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龄贵：我和蒙元史研究 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1918年5月21日生于前郭县吉拉吐乡锡伯屯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八岁时就读于吉林省扶余县第一区第四初级小学，后升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九一八”事变后，读了一年扶余县立初级中学，于1935年初进关到北平（今北京），考入东北中山中学高中部。后随校迁往南京板桥镇。抗日战争爆发后，又随校迁往湖南湘乡县永丰镇，1938年毕业，在长沙报考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时岳阳失守，长沙危急，等不及发榜，和另外五位同学一起徒步从长沙走到重庆，历时四十六天。途经沅陵，从报纸上看到录取名单，知道录取在西南联大，到重庆后，在相熟的老师和乡亲帮助下，凑足路费，到昆明上学。1942年秋在联大历史系毕业，接着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194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时值抗战胜利，联大结束，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别复员北返，我因家累滞留昆明，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讲师一年，旋转入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校图书馆长，1987年退休。回想我二十岁上到的云南，从此定居昆明，终老是乡，今已年届八十，整整六十个年头。应当说，云南实际上已是我的第一故乡了。说到社会兼职，我任过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研究会顾问，云南史学会副理事长，云南孔子研究会顾问，等等。如此而已。这就是我极其平凡的一生。 —、我与蒙元史的渊源 这得从我的生活环境说起。我的童年是在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当时称为郭尔罗斯前旗，属哲里木盟，解放后设县）度过的，那里的居民主要是蒙古族，也有汉族。我的母系属蒙古族，在我的身上流通着蒙古族的血液，平常所接触的亲友，也大半是蒙古族人，因此与生俱来，对蒙古族怀有深厚的感情，这是我后来献身蒙元史研究的基础。 另外，还有一个很偶然的巧合。当年我初读联大时，曾醉心于搞文艺创作，结识了同在昆明的大作家沈从文先生，得到他不少的提携指点，经常借给我一些中外（译本）好的文学书籍，要我看后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我分明记得，他借给我的第一本书乃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自学丛书本陈彬和选注的《元朝秘史》。按此书本来是13世纪蒙古族流传下来的一部史诗性的作品，最初大概是用畏吾儿蒙古文写的，明初有人用汉字译出，译例极为严谨，先用汉字标音转写蒙古文，再以汉字旁加释义，是为“旁译”，然后分段用元明间习用的语体译作汉文，是为“总译”。全书分为二百八十二段。每一段通称一“节”。内容非常广泛，是研究蒙元史乃至蒙古社会、语言、文学最重要的史料。陈彬和选注的这个本子只有总译，注释也不高明，沈先生借给我此书时再三说明，主要是让我看看书中的情节和文字有多么古朴清新，富有生命的活力。我读了以后，深为书中所铺叙渲染的蒙古草原的磅礴气势和粗犷风情所吸引，联想起在郭尔罗斯前旗的种种经历，倍感亲切，不料想这竟成为我后来研治蒙元史的先河。但切实指引我走上研究蒙元史学术道路的是我的两位老师姚从吾教授和邵循正教授。
