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前的生存者游戏如果这是一场可以回溯时光的生存游戏，让你穿越到史前一万年，摆在你面前的有两件装备可供选择，一个是锄头，一个是弓箭，你会选择哪一个？是成为一个农耕者，还是一个狩猎者？ 相信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但不用着急说出来，我们再继续换个游戏条件试试看： 同样是锄头和弓箭两件装备，但这次你却不是孤身一人，而是拥有150个人（社会学研究指出，借由八卦来维系的最大“自然”团体是150人）群体的领导者。 那么这次，你会选择成为哪个游戏角色：农耕者OR狩猎者？  人类简史之农业革命如果这两次选择有所不同，说明你已经有所思考，而这就是《人类简史》中论述“农业革命”时最值得深思的内容。因此，以色列青年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大胆地将其称为：“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 骗局为何？作者所指即“农业革命所带来的非但不是轻松生活的新时代，反而让农民过着比采集者更为辛苦、更不满足的生活”。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农业革命的确，在我们接受的历史学知识中，教科书与学者都曾宣称农业革命是人类的一次大跃进。毕竟，居有定所、秋收冬藏的原始农业生活怎么能不比四处奔走、靠运气吃饭的狩猎采集生活，过得更加闲适与惬意？ 所以，我们不妨顺着作者的思路，去尝试理解这场“农业革命”的本质：
实际上，就人类生存、发展的两个基本问题——“食物”与“安全”而言，农业与采猎的优劣似乎并不绝对。 从民生经济而言，采集者是杂食性，中小型动物的蛋白质资源、树上的坚果、灌木丛的浆果亦或植物的块茎根等，采集者有着几十种不同的食物用以维生，即便是没有存量，遇到荒年也不用担心饿死，因为即便是某个物种的数量减少，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只要其他物种多采集一些、多打些猎物、多走一些路，总有办法能扛过去。  狩猎者而定居农业则完全呈现出另外一种景象，一直到近代社会为止，人类饮食结构尤其是主食还是极为单一，靠的还是寥寥无几的少数几种农业作物，大部分地区甚至只有一种主食，比如小麦、稻米或者马铃薯。所以，农业社会在遇到天灾（干旱、洪水）或者人祸（瘟疫、战争）时，贫农死亡的人数甚至可能成千上万乃至更多。  农业者就暴力行为而言，农民并不见得会比猎人温和，甚至反而可能更加暴力。采集狩猎者在遇到更加强劲的抢夺者时，背上随身的行囊、拿上狩猎的家伙就可以完成一次轻松的撤退和“搬家”，但农民却不行，如果遇到强敌选择撤退，便意味着他将放弃以居住地为核心、以农产品为生命的全部财富，瞬间从天堂坠入深渊之中，所以他们必须死守田地，并为此拼地你死我活。  穴居者但对生物界物种演化来说，其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其DNA螺旋拷贝数的多少”，简单说就是物种数量。农业本身就有旺盛的劳动力需要，因而更多的人口意味可以开垦更多的土地，这样便构成一个正向反馈，人类人口数量也因此迅速增加。 从民族志材料看，如果依赖狩猎的话，每百平方公里所能支持的人口不超过1.56人，如果同时依赖狩猎与采集的话（不包括渔猎群体），所支持的人口是9.098人。如果要超过这个阈值，就必须有农业，农业可以支持的人口密度可以达到10~20倍。  定居农业如果物种群体数量的增加要以牺牲个体生活品质、营养健康为代价，作为其中个体的早期智人会愿意吗？事实上，这是一个由谷物精心布置下的陷阱，为了部落，智人们无法拒绝、也不得不心甘情愿地踩上去。 （二）人类与谷物的双向驯化“与其媚于奥（家神），宁媚于灶（灶神）”，孔子此言有诸多见解，但其中绝对有强调食物于人类生活极为重要之意。而来自德语的古谚“Der Mensch ist was er ist”则更加直接，文雅些的译法是“其食造就其人”，通俗点，则可以表述为“人就是他所吃的食物”。 食物一直被视为是人类的盘中餐、碟中菜，但如果仅仅只将食物安置于人类的生理层面去理解，未免有些肤浅，所以作者特意降低了姿态、转换了视角，提出了这样一个脑洞大开且引人深思的命题：
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小麦的秘诀就在于操纵智人、为其所用。很意外吧？ 具体而言，围绕着小麦所作的一切农业活动，诸如除草、驱虫、施肥、浇水等，不可避免地占据了智人的大量劳动时间，所以人类只能被迫永久定居在麦田旁边，而这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驯化”（domesticate）一词来自拉丁文“domus”，意思是房子，但现在关在房子里的却不是小麦，而是智人。  农业换句话说，只要是在谷物成为主食的地方，我们所有人都被拴在了食物生产的系统之上。我们不仅被牢牢控制在谷物所生长的土地上，失去空间上的移动自由，而且必须随着谷物的生长节奏而安排我们的生命节奏（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二十四节气），我们也同样失去了属于未来的时间。  人类与谷物不仅如此，我们人类也因此得上了一系列、糟糕的“驯化综合征”，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幼婴延续”，正如艾丽丝·罗伯茨在《驯化：十个物种造就了今天的世界》中所言： 与所谓的“野蛮人”相比，农耕文明中人的成年过程，就缓慢得多，其人格，也更像一些长大了却无法成熟的“婴儿”。