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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作者：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期，原文较长，此系后半部分，题目略有变动。 提要：中古（这里主要是指唐宋）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大量有关瘴气肆虐的公私文牍记载，惧怕瘴气仍然是十分普遍的社会心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不少学者医家已经开始逐渐破除对瘴气（病）为主的疾疫的盲目恐惧，以一定朴素的科学精神对瘴、瘿等地方性疾病进行机理求证的验方诊治。主要体现是：一，破除对瘴气的鬼神迷信，承认瘴、瘿属于环境所致疾病，对瘴的分类逐渐细化，治瘴医学理论有新的突破；二，不断摒弃信巫不信医的落后观念，探寻治瘴良方，并将推广医药疗法作为移风易俗的重要内容。 从一定程度上说，瘴病与瘿病以及包括鼠疫在内的疫病都是是典型的环境疾病，古代西部（主要是西南）区之所以成为这些疾病的高发区，与西南地区气候炎热潮湿、多崇山峻岭、山深菁密、多毒蛇猛兽的气候多样性与生物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自古以来，这些疾病严重危害着西部民众的生命健康和生存质量，甚至也制约了华夏国家的统一进程与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进步，是导致西部社会结构性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对种种疾病危害，我国人民自古以来也从未停止对对上述疾病的探讨和对症治疗，寻求预防消除疾病的医案疗方。唐宋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大量有关瘴气肆虐的公私文牍记载，惧怕瘴气仍然是十分普遍的社会心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一时期不少学者医家已经开始逐渐破除对瘴气（病）为主的疾疫的盲目恐惧，开始以一定朴素的科学精神对瘴、瘿等地方性疾病进行机理求证的验方诊治。主要体现是：一，破除对瘴气的鬼神迷信，承认瘴、瘿属于环境所致疾病，对瘴的分类逐渐细化，治瘴医学理论有新的突破；二，不断探寻治瘴良方，并将推广医药疗法作为移风易俗的重要内容。 一、对“瘴”的辨析 唐宋以前，“瘴”既是一个很泛的疾病概念，也是对南方尤其西南地区原始林莽、闭塞偏远、尚欠开发地区的一种地理文化印象。并由此派生出“瘴气”、“瘴病”等概念。“瘴气”盖指南方山林湿热有毒致病气体，即《后汉书·马援传》所说的“下潦上雾，毒气重蒸”。而“瘴病”则是感染湿热瘴毒而出现的症状。但古代文献经常将二者混为一谈，这是需要加以区别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尚无“瘴”字，南北朝时的《广韵》释瘴为“热病”[①]。南朝宋范哗著《后汉书》开始使用“瘴”字，用来概括岭南热带疾病，但当时“瘴”与“鄣”、“障”字在文献中并用[②]，大概南朝时起才逐渐统一起来，其语汇应该源于东汉征讨交广“南夷”因环境气候受阻而留下的历史记忆。隋唐时期，医界对瘴气与瘴病已经有了初步的倾向性认识，将瘴病归结于南方山林溪流暑蒸湿热毒气感染人类所致疾病，属于恶性疟疾类疾病。隋朝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明确说：“此病生于岭南，带山瘴之气，其状发寒热，休作有时，皆由山溪源岭嶂湿毒气故也。其病重于伤暑之疟”[③]，认为岭南的瘴相当于北方的伤寒和疟疾，开创了中国中医史上“南瘴北疟”理论的先河。唐代药学家孙思邈继承和发展了巢元方的瘴病理论，治瘴验方上在积累实践的基础上上升支理论认识。今天所能看见的《备急千金要方》收集诊治瘴病药方多达十二种之多[④]，唐代另一医家王焘著有《外台秘要方》，主张瘴病乃自然环境疾病，“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⑤]，主张尽量利用自然草药资源预防与治疗，说明到隋唐时国人对瘴与瘴病的认识的控制已经迈上一个新高度。晚唐刘恂因中原战乱曾在岭南羁留多年，对瘴气及瘴病有过亲身体验，并提出了自己一套理论： 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疎泄，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胀成蛊，俗传有萃百虫为虫，以毒人，盖湿热之地毒。虫生之非苐岭表之，家性惨害也 [⑥] 根据现代流行传染病理论，瘴疫大多可归纳为疟疾一类疾病，其传染媒介就是吸血蚊蚋[⑦]。如此则晚唐学者刘恂的毒虫感染致瘴说法已十分接近现代科学的解释。不过刘恂虽然正确指出了瘴病系蚊虫为媒介传染，却限于唐代疾病观念，又把瘴病神化了，说什幺“岭表或见物自空而下，始如弹丸，渐如车轮，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谓之瘴母”[⑧]，这种对瘴病起因十分怪异的说法，大概是流行于当时岭南地区的民间传说，反映了普遍民众对瘴病而恐惧而神异化的心理，也说明当时医学上的瘴病理论只是为少数医家所掌握，民间社会对瘴气、瘴病的理解仍然处于迷茫神化之中 宋代尽管对瘴气的恐惧仍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详见下文），但随着对西南地区地理环境了解的逐渐加深，更多的人开始从医学角度解释瘴气与瘴病。出现了如李璆《瘴疟论》、章杰《岭表十说》这样的瘴病专著。