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的点校与其它各史不同，是以老专家与中青年合作，集体协作完成的。1971年
夏，翁独健和邵循正教授在中华书局的组织之下开始工作，分别负责标点《纪》、《志
》和《表》、《传》。1972年春，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参加复审和校勘，全体在呼
和浩特投入工作。当时研究室原领导尚未复职，革委会指定卫庆怀负责，众推笔者与中
华书局联系和组织业务。参加的人员有林沉、余大钧、金启NC34B 、黄时鉴、卫庆怀、
智天成、叶新民、金峰、包文汉和周清澍等，后来又陆续有胡锺达、郝维民等人参加。1
973 年春初步工作结束后，4月，林沉、周清澍和新从农村调来的周良宵一起到中华书局
为全书校勘记定稿，当时正在小汤山疗养院的邵循正教授也出院来中华书局一同工作，
不幸在一周后哮喘病复发住院，数日后病逝。同年冬，周良宵和周清澍被借调到中国近
代史研究所参加编写《中国通史》，林沉一人独自留在中华书局，一直坚持到1976年，
同翁独健教授、责任编辑姚景安一起，完成了全书校勘记的撰写和审定以及全书清样稿
的多次校改。
一、校点本元史采取的特有作法
我们参加工作时，正值备受文革折磨和闲散六年之后，大家都有找回失去的时间的
想法，工作热情无比高涨。当时限定工作必须两年完成，两位老先生既要负责标点，又
要兼顾校勘，很欢迎他们这些过去的学生参加。我们每天都能碰到标点和校勘中大量的
疑难问题，发挥集体人手多的优越性，分头充分查考，完成了一两个人一二十年的工作
量。
我们考虑到，集体参与这一专业要求很高的工作，必然存在水平参次不齐，人多容
易疏漏等问题，为此在组织上和工作步骤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防止集体协作容易产
生的弊端。
我们将全体分成两个小组，由林沉、周清澍分任组长，分工依次校勘《纪》、《志
》、《表》、《传》。每组各人再分担若干卷，首先对校指定必校的《元史》各种版本
和后修诸史，发现这些书似有有意改动“百衲本”之处，就用卡片抄出存疑。
卡片上记下的问题，交小组传阅筛选，再由各人广泛参校有关史料和研究成果进行
考证，如认为“百衲本”确实有误或本人无法判断，就可提交小组讨论或帮助查考，再
确定是否入校。
准备出校各条，每人分卷编写校勘记资料长编，供最后撰写校勘记参考。内容包括
：1.有关原文；2.哪些书对原文有改动或考证；3.哪些史料可证明“百衲本”原文有误
，说明理由；4.提出校勘意见，建议改动文字或出校记。
当时上方限定完成“二十四史”点校的时间甚短，原则是以标点为主，校勘只要求
处理标点时发现的问题。我们是集团作战，具有人手多、掌握语种多(特别是有精通蒙古
语文的蒙古族)的优势，决定除版本校外，大量进行本校、他校和理校，利用充足的人力
和时间查考群籍，校出了较多的问题。我们的作法得到赵守俨先生的理解和支持，让我
们打破了点校“二十四史”的统一规格，同意我们延长时间进行精校、细校。由于校勘
范围放宽，经与总筹“二十四史”点校的白寿彝和赵守俨先生商定，本书采用了不同于
其它各史的出校形式。改动底本，采取《资治通鉴》的标点规则，用方(表示校补的字)
、圆(小一号字，表示删改)括号的办法，使原本与新改的面目都能反映。力图既要充分
发掘书中问题，有便读者参考；也要在因扩大校勘范围产生个别误校时，读者仍可看到
“百衲本”原貌。
举例说，我们凭借人多的优势，完成了校勘中几项繁复的工作。作法虽较机械，但
要比一般泛泛校勘仔细得多。
(一)对照朔闰表检查书中干支
特别是《本纪》和某些干支密集的《志》、《传》，我们普遍作了对照检查。有因
字形近致误：如“乙”误为“己”或“丁”，“己”误为“乙”等。有音近致误：如寅
、辰、申互误，酉、丑互误。也有干脆记错干支、干支重出、干支颠倒。还有朔日误、
脱朔、系月误、脱月、闰月误、脱闰、系年误、脱年等。
(二)检查地名
凡路府州县地名，皆尽量与《地理志》核对，特别是地名集中之处，如《五行志》
记某些地区有水旱等灾，连篇都是地名。我们将《地理志》所列各行省和路府州县名全
用大字抄出贴在墙上，逐一核对，凡并列地名中加顿号，有辖属关系的地名各加专名号
而不相连。如发现不见于《志》或不属同一地区的地名，则查阅有关资料考证，故能将
此卷交给从未接触过元史的人作，也能发现大量地名错误而不致漏校。
从地理位置的错误发现，如咸宁在京兆，威宁属抚州，常见咸宁误作威宁，威宁误
为咸宁；河南无均州，均州在湖北，而河南有钧州，多处将钧州误为均州。从辖属关系
的错误发现，如“重庆州晋源县”：重庆设路，不是州，且下无晋源县；成都路下辖崇
庆州，州辖晋原县，故“重庆”乃“崇庆”之误。此外，如字形相近：平滦误为平湾，
高陵误为高陆，绵上误为绵山，楚丘误为楚兵等；地名颠倒：如路名顺天，颠倒为天顺
；宁武军颠倒为武宁军有的将二字误合刻为一字。如淮安云山白水塘，将“白水”合为
一字，误作“泉塘”。各朝建置不同，名称也不同。如南宋有京湖制置或宣抚，《元史
》多处将“京湖”误作“荆湖”；元初攻宋时，曾在襄阳设行荆湖等路枢密院，又将“
荆湖”误作“京湖”。
(三)检查数字