在大学本科，我选修了姚从吾先生主讲的辽金元史和邵循正先生主讲的元史。两位先生都是海内外深负重望的蒙元史专家，讲起课来，头头是道，浩如烟海，令人折服。在旧中国，蒙元史可说是一个“冷门”，潜心研治的人并不多，我在两位先生的涵育熏陶下，不计其馀，决心专攻这个冷门。 （姚从吾先生） 姚先生名士鳌，字占卿，别号从吾，河南襄城人，1894年10月7日生。北京大学文科史学门毕业后，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从佛朗克教授（Otto Franke）、海尼士教授（Erich Haeniech）治蒙古史，留德十三年，1934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史学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先生学识广博，能课甚多，而于宋辽金史、蒙元史用力尤勤，成就最大，见重当世。1970年4月15日病逝于台北，享年七十有六。遗著有先生生前自编的《东北史论丛》及逝世后由先生在台门人编辑出版的《姚从吾先生全集》，其中以有关蒙元史的论著为多，但所收犹为未备，闻部分遗稿还在继续整理之中。 邵循正先生字心恒，福建福州人，1909年11月21日生，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攻习历史，专攻中国近代史。旋赴法国留学，在巴黎法兰西学院、东方语言学院，师从伯希和教授（Paul Pelliot）治蒙古史、波斯文，后转入柏林大学，继续深入研究蒙古史。1936年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历史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讲中国近代史、蒙古史、元史、波斯文等课。先生治学严谨，对中国近代史、蒙元史的研究均有长足的贡献。在蒙元史研究方面，先生熟谙中土史料，而又精通波斯、蒙、满、英、法、德、日等语文，凡所著述，莫不以渊博的语言学知识，取中外文史料互校对勘，发前人未发之覆，独揭新义，为学界所推重。惜乎限于客观条件，而又天不假年，未能充分展示对蒙元史的高深造诣。有的文稿，复因在乱离中遗失，无从寻检，故此先生传世的蒙元史论著，只有同门为纪念先师而编辑的《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及张寄谦先生主编的《素馨集》所收的十二篇，有的还是没有完成的《残稿》，洵属憾事。1973年4月27日先生溘焉病逝于北京，享年六十有四。 读研究院那四年，乃是我学习蒙元史最可宝贵的四年。这期间，姚先生教我认真读书，邵先生则特为开设专题讲座授课。姚先生尤其重视史料学，指定我通读《元史》及其他有关元代文献典籍，规定每星期四下午向先生汇报一周来读书心得，并呈验读书笔记，乘时讲学论道，问难决疑。姚师还将自己案头常用的四部备要本《元史》赠给了我，要我进行圈点，又把《元朝秘史》叶刻本和《蒙兀儿史记》长期借我披览。 先生对同辈学人甚为自谦，多所许可，于青年学者苟有一得，亦复揄扬不遗馀力。姚师对《元朝秘史》的研究功力甚深，可于台北出版的《姚从吾先生全集》所收有关论著及与札奇斯钦先生合著的《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见之，久为举世所公认。乃在当年为我讲解《元朝秘史》时，屡曾推许我的另一位导师邵循正先生对《秘史》有很好的研究，特精于语言对音之学，要我认真学习。多年后先生在台北所做的《漫谈元朝秘史》的讲演中，依然对邵师（还有韩儒林先生）在《秘史》研究上的贡献赞誉不遑，称为“有卓越的表现”。又1939年先生在昆明《益世报》副刊《读书》某期发表《说叶刻本元朝秘史中的固姑冠》一文，主要从史料上论证固姑冠即“李黑塔”。于时北大文科研究所青年教师吴晓铃先生就此问题与姚师通讯有所讨论，并在香港《星岛日报》副刊《俗文学》接连发表《说罟罟》、《说罟罟补》两文，深得姚师称赏。在我听讲的辽金元史班上，当谈到固姑冠问题时，避而不及姚师自己的那篇《说叶刻本元朝秘史中的固姑冠》之文，却再三推荐晓铃先生的《说罟罟》和《说罟罟补》，延誉不置，说那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要我们找来细心拜读。这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事隔近五十年，在我编写《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写到“罟罟”这一条时，想起姚师往日所说，立即向晓铃先生讨教，并请问此两文有无存底。晓铃先生不遗在远，不惟慨然以两文见示，并热心通检拙著全稿，多所是正，还为本书写了序言，令我十分感激，不由得意会到，应该说这也是姚师的馀荫。 姚师对研究生要求极为严格，居常告诫：写文章或著书立说，一定要用原手史料，不用或少用转手史料，尤忌不查原书的转引。但于及门偶有无心之失，从不疾言厉色，而必善为诱导使有自得，亲切如对家人子弟，霭然长者。 我的硕士论文《元朝建都及时巡制度考》，题目是姚师提出与邵师共同商定的。