其它医书如相传苏轼、沈括合著《苏沈良方》、宋徽宗敕编《圣济总录纂要》、唐慎微《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许叔微《类证普济本事方》、陈师文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张杲《医说》、包括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大全》等医书差不多均列有治瘴专篇。医家与学者对“瘴”的辩证认识方面明显有大的进步，在治疗方法上也远比隋唐丰富。首先对瘴病的泛化理解开始批判澄清，尝试对不同的“瘴”病加以分类与对症治疗。南宋章杰认为南方民间将所有疾病皆归之为“瘴病”，不仅过模糊笼统，而且可能往往耽误治疗：“五岭外虽以多暑为病，而四时亦有伤寒瘟疫之疾，其类不一，土人不问何疾，悉谓之瘴，治疗多误”[⑨]。 南宋学者周去非说：“南方凡病，皆谓之瘴，其实似中州伤寒。盖天气鬰蒸，阳多宣泄，冬不闭藏，草朩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轻者寒热往来，正类痁疟，谓之冷瘴；重者纯热无寒；更重者，藴热沉沉，无昼无夜，如卧灰火，谓之热瘴”[⑩]。这段记述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南方凡病，皆谓之瘴”，概括了此前对南方疾病过于笼统泛化的代表性观念；二是明确指出所谓瘴病其实就是疟疾和伤寒类疾病，是因为南方气候湿暖、阳气过盛、季节不明导致的环境疾病；三是以病之症状轻重界定“冷瘴”、“热瘴”，这已与南北朝隋唐典籍中的同类概念完全不同。范成大曾任广南西路置制使三载，对广西瘴病了解较多，也有具体的分析：“瘴乃炎方之地，脉疏而气泄，人为常燠所暵，肤理脉络，啴舒不宻。又数十百里无木阴、井泉、逆旅，医药其病，又不必皆瘴之为也”[11]，也指出并非南方所有疾病都可以“瘴”病概之，应该诊断清楚病症，对症下药医治。由于瘴气与瘴病都是在气温炎热、地气卑湿的西南地理环境中发生，因此二者的发生区域大致相当，古人常常将瘴气与瘴病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是大不相同的。在周去非、范成大等人看来，瘴气只是西南地区山深林密、湿热暑蒸的有毒瘴岚之气，人只有感染这种瘴岚之气[12]才会致病，才可称之为“瘴病”。这显然是经过广西瘴区长期地理体验得出的正确认识。一些学者进而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瘴气的生成，认为岭南地气燠蒸，阳气过盛，导致阴阳之气失调，因而产生瘴气。 为什么瘴气会集中滋生于西南地区？宋代医家提出一整套理论诠释。宋徽宗时所编纂的《圣济总录纂要》说：“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西北阴也，土地髙厚；东南阳也，地土卑下。而广南属东南，则土地之卑下可知矣。以土地卑下，而阴阳二气所藴积，是以四围之山崇髙相环，百川之流悉皆归赴。及秋草木不凋瘁，冬令蛰虫不伏藏，寒热之毒，藴积不散，雾露之气，易以伤人。此岐伯所谓南方地下水土弱，葢雾露之所聚也。故瘴气独盛于广南”[13]。西北东南地气学说来源于先秦医学地理思想，《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认为：“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适寒者胀，温热者疮”。程林显然用《黄帝内经》从理论上对南方瘴气加以诠释：西北属阴，地同土厚，所以少疾病；东南地势卑湿，四季燠热，气候上没有寒热交替，“寒热之毒，藴积不散，雾露之气”[14]，所以瘴气最重。这一瘴气理论在宋代是很有代表性的观点。 南宋绍兴年间，李璆曾先后帅置四川和岭南，针对两地瘴气肆虐的危害，作《瘴疟论》，其中谈到“炎方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阴湿之气常盛。二气相搏，此寒热之气所由作也。阳气泄，故冬无霜雪，四时放花。人居其地，气多上壅，肤多汗出，腠理不宻，葢阳不反本而然，阴气盛，故晨夕雾昏，春夏淫雨，一岁之间，蒸湿过半。三伏之内，反不甚热”。在这样的环境中，人很容易生病患疾，出现“瘴”病。关于“瘴气”的致病机理，目前学术界的看法已渐趋一致，文焕然等从现代疾病地理学角度分析说：“从自然环境来说，瘴气是热带森林气候的表现之一，其特点是云雾多，湿度大，闷热。这种环境，枯枝落叶多，土壤中含腐植酸等也较多，微生物繁殖生长迅速饮食稍不注注意，易生疾病”[15]。最近金强、陈文源也撰文指出：“瘴气发生的环境多是气候炎热、多雨潮湿、死亡的动物及植物落叶易于腐烂而产生岚雾瘴气，再加上山林茂密、空气不畅，瘴气郁结，不能稀释，最终就得以为患”[16]，前者偏重于生物学的分析，揭示瘴气生成的地理环境，后者的阐释则更为具体入微，应该说都从现代自然地理学角度较为合理地解释了瘴气的生成及致病机理，这无疑有助于加深对于唐宋时期西南地区瘴气与瘴病的地理成因，也为贴切理解宋代学者瘴气致病学说提供了现代科学依据。 在唐宋人看来，西南地区的瘴并非一种单一的致病因素，由于各地所处地理条件的不同，瘴气候的类别也相应因地而异。但是，唐宋典籍所记载的“瘴”，有的仔细分析并非瘴气，而是属于其它病种。如“黄茅瘴”（或称“黄芒瘴”），早在晋人稽含的《南方草木状》就有记述。《圣济总录纂要》也谓：“然瘴气所起，其名有二。孟夏之时，瘴名芳草而终于秋。孟冬之时，瘴名黄芒而终于春。四时皆能伤人，而七八月间，山岚烟雾、蛇虺郁毒之气尤甚。当是时，疾瘴大作，不论老少，或因饥饱过伤，或因荣卫虚弱，或冲烟雾，或渉溪涧，但呼吸斯气，皆成瘴疾。其状头疼体痛，胸膈烦满，寒热往来，咳嗽多痰，全不思食，发渴引饮，或身黄肿胀，眉髪脱落，此皆毒厉郁蒸之气所致”[17]。这是宋代医学文献对瘴病症状的重要记录，从中清楚地看到瘴病发作时的各种典型症状。由于《圣济总录纂要》在宋代医学史上的的权威地位，这段记载很受后世疾病医学史学者重视,视之为瘴病的典型症状。富弼论岭南“黄茅瘴”的发生时间特点时说：“岭外岚瘴，八月九月尤甚，谓之黄茅瘴。草黄时，瘴气方盛。十月以后气候始肃”[18]。富弼所言“黄茅瘴”，是宋人岭南记述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瘴病。