如《历法志》列有各种表格和数据，这些数据皆可利用表中其他数字推算。梅文鼎
的《历学骈枝》还介绍了授时历的推算方法。如卷五四“黄赤道率”之“积差”等于此
度前积差与差率之和；“差率”等于下行积差减本行积差。以下卷五五之“黄道积度”
，卷五六“二十四气日积度盈缩”、“二十四气陟降及日出分”，卷五七《五星段目表
》“伏”、“顺”各项数据我们都作了验算，并据与授时历有关的历法书中的正确数据
加以改正。
《食货志》中数字甚多，凡记载总计和分计各项数字，互相加减可以验算的，我们
也作了验算，从中也发现了必须校勘的问题。如卷九四〔18〕“总计钞186锭37两5钱”
，内般阳路、宁海州两地细数相加，正好与总数相等，发现总计数漏计恩州数额；卷九
五〔9〕“二万七(十)〔千〕户，计钞一千八十锭”。按当时制度，每户应输2贯，即2两
，20070户仅得钞802锭40两，不及1080锭。1080锭计有54000两，除以2，应为27000户之
输额，故“十”乃“千”形近致误。
二、校勘底本和参校本的选定
底本
校点的工作本是以百衲本为底本，共作出校勘记约2700条。后来用北京图书馆藏九
十九卷残洪武本、北京大学向达旧藏一四四卷约弘治间重印残洪武本核对，发现百衲本
并非据残洪武本影印，而是据南监本描修。我们还核对了张元济批校原本，描修错误达8
0余处，一律径改不再出校。所以点校实际上是选用了两部残洪武本加百衲本作底本。
参校本
北监本：明末刻北监本时，或是尚能看到洪武初印本，或是也作了考订，对校正本
书颇有价值。如改正一些明显的错字。如地名祈阳改为祁阳、沭川改沐川、准安改淮安
、镇东改镇巢等；官署名储正院改为储政院；文字不通，“书号多士”改为“虽号多士
”。原墨钉或空阙，北监本补字符合文意，有史料可证实。
版本：清武英殿实际上是一个编辑兼刻印书籍的完善出版机构。在刻印前，有专人
先作校勘，不仅错字较少，往往还校正了原刻的错误。二十四史先有乾隆四年刻本，《
四库全书》修成后乾隆又令修改辽金元书籍中的译名，又重排了新的聚珍版殿本。我们
用两种殿本对校，改正甚多，尤其是当时所利用的道光间印殿本，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帮
助，值得着重一提。
道光本的价值首先是曾参考过当时尚存的《永乐大典》中《经世大典》引文。如卷
六九《礼乐三》原本注“阙”多处，而道光本多据《经世大典》作了增补。如〔2〕“(
阙)〔四方宾贡〕，南北来同”；〔3〕“(阙)〔百〕司分置”；〔4〕“威(阙)〔武〕鹰
扬，冢位(阙)〔克〕当”；〔 8〕“济济(阙)〔宣〕威”，等等。洪武本原墨钉、脱中
或空阙之处，道光本作了增补，经查证，皆有原始史料根据。如卷一五八〔 1〕“不知
行营〔往复〕之扰攘”，原墨钉，补“往复”二字，与姚燧《姚枢神道碑》合；〔 8〕
“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余”，出自许衡上世祖《时务五事疏》，补字与《许文正公
遗书》所载原文合 ；卷二一《烈女·周经妻吴氏等》〔1〕“并□□□□忍独生”，原
空阙四字，补“以夫死，不”四字后才能了解文意。
道光本除径改外，还利用了一些罕见或失传的史籍，对《元史》作了考证并对读者
说明了校改的理由。如卷六九〔15〕“黍稷惟馨”，道光本《考证》：“原本非误惟，
今据《阙里文献考》改。”卷七二〔15〕“酏食鱼醢〔兔醢〕”，据《经世大典·元郊
坛陈设图》补；卷八〔8〕“宫人凡二十〔二〕人”，据《经世大典·元中宫导从图》补
；卷七〔1〕“引班〔赞〕”，〔2 〕“与仪仗倒卷而〔北〕”，皆据《续太常集礼》补
。道光本据罕见或今佚书作的校补，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此外，道光本改正人名、地
名、书名和年月日错误甚多，经过查对，证明编校者确实曾作过考证，改动都有根有据
。
元史研究成果的广泛吸收
《二十二史考异》是钱大昕对纪传体正史进行全面考订的一部巨著，其中《元史》
考异占15卷，用力尤勤。汪辉祖继起著《元史本证》，专用《元史》中纪、志、表、传
互校，从中检出《元史》的错误。这两书除纯属考订史实异同处以外，凡涉及文字讹、
舛、衍、脱之处，是我们校勘时所利用的重大研究成果。有几处《考异》在查对《元史
》原始史料后，发现编纂者对史料作了错误的理解，改写得面目全非，不知所云。这种
精彩的发现，我们也将它保留在校勘记中，对读者作出说明。
如卷一九二《良吏·段直传》〔 1〕、〔2〕，“至元十一年，河北、河东、山东盗
贼充斥，直聚其乡党族属，结垒自保。世祖命大将略地晋城，直以众归之”，《考异》
云：“今泽州凤台县有刘因所撰直《墓碑》”，“《传》所书年代，与《碑》大相刺谬
。《碑》云：甲戌之秋，南北分裂，河北、河东、山东郡县尽废。甲戌者，元太祖之九
年，金贞二年(1214)也”。“而《传》乃云：‘至元十一年，河北、河东、山东盗贼充
斥'，以其岁亦在甲戌也。曾不思至元之初，境内宁谧，河北诸路安有寇盗充斥之患乎？
”“盖由史臣不学，误认甲戌为至元之甲戌(1274)，相差一甲子而不悟也。”“碑又云
：‘天子命太师以王爵领诸将来略地，公遂以众归之。'谓太师，国王木华黎承制时也。
而《传》乃云‘世祖命大将略地晋城'。曾不思世祖时晋城久入版图，安得有命将略地之