而这种“婴幼儿延续征”几乎普遍存在于在那些具有深远农耕传统的文明体系中。 与此同时，我们自身的体质特征也在被谷物逐渐改造，包括骨骼屈曲（长时间的田间劳作造成骨关节损伤）、发育不良（骨密度与身高），龋齿高发则是特别典型的农业病，这在狩猎采集者中很少见；高碳水饮食为细菌创造了良好的口腔环境，典型采猎者的食谱中，碳水化合物贡献的能量只有1/3，高纬度地区更低，而在密集农耕者中则高达2/3到4/5。  智人演化所以，事实显而易见，一方面我们对其他物种进行改造，以适应我们的味觉，并满足我们的欲望；但另一方面，其他物种也一直在改造着我们。这是一种共生关系，一个共同进退的过程，人与物，共享同一个历史进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驯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三)群体的成功与个体的不幸除了谷物与人类的双向驯化之外，由于认识自我的困难，人类只好从其所驯养的动物身上反观自身的变化。对于自然界动物的驯化，从狭隘的演化观点来看，对于驯养的牲畜而言，它们也随着人类的脚步也成功地完成了群体演化，即DNA拷贝数量的增加。  驯养禽畜但很不幸的一点是，同智人被谷物操控驯化一样，动物也在经受着与智人同样的遭遇：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蛋鸡和奶牛以及能够提供劳力的役用动物，为了开发它们最大的利用价值，蛋鸡再也无法听到身边小鸡破壳而出的声音，而等到自己无法产蛋之时，便成为人类瓦罐中极富营养价值的母鸡汤；为了奶牛能够持续产奶，农民必须让它门不停地生下小牛，但又不能让其将奶吸光，所以烤全羊架上最鲜美的正是小乳羊，而奶牛自身到了5岁的时候也难逃被宰杀的命运。  奶牛至于需要提供劳力的役用动物，下场就更为悲惨，为了让其听话，人类想方设法限制其侵略性，最管用的方法就是阉割、鞭打、套上枷锁，不仅对其进行生物本能上的压制，还同时限制其移动自由、割裂其社会连接，造成其生理和情感上的双重缺失。 耕牛图因此，作者在书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并总结道：
的确，相比于植物来说，动物和人类拥有更加复杂且能感知的情绪，物种演化的过程便不能纯粹地以最终结果为导向，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过程中对于其中个体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但实际上，由采集狩猎向农业的转变，是一系列分散个体抉择在漫长历史时期中积累起来的后果。 即便是我们事后拉远镜头看，这是一场革命性的转变，但没有任何个体预见、策划并实施了这场革命，因而根本谈不上谁犯了什么错误（此类评判只有当你把自己想象成引领全人类航向的伟大舵手时才有意义），而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次个体抉择，完全可能都是理性的，并给当事的个体带来了切实好处。 撬动历史的新人类所以，从作者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一场由智人与谷物与家畜，共同完成的、看似对自己都有利的伟大革命。 但，我们不妨将作者的思路再往深处剖析，就会发现在智人、谷物和家畜三者的背后、引发农业革命的真正诱因，其实在于以资源开发为目的、以居住方式变革为重要途径的“居住革命”，它可能才是农业革命真正的幕后推手！ （四）农业革命的真正推手居住需求始终是人类所面对的基本生存问题之一，甚至人类所以的生存活动都围绕着居住地而展开的，比如前文所述的谷物种植以及家畜驯养，正是依托于固定的居住地而存在。 安居乐业不单现代生活需要，史前时期的人类正是以居住问题为核心创造出一系列文化成就，而居住地的不断演进，也直接影响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与特点。 早期人类拥有着短暂的树栖历史，不久之后就转为穴居生活，一开始是利用天然岩洞，石灰岩发育的山洞是为首选，这些岩洞的分布则多在山地丘陵，但岩洞周边的自然资源着实有限，过度攫取难免日渐枯竭。山顶洞人遗址内洞穴地层的证据，就显示了晚期直立人具有食物周期性匮乏的特点。 山顶洞人因此可供选择的，只能是季节性地扩大生存活动范围，跟随四季变化寻找河湖附近的阶地去建造窝棚式的临时房屋以供栖息。来自河湖附近阶地的人工性建筑以及文化遗址的大量发现，正暗示了这种居住方式的转变与居住地转移有着密切联系。 之所以说居住革命可能才是农业革命的真正幕后推手，原因在于从丘陵山地天然洞穴到河湖阶地临时性营地的转变，再到最后的长久性定居，带来最大的好处在于：延长了人们认识自然规律的周期，使得系统性认知动植物的特性成为可能。 临时定居只有通过长久性的定居活动，在大量采集植物种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种子的耐储藏特性，考古遗址中的窖穴可能就是这一认知的结果；进而，基于植物种子的大量采集与储藏，无疑会提高对于某种特定植物的依赖性，而这难免造成这种野生植物的逐渐减少与匮乏；于是，在这种主客观的矛盾之间，自然而然激发了人们对于植物栽培驯化的实践活动；最终，长久性定居提供了时间上的充足保证、对于野生植物特性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技术支持，农业革命便由此诞生！ 居住革命——农业革命
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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