“黄茅瘴”的一大症状是脱发，晚唐人有谚语“南海黄茅瘴，不死成和尚”[19]，说的就是这种症状。《方舆胜览》也谓：“岭外有黄茅瘴，患者髪落”[20]。冯汉镛先生认为是硒中毒症[21]，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宋代岭南两广、福建一带是“风疹”（麻风病）高发地区，这在周密《齐东野语》一书中有明确记载，麻风病的最典型症状就是毛发脱落，尤其眉毛脱落明显，因此“黄茅瘴”更类似于今天的麻风病，这与传统中医理论所持瘴乃疟疾完全是两码事。《圣济总録纂要》卷五《瘴气》也说：“或身黄肿胀，眉发脱落，此皆毒厉郁蒸之气所致”，麻风病的症状就更加典型。乐史《太平寰宇记》也说：“越巂有泸水，四时多瘴气，三四月间发，人冲（中）之立死，非时中人，多闷絶。唯五月上伏即无害”[22]。这说明越巂一带瘴气发作是在春夏之交，只有五月瘴气最轻，所以宋人常常以此来解释三国诸葛亮南征“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原因。“黄茅瘴”具有季节性发作规律，宋代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南宋周去非将瘴病分为热瘴、冷瘴、哑瘴三类：瘴疾，“轻者寒热往来，正类痁疟，谓之冷瘴；重者纯热无寒，更重者藴热沉沉，无昼无夜，如卧灰火，谓之热瘴。最重者一病则失音，莫知所以然，谓之痖瘴。冷瘴未必死，热瘴久必死，痖瘴治得其道，间亦可生。冷瘴以疟治，热瘴以伤寒治，痖瘴以失音伤寒治”[23]。这表明到了南宋时期，人们对瘴病的分类与认识已经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并且已经掌握针对不同“瘴病”而采取不同的医案。 动物接触性疾病感染也称之为瘴。唐宋有所谓“鹦鹉瘴”，首先见载于晚唐段公路《北户录》：“凡养之俗，忌以手频触其背，犯者即多病颤而卒。土人谓为鹦鹉瘴。愚亲验之”[24]。南宋罗愿也说：“鹦鹉，能言之鸟，其状似鸮，青羽赤喙，陇右及南中皆有之。然南鹦鹉小于陇右，飞则千百为群。俗忌以手触其背，犯者多病颤而卒，名鹦鹉瘴”[25]。可能系动物病毒感染人类后所产生的人畜（禽）共患疾病，是由于生态关系失衡所致。近年来日益引起世界各国重视的“禽流感”、“人畜（猪）病毒性肺炎”、“非典型性肺炎（Shars）”等，大体上有类似性。而动物传染疾病给人类，上引两则唐宋史料当属较早的我国人禽病毒交叉感染的医学史记录。 浮肿与缺氧症：南宋王十朋在三峡夔州患“瘴病”，其诗文留有记录：“夔州再见夏，炎瘴侵我肌。两股忽浮肿，百药意未治”[26]；南宋李石一家甫至黎州即染瘴疾，“到沉黎，举家瞶气，上如聋者，踰月乃愈。医人云，此瘴气也”[27]。不过从上述症状看，王十朋及李石一家所疾病皆非传统疟疾意义上的瘴病，前者可能是肾病引起的浮肿身体症状，后者则是在川西南高海拔轻度地区的高山反应症。 有害气体中毒症：乐史对此有记载：“越巂有泸水，四时多瘴气，三四月间发，人冲（中）之立死，非时中人，多闷绝。唯五月上伏即无害”[28]。北宋末年邹浩贬谪广西昭州，曾亲身经历一次怵目惊心的瘴气发作。邹浩在为因染瘴而死的仆人张明所写墓志铭中这样回忆道：“予至之日，适又甚焉。素巾满郊廛，丧鼓连书夜，故老言数十年无有也。尝于苍埃白雾中，恠鸟正飞而堕，鸡豚狗彘正行而顚仆。问之他人，则曰发瘴然也”[29]。宋人这两则有关瘴气发作的记载，一处发生在滇川之交的大渡河流域，一处发生于在昭州（今广西平乐），都应是西南山区封闭湿热地带的毒气所致，山岩矿石硫磺气体挥发和一氧化碳中毒皆可出现上述现象。像邹浩所说“恠鸟正飞而堕，鸡豚狗彘正行而颠仆”的现象，显然是动物中毒气昏迷现象，而与普通意义上的瘴疾（疟疾）无关。 不过，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唐宋人所说的“瘴病”确实属于恶性疟疾一类疾病。唐代医学家王焘明确指出：“夫瘴与疟分作两名，其实一致。或先寒后热，或先热后寒。岭南率称为瘴，江北总号为疟”[30]历史上的四川、云南、广东、广西、江西、湖北诸省是恶性疟疾的主要流行区域。唐宋典籍中常常称之为“疟瘴”、“瘴疟”。隋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总论》明确指出瘴病“生于岭南，带山瘴之气。其状发，寒热休作有时，皆由山溪源岭嶂湿毒气故也。其病重于伤暑之疟“[31]。《苏沈良方》也说“凡瘴疾皆因脾胃实热所致常以凉药解膈上壅热”[32]；宋神宗时邢恕在奏疏中曾提到患瘴病的身体症状：“蛮徼山林阻险，道路狭隘，溪涧隔絶，吏士羊肠鱼贯，不轻得进。地饶瘴疫，令人头痛身热，沤泄霍乱，而中州之人，不服习其水土，使蛮稍桀黠闻[33]”。“头痛身热，沤泄霍乱”，正是疟疾发病的典型症状。疟疾，俗称“打摆子”、其典型症状就是患者感染疟疾细菌（Plasmodium）后时而高烧，时而发冷，交替发作。现代医学认为，疟疾的易感人群来自低疟区、非疟区的人员。由于机体缺少免疫力，易受感染，且临床症状多较重。据现代流行病调查，我国主要流行间日疟与恶性疟，其中恶性疟主要流行于广东、广西、贵州、海南及四川部分地区[34]，这与唐宋典籍中对以疟疾为主体的瘴病症状与地理分布的记载是基本一致的。巢元方所言“其状发，寒热休作有时”的症状，更是符合现代医学对恶性疟疾的诊断。唐《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方》、宋《圣济总录纂要》、《证类本草》、《苏沈良方》等医书所载治瘴验方与治疟类疾患也基本一致，大致皆以提气解毒、“主寒热瘴疟”为主要治疗原则。 二、从对瘴气的恐惧到医学应对 唐宋时期对瘴气、瘴病的恐惧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由于西南与岭南地区为瘴病的主要流行区，所以在当时的地域文化观念中，西南、岭南地区乃瘴烟蛮雨的恐怖之地，以致严重影响到中央对这两大地区的行政秩序以及与中原内陆的经济文化交流。现代云南与贵州以自然风光的秀美与民族风情特色为旅游者所向往，但在唐宋时期滇、黔之地却因多瘴气而成为恐怖之地。