事乎？《碑》作于世祖朝，其文云：‘今上在潜邸，命提举本州学校，未拜而卒。'然则
直卒于宪宗朝，未尝事世祖矣。”
将后人续修元史作为研究成果进行参校
明初至民国初年，有学者认为《元史》成书匆促，史实遗漏、错误和自相矛盾处甚
多，立志重修。先后有《元史续编》、《元史类编》、《元史新编》、《元书》、《新
元史》和《蒙兀儿史记》等几种。他们除补充史实外，主要是对原书重新编排改写。在
改写中自然会对原书中的错误作了修改，自相矛盾处经过考订后作了统一。我们将这几
种书作为研究成果分别按纪、志、表、传与底本对校，如发现有意修改而非行文语气变
动之处，就抄成卡片查考。这些人多年沉浸于元史研究，对《元史》及有关史料非常熟
悉，很容易发现书中错误。如《元史类编》，当时作者还能看到今已失传的史籍；《新
元史》是纪、志、表、传全部完成的集大成巨著，改动旧史之处甚多，虽有主观臆断的
缺点，但毕竟给我们提供了大量校勘的线索。《蒙兀儿史记》的重点在于补充汉人修史
容易弄错的蒙古史部分，改动旧史多处有考证说明，更便于借鉴采用。
吸取上列前人成果，不仅便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史文，正确标点，也使我们校正了更
多容易忽略的讹舛衍脱处。参考这些著作的实例无法一一列举，仅以卷一一二《宰相年
表》为例。正如顾炎武所说，《元史》某些表、志乃史臣据案牍之文编成，《宰相年表
》大多有姓无名，以上各家大多为此作了考证，将他们的成果集中起来，大体上已恢复
了相臣的名字。
后人续修的《元史》以外，我们将参校的书又扩及编年体的《宋元通鉴》和《续资
治通鉴》，政书体《续文献通考》 (王圻和乾隆钦定本)、《五礼通考》等 。以王圻《
续文献通考》为例，除可校《志》外，个别篇章还可校《传》，如卷七二《节义考》与
卷一九八《孝友传》相当，校正后者若干处。
三、史源的追溯与有关史料的参校
本纪
元朝《实录》已失传，无原始史料可供校勘，但我们仍从本纪某些年代或片断，找
到相关史料进行对校，从中发现了若干涉及史实的重大问题。下面举几个例子：王恽著
《中堂事记》，按年月日记中统二年至三年八月“中堂”大事，可校本纪。如卷四〔 12
〕“(中统二年七月)己丑，命炼师王道(归)〔妇〕于真定筑道观”。此处文意以“王道
”为人名，命他回归真定筑道观。据《中堂事记》同日颁发的圣旨原文，受旨人乃真定
玉华宫“炼师王道妇”，又称“老王姑”。“妇”误为“归”，人名、语意全错。《元
典章》、《通制条格》和《经世大典》残卷，各类皆按年月日编排，同日记述如被《本
纪》引用，也可提供校勘。
如卷一六〔 6〕“(至元二十八年)六月丁卯朔，禁蒙古人往回回地为商贾者”。《
通制条格》卷二七“蒙古男女过海”条载“至元二十八年六月初一”同日发布的据蒙文
硬译的原文：“钦奉圣旨：泉州那里每海船里，蒙古男子妇女人每做买卖的往回回田地
里、忻都田地里将去的有么道听得来。如今行文书禁约者，休教过去者，将去人有罪过
者么道圣旨了也。”《元典章》卷五七“禁下番人口等物”条亦载此圣旨文言译文：“
体知得一等不畏公法之人，往往将蒙古人口贩入番邦博易，若有违犯者严罪。”《本纪
》概括此条时，完全曲解了原意，作了相反的表述。五、六十年代，甚至有论文根据这
条史料，论证元朝已有蒙古人出海经商。因弄清这条史料原意意义重大，故出校记说明
。
《元文类》、文别集和《元典章》等书保留有部分诏旨。我们列目将《本纪》所引
用的诏旨逐件作了校勘。
顺帝一朝，有相应编年记事的《庚申外史》可供校勘。
志
《元史》的《志》据《经世大典》修成，因此我们收集了《经世大典》通行本残卷
，又从《永乐大典》辑出《经世大典》不见流通部分，以及有关元代典章制度的专著《
通制条格》、《元典章》等，表列书名、出处著于各志之下，由全体分工参考对校。某
些《志》有关史料自成体系，则另列必校书目。
如《历志》，沿袭前朝历法者，校以宋《纪元历》、金《大明历》；《授时历》则
校以《高丽史·历志·授时历经》；后人著作则参校明朱载《律历融通》、《圣寿万年
历》、邢云路《古今律历考》、清黄宗羲《授时历故》、梅文鼎《历学骈枝》等。
《地理志》中追述前朝沿革，则校以历朝正史、地志——《汉书》、《后汉书》、
《隋书》、《元和郡县志》、《通典》、《蛮书》、《旧唐书》、《新唐书》、《太平
环宇记》、《舆地广记》、《舆地纪胜》、《宋会要》、《宋史》、《辽史》、《金史
》等。本朝则校以辑本《元一统志》、《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事林广记·郡邑类》
、《事文类要启札青钱》、朱思本《黄河图》、《河源志》，地方志《齐乘》、《太原
志》(永乐大典卷五二)、《安南志略》、《经世大典图》、《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
等。后修书则校以《环宇通志》、《明一统志》、王圻《续文献通考》、《读史方舆纪
要》、《明史》等。
某些志中片断引文仍见于原作者文集的，我们也找来核校。如卷六八《河渠志·蜀
堰》，此节史源据揭斯《大元敕赐修堰碑》 (《揭文安公集》卷一二)写成，注〔6〕至
〔11〕皆据此碑出校。如“深淘滩，高作堰”，“高”字《碑》与《元史新编》皆作“
