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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发文,破除得了SCI崇拜吗?

2020-02-26  5乐也

两部发文,破除得了SCI崇拜吗?

1 SCI不是万能的,但忽视SCI则是万万不能的。

2 现在的问题不是SCI论文太多了,而是不用动脑子的数数思想已经浸入到评估者的灵魂。

3 “两部通知”尽管对剔除旧的SCI崇拜有很具体的措施,但对新的合理评估究竟是什么,则连“语焉不详”都谈不上。

4 不用SCI评估,就需要国内期刊提供同等高质量、无裙带关系、具有同等交流效率的平台。但显然大多数国内期刊无法做到这一点。

5 不热爱知识而只注重成果的科研文化本身也是造成诸种弊病的原因之一。

6 如果不对科教体制、科学文化和社会支持系统进行变革,“两部通知”恐难取得预期效果。

《返朴》欢迎广大科学家和科研管理者来稿交流探讨。

提示:为促进科学文化建设,文末附带有奖调研,敬请关注参与。

撰文 | 贾鹤鹏(康奈尔大学博士、科学文化评论人)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或“两部通知”),大有取缔SCI“数工分”在科技评价中的作用的态势。《意见》一出,迅速在学术界引发了激烈讨论。

本来在新冠疫情前,我也一直在思考,希望在自己在“返朴”上发表的《中国科学做对了什么》及姊妹篇《中国科研路径能带出诺奖级成果吗?》提出的“鼓励SCI论文发表本身并不算错、但专注于SCI论文发表难以实现诺奖级创新成果”这些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些“现实主义”的解决或改进方案。因为疫情暂时中断的思考,迅速被两部发文所激活,同时也在我所属的科学家、科技政策专家的微信群中的诸多讨论中得到了很多新的启发。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这些新的思考。像以前的文章一样,我希望自己的讨论并不仅仅局限在SCI的是是非非,而是着眼于整个国家的科研高教体制。总的结论是,这次的《意见》体现了中国科技管理者实际上并非高高在上的指手画脚,实际的科技政策往往是政治和社会压力的双重结果;决策者们促进中国创新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通知中也提出了若干实际举措;但如果在科教体制、科学文化和社会支持系统上不进行变革,两部通知可能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出台时机值得推敲

从两部通知出台的时机来看,《通知》及其屏弃SCI指挥棒的诉求无疑是与巨大的公众压力及其公众压力可能转化成的高层政治压力分不开的。在疫情防控的攻坚阶段,各地疾控中心(CDC)系统在1月29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JM)上的文章却显示了1月初的新冠感染情况已经人传人了的结论。在遭到包括知名网红科学家在内的社会声讨后,国家CDC回复这是追溯性研究,并不意味着此前知情不报。(编注:相关解读推荐阅读《前夜:新冠病毒传播时间线详解》)

尽管如此,科技部在此争议爆发后发出的新冠科研工作指导意见中,还是在显著位置上提出了“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这一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并在被媒体披露出的对内通知中警告不得把发表论文的优先性置于疾病防控之上。

显然,科技决策部门是受到了人们对专注于SCI论文发表的不满的影响。在疫情警报仍未解除,全国大部分科研人员还没有返校返所进入正常工作状态时就发布这次的《通知》,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为何要辨析两部通知是否是科研政策的常态发展或者是应对公众或政治压力的产物呢?原因在于,不论是SCI也好,国内期刊发表也好,科研发表本来是基础科研工作者工作基本组成部分。放弃发表去评估,不论是评定科学家个人还是机构,至少算得上矫枉过正。科学共同体自身因为条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很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对发表过分倚重的情况,但在理想状况下,学术共同体可以做出各种相应调整。

另一方面,基于外界非学术目标的政策变动,则会影响这种调整的程度与幅度,甚至可能颠覆学术共同体自身的调整。然而也必须要看到,科学不是存在于真空中,它必然要具有各种非学术的外在目标并受达成各种外在目标的限制。合理的科技政策,其实是在保持学术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外在目标的发展,让两者尽可能动态统一,或者动态地均衡两者的需求。