唐代除了征战、行商、谪戍者外，很少有入滇、黔者，天宝年间唐与南诏曾发生战争，官府征兵讨伐南诏，关中百姓一片惊慌，著名诗人白居易《新丰断臂翁》诗云：“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35]。从此诗看，这位断臂老人年轻时并没有到过云南，只是“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竟断臂自残以逃避远征滇池地兵役，可以看出当时内陆人对云南的恐惧主要也是对瘴气的恐惧。而被迫赴滇者，竟多以自杀相抗。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南诏蒙嵯巅侵邛、戎、巂三州，攻陷入成都，“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当时被掳人口恐惧入滇者“自杀者不胜计”。至大渡河，“众号恸赴水死者十三”[36]。时人雍陶将这一恐惧写得更为直接：“云南路出陷河西，毒草长青瘴色低。渐近蛮城谁敢哭，一时收泪羡猨啼”[37]。《资治通鉴》也载唐朝天宝年间征兵讨伐南诏时，“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38]。岭南地区在唐人心目中更是瘴疠荒蛮边徼之域，“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39]，为唐代罪臣谪迁之所，时人视之畏途，初唐即发生朝廷大臣拒赴交州任官而被唐太宗处以极刑的悲剧事件。《旧唐书》载贞观初，卢祖尚被授以交州都督，因害怕岭南瘴疠，以“岭南瘴疠，皆日饮酒，臣不便酒，去无还理”[40]为由再三拒不赴任，以至于激怒太宗，“以忤旨斩于朝堂”[41]。唐顺宗时宰相韦执宜甚至十分忌讳别人谈及岭南州县名称，认为不祥，去职方司观舆地图，“至岭南輙瞑目，命左右彻去。及为相，所坐堂有图，不就省。既易旬，试观之，崖州图也，以为不祥，恶之”[42]。真是到了谈岭南而色变的神经过敏地步。到了宋代，在一般人看来，岭南蛮区依然充满瘴疠，去者难以生还。北宋征伐广西侬智高叛乱，官兵因害怕南方气候而畏惧不前。王辟之《燕翼诒谋录》卷二载：“王师初下广南，北人畏瘴厉无敢往者。虽武臣亦惮之”。范成大赴广西置制使任，亲朋送别无不凄凄惨惨，悲伤忧戚之状无异于生离死别[43]。瘴气的存在不仅使内陆人多为之惧怕，更是影响到国家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北宋胡宿在论及平定广源蛮侬智高叛乱时认为历代中央王朝征讨岭南两广之所以多以失败告终，主要在于地理环境的险恶，其中瘴气的严重是一大阻力：“前代征讨蛮冦，所以为难者，以其保聚巢穴，掠害边境。兴师深入，则有山林之阻；久屯，则有瘴雾之毒。兵不得战，人多疫死，此其所以为难也”[44]。 上述事例确实反映了当时内陆人们对蛮夷地区瘴气普遍的恐惧与忧虑，也表明一些地区瘴气确实对人的生命健康与社会造成较大危害。然而这种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更多的记载事实表明，时人对瘴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分渲染而形成的恐惧心理，包括某些文献也难免对西南地区瘴气的记载有夸大失实之处。从许多真正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严重。尽管人们普遍惮瘴，真正到了瘴区，却很少有染瘴者。对瘴的传闻与渲染往往经不起事实的检验。长江三峡一带在唐宋人的地理视域中是所谓荒陋烟瘴之地，但陆贽、白居易、元稹、欧阳修、寇准、李复、范成大等一批名臣曾分别贬谪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巴东（今湖北巴东）、通州（今四川省达县）一带，不仅没有传染瘴病，反而在此著书立说、作文赋诗，常有江湖之乐；宋代昭州（今广西平乐）为所谓“最为瘴毒之地”[45]，但景祐年间梅挚以殿中丞出知昭州，却安然无恙，相反目睹更多的则是官场的腐败丑恶，写下盛传一时的《瘴说》：“仕有五瘴：急催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昬辰酣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帷簿之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殒。虽在毂下，亦不可免。何但逺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归咎之土瘴。不亦缪乎”[46]。梅挚把官场恶劣风气视为瘴疫，以“五瘴”来借喻政治腐败昏暗，可谓绝妙而深刻，也是宋人对瘴这一自然灾害认识的理性升华。在他看来自然之瘴并不可怕，真正的危害倒是政治与社会之“瘴”。北宋著名学者沈括《梦溪笔谈》中所记同一个梅摰在福建漳州的另一个亲身经历更能说明问题： 漳州界有一水，号乌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数十里间，水皆不可饮。饮则病瘴。行人皆载水自随。梅龙图公仪宦州县时，沿牒至漳州。素多病，预忧瘴疠为害。至乌脚溪，使数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为毒水所沾。兢惕过甚，睢盱矍铄。忽坠水中，至于没顶。乃出之，举体黑如昆仑。自谓必死。然自此，宿病尽除，顿觉康健，无复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47] 梅挚不慎掉入当地土人谈之色变的乌脚溪。不仅没有染瘴，反而前病尽除。这一故事颇具喜剧色彩，不仅说明人们对漳州瘴病的传说过于夸大，而且还证实了乌脚溪水有神奇的医疗效果；范成大赴广西制置使赴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市）上任前后的经历，也颇能说明宋人对瘴的态度转变。