低”，存疑未改。据今都江堰实况及二王庙刻石，可改为“低”。
《礼乐志三》有《元文类》卷二所载《太庙乐章》等乐章原文，除可供校勘外，也
补充了原书空白或阙文。
《祭祀志》：《永乐大典》尚存元《太常集礼》，《经世大典》有关部分和《祭祀
志》皆出自此书，可供校勘。
《舆服志》：承金制者，用《大金集礼》、《金史·舆服志》校；承宋制者，用《
太常因革礼》、《宋史·舆服志》校；远至因袭唐制者，则校以《新唐书·车服志》。
列传
据《元人文集分类编目索引》卡片，补充了该书拘于体例遗漏的，以及石刻、方志
中有关列传人物的史料，作成《元史·列传》有关传记对照表，凡参加校勘人员必须按
此表核校自己分担的列传。下面举几个例子，可见我们的参校范围是比较宽的。
如卷一二一《按竺迩传》核校了《永乐大典》卷一八八九保存的元明善《按竺迩神
道碑》。卷一二一《博罗欢传》，既校以《元文类》姚燧《博罗神道碑》，又校以《山
左金石志》卷二三所载姚燧《博罗 NFDC4神道碑》(这碑就立在泰安博罗欢封地)。
卷一二五《铁哥传》〔7〕，“二年领度支院”，据当时尚未发表的北京文物管理处藏《
铁可公墓志铭》拓本，补为至大二年。
某些传文文字通顺，实际有误，全靠核校原始史料才能发现。
如卷一二八《土土哈传》〔17〕“追乃颜馀党于哈剌(温)”，“哈剌温”校以《元
名臣事略》卷三引阎复《土土哈纪绩碑》和《元文类》卷二六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
，作“海剌”或“哈剌”，指今海剌尔(Qailar)河流域。哈剌温(Qara 'un)是山名，即
今大兴安岭。土土哈征乃颜余党，军次哈剌，然后返至哈剌温山。此处“温”字涉下文
“哈剌温”而衍，应删。
卷一四七《张柔传》，传中地名东流寨应作东流埚、青州应作清州、永宁军应作永
定军、祈阳应作祁阳；人名甄仝应作甄全；“逐其守卢应妻子”应作“逐其守卢应，妻
子皆为所虏”；“柔锐卒”应作“柔率锐卒”；皆分别据王磐《张柔神道碑》、元好问
《张柔勋德第二碑》和王鹗《张柔墓志铭》校出。卷一六二〔7〕、〔8〕，本传乃据《
元文类》卷六五元明善《高兴神道碑》压缩，不仅数字有误，而且有失原意。卷二三 《
孙威传》〔6〕“子拱”，据刘因为孙威之子公亮所写《先茔碑》，王恽所写《孙公亮神
道碑》，皆载孙拱是孙威之孙，孙公亮之子。校以二碑，得知是《元史》据《碑》文立
《传》时，略去公亮事迹，径抄《先茔碑》文“子拱”，遂误孙拱为孙威子。
天文、历法专门术语和数字，修史时容易抄错。卷一六四〔1〕“附会(元历)〔历元
〕更(日历)〔立日〕法”；〔7〕“(九)〔丸〕表”；〔8〕“始用定(制)〔朔〕”；〔9
〕“又〔二〕百三十六年”；〔12〕“与(日)〔月〕食相符”。其中〔1〕据《元名臣事
略》卷一三引 《杨恭懿墓志》改，〔7〕、〔8〕、〔9〕、〔12〕，据齐履谦《郭守敬
行状》改。
列传中引用传主文章，如传主文集尚存此篇，校勘时也颇有价值。如卷一五七〔 5
〕、6〕、〔7〕，此三处文句不通，皆出自郝经《东师议》，据 《陵川集》卷三二所收
原文补改。卷一五八〔7〕、〔8〕、〔9〕，《许衡传》中上世祖 《时务五事疏》，就
是据《许文正公遗书》所载原文校补。卷二三《李杲传》〔2〕“与(肾)〔翳〕色各异”
，〔3〕“脉(之)〔至〕而从”，传记据元好问《伤寒会要引》而作，此文收入《遗山集
》卷三七，据改。
传主的行事，见于他人记述，也可通过校勘发现传文错误。如卷一八二《苏天爵传
》〔4〕，据《黄金华集》卷一五《苏御史治狱记》，江陵应作沅陵。
四、元史点校采用的多种考证方法和若干成果举例
(一)某些标点在校勘过程中得到正确解决
如页35卷二“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拔都，平阳府”，原标点认为是分予术赤
子斡鲁朵、拔都兄弟二人平阳府，故“斡鲁朵”前加冒号，后加顿号。今据《食货志·
岁赐》，“斡鲁朵”实指太祖、世祖“四斡耳朵”及元朝诸后位，故改为这种标点。
页45卷三“叶孙脱按只畅吉爪难合答曲怜阿里出及刚疙疸阿散忽都鲁等”。这26字
全是人名，很难凭直观点断，经查考英译本《世界征服者史》所见有关人物，确切了解
各人身份后加以点开。
页47卷三“西域？哈里发？八哈塔”，“西域”是指中原以西广大地区。“哈里发
”乃阿剌伯语Khalifa 的音译，意为先知的继承和代理人，是伊斯兰教政教领袖的尊号
。“八哈塔”即今巴格达，当时是哈里发的驻地。前二词都是“八哈塔”的定语，不是
三个并列的专名，故中间皆不加顿号。
专名号标误：页 182卷九“六月己巳，以孔子五十三世孙曲阜县尹孔治兼权主祀事
”。后查《圣门志》卷三上：“五十三代孔浣，……从弟治，至元十三年，授……曲阜
尹，……仍权祀事。”孔治兼应作孔治。失校。
氏族部落之间有辖属关系的中间不加顿号。如卷二 NFCA1，“大德四年五月辛
丑……八怜、脱列思……”《元朝秘史》207 节，“成吉思将豁儿赤本族巴阿邻种三种
人交付他，并将额儿的失河流域之林木内百姓等凑成一万户，命豁儿赤做万户镇守额儿
的失河地面，管理当地脱斡劣思、帖良古惕等部人”。八怜即巴阿邻 (Bā-rīn)，脱列
思即脱斡劣思(Tls)，后者是前者属部，应点为“八怜？脱列思”。人名带姓氏者专名号