姚师认为：通常把大都（今北京）作为元朝唯一的都城，并不很妥当。有元一代，自世祖忽必烈以下诸帝，照例在三、四月间携同后妃及文武百官赴上都（在今内蒙正蓝旗东北闪电河北岸），如常处理政事，八、九月间还大都，往返时巡，成为一代定制，实际上行的是两都并立的制度，值得作进一步深入探讨。我遵循姚师的思路，搜检《元史》和大量其他有关史料，经过反复考核论证，完成十馀万字的论文，证明姚师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这篇论文是在姚、邵两位先生指导下写作的，后来邵师出国讲学，由姚师一人指导。1946年5月，在姚师主持下，由雷海宗、徐炳昶、向达、吴晗、毛子水、唐兰诸先生组成了答辩委员会，我通过论文答辩，在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毕了业，获得硕士学位。回想我从大学本科到研究院，从姚师受教的时间最久，凡所指授，使我时刻铭记在心，不敢有违。自知平生无他长，但为学不敢自苟，偶有述作，于史料必力求征引原文，弗甘转贩，对前修时贤所说，凡有可取，未尝掩善，差堪自慰。必须说，这都是先师言传身教所赐。 邵循正先生在大学教过我中国近代史和元史，还指导我撰写《元代边徼诸王叛乱考》的毕业论文，这是我从事蒙元史研究的第一篇习作。在研究院，又和姚从吾先生一同做我的导师，为此开设了蒙古史研究和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地之研究两门课程。蒙古史研究重在对史料的介绍，尤其着重讲授《元朝秘史》。邵师在讲《秘史》时，对汉字标音的蒙古语、旁译、总译及其与《元史》、《圣武亲征录》著录的异同，都有深入精湛的考说，后来还假得向达先生手校的《至元译语》，并征得向先生的同意，要我过录一本，取以逐条与《秘史》汉字标音蒙文及《华夷译语》（当时所能见到的只有《涵芬楼秘笈》影印的明经厂本，世称甲种本）互校，并转写其对音，考辨其是非得失。先生在授课的同时，还有译补《秘史》总译之作。《秘史》总译虽出于蒙文原作，疏漏之处仍然不少，汉字标音蒙文及旁译也偶有失误。邵师据标音蒙文并参稽中外文有关著录，逐条为之译补，文笔之古朴与旧译仿佛似之，曾以已写就的部分原稿示我。1961年在京拜望邵师，曾以此事请问，邵师说，稿已完成，不幸于辗转流徙中遗失，言下不胜慨叹；但先生治《秘史》的雄心不减，仍约我调京协助校订《元朝秘史》本文（text），使成定本，座上并出示日本小林高四郎教授所著《元朝秘史之研究》一书，要我先行译出，为校订《秘史》的参考，我为有机会继续从邵师问学而庆幸，欣然从命，并竭三年之力，将小林书译出，寄呈先生审正。其间邵师几度通过中华书局和北京大学商调我赴北京工作，而我所在的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不肯放人，文化大革命一来，这事更无从谈起，协助邵师校订《秘史》一事未克如愿，从而竟成终天之恨，这自然是后话了。 在“蒙古史研究”课上，邵师对《马可波罗游记》讲的也比较多。这是一本有名的书，有不少的版本，当时昆明所能见到的除张译拜内戴托（L．F． Benedetto）本、冯译沙海昂（A．H．J．Charignon）本外，还有玉勒（H．Yule）本及伯希和与穆勒（A．C．Moule）合校本（时伯希和的《马可波罗书注释》[notes on Marco Polo]尚未出版）。邵师对各本均有评述，还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的讲演，由我笔录，送请先生过目并润色而定稿，这是邵师的一篇名作。也是在这门课上，邵师还教我学过波斯文，并亲手用印蓝纸复写作为教材分发给我，悉心讲授，可惜我没有学好。 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地之研究一课，邵师主要讲授《多桑蒙古史》及西方汉学家伯希和、沙畹（E．Chavannes）、劳费尔（B．Laufer）等对中国史地研究的贡献，并有所评说。邵师对《多桑蒙古史》评价甚高，但也指出其中不无欠妥之处，尤其因多桑（C．d’Ohsson）不谙汉文，书中所采用的汉文史料，所据类为乾隆时妄改之本，人名地名多为所误，这一点，冯承钧先生也已指出。邵师对多桑书冯译盛赞其译笔之工，惟是见仁见智，于其中数处译文认为容有可以斟酌讨论的馀地。按冯译《多桑蒙古史》曾被列入“大学丛书”，约在1943年前后，重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函请邵师为此书作一鉴定，邵师当仁不让，竭十馀日之力，撰为专篇，对多桑原书及冯译分别置评，凡数千言，邵师曾以此稿见示，而匆匆未及过录，不知此稿现仍存在于天壤之间否。 