前引《骖鸾录》记载范氏临行前家人凄惨作别，范氏自己也是因王命难违，在惴惴不安中起程赴任，但实际上亲临桂林后发现不仅此地没有传说的那样可怕，反而山水秀美甲于天下、令人陶醉，以致后来在著述中不断有对桂林的赞美之辞：“桂林自唐以来山川以奇秀称”；而且说桂林“清淑有中州气”[48]。在他看来，桂林与中原气象并无甚差别。 对瘴的过分恐惧固然是一种普遍社会心态，但一味惧怕或渲染却无济于事。唐宋学者对待瘴疫开始用理性的态度泰然处之，除了不断探求瘴的自然病理机制外，许多仕宦西南地区的士大夫还致力于移风易俗，破除巫术迷信，引导土人医药治瘴。与瘴气分布普遍的同时，西南地区许多地方“信巫不信医”、甚至为禳灾祛病而“杀人祭鬼”的民俗由来甚久，且分布同样十分普遍。这种落后野蛮的民俗与自然环境中的瘴气交相作用，是导致西南地区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的主要制约因素，也是中土人士产生对西南地区地理恐怖的两大主要原因。唐宋时期随着与西南、岭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和儒家文化逐渐向边疆民族地区的深入传播濡化，在巴、渝、滇、黔广、桂等地开始兴起了革除“蛮夷”落后生活方式的移风易俗运动，这一运动的主体是贬谪西南边远州县的士大夫（当然也有少量属于正常遣授的官员和致仕官员），他们没有因为仕途受挫、政治失意而颓废消沉，而是在“蛮夷”地区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倡导移风易俗[49]，其中破除“信巫不信医”陋习、开发地方药材资源、寻求治瘴良方是一大重要内容。前面已论证唐宋长江三峡地区是瘴气重要分布地区，其中忠州（今重庆直辖市忠县）、夔州（今重庆直辖市奉节县）烟瘴尤重。唐朝名臣陆贽贬官忠州时，潜心钻研医书，探求治瘴良方。史载陆氏“既放荒远，常阖户，人不识其面，又避谤不着书。地苦瘴疠，只为《今古集验方》五十篇示乡人云”[50]。陆贽是因忠言直谏忤怒唐德宗，加之受政敌排挤谪迁西南三峡荒蛮之地忠州的，其在忠州其间心情的悲伤忧郁可想而知，但这位唐朝贤相在三峡并没有消沉颓废，而是为当地人治疗瘴病认真搜集古今医案验方，惠泽于一方之民，反映了唐代士大夫关心民瘼，“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可贵情怀。他这一钻研医书、为民治瘴的作风也成为浙江陆氏家族的传统，其后裔、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终生对医疗治病之学兴趣浓厚，曾多方搜集医方，为民除病。曾续其先祖所集验方着《陆氏续集验方》。据陆游自己说：“予宦游四方，所获（方书）亦以百计。择其尤可传者，号《陆氏续集验方》，刻之江西仓司”[51]。这方面最典型者当推北宋李复，其在夔州通判任上所作的《夔州药记》是一篇真实记录自己在夔州引导民众弃巫信医、努力挖掘地方药材资源重医治病的典型文献，这里择其重要者节录如下： 夔居重山之间，壅蔽多热。又地气噫泄而常雨，土人多病，瘴疟头痛脾泄，略与岭南相类。他处药材皆不至，市无药肆，亦无学医者。其俗信巫而不求医，人无老幼，不问冬夏，饮茱萸茶一两杯，以御山气。予到郡，悯其多病，而不知治疗，博为询访，欲求土产药，区处以疗之。凡累月，闻山有采药者，命呼来，得十余人。与之酒食数日，熟问之，其所说药品种甚多，皆在本草外云。其采之，各有用。凡治性味，有毒无毒，相得相恶，皆能道之云。荒山僻远，土人皆如此服食，病皆良愈。异乎哉。真古之良医用药也。古之医者于药，皆就其所出之地。按其节候之早晚，及运气所宜，率自采之故，其药多效。今医率求药于市，市肆听于贩夫，真伪尚且不辨，况于其它乎？时予家有乳婢，患疮周体，甚苦。问治以何药。有黎千挽者云，此甚易。次日将紫蔓有如山芋苗来，云此青云膏也，但烂捣傅之必愈。从之而验。遂厚赠之。因令尽条其药名，使各归散，求欲移植后圃，命工写其枝叶花实之形，绘而为图，録其治疗性味畏恶相得之性，详而为经，择乡民之可教者，命学之，以成一方之医。庶救其土人之疾方讲此。而予遽得罢。予少亦留心于医家，人辈疾病未尝呼医，率多自疗，然亦未尝使人知之。至夔得此事颇合素志，若讲而得成，岂曰小补。今非惟不满予心而郡之士民莫不怃然也。谨书以告后来之能有志者[52]。 李复，字履中，祖籍开封府祥符县，因生于其父官陕右间，又称长安人，登元丰二年进士。李复事迹《宋史》失载，从其文集可大略知其曾先后在川、陕、陇为官，在夔州通判及熈河转运使任上颇有政声。李复任夔州通判大约是在北宋末期哲宗绍圣或徽宗崇宁年间。从这篇《夔州药记》看，李复对传统中医颇有造诣，针对夔州一带“壅蔽多热，又地气噫泄而常雨，土人多病”的地理环境疾病，不是束手无策或漠然视之，而是积极采访当地父老乡亲，询问当地药材资源、药性特点与对症药方，认真地“写其枝叶花实之形，绘而为图，录其治疗性味、畏恶相得之性，详而为经”，整理成篇以为医书，同时还以此为教材，“择乡民之可教者，命学之，以成一方之医”，为当地培养医疗人材，以此来革除当地由来已久的“信巫而不求医”落后习俗。 唐宋西南、岭南地区气候气候炎热，瘴气弥漫，疾疫频发，是疟疾、伤寒、瘿疾疾病的多发区，严重威胁着汉夷人民的健康，但由于这些地区医学的落后与受原始荆楚巫文化的影响，民间普遍存在着有病“信巫不信医”的古老习俗。北宋邕州（今广西南宁市）“俗好淫祀，轻医药，重鬼神”，范旻知邕州兼广西陆转运使时，“下令禁之，且割已俸市药，以给病者，愈者千计。复以方书刻石置厅壁，民感化之”[53]。尽管范旻以自己的俸禄买药给患者接济范围是相当有限的，所谓“愈者千计”难免有所夸大，对邕州大部分人来说无济于事，但一州最高长官的身体力行，必定发生良好的垂范意义，对改变当地“轻医药，重鬼神”的陋习当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医学除瘴——对西南地区瘴病的辩证治疗。瘴病作为一种严重危害西南地区民众生命健康的区域必疾病，在唐宋时期曾经肆虐成灾，而对瘴病的真正解决还是主要要依靠医家与医药。