应联标。如卷二二，“乞儿乞带亦难”，还原为 Kirgisudai-Inan，意为乞儿乞思部人
亦难，故联标。
卷二三，“至大二年二月辛未调国王部及忽里合赤、兀鲁带、朵来等军……赴和林
。”“国王部”即扎剌亦儿部，“兀鲁带”意为兀鲁兀部人。卷一二《赤台传》：兀鲁
兀部人，子怯台一次子哈答—子脱欢—次子朵来，“皆封郡王”。“朵来”即此“兀鲁
带朵来”，意为兀鲁兀部人朵来。卷三 NFCA1，“泰定四年三月庚申，……郡王朵
来、兀鲁兀等部畜牧灾”。据前引《NFDC5 赤台传》，兀鲁兀部属郡王朵来管辖，此
处意为郡王朵来的兀鲁兀等部。两处朵来和兀鲁兀之间顿号都应删。卷一二《赤台传》
：李叛，帝遣哈必赤及兀里羊哈台阔阔出往讨之。此事见于卷一三一《囊加歹传》：父
麻察，……从诸王哈必赤及阔阔歹平李。兀里羊哈台阔阔出作阔阔歹。《世祖纪》中
统三年八月癸酉，都元帅阔阔带卒于军，以其兄阿术代之。阿术乃速别台之孙，兀良哈
台之子。拉施特《史集》则说：速别台-把阿秃儿也出自兀良哈惕部。他有个儿子……名
叫阔阔出。虽说法稍异，但“兀里羊哈台”并非另有其人，《元朝秘史》作“兀良合歹U
rianqadai”，旁译“部落名”。应作姓氏与人名联标。
某地之某部。如卷一二四《忙哥撒儿传》，“斡罗思、阿速、稳儿别里钦察”，斡
罗思、阿速、钦察皆族名，稳儿别里(ürberi)是地名，乃钦察(Qipcaq)国主所驻之地，
稳儿别里和钦察之间不加顿号。
(二)运用传统考据方法所得校勘成果举例
卷五八〔 6〕，“太宗七年改山〔西〕东路总管府”。《廿二史考异》卷八八，“
顺宁府，金为宣德州，……改山东路总管府〓按：太宗二年，立十路征收课税使，宣德
其一路也，山东路之名，不见于《纪》、《传》，疑未可信”。据本书卷八一《选举志
》及《至正集》卷四四《上都孔子庙碑》、《秋涧集》卷五八《浑源刘氏世德碑》和《
寓庵集》卷六《元故三白渠副使郭公墓碣铭》，皆称宣德路为“山西东路”，据补“西
”字。权威学者钱大昕注意到“山东路”“疑未可信”，然而他并没解决疑问。我们经
过考证，只少举出四种以不同记载，校正了史文，还认定一个不见于《地理志》的行政
建置。
卷七六〔 1〕，“坛高五丈方广如之”。此处《祭祀志》乃根据《太常集礼》，现
存《永乐大典》卷二四二四，原作：“坛之制，高五尺，方广十之。”可见“丈”乃“
尺”之讹，“如”乃“十”之讹。道光本己改为“坛高五尺，方广十之。此社稷坛(俗称
五色土)尚存于北京中山公园，有实物为证。
卷一五〔 2〕，“诸奴婢〔诬〕告其主者处死”。此处下文“奴告主私事，……奴
杖七十七，并不处死”，也是当时律令执法的惯例。据《元典章》卷五三《奴诬告主断
例》补。
分辨元代俗字、罕见字：卷一三一《囊加歹传》〔 4〕，“开县万户府达鲁花赤”
，《忙兀台传》，“谕开、黄……”，《拜降传》“父忽都……分守开县”。“开”今
为“开”字简体，然有关文字所载地理位置无开县。据《事林广记》所列元代俗字，“
开”乃“蕲”的俗体，地理位置相符，据改。
卷一四三〔二〕《传》，按又见于本书卷三四《文宗纪》至顺元年正月及其他多处
。《类编》云：“《正字通》云音挠，俗作者误。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四《石
田集》条：“集中有《寄子山诗》，即《元史》之，本康里氏，子山其字也。与‘猱'同
乃高切，‘猱'、音亦相似。监本误作，乃传写之讹。证以《石田集》，益信。”杨维桢
有《平章书》 (《铁崖集》卷一)、《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所载至顺四年NFDA7NFDA7
手书颜真卿《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题款皆作，故据改。
(三)借助近代天文学更正天象记载的错误
《天文志》所载天文现象，皆与本纪所载互校，遇有岐异，请天文史专家按现代科
学推算，确定正误后出校。
星名字误：卷三九〔 5〕，“太(白)〔阴〕犯斗宿”。卷四九《天文志》作“太阴
犯斗宿魁第二星”，据近代天文学推算，是日斗宿魁第二星黄经266°半，第五星275°
半，太阴(月)黄经277°半，合；太白(金星)黄经190°半，不合。
事实不合，加注。卷三九〔 3〕，“太阴犯垒壁阵”。卷四九《天文志》作“太阴
犯鬼宿积尸气”。这天月(太阴)黄经118°半，积尸气黄经118°，合。垒壁阵黄经310°
半至337°半，不合，《本纪》作“犯垒壁阵”误，应从《天文志》。
此外，确定日期干支正误、彗星见、日食等，皆据现代天文实测校正。
(四)参校非汉文史籍
《元史》的特点是史料不只限于汉籍，仅就我们能利用的有：原由波斯文写成的《
世界征服者史》、拉施特《史集》，藏文的《红史》、《萨迦世系史》等，也利用了蒙
文汉字音译的《元秘史》和明初的文书，对本书的点校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卷八八〔18〕，“朵因温都儿乃良哈千户所”，《华夷译语》载汉字记蒙古语《脱
儿豁察儿书》，意为“吾兀良罕林木百姓，自……以降，至今未离多延温都儿……之地
”。“多延温都儿”即“朵因温都儿”(Doyin-ündür),“乃良哈”即“兀良罕”(