在此期间，邵师发表过《元代的文学与社会》、《蒙古的名称和渊源》两文，还有《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释natigai， načigai》未见发表，我均录有副本。1982年，由元史研究会主编的《元史论丛》创刊，因将两文与流传未广的《元代文学与社会》、《蒙古的名称和渊源》一并题为《邵循正先生蒙元史论著四篇》在该刊第一辑刊出。 回想先生对及门学子热心教导，诲人不倦，于所请益，或百端譬解，或片言释惑，随叩随应，允为一代明师。一从先生赴英国讲学，违别十六年。直至1961 年，我因探亲路经都门，始获赴北大探望先生。原期调京协助邵师校订《秘史》，不料事与愿违，邵师亦随即下世，1961年在北京的那次拜见，竟成为解放后唯一的一面，也是最后一面。先生往矣，但先生的为人和治学精神激励着我，使我不敢不自勉，以无愧于作为先生门下一名及格的学生。 如今姚从吾先生和邵循正先生均已过世，岁月蹉跎，我这个当年的学生也已两鬓苍苍了。回首前尘，两位本师当年耳提面命，指导我学习蒙元史，在学术上抚育我长大成人，为日后安身立命之本所倾注的大量心血，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三、我怎样研究蒙元史 研究也是学习。我所以把研究院毕业后工作期间继续学习蒙元史的过程名之曰“研究”，乃是为方便起见，其实不过是学习的一个新阶段罢了。 研究院毕业后，我曾在云南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任教，其间在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的时间最长，直到1987年底退休。在职期间，除授课外，还发表过有关蒙元史的论文。退休后虽或仍为硕士研究生讲课，但教学任务轻了一些，笔下也就勤了一些。这些年来，我对蒙元史的研究，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我的两位老师姚从吾先生和邵循正先生对《元朝秘史》都有深入的研究，这对我是有影响的。邵师约我协助校订《秘史》没有实现，但却由此译出小林高四郎教授的《元朝秘史之研究》，约三十万言，此书是对《秘史》研究带有总结性的名作。有意思的是，小林早年曾在北京大学听姚师讲授蒙古史，多所过从，并在姚师处得见海尼士教授题赠姚师的所著译注《秘史》。小林后在其译注的《蒙古秘史》序言中，对此一段学术渊源仍乐道不置。 1979年中国蒙古史学会在呼和浩特召开，邀我参加，我因事未能前往，但寄去了两篇论文，其中一篇《记所见阮惟和〈元秘史地理今释〉钞本》，就是跟《秘史》文献学有关的。按清末人施世杰撰写过一本《元秘史山川地名考》，对《秘史》中所见山川地名进行考证。现在看来，所考未必精审，但在《秘史》研究史上还是有其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是书前《自序》里有这样一段话：“余友奉贤阮君惟和，劬古士也，作《秘史地理今释》，就正于诸暨陈太守通声，太守奖其勤，并引仲约侍郎之说以正其讹。余亟假其稿读之，见其说与余合者十得八九，间有不同处，乃更推究《秘史》上下文以证明当日所行之地执，余说误者，则厘正之，侍郎暨太守之说，证以《秘史》而仍不合者，亦不敢附和之，往复咨商，渐就条理”，云云。可见施世杰在撰写本书时，曾参考阮惟和作的《秘史地理今释》稿本，而《今释》又曾得到陈通声据李文田（仲约）《元朝秘史注》为之校正。施书刊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则早一年刊行。不过施氏在撰写《元秘史山川地名考》时，迄未见李书，仅得间接由陈道声为《今释》所作的校语里转引片段而已，观于施序自明。至若阮著《秘史地理今释》，从来没有刊布，也未睹传本，其内容除经施书引用外，不见其他作者直接称引。各种关于《秘史》研究的索引目录，对此都列为未见之书，第据施书转引存目，世人久疑其书已佚，堪称憾事，孰知事有出乎意料之外者。1965年，偶检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见有《元秘史地理今释》钞本一种，深疑这恐怕就是阮惟和书，但书目上乃作“不著撰人”，未免滋人惶惑。后经上海图书馆大力协助，获见此书缩微胶片，取以与施氏《元秘史山川地名考》、李文田《元朝秘史注》及当出陈通声之手的《元秘史地理今释》眉批对校，考得此书决为施书所引阮惟和作《秘史地理今释》无疑，不过不是原稿而是过录本，此可以钞本中有数处不应有的误解文意的笔误以证之。