细节至上

说了半天,其实用大白话讲,就是SCI发表不是万能的,但不再讲SCI发表则是万万不能的。这一点,我所在的微信群中很多科学家在讨论两部《通知》中都提到了。因为没有得到发言者的许可,所以我只是总结一些来自其他科学家的讨论。如中科院一位科学家指出,目前中科院系统和985高校基本已经具备了评价科研质量的手段,可以不依赖于SCI数数,但部分985高校和绝大多数211高校,以及更多普通高校,实际上才刚刚开始找到发表SCI论文的路径,它们中的大部分学校和大部分院系管理人员也不具备判断学术水平高低的能力,所以一棒子打死SCI,对这些学校的学术努力打击会很大。

这位科学家的说法,基本上代表了我在各个讨论群组和博文中所看到的主流观点。在复述了他的大概意思后,我来谈谈我的想法。

正如我在《中国科学做对了什么》一文中所说,SCI发表在过去40年中国科学的快速进步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今天,它也仍然对学术发展起着促进作用。然而,各种SCI依赖症确实是现实,而造成各种SCI依赖的,并非是科学家而是由行政体系决定的资源分配体系以及支撑这些体系的评估体系。这样的体系往往把数量要求置于不能由行政体系评估的质量要求之上。

在我疫前准备写的文章中,本来是想进一步探讨我的发现。中国科研界的问题不是SCI论文写多了,而是不用动脑子的数数思想已经浸入到科研评估和人事评估的每一个角落,中科院、985与211概不例外,大学评优要数数,专业评一流要数数,申请和批准博士点要数数,连个人年底发奖金都要数数。所以我本来打算提出,不是SCI错了,而是事事都评估,评估都数数的做法错了,而我在《中国科研路径能带出诺奖级成果吗?》中认为,事事都评估的做法恰恰是资源分配行政化的产物。

这篇打算写的文章也因此计划提出两个观点,一个是在细节上要逐渐废除事事都数数的评估做法,另一个则是在根本上逐渐调整行政资源的划分体系。

让我欣慰地看到,两部《通知》中明确提出:“大力减少项目评审、人才评价、 机构评估事项”“ 减少对学科、学校的排名性评价,坚持分类和分领域评价”“ 在职称(职务)评聘中……不以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判断的直接依据。在人员聘用中,学校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前置条件。”“不宜对院系和个人下达SCI论文相关指标的数量要求, 在资源配置时不得与SCI相关指标直接挂钩。要取消直接依据SCI论文相关指标对个人和院系的奖励。“

相信尽管由于《通知》出台的时间节点是受到了疫情防控不力导致的舆情压力,但两部《通知》中的内容还是经过了大量调研。许多细节,已经指向了在现实中非常不合理的评估的懒习和陋习。相比于以往的崇拜还是不崇拜SCI的空泛讨论,两部《通知》在可操作性上已经迈出了大大的一步。

没有办法就是办法

然而,因此断言两部《通知》可以在解除SCI崇拜的同时促进中国的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则过于乐观。因为《通知》中尽管对剔除旧的SCI崇拜有了很具体的措施,但对于新的合理评估究竟是什么,则连“语焉不详”都谈不上。这也正应了上面复述的那位中科院科学家群里的说法,不用SCI用什么?

用什么呢?其实不怪两部《通知》语焉未详,因为起草政策的官员可能也没法提出现成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交给大家自己办。

对于科研实力雄厚,希望在全球展开科研竞争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如何在科研上拿出自己的长项,体现自己的实力,其实最着急的本该是它们自己。科学家和学者们都有高人一筹的智慧,各个课题组其实也都有对自己能力的合理评估。在理想的情况下,它们一定会拿出满足自己需求的提升科研水平与拓展科研生力军的做法。在彼此的竞争以及与国外机构的竞争中,这些做法会逐渐得到雕琢和改进。

对于仍在学术追赶期但冲劲十足的机构,如何在追赶和模仿的基础上突出自己的创新点,这本来也是科学家日常工作中经常思考的问题。个别课题组可能会迷失方向,但总体上而言,说上面没有了具体的要求个体科学家们就找不着北,这显然并非实情。