Uriangqai)，指居住在肇州附近朵延山的兀良罕人，“乃”是“兀”之误。
卷一二〔 3〕，“怯列亦哈剌哈真沙陀等帅众来侵兵战不利”，此事也载于《太祖
纪》癸亥岁条、《圣武亲征录》，又见于波斯文拉施特《史集》和蒙文汉字音译《元秘
史》等书。“怯列亦”《元秘史》蒙文作“客列亦惕”(Kereit)，旁译“种名”，“哈
剌哈真沙陀”作“合剌合勒只惕-额列惕”(Qalaqaljit-elet)，旁译“沙碛名”或“沙
碛”。这段文句不通，前后舛倒，应将“哈剌哈真沙陀”移置“兵战”之后。
卷一九〔 20〕、〔21〕，“□□□公主适塔出驸马”，“□□公主适塔出子术真伯
驸马”，□处原墨钉。拉施特《史集》载：“塔出驸马尚成吉思汗幼女，名阿勒塔伦。
”按《元史》译音用字例，阙文当作“按塔伦”。又载：“塔出驸马有子名术真伯，尚
蒙哥汗之女名失邻。”阙文当作“失邻”。
(五)借助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卷一二“(至元十九年冬十月)乙巳，遣阿耽招降法里郎、阿鲁乾伯等国”。据伯希
和《马可波罗书注释》107条Cambaet：“阿鲁”即Aru，“乾伯”即Canbay，应点为“遣
阿耽招降法里郎、阿鲁、乾伯等国”。
卷一八〔 6〕，“继没剌矛。”下文大德三年正月癸未条作“没剌由”，本书尚有
“木剌由”、“马来忽”、“麻里预儿”等异译。皆Malayu之异译。“继”字衍，“矛
”乃“予”形近之误。又卷一三一《亦黑迷失传》〔12〕，“招谕木由来诸小国”，“
木由来”即此“木来由Malayu”，“由来”舛倒。
卷九四《食货志·市舶》，“〔元贞〕二年，禁海商……于马八儿、NFDA9 喃、梵
答剌亦纳三蕃国交易”。此三国即印度半岛之 Ma‘abar、Kulam-Quilam、Fandaraīna
，据《世祖纪》至元二十八年八月作“咀喃”，卷二一《马八儿等国》作“俱蓝国”，
音 bai，译音不合，应从《岛夷志略》、《星槎胜览》改为“ NFDA9”(伯希和：《
马可波罗书注》I，页400)。
卷一七《宗室世系表》和卷一八《诸王表》，这两卷表中多为人名，错字、舛倒、
脱落、衍字等甚多。法国学者Louis Hambis(韩百诗)有《Le Chapitre CV ii Du
Yuan Che——元史107卷》和《Le Chapitre CViii Du Yuan Che——元史108卷》
两部专著。作者除引用了我们能看到的波斯《史集》等书外，还引用了当时无法看到的
极有价值的 Mu′izz'l-Ansāb《贵显世系》等书，他对这两卷的研究成果被我们直接采
用。
五、借助译语复原的大量校勘成果
元朝是我国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有许多民族、国家的人物，各有自己的文化、制
度和语言，活跃在这个地域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因此，在《元史》中出现了大量非汉族
的人、地、官称等译名。译音用字并无一定之规，史料来源不一，自然会出现译名五花
八门的现象。修史者多是在野南儒，对元朝各个民族了解不多，编写时最容易出错。如
果我们能辨别每个专名源于那种语言，将它复原，两相对照，就很容易判断译音是否正
确。以下按不同语言举例如下：
蒙古语中，有因译音字形相近致误。
人名：卷五〔2〕，“广宁王瓜都”。上文和《别里古台传》作爪都。Rashid-ad-di
n书中作
jāūtū，俄译本作Джауту，“瓜”乃“爪”(意为百)之误。卷二八〔3〕，“喜
速不(爪)〔瓜〕”，《高丽史·高宗世家》“爪”作“花”，“不瓜”、“不花”蒙语b
uqa的音译，意为“牡牛”。“瓜”误为“爪”。卷一五《张荣传》〔15〕，“按亦台那
衍”，此人即成吉思汗之侄、《元秘史》中的“阿勒赤台 Alcidai”，卷一一八《特薛
禅传》、一一九《塔思传》与卷一二一《按竺迩传》皆作“按赤台”。“亦”乃“赤”
之误。卷一一五《睿宗传》，“渡汉水，遣夔曲涅……驰白太宗。……夔曲涅至”。此
人《元朝秘史》卷二四七作古亦古捏克把阿秃儿
Güyigünek-ba' atur；卷一四九《郭德海传》作魁欲那拔都；卷一四四《月鲁不花传
》作贵裕；《金史·白撒传》作回古乃；《圣武亲征录》作贵由乃或贵由拔都。“曲”
与以上译名不协，乃“由”形近之讹，失校。
卷一一八《特薛禅传》〔2〕“按察儿秃”、〔4〕“按答儿”。下文与程钜夫《应
昌府报恩寺碑》皆作“按答儿秃Aldartu”，义为“有声名”。前者“答”讹为“察”，
后者脱“秃”字。卷二八〔20〕，“卜〔颜〕铁木儿”，卷一NFCA1八《诸王表》作
“卜颜铁木儿”，蒙古语Buyan-tmür意为“福铁”，译音不全，据补。
地名：卷八六〔 8〕，“延ＮB073五年，以速怯那儿万户府……合为右卫率府
”。同一记载又见于卷九八〔3〕，皆作“速怯那儿”。《仁宗纪》延五年二月有“者
连怯耶儿万户府”。七年七月也作“者连怯耶儿”。《世祖纪》至元二十六年六月作“
怯连耶儿”、卷一《兵志》作“折连怯呆儿”。蒙文地名Jeren- ke'er，汉译“黄羊川
”。此处脱“者”字，“连”误为“速”，“耶”误为“那”。
地名译音不全：卷一〔1〕，“统急里忽鲁”，下文作“帖尼火鲁罕”，钱大昕已指
