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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因叙述而成，“谁来讲”影响着“讲什么”。阶层会遮蔽人的视野，使他自觉、不自觉地围绕自利而书写。不同人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相信的东西也不一样，重视的东西更不一样，这会带来记录的非客观化。到目前为止，历史不是科学，因历史记录的数据质量太低，在此基础上，很难形成规律性认识。此外，历史研究的结论只能证真，不能证伪。读历史，最忌“从来如此”四字，将一直以来的偏见视为“信史”，匆匆拿来指导实践，会落入用错误指导错误、用偏见强化偏见的误区。 
古埃及壁画对迦基米什战役（公元前 605 年）的描绘，画中士兵们正在战前宰牛祭祀。在该战役中，埃及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打败，从此退出近东地区争霸行列。壁画表现出早期国家虽以文明为借口，其核心却是极端自私、残忍和血腥。人类从狩猎—采集的原始生活走向农耕，是一次伟大进步。农耕创造了文明，使人类从家庭走向聚落，从聚落走向酋邦，从酋邦走向国家。这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少数到多数的过程。群体的规模越大，整体效率就越高，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大趋势。所以，未来国家将消失，全人类将走向“大一统”。对大多数人来说，以上说法均属常识。可在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以下简称斯科特）看来，你已落入“农耕叙事陷阱”，“国家必须论”悄悄接管了你的思维。斯科特被称为当代最著名的“混合学者”——半政治学家、半人类学家、半农业主义者；一个“粗鲁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谨慎的无政府主义者。1950 年代后期，当他还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年轻博士生时，同事警告他，去东南亚偏远村庄考察，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等于自杀。可斯科特表示：当时“我被塞古·杜尔（几内亚国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胡志明、毛泽东和其他人迷住了”。詹姆斯·C.斯科特是当代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他的一系列著作因“质疑了长期以来关于早期文明是如何形成的信念，并对国家作为“文明”工具的假定进行了激烈批评”而著称。 毕业后，斯科特获得国际扶轮奖学金，前往缅甸，以后在越南、马来西亚等地长期居住，一度加入中央情报局，成为职业间谍。长期一线调查，斯科特写出了两部学术巨著：《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它们标志着，斯科特从陶醉于国家神话，转向无政府主义。斯科特晚年回忆说，在越南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想法：“几乎每次成功的革命运动，都有许多不同目标的人，有不同的议程，就像法国大革命——参与者们不知道他们正制造法国大革命。我们常错过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无意识。直到后来，胜利者才用回顾，创造了一种叙事，使运动看上去非常集中，组织上比实际情况好得多。”《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作者：（美）詹姆斯·C.斯科特，译者：田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
所有神话都是书写的产物，而书写神话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种身份，套牢个体，使个体成为书写者的工具。在一本书中，斯科特这样写道：“所有的身份，无一例外，都是社会建构的：缅甸人、美国人、丹麦人，他们所有人……如果身份被国家或社会污名化，它就会成为人们抗拒的东西；而发明出来的身份与英雄式的自我塑造相结合，这种身份又会变成荣誉勋章。”建构的背后，藏着“一揽子剥削”，不仅掠夺了个体的利益，而且掠夺了个体的思想——使他们自觉地站在“价值的高处”看问题，大声赞美“统一和秩序”，沉浸在被奴役的快感之中。暴力总会把自己装扮成“必须如此”“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并通过“自我说服—说服他人”来推行，从而大大降低统治成本，让少数人也能管住大多数人。