从此，一部湮没了八十多年有关《秘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得以重显于世，并从此对阮书序言与施书序言中抉出施氏未免有剽窃掠美之嫌，从而引起蒙元史学界的重视与关心，不但足慰阮惟和于地下，在我个人，更把它当作平生一件快事。 关于《秘史》研究的另一项工作，是出版了《元朝秘史通检》一书。《秘史》对蒙元史（且不论其他方面）的研究既然这么重要，因而成为蒙元史学者所必治之书，为着便于检索，往往都要自己动手，编制有关人名、地名乃至种姓名的索引。我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深深感觉到，这是一件很必要而又很繁琐的工作，做起来又耗时又费事，是不容易做好的。从前王静安（国维）先生作过《元秘史山川地名索引》，但没有作完，《遗书》未收，最近得知即将出版的《王国维全集》收之，题《元秘史地名索引》，渴欲一读，刻下尚未见到。又日本箭内亘博士作过《元秘史地名索引》、《元秘史部族名索引》两种，但均未见发表，不知是否已成定本。我自己最初作的《元朝秘史索引》，分为人名、山川地名、种姓名三部分，以《四部丛刊》三编本《元朝秘史》为底本，只于每个条目所收的专名之下，注明所见卷、叶、节次而已，比较简单，后在使用中，复立“对校”一栏，取叶氏观古堂本和前苏联东方文献出版社影印本（依旧例称“俄本”）《秘史》逐条勘对，别其异同，正其讹误。嗣后又把《圣武亲征录》和《元史》中相关的同名异写收录互见，立“附见”栏目，同时对每条专名均用拉丁字转写对音，兼可据以考见其语尾变化的规律。这个稿子五经改易，前后历时四十而有馀年。初意原备自用，无心问世。继思如能公之于众，或可省却从事《秘史》研究的同道们翻检之劳，不必旷日费时自编索引，谅非无益。此意深得中华书局编辑部有关同志的支持，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因重加董理，改题《元朝秘史通检》，于1986年12月出版。其中“附见”一栏，对于若干有疑问之处，偶亦略抒所见，少事考订，以待识者。版行后，大家认为很有用，或以“有学术价值的工具书”许之。 2．对云南元碑的研究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又跟蒙元史有其特殊的关系。云南现在不但有蒙古族人居住，而且历史上，远在南宋灭亡前二十多年，忽必烈就奉命万里出师，绕道西南，灭掉大理政权，设立云南行中书省，比于中原。乃至明兵攻克大都，顺帝北走，元朝的统治被推翻以后，云南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还据守天南片土，奉北元正朔。直至洪武十四年（1381）明师入滇，梁王投滇池死，始重归一统。我自己长期在云南工作，1958年还参加过云南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因此云南地方史和民族史，特别是云南蒙古史和元史不能不是我的研究课题，发表过几篇这方面的文章。 但最重要的还是对云南元碑的研究，这可说是几分偶然的机遇。1972年，大理拆除城内的五华楼，发现一批垫做石脚之用的旧碑石。时值十年动乱，大破“四旧”，于是大量碑石被用来砌修县体育馆篮球场的看台，有的流散民间，取以搭桥、铺路、修厕所、垫猪圈的都有。1976年，有一位熟朋友回大理探亲，无意中在球场看台上见到几块表面水泥脱落现露有至元、至正等年号的元碑。按旧志：五华楼原名钟楼，是洪武十五年（1382）明兵下大理当年修的，后袭用五华楼旧称。然则修楼时垫做石脚的碑石，其为前朝（包括元、北元）的旧物无疑。这位朋友关心乡邦文献，回昆明后，经向有关各方奔走游说，建议拆换球场看台上的元碑，加以保护。受到云南省文化局的重视，拨款六千元以为资助，并得到大理地方上的支持，决定拆换清理这批元碑。我有幸两度去大理参与这一工作，所获凡宋碑（大理国时期）三通，元碑六十六通。其中除少数梵文经咒，馀多为汉文墓志，铭文比较完整的二十多通，还有一部分是汉文、梵文并存的。碑文内容不惟对蒙元史的研究有很高的价值，而且为研究南诏史、大理史、白族史、彝族史也提供了许多可贵的新资料，就中有一通宣光九年纪元的塔铭，与同我们从大理返昆途中在禄丰县文化馆所见到的另一通宣光九年的墓志，尤可说是两件北元历史的重要文物。今按昔人早已有“宋元碑不易得”的慨叹，云南在全国算是元碑比较多的省份，晚出的《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所收元碑，号称最为完备，但细审所收不过五十八通，其中从旧志转录的二十六通，原碑尚存的三十二通，另有待访元碑目四十一事。