实际上,在疫情之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就在优青、杰青的申请通知中指出,申请人在申请书的个人介绍部分不需要罗列自己的论文发表。只需要在研究必要性或应用方法上列举相关论文即可。这说明,科研发表本来的意义——即记录学术进步、承载学术交流和表明科研发现优先权——完全可以在不用数工分的情况下,在科研管理中得到应用。对于科研资助机构,本来就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在试点和探讨具体执行手段的基础上逐渐展开。

而对于大多数的普通高等教育机构,其实它们本来的目的也不是科研。不能促进教学和声誉的发表,不发也罢。而它们为何还要执着于此呢?因为提升了在行政体系下的排名,才能让它们获取更多的资金支持(包括通过报工分获得的地方政府的支持)和资源。所以你以为它们愿意每天费劲地用鞭子赶着所属教授们做研究么?

其实我最近在学术会议上接触了美国一些非研究型大学的青年助理教授,发现他们在繁忙的授课之余,科研的动力也很足。为何如此呢?有位华裔学者道出了真谛:因为大家的PhD都是科研型大学培养出来的,如果不能通过学术成绩跳槽到一所研究型大学,会觉得此生非常遗憾。

毫无疑问,交给大家自己办的结果,一定包括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继续用发表量来进行评估。这是因为它们还没有找到比学术发表量更好的评估手段。既然如此,那就顺着它们自己的选择。SCI崇拜固然不可取,但在SCI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本来也不应该被妖魔化。

系统调整路径未明

可是,科教机构这种自己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真能行得通吗?应该说在现有的集中财权、人权和事权的管理体制下,大多数机构还难以按照自身的需求来决定自己的评估手段,而中国的科研文化中缺乏对知识本身的热爱也会让任何基于纯学术脉络发展的评估体系步履维艰。

中国的科研和高等教育机构的拨款体系仍然是差异化而且集中于各种绩效指标的。而层级化的管理体制必然决定了位于金字塔顶端的管理者、决策者数量稀少,专业能力不足以覆盖治下的诸多机构。不仅如此,急着与世界一流高校科研机构PK的心态也让拼数量这一最容易实施的手段得到最优先级的关照。在这一思路下,中国的科研评估实际上经历了从粗放的SCI数数,到期刊分区评估,再到依赖ESI高引指数,虽然方法不断精细化,但依照不需要同行判断的数量标准的评估思路并没有发生变化。两部《通知》中显然没有如何改善这一点的提示。

另一方面,中国科研经费中留给所在研究所、高校的管理费提成过低,也逼着机构来拼命扩张追求增量,或者要通过给科研成果数数来争取地方财政支持。

在事权方面,博士硕士点和专业系科建设都需要教育部来评审,重大科技经费要通过国家攻关计划等集中管理的手段通过以科技部为主的国家部委来实施,这也让科教机构难以放弃数目字管理。而执行数目字管理,其结果必然是要依赖某种形式的对发表成果数量的计量。在此,笔者甚至愿意以调侃的方式做个预言,啥时候大家查文献时以数量更广的Scopus索引数据库或更加专业深入的化学文摘索引(CAS)来代替SCI,才意味着一线科研人员真的脱离了工分评估思想。这两大数据库收录论文通常是不算工分的,除非其收录的期刊也同时入驻SCI(web of science)系统。

此外,不用SCI就需要中国国内的期刊提供同等高质量、无裙带关系、具有同等交流效率的平台。显然,现在大多数国内期刊还无法达到这一目标。实际上,如果指令性地把科研考评标准从SCI换成国内期刊,反而是用外在目标干涉了科学自身的运行。

最后还有很关键的一点是不热爱知识而只注重成果的科研文化本身。基础研究的目的本身是拓展我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知识,成果发表是这些知识的载体和交流工具。但如果同事同行见面根本没有兴趣交流知识本身,那发表物除了用于评估还能做什么呢?

所有这些体制的调整都并非一日可簇,最后一点有关科研文化的培养,更是要从学生时代培养对科学学习的兴趣做起。原来的体制安排和科研文化更不会随着两部的一纸“不迷信SCI”的《通知》就烟消云散。但如果中国的科学决策者真的希望促进中国的科学创新,那除了发出规范SCI的《意见》外,显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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