斯科特的研究将福柯的理论具体化、实证化，他指出：“现代治国之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内部殖民项目——它自带伪装，像一切帝国神话那样，把这种治国之道称为'文明使命’。”可从结果看，“文明使命”带来的往往是冲突、战争和屠杀，而它承诺的“合理未来”——人类大同，会不会引发更大的冲突？人类能承受相应的代价吗？在斯科特看来，人类亟需挣脱神话对精神的掌控，则这本在作者78岁时完成的《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英文版出版于2017年）寄托深重。它提醒我们：国家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非“必须的恶”，它完全是意外产生的，如果不是先民中了圈套，以及“人性的弱点”的加持，人类完全有其他选择。本书虽是学术著作，但深入浅出，行文丰赡流畅、下笔老道，对于致力挣脱思想束缚、追求看问题的全新角度的读者来说，读后自有收益。▌国家真是历史的进步吗“国家是人类最重要的发明，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必然阶段。”这被视为真理，但在本书中，斯科特提出质疑：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人类最早的农业，图为苏美尔人用来管理粮食的文字记录，上有记录了麦芽、大麦粒等信息。 首先，早于国家出现的4000年前，已有定居人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定居者并没“必然地”走向国家，而是又回到狩猎—采集的生活中，历史并没有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的线性规律前行。其次，如果国家就是“文明的进步”，为什么美洲原住民当年为了捍卫狩猎—采集的“落后”生活方式，会拼死反抗欧洲殖民者？他们被迫在“保留地”中定居，转向“先进”的生活方式后，为什么各部落反而迅速衰落，而不是进步成国家呢？其三，为什么所有国家都建立在广泛种植谷物（小麦、水稻、粟）的基础上？而不是红薯、芋头、大豆等产量更高或营养价值更高的作物？依靠这些作物的东南亚先民们，为什么迟迟没能形成国家？其四，为什么游牧民族要抢劫农耕民族？在“抢劫就是我们的农活”的背后，游牧民族为什么不愿参与农耕呢，那样不就从“落后”走向“先进”了吗？在书中，斯科特重提“农耕悖论”，即：“先进的”定居生活伤害了人类健康，导致平均寿命缩减，患病几率、婴儿出生死亡率大增……那么，农耕真的是“文明的进步”吗？从叙利亚的阿布胡赖拉新石器时期遗址发现，植物残存多达192种，142种可辨识，就目前所知，其中118种被狩猎—采集人群食用，远超农耕者。农耕人群的婴儿死亡率“高得离谱”，达40%—50%，因为女性的食物中不饱和脂肪酸远少于狩猎—采集部落中的女性（野生动物体内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家养动物较少）。阿布胡赖拉遗址是迄今所知叙利亚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占地15公顷，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0500年到6000年，这里的先民们一边狩猎—采集，一边也在种燕麦。 狩猎—采集人群的骨密度比农耕者高20%，平均寿命长9岁。一方面，狩猎—采集人群的工作相对轻松。在今天土耳其的安塔托利亚地区，仍有大片野生小麦，使用石镰刀，只用3周，就可获得养活全家人一年之久的食物。直到今天，非洲狩猎部落的工作仍异常轻松，平均每天不到两小时。相比之下，农民要辛苦得多。据估计，明清时期中国农民年工作时间超4000小时，而2013年的统计是，中国农民平均每天工作时间是8.8小时。干得苦，吃得差，人类进入农耕状态后，平均身高减少了3.8厘米。另一方面，定居之后，农庄成为人类、家畜和家禽、病毒和细菌共同进化的空间。家养动物们被塞入狭小的空间，终日与粪便为伍，成为各种病菌病毒的培养皿。人类63%的传染病源于动物，“根据一份已经过时的清单（现在必定更长了），我们人类与家禽共有的疾病为26种，与老鼠共有的为32种，与马共有的为35种，与猪共有的为42种，与山羊和绵羊共有的为46种，与牛共有的为50种，而至于狗这种我们研究透彻且最古老的驯养动物，我们人类与它们的共患病则高达65种”。麻疹来自羊，天花来自骆驼，流感来自水禽……选择农耕生活，等于把自己绑在了病床上。将人类整个历史计为100，其中95是在狩猎—采集阶段。在4000年中，人类曾多次选择定居、开始农耕，但也曾多次从农耕返回狩猎—采集阶段，比如中国岛屿的先民已有成熟的农耕文化，可他们迁移到东南亚后，很快又变成狩猎—采集者。不否认，农耕文明孕育出更复杂的社会形态，因人口增加，出现分工，生产效率得到提高。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一个人生产别针，必须掌握全部技术，不如分解为不同环节，交给几个人去做，将大大提升生产量。