此次大理五华楼一次集中新出元碑如此之多（兼有少数宋碑），远过《新志》的著录，真可谓希世之遇了。学术为公，我们于所获不敢自秘，因把这批碑刻作了初步整理，并就所知略加注释，题为《大理五华楼新发现宋元碑刻选录》（初稿），以油印本提交1980年在南京举行的中国元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引起与会同道们很大的兴趣，海外蒙元史学界也表示关注。后将这本《选录》重加审订，改题《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在《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l、2期发表。我个人还对这些元碑进一步作了探讨，先后撰为《大理五华楼元碑的发现及史料价值》、《大理五华楼新出宋元碑刻中有关云南地方史的史料》、《忽必烈征大理史事新证》、《〈大理路兴举学校记〉考释》、《关于郝天挺与云南的关系及其他》、《侬智高死事新证》、《〈大光明寺瑞岩长老智照灵塔铭并序〉考释》、《云南现存北元宣光纪年文献考述》、《关于北元宣光年号的考证》、《新出元碑杨孝先墓志考释》等文陆续刊出。年来复将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附注释及考译合编为《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都二十万言，现获云南省教育委员会资助，即将由云南大学出版社版行问世。 3．对《通制条格》的研究 《通制条格》是元朝重要政书《大元通制》的一部分，里面收有跟元代典章制度、法律、社会经济有关的史料很多，一向和《元典章》相提并论，不过分量少些，传世仅有前北平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1930年影印的明初写本残本，存二十二卷。此书对蒙元史和中国法制史的研究非常有用，历来受到学术界的推重。其文体有文言，也是当时通用的硬译公牍文体的白话文，因而读起来免不了有点困难。日本学者曾在小林高四郎、冈本敬二两位教授主持下，编著出版《通制条格研究译注》三大册，除收录汉字原文进行校点，还译为相应的日文，并对书中有关的语汇、人名、地名、官称等作了应有的注释。公平地说，日本学者译注此书，还是下了很大工夫，作了努力，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见解，这是应当肯定的。但也必须指出，由于种种原因，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依然不少。一是书出众手，除小林高四郎、冈本敬二两位主持人之外，参与其事的还另有七、八位学者。三册书又不是同时出版的（出版年代分别为1964、1975、1976年），大概统纂工作也做得不够，所以难免体例不纯，同是一词，有前见未注，而后见始注的，也有前后并注重出，而说法不一，自相抵牾的；二是日本学者对汉文的断句，尤其对元代硬译体白话文的断句，仍有可以斟酌之处。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三是在注释方面也有明显的误释、漏释，不能令人满意。大概有鉴于此，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制的《1982一1990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把整理《通制条格》也列了进去，要求编著一本《通制条格校注》，这事通过有关出版单位，落在我的头上。这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我前后用了十年的时间，旁搜远绍，寻检有关资料，摘抄卡片近万张，首先对书的本文进行校点，继而对书中内容作必要的注释，期能略成可读之本，供治蒙元史、中国法制史者参考。现书已杀青，近期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希望得到方家和读者的指正。又因限于体例，注释容或未能尽所欲言，仍别撰为《〈通制条格〉新探》、《〈通制条格〉人名考异》、《〈通制条格〉札记》、《〈通制条格〉释词五例》、《〈通制条格〉中有关云南史料举证》，分载有关书刊。另《为“不怕那甚么”进一解》一篇，未发表。 4．对元明戏曲中蒙古语的研究 过去治元史的人不大重视元曲，治元曲的人又不大注意元史。王静安先生可说是个例外，他博大精深，既通元史，又精通元曲，所著《蒙古史料校注四种》与《宋元戏曲史》，至今堪称权威之作，足为后学的楷模。