面对这样的现状，中国传统医学在对付瘴病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隋唐宋时期中医医学有了重大发展，医学文献也大量出现，其中较为重要的医学名著就有隋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唐孙思邈《备急千金[54]要方》、王焘著有《外台秘要方》、宋代苏轼、沈括合著《苏沈良方》、宋徽宗敕编《圣济总录纂要》、唐慎微《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许叔微《类证普济本事方》、陈师文《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张杲《医说》以及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大全》等。此外还出现了李璆《瘴疟论》、章杰《《岭表十说》、赵铸《瘅疟备急方》、张致远《瘴论》等治瘴医学专著[55]，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治瘴经验。 宋代西南地区瘴病的严重，也刺激了四川等地药市的繁荣，宋代帅蜀者都也大多有意扶持药市，以示关怀民瘼，如曾任知益州府的宋祁诗所说：“西南岁多疠，卑湿连春夏。佳剂止刀圭。千金厚相谢。刺史主求瘼，万室系吾化。顾赖药石功，扪襟重惭唶”[56]。据郭声波师研究，《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志》和《太平寰宇记》载各地物产甚富，其中川东地区多处提到“药子”。与“药子”名称相近的还有渝州的药实，通（达）州的白药材、白药实，万州的苦药子、木药实，合州的药实、木药子、白药实，渠州的药实，陵州的苦药、苦药子，忠州和粱山军的苦药子，巴州的白药。产地除陵州外，也全在川东地区。这些名称各异的药物其实都是中药材皆指一物，即今之黄独（Digoscoreabulbifera，薯蓣科），其功用是解毒消肿、化瘿散结[57]。由此看来，至宋代四川地区以医学对付瘴、瘿等病已经逐渐走向正规，巫觋治病在在成都已经没有多少市场。对唐宋时期的西部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 三、瘴以预防为先。对付疾病以预防为主是古今中外医学上的一大原则，对瘴病的医疗也不例外。而对瘴病的预防则以饮食疗法为主。我国很早就发现薏苡与青木香入药可以防瘴，早在东汉，人们已经知道食薏苡“以胜瘴气”；隋大业五年，隋炀帝车御驾新征吐谷浑，樊子盖“以彼多瘴气，献青木香以御雾露”[58]。薏苡又称薏米，一年生禾本植物，能提气除邪，有预防瘴病功效。《神农本草》云薏苡味甘微寒，主风湿、痹下气，除筋骨邪气，久服能轻身益气。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也载青木香则主气散、滞气，常常用来治疗气力不足。宋初杨亿送友人赴柳州诗就有“薏苡偏防疾，蒲芦善化人”[59]的劝戒；司马光咏薏苡诗也有“佳实产南州，流传却山瘴”[60]的诗句。说明这一饮食疗法已经为人们普遍掌握。其它方面，唐孙思邈提出入瘴区以前可以先针灸以免瘴病：“凡人吴蜀地游宦，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着人也”[61]。宋代唐慎微《重修政和证类本草》提出“入桂管前须御瘴疾，验方以薏苡、青木香为上”。此书还列出婆娑石、草犀根、猕猴头角、豆豉等防瘴药方供人们参考。当然宋代一些流传甚广的预防瘴病方法也存在某些误区，对此宋人也有揭示和忠告。曾与苏轼一道流贬岭南的刘安世就反对民间所谓饮酒防瘴的错误说法，并且遵照一高僧的告戒身体力行，成功避免了瘴病：“某初到南方，有一高僧敎余言，南方地热而酒性亦大热，《本草》所谓大海虽冻而酒不冰，今岭南烟瘴之地，而更加以酒，必大发疾。故疾之状，使人遍身通黄，此热之极也。故余过岭即断酒，虽遍历水土恶弱、他人必死之地，某独无恙。今北归已十年矣，未尝一日患瘴者，此其效也”[62]。此外古代岭南人普遍认为嚼食槟榔可以防瘴，如罗大经云“岭南人以槟榔代茶且谓可以御瘴”[63]，但这一作法未必有多大效果，由于瘴病的复杂性，槟榔的药效有时可能适得其反。章杰《岭表》谓：“岭表之俗，食槟榔甚者，日至十数枚。盖瘴疟之作，率因饮食过度，气滞痰结。而槟榔最能下气、消食、去痰，故人皆狃于近利而闇于远患，此颇类北人之食酪酥，多致肤理缜密，，一旦病疫当汗则塞，而不得出。峤南地热，食槟榔，故藏气疎泄。若一旦病瘴，当攻发则虚羸而不能堪，所以土人多瘠而色黄，岂全是气候所致！盖亦槟榔为患，殆勿思耳”[64]。这是说槟榔固然有助于消食、去痰，但对瘴病而言并无真正药效，相反如果食用不当，还会加重病情。应该说章杰的的观点是颇中要害的，对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个传统观念作了根本性否定，其实也合理解释了为什么岭南人千百年来嗜食槟榔而瘴病却依然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和道理，因为槟榔的主要药用价值在于防治寄生虫，而非防瘴。 四、诊瘴除病，以辩证治疗为主。隋唐两宋时期,对瘴病的认识已经逐渐深化,并且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外台秘要方》、《苏沈良方》、《圣济总录纂要》、《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类证普济本事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医说》等医书均收入不少治瘴验方和汤丸药，其主要特点是已经能够针对不同瘴病给予不同的辩证治疗。隋代巢元方就认为治疗瘴病应该根据不同病情施以不同疗法而对症治之，《巢氏诸病源候总论》中说：“假令宿患痼热，今得瘴病，毒得药更烦，虽形候正盛，犹在于表。未入肠胃，不妨温而汗之；已入内者，不妨平而下之。假令本有汗，今得温瘴，虽暴壮热烦满，视寒冷正须温药汗之。汗之不歇，不妨寒药下之。病前热而后寒者，发于阳；无热而恶寒者，发于阴。发于阳者。攻其外；发于阴者。攻其内”[65]。