出：“《秘史》作统格黎克豁罗罕( Tünggelik-qoroqan)。豁罗罕者，小河也。”(《
考异》卷八六)火鲁罕、豁罗罕、忽鲁皆蒙语qoroqan汉字音译，“忽鲁”译音不全，脱
音节“罕- qan”。卷二八〔19〕，“赐剌秃屯田贫民钞”。本书下卷两见“海剌秃屯田
总管府”，即此“剌秃屯田”，蒙古语“海剌秃”，意为“有榆树”。剌秃前疑脱“海
”字。卷三五〔9 〕，“失〔八〕儿秃”，蒙语“失八儿秃 Sibartu”，意为“泥地”
，周伯琦《扈从北行前记》曾记此地名，据补。卷一四七《郭德海传》〔10〕“乞则里
八海”，“乞则里八”刘郁《西使记》作“乞则里八寺”，《圣武亲征录》作黑辛八石
，《元秘史》作“乞湿泐八失Kisil-ba -na'ur”，《史集》作Qīzīl-bā 。译
音不全，脱“寺”或“失”。卷一八《耶律希亮传》，“生希亮于和林南之凉楼，曰秃
(忽思) 〔思忽〕”，即《世祖纪七》所见之“尚书秃速忽”。“凉楼”是窝阔台所建之
避暑小城，《世界征服者史》作Tuzghu- baligh，云在哈剌和林以东两帕列散(约11公里
)。本书《太祖纪》作“图苏湖城”，《亲征录》作“秃思儿忽城”。此处“思忽”二字
颠倒，失校。部名：卷一九，“瓮吉八忽公主，适赤窟孙怀都驸马”，此二人名见于朝
城县兴国寺《令旨碑》，称“公主百户、驸马会都”。《世祖纪》中统四年三见“公主
拜忽”。八忽、百户、拜忽(Baiqu)都是公主名之异译。“怀都驸马”即“驸马会都”，
瓮吉剌部人 Onggirad。故“瓮吉八忽公主”意指瓮吉剌氏之八忽公主，“瓮吉”后脱“
剌”字。卷一四〔7〕“斡脱吉思部民”，蒙古语t güs，意为“老的们”，应译斡脱古
思，“吉”乃“古”之误，失校。
称号：卷一〔16〕，“乙职里”，即《金史》卷一四《宣宗纪》屡见之“乙里只”
，蒙古语elcˇi，意为“使臣”。《元秘史》作“额勒赤”或“额勒臣”。此处“
职里”舛倒。卷一二三〔12〕“忽都那”，本书或作“忽都那演”、“忽都忽那颜”、
“忽都忽”。卷九九《食货志》作“忽都那颜”。蒙语“那颜 noyan”，元译“官人，
此称号译音不全，据《食货志》补。卷一八〔1〕，“速古儿〔赤〕”，本书卷九九《兵
志》，“掌内府尚供衣服者曰速古儿赤
sügürcˇi”。《危太朴续集》卷二《耶律希亮神道碑》正作“速古儿赤”，据改。
误将一字分刻为二：卷一 NFCA1九〔18〕、〔19〕，“阔阔干公主适脱亦禾赤
驸马”，拉施特《史集》云：“成吉思汗曾把自己的女儿Jījākān嫁给Tūrāljī驸
马。”《元朝秘史》卷二三九分别作扯扯亦坚cˇecˇeyigen、脱劣勒赤T
r lci，波斯和蒙文史籍原音与此表两名汉字译音不符，“阔”当为元籍常见译音用
字形近之误，干”蒙语，义为花。“亦禾”乃“栾”的简体“栾”误分为二字，应作“
脱栾赤”。卷一二〔20〕月亦心揭赤“亦心”乃“恋”字简体“恋”误分为二，即中亚
地名玉龙杰赤Urgenccˇ。
误改或误译：卷一〔3 〕，“萨里河”。下文和《圣武亲征录》作萨里川，即《秘
史》之“萨阿里客额儿Sa'ari-ke'er”。“客额儿ke'er”或旁译作“旷野”、“野甸”
，此处《元史》将“川”误理解为河。卷三一〔3 〕，“阔朵杰阿剌伦”。卷二《太宗
纪》译“曲雕阿兰”、“库铁乌阿剌里”，卷三《宪宗纪》译“阔帖兀阿阑”。蒙古语K
de'e-aral，意为“荒洲”，此处原文应为K de'e-aral-un，意为K de'e-aral的
，这里将属格“的”也裹入译名中。卷一〔4〕，“秃台察儿”。此段相应史实也见于《
秘史》卷一二八，作“札木合(人名)因(的)迭兀(弟)绐察儿(人名)Jamuqa-yin de'ü
Taicˇar”。“迭兀”蒙古语，意为“弟”，此处音译为“秃”，与人名绐察儿混
在一起。
突厥语：卷六〔 1〕“百里八”，元代文献无此城名，疑为“百八里”(突厥语Bir-
Baliq，汉译“独城”，《新唐书》卷四NFCA1《伊州》之“独山守捉”，《元史·哈
剌亦哈赤北鲁传》之“别失八里东独山”城，海屯从和林西还途经之Berbaligh)倒误，
即《经世大典序录·玉工》所见之“白八里”。
藏语：译音不全：卷一四〔 8〕，“亦摄思怜〔真〕”，《释老传》亦摄思连真Ye-
shes-rinchen，意为“智宝”。译音字形近致误：卷一五〔11〕，“软奴(玉) 〔王〕术
”。即至元二十五年十月之乌思藏宣慰使软奴汪术gZhon-nu dbang-phyug，意为“自在
童子”。Dbang与“汪”、“王”译音合，“玉”乃“王”之误。卷二一〔11〕，“朵耳
思等站户”。上文大德元年十月有 “朵甘思十九站”。“朵甘思”藏语地名Mdo-Khams
，包括今康和青海(朵)部分地区，朵甘思驿站是元朝吐番三路驿道之一。“耳”乃“甘
”之误。或脱或误：卷四二〔2 〕，“岐王阿剌乞”。文作“岐王阿剌乞巴”，“阿剌
乞巴Aragibag”是藏语Ra-kyi-ph'ag的蒙古语读法，脱“巴”字。卷四六〔11〕，“岐
王阿剌乞儿”，“儿”为“巴”之误。卷二NFCA1二〔4〕，“(都) 〔相〕家班”，
〔5〕“相儿家思〔巴〕”。其中〔4〕，《成宗纪》大德九年三月作“帝师相加班”。
“相加班”藏语，义为“觉吉祥”。〔5 〕，《仁宗纪》皇庆二年九月有“以相儿加思