我早年读《元曲选》，偶然发现其中的打剌酥、搭□、虎儿赤、牙不约儿赤等几个蒙古语，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加以考订。自然，那不过是一篇“少作”粗浅不足观的。近年来，为着寻检元明戏曲中的社会经济史料，翻阅了一些这方面的书，未曾想遇到的蒙古语竟意外的多。其中有的已经有人检出，但很多是没有人留意及之的。于是草成《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收蒙古语八十七事，在《民族学报》1981年第l期发表，后又撰为《元明续篇》、《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拾遗》。文章先后刊出后，深得海内外治元曲、蒙元史学者的鼓励，有的还要求整理成书出版。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已故元曲大家吴晓铃先生，他不辞辛劳，为我审订初稿，多所是正，从而促使我又用了三数年的时间，将初稿加以修订补充，共收得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一百一十四事，都三十万言，仍名之日《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感激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有关同志的好意，审稿后，毅然不计经济效益，于1991年10月版行问世。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除翻阅元明戏曲书，披拣其中蒙古语外，并曾检索《元史》、《元朝秘史》及元代中外文献、有关字书并当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互相参证，还旁及明清小说笔记，沙里淘金，往往有得。甚至像《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一类的书，里面竟也有蒙古语，是以前所没有想到的。可以说，本书研究所及，原不限于蒙元史，而是介乎蒙元史、蒙古语、元明戏曲和明清小说之间的一部边缘之作了。 书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反应尚好。乃学如不及，是书问世以来，已经六、七年的时间过去了。其间又陆续接触到一些前此无由得见的新资料，个人钻研亦续有所获，因又撰为《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拾补》、《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续考》、《释得娄吉邻母剌失》等篇，又复收得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三十余事。又据有的读者提出：清代戏曲中也有蒙古语，数量虽或不多，似亦无妨为之一考，使成完璧。我接受了这个意见，因又鼓其余勇，翻阅及于清代戏曲四百余种，深以未得遍检现存清代戏曲为憾，但即此初步发现其中除若干已见于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外，还有前此未经著录的蒙古语四十余事。如此新检出元明清戏曲中的蒙古语已达七十余条，加原著所收之一百一十四条，合共一百八十余条，近二百条，令人大喜过望。同时对原著所收的一百一十四条蒙古语，亦复据新见的资料进行了增补，使首尾略为完具。此本倘能出版，拟更名为《古典戏曲中的蒙古语》以存其实。这就是我目前所正在从事的工作。 以上就是我半个多世纪以来学习研究蒙元史的简单历程。其间系统的成熟的经验虽说不上，心得体会也还是有的。我觉得可以说的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做学问，首先基本功要扎实。无论研究那一门类的历史，包括蒙元史，必须熟练掌握和本专业有关的史料。治蒙元史，就得熟悉《元史》、《元典章》、《元朝秘史》等重要史料，特别是《元史》。《元史》这部书编成的时间很仓促，两次修史，前后还没有用一年时间，它的名声不大好。但它保存了大量原始材料，如修史时所根据的《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等书，早已佚失，胥赖《元史》采录，得以保存一部分，可据为典要，这绝不是后来改修的《元史类编》、《元史新编》、《新元史》、《蒙兀儿史记》所能比拟的。