唐代王焘《外台秘要方》认为瘴病发生是由于“岭南带山瘴之气也，其状发寒热，休作有时，皆由挟溪源岭瘴温毒气故也，其病重于伤暑之疟”。因此他特别重视对辩证治疗。他将岭南瘴病分为岭南瘴气具有“山溪毒气”、“风温痰”、“鬼疠”、“热毒”，其中前三者为一般感染，症状较轻。其中危险性最大的是“热毒”，而对“热毒”的诊治必须慎重考虑，应查清感染原因、选择最佳药物作对症治疗：“在此之中，热毒最重，故所用药物须审病源。患疟瘴之后特须防瘴；而发痢，死不旋踵。所以然者，瘴体先虚，虚不宜痢。又瘴宜冷差，痢宜温断。断痢则益瘴，断瘴则益痢，大率如此，不可不慎。非直药疗，亦须宜加将息取适，若能用一色药兼二种病，冷而止痢，温而断疟，最其妙也。如不然，先须断痢，然后疗瘴。瘴缓痢急故也。仍率须作挟毒防之，不得専医其痢”[66]。周去非也主张要根据瘴病的不同类型施以不同的疗法，否则不仅不能治愈，反而有夺命之虞：“冷瘴以疟治，热瘴以伤寒治，痖瘴以失音伤寒治。虽未可收十全之功，往往愈者过半。治瘴不可纯用中州伤寒之药，茍徒见其热甚而以朴硝大黄之类下之，茍所禀怯弱，立见倾危”[67]；苏轼、沈括《苏沈良方》根据染瘴后头痛发烧症状，以降热通利治疗为主，“毒痈疽发背，山岚瘴气，纔觉头痛，背膊拘紧，便宜服之，快利为度，常服可以不染瘴疾。凡瘴疾皆因脾胃实热所致，常以凉药解膈上壅热，并以此药通利弥善”。并据此研制出了以鸡心槟榔、陈橘皮、青木香、大附子、人参、厚朴、官桂、羌活、干姜、甘草、芎藭、川大黄、芍药等药材炮制而成的治瘴良药“木香丸”[68]。据他们讲，此药兼有防瘴与治瘴的双重功效。 结语 综上所述，唐宋时期对西南地区的瘴气、瘴病地理达到了一个新认识水平。瘴气、瘴病作为西南地区典型的有害环境现象与环境疾病，对其分布的空间地理特征、瘴气的类型及其对瘴病的病理认知与辩证治疗都较之前代有了全面的提升与突破，这不仅是传统医学应对瘴气、瘴病的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也使得从宋代起，自古以来笼罩于西南地区地理环境上的神秘恐怖迷雾开始逐渐驱散，对以云南为主的地理环境的认识也开始打破了神秘感与恐怖感，虽然真正对云南地理环境的科学认知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毕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进步现象。 [①]《原本广韵》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如《后汉书·李固传》载李固言“南州水土温暑，加以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后汉书·杨终传》则说“南方署湿，障毒互生”。其实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 [③]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校释》卷十一《疟病诸候·山瘴疟候》，南京中医学院古医史文献教研室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④]参见孙思邈原著、宋林亿等校正《备急千金要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⑤]王焘：《外台秘要方》卷一《诸论伤寒八家合一十六首》 [⑥]刘恂：《岭表录异》卷下 [⑦]耿贯一主编：《流行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⑧]刘恂：《岭表录异》卷下 [⑨]张介宾《景岳全书》卷十四，章杰：《岭表十说》。 [⑩]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风土门·瘴》 [11]黄震：《黄氏日抄》卷六十七《范石湖文》 [12]这种瘴岚之气应该就是宋人张杲所说的“诸溪毒岚瘴鬼邪之气”（《医说》卷五）。是一种有毒气体。 [13]程林辑佚：《圣济总录纂要》卷五《瘴气》 [14]这里应该指出，程林将两广划分到东南地域是并不确切的，与宋人基本的西南地域概念相悖。 [15]参见文焕然等《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P79。重庆出版社1995年出版。 [16]金强、陈文源：《瘴说》，《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7期 [17]程林辑佚：《圣济总录纂要》卷五《瘴气》 [1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熈宁九年壬子条 [19]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 [20]祝穆：《方舆胜览》卷三十四《广东路·广东转运提举广南市舶置司》 [21]冯汉镛：《瘴气的文献研究》，《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1期 [22]《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剑南西道七·黎州·汉源县》 [23]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瘴》 [24]段公路《北户录》：卷一《鹦鹉瘴》 [25]罗愿撰《尔雅翼》卷十四《释鸟·鹦鹉》。 [26]王十朋：《梅溪先生文集·后集》卷十四《食薏苡粥》 [27]李石：《方舟集》卷四 [28]《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剑南西道七·黎州·汉源县》 [29]邹浩：《道乡集》卷三十六《铭张明墓》 [30]王焘：《外台秘要方》卷五《山瘴疟方一十九首》 [31]（隋）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卷十一《山瘴疟候》。