巴为帝师”。“相加班”和“相儿加思巴”都是的同名异译。舛倒：卷二一〔18〕“吃
剌八思斡节儿”。据上文“合剌思八斡节儿”及《释老传》所见“乞剌斯八斡节儿”。
藏语Grags-pa' od-zer，意为“称光”。“八思”舛倒。
梵文：译音不全：卷二八〔 2〕，“答里麻失”。《蒙兀儿史记》：“答里麻失里
，仁宗次后，见后妃旧《表》。旧《纪》只称皇后答里麻失，音不备。”答里麻失里Dar
ma- ri，意为“法吉祥”，据《后妃表》补。卷三NFCA1，“泰定四年二月丙子，亦
怜真乞剌思”，卷三三〔10〕“辇真吃剌思”，卷二NFCA1二《释老传》作“辇真吃剌失
思”，此名梵语Rinchenbkra- is，意为“宝祥”，两处皆脱“失字”。人名误：卷二
NFCA1二《释老传》〔3〕，“答儿麻八剌(乞列)〔剌吉塔〕”，《世祖纪》至元十九
年岁末有“帝师答耳麻八剌剌吉塔”，《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序》作“达哩麻八罗阿罗吃
答”，与藏文史书《萨斯迦世系》所载合，Dharpāla rakshita，梵语名，义为“法护
”。地名字误：卷二一《马八儿等国》〔10〕，“僧伽耶山”，本书《亦黑迷失传》与
《岛夷志略·北溜》条作“僧伽剌”，《岛夷志略·北溜》或作“僧加剌”，乃梵语Sim
hala之音译，即今“锡兰山”。《大唐西域记》译“僧伽罗”，《求法高僧传》译“僧
诃罗”。“耶”译音不符，乃“那”形近致误。
波斯-阿剌伯语的穆斯林人名：卷二二〔5〕，“法鲁忽丁”，即上文七月及《宰相
年表》所见之法忽鲁丁，乃穆斯林人名Fakhral-Dīn之汉译。卷三〔20〕、卷三三〔4〕
“马忽思)〔思忽〕”，此人即卷一二五赛典赤赡思丁之第五子云南平章政事马思忽，穆
斯林名Masqud之译音，以上二人名皆舛倒。
俄语：卷一二二〔19〕，“也里替”，卷六三《地理志》作“也列赞”，此处述拔
都征俄罗斯事，“也列赞”当即今莫斯科东南之梁赞Pязань的蒙古语读法，“替”
乃“赞”形近之误。
基督教名：卷八九“崇福司，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应点
断为“掌领马儿 (mar，景教主教的尊称)、哈昔(hasia，僧侣)、列班(rabban，教师)、
也里可温(erkehün，基督教徒和教士的统称)、十字寺(教堂)祭享等事”。卷一一八《
阔里吉思传》〔15〕“木忽难”，刘敏中《驸马赵王先德加封碑》作“术忽难”，也里
可温教名(Juhanan-Yohanan, Jean)。卷一三四〔1 〕“月乃合”，《月合乃传》篇名和
通篇传文凡七处皆误作“月乃合”，此名乃也里可温教名Yohanan 之汉译，《世祖纪》
中统二年七月、四年五月和卷二五《阿合马传》皆作“马月合乃”，卷一四三其曾孙《
马祖常传》和许有壬《马祖常神道碑》亦作“月合乃”，马祖常为他曾祖所作《神道碑
》和黄所作《马氏世谱》或作“月忽乃”和“月忽难”，“乃合”译音颠倒。
南方民族人名：卷二九〔17〕，“(塞)〔寒〕赛”，下文有“寒赛”，《元文类》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有“罕赛”，“寒”、“罕”乃同音异译，“塞”乃“寒”形
近之误。地名：卷一三三《脱力世官传》，“渡不思鲁河”，伯希和《马可波罗书注释
》Brius条云：《元一统志》金沙江名不鲁失。卷一三一《速哥传》作“不鲁思河”。“
思鲁”颠倒，失校。
《元史》的点校，在当时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反映还是较好的。20多年来，它
便利了国内外《元史》的学习和研究，甚至有人根据校勘记引用的书目扩大研究，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但毕竟我们水平不高，处于边学习边工作的状况，几年后第二次印刷时
，书局通知我们提供近年发现的标点错误和失校、误校处，仅我一人就提供约百条。近
二十年来，元史的研究队伍不断扩大，问题研究更细，因此人们发现点校本的问题就越
多，各种刊物常有专文发表。我非常欢迎大家继续批评指正，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一
部真正点校完善的《元史通过点校《元史》，内蒙古大学形成了一支较成熟的元史研究
队伍。虽然有人已散往外地，也是增添了当地元史研究的力量。参加者中，周良宵、林
沉和周清澍仍继续对元史的研究。原来从事翻译工作的余大钧，转向研究后，发表了系
列论文，成绩突飞猛进。原来专业近代史的黄时鉴，通过点校熟悉了元史。离开内大后
，转向专门研究元史和中外关系史，在几个领域内都有卓越的成就。叶新民从此选定元
史为专业方向，成为内大元史研究的骨干。内蒙古大学这批人得以成长，首先应感谢中
华书局多年来对内大的一贯支持，也应感谢我们的师长翁独健和邵循正教授对我们的培
育。留在中华书局坚持工作到出版的林沉教授过早去世，在追述点校元史往事时，不能
不对这位功臣表示深深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