的时候看见飞机飞过来还得注意哩，万一一泡屎落下来掉脑上可就麻烦了。” 我从没想到后来见到的飞机会是那么大，就像我上小学时老师说他见过的轮船比学校的操场都要大一样。如果不是后来所经历的生活给了很多眼见为实的证明，我也不会相信同样作为教师的大叔所说的火车上放杯水都不会倒会是真的。 王石窑的故事有很多，只是每一天发生的事情大多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不论是冬天滑冰时候弄湿了鞋怕大人责骂，然后打一堆火准备往干烤却烧了整个鞋面，尔后引来一顿胖揍，还是秋天里在山上烧黑豆、烧土豆吃的满嘴、满脸“三花”一样的幸福，都已经成了再也不会发生的记忆，都成了那个年龄段固定的场景，再也无从找回。 从王石窑出走以后的时间里，我再回到王石窑常常像个过客一样，待不了几日就又要离开。而且，后来回去的时间很多是在过年的时候，休闲下来的王石窑看上去有一种孤独与辽远，如果正好是下了雪，倒是会看到一种壮阔的美丽，群山沉静、万籁俱寂，一切都还是少年时候的样子。 其实，关于家乡，每个人都有无穷的记忆，无论这记忆中包含的是幸福还是忧伤，是酸涩还是香甜，但我感到非常幸庆，我的童年乃至少年记忆中有个永远抹不去的王石窑。可以肯定，今天正在长大的孩子因为在千篇一律的都市中生活，使人生变得波澜不惊而又顺顺当当，但却缺少了一种值得回味的生命历程，这味道中包含着艰辛，包含着从未见过世面之前的无数懵懂和尴尬，但却丰富了岁月的色彩，充盈了人生的履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