南京中医学院校注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出版。 [32]苏轼、沈括：《苏沈良方》卷二《治瘴》 [33]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四十三，邢恕:《上神宗答诏论彗星上三说九宜》 [34]胡国龄主编《传染病诊疗精粹》，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出版，第608页。 [35]全诗见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三。新丰即唐关内道新丰县（今西安市临潼县），当为白氏根据流传 于关中地区的真实故事进行文学加工采摭入诗。 [36]《旧唐书》卷二百十二《南诏传》 [37]《全唐诗》卷五一八，雍陶：《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 [38]《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 [39]《全唐诗》卷五一，宋之问：《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 [40]《旧唐书》卷六十九《卢祖尚传》 [41]《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 [42]《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八《韦执宜传》 [43]范成大《骖鸾録》记载自己从家乡吴郡出发赴桂林广南西路制置使任，与亲人临别时情景：“二十八日，陆行，发余杭。与吴之兄弟妹侄及亲戚逺送者别。皆曰：君今过岭入厉土，何从数得安否问，此别是非常时比。或曰：君纵归，恐染瘴，必老且病矣，亦有御瘴药否？其言悲焉，泣且遮道，不肯令肩舆遂行。又新与老乳母作生死诀，一段凄怆”。这一面悲戚情景在宋代送行亲人赴岭南时很有代表性。 [44]胡宿：《文恭集》巻八《奏议·论征蛮》 [45]罗愿：《新安志》卷十《定数》 [46]此段记载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四《仕有五瘴说》。梅摰的《瘴说》在北宋流传甚广，影响颇大，直到北宋末南宋初，还常被人们津津乐道，邹浩《道乡集》巻十一、赵善璙《自警编》卷七等都有大同小异的记录。 [47]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四 [48]范成大：《骖鸾录》。《范成大笔记六种》。孔繁礼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 [49]详见拙作：《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50]《新唐书》卷一五七《陆贽传》 [51]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七《跋续集验方》。 [52]李复：《潏水集》巻六《夔州药记》 [53]《宋史》卷二四九《范质传附范旻传》） [54]《后汉书》卷五十四《马援传》 [55]除章杰《《岭表十说》外，以上医书名俱见《宋史》卷二0七《艺文志》，但三部医书（文）均已亡佚。其中李璆其人《宋史》卷三百七十七有传，载其登政和进士，绍兴四年以集英殿修撰知吉州，后累迁徽猷阁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瘴疟论》（明张介宾《景岳全书》作《大梁李侍诏瘴疟论》）应该著于四川任上；而章杰《宋史》无传，其人生平事迹零星见载于南宋能克《中兴小记》、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张纲《华阳集》等，沉浮于南宋初建炎、绍兴地方政坛。《岭表十说》的成书年代，现在已经很难确考，《宋会要辑稿》卷一六四《刑法》一之三六有绍兴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前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章杰言……”的记事，由此推测章杰担任岭南地方官也在绍兴初年，其仕宦年代大致与李璆前后同时。《瘴疟论》与《岭表十说》部分内容保存在元初僧医继洪《岭南卫生方》和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卷十三。内容主要为北方人初至南方应注意事项。 [56]宋祁：《景文集》卷六《九日药市作》 [57]郭声波：《唐宋时代川东盛产“药子”之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期。 [58]《隋书》卷六十三《樊子盖传》 [59]杨亿：《武夷新集》卷五《秘阁王校理知柳州》 [60]司马光：《传家集》巻二《薏苡》 [61]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八十九《灸例第六》 [62]马永卿：《元城语录解》卷上 [63]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 [64]（明）张介宾：《景岳全书》卷十四引 [65]此段文字不见于四库全书本《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引自前揭金强、陈文源：《瘴说》。 [66]王焘《外台秘要方》卷《山瘴疟方一十九首》 [67]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瘴》 [68]苏轼、沈括：《苏沈良方》卷三《木香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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