读《元史》，可从粗读、略读到熟读、精读，重要的当然是本纪、列传，但表、志也不要放过。以志而言，百官、食货、选举、地理、河渠、兵、刑法各志自然不必说了，就是五行、祭祀、舆服等志，里面也有一些重要资料，如关于水旱、灾荒、地震、蒙古旧俗的记载等等。读《元史》，还要取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补元史艺文志》、《元史氏族表》、《十驾斋养新录》、汪辉祖的《元史本证》、《三史同名录》中有关部分比对合观，得益必然更多。《元典章》因为有些用的是硬译公牍文体的白话文，初读不免困难，但它的语法也自有规律可寻，熟能生巧，多读几遍，反复揣摩，也还易于通解。至于《元朝秘史》，问题比较复杂，对它的读法，非三言两语所能尽。 第二，视野要宽。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蒙元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又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元朝是中历史上的一个封建王朝，蒙古人最强大的时候，又曾征服或统治过东欧及亚洲的很大部分，沟通东西，蒙古史自然在世界史上也有其重要地位。研究蒙元史就不能不懂中国通史和世界史，孤立地研究蒙元史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蒙元史既然跟中国通史及世界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则不能忽略这方面有关的史料。就中国史来说，汉文史料中，除《元史》必读外，对《宋史》、《辽史》、《金史》、《明史》也不可略而不读，此外蒙文、藏文等的史料，这些年也在陆续发掘、整理、翻译之中，有的业已出版，应当注意广泛搜集研讨。至若外国史料，波斯文的著作最为丰富，能直接阅读原著当然最好，可这目前不容易办到。所幸最有分量的两种波斯文蒙古史，即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和拉施特的《史集》，已分别有了从英、俄文转译过来的本子，其价值都不在《元史》之下，须要认真地读，并和汉、蒙、藏等文的史料互相参证。再者，蒙元史的研究早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学问，许多国家的学者发表过大量的专著和论文，转译为汉文的还不很多。这就要求学者至少能通几种外文（如英、俄、法、德、日等文），以便直接阅读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此外，还应当具备相关的文献学、目录学、史学史等知识，对海内外关于蒙元史研究的历史及现状有比较清楚的了解，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对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论点，新看法，有所创获。 第三，就地取材。这是就研究的选题说的。我对云南元碑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现在各地多已注意到这一点。如内蒙有人作北元史的研究，新疆有人作察合台汗国的研究，西藏有人作蒙藏关系史的研究，四川有人作蒙古定蜀乃至钓鱼山之战的研究，都有较好的成绩。 第四，论证要严谨。这看起来是个写作技术问题，其实不然，它是一个治学态度问题。写文章，免不了要旁征博引，但要语语有据，言之成理。首先一条，要尽量用第一手材料，不要用第二手乃至第三手的转手材料。所谓第一手材料，就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原始的材料。以《元史》为例，比起在它以后各种改修的元史，它就是第一手材料，改修元史只能算是第二手的材料。尝见有的文章，所引材料明明是《元史》里有的，却去引《新元史》而不引《元史》，这就非常奇怪了。其次，论证一个问题，必须论据充分，经得起推敲，不能凭单文孤证。只凭一条史料就下结论，也就未免过于轻率了。 （原载《学林春秋》（初编），朝华出版社1999年；又载《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论文集》，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372－384页。） 责编：百川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