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非常赞同亚当·斯密的观点，但他追问道：“花费生命中的二十年光阴，只是在安装别针头，对这样的一个人还能期待什么呢？”托克维尔的意思是：效率优先让人走向窄化，人人只能看到眼前的世界，对于个体来说，这其实是可悲的。农耕文明是对个体的窄化，正如书中所说：“这一突破也代表着某种收缩，从此后，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就收缩了对自然界的关注，相关的实用认知也因此窄化，我们的饮食在窄化，我们的空间也在窄化，很有可能，就连仪式生活也在变得贫乏。”《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 作者：（美）詹姆斯·C.斯科特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8-01 ▌我们的祖先钻入了湿地陷阱农耕生活这么糟糕，先民为什么还要自投罗网？本书作者认为，这是湿地诱惑的结果。大约公元前1.08万年（距今1.2万年），出现了长达千年寒潮，导致先民大量死亡，到公元前9600年，气温再度变得温暖，最快时，10年可能增长了7℃，动物、植物变得更活跃，给人类带来丰富的食物。周期性洪水给土地带来丰厚养分，洪水退后，无需耕种，各种可食用的植物便会自动长出来，如不及时收割，它们将被下一轮洪水摧毁。在湿地，几乎不用付出劳动，就能得到足够的食物。所以早期农耕文明都是伴水而生，都有关于洪水的神话。在美索不达米亚，洪水淹没期长达半年，为“洪退农业”提供了极佳的条件，那里被认为是人类最早开始农耕的地方。古埃及壁画描绘了早期人们的农耕生活，当时全球几大湿地——埃及的尼罗河下游，澳大利亚的托德河，中亚的图盖森林，中国的黄河，非洲的赞比西河流域，欧洲的多瑙河下游冲积平原、中东的两河流域、加拿大的怀特河等，都出现了农耕者的足迹。 对先民来说，接受“洪退农业”不算太难。人类一直通过改造地景，谋求更多的食物。狩猎—采集人群被称为“疯狂的原始人”，他们定期焚烧森林、草场，火能将植被变成草木灰，提高土壤肥力。在再生的绿地中，杂草少，可食用的植物生长更快，此外，野生动物会被吸引到这里来，为狩猎提供了方便。学者估计，因人类活动而消失的原始森林中，20%是原始人用“火烧农业”破坏的，距今1.3万年（考古记录表示，2.2万年前美洲大陆已有人居住），亚洲先民通过白令陆桥来到美洲，将野马等全部屠食，以致美洲无大型驼畜（大羊驼后被驯化成驼畜，但载重量太低），虽然美洲人也发明了轮子，但只是作为儿童玩具，没有投入实际应用，约束了文明的发展。“火烧农业”是用火改造地景，“洪退农业”是用水改造地景，二者都是“集体毁灭、等待重生”，容易平滑过渡。最迟在距今1.2万年前，今俄罗斯西伯利亚与美国阿拉斯加间有陆地连接，即白令陆桥（图中红箭头指示处），最宽处上百公里。后因海平面上升，路桥被淹没。亚洲先民从白令路桥进入美洲，因人数较少，基因单调，难应对后来欧洲探险者带来的病菌，导致人口大量死亡。 古人的交通技术落后，一车木材如果是陆路运输，超15公里便无利可图，而水运成本只有陆地运输的1/10（在今天，陆运和水运的能耗比仍为1:14），湿地贸易将人类编入一个巨大的网中。狩猎—采集人经常迁徙，婴儿出生后，只有养育到他能“自己照顾自己”的程度，父母才会考虑下一胎，所以会采用延长哺乳期等方式避孕，两胎间平均间隔4年。农耕人则不同，两胎之间平均间隔不足1年，这就抵消了新生儿死亡率畸高的损失，与狩猎—采集人群比，农耕人的繁殖力要强得多。更多人口需更强大的生产来支撑，小型部落资源有限，有了贸易，就有了新的可能，随着贸易发展，人口进一步增加。然而，“洪退农业”的免费午餐不可能永远吃下去，最晚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500年，干旱气候卷土重来，气候再度变得干旱，洪水渐渐退去，已习惯于生活在湿地上的、人口已大幅增加的各群落被拍在沙滩上，不得不转向定居农耕。从本质上看，人类是“即刻满足”的动物，极少能超越现实环境，从更超然的角度去看问题。定居农耕一步步将先民引诱到圈套中：湿地的免费资源—人口增长—“洪退农业”—人口再增长—贸易—人口进一步增长—环境改变，湿地已无法支撑……终于，人类被逼入不定居农耕就不能生存的死角。目前学术界的共识是，最早的家畜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被驯化的，距今1.3—1万年，是最早被驯化的家畜，羊被驯化可能在1万年前。 所有家畜被驯化后，都会出现大脑变小、体重增长、行为幼儿化的特征。家畜生活条件相对安全，导致肾上腺分泌减少，大脑中用来警惕、快速反应的边缘部分萎缩。此外，家畜的幼儿期似乎延长了，它们行为更幼稚，更喜欢玩耍，更善意也更亲切。通过人工筛选，家畜在农庄中行为变化的速度惊人：人工饲养的银狐只需10代，其中18%便会表现出温顺行为——向人撒娇，并像狗一样，见到熟人摇尾巴；经过20代，35%的银狐会如此.经历近1万年驯化，绵羊脑容量减少了24%；而与野生臭鼬相比，驯化后的雪貂的脑容量减少了30%；猪的脑容量减少了1/3还多；甚至人工驯养的虹鳟鱼的脑容量，都比野生的小。与人类一样，被驯养动物的出生死亡率上升，但繁殖力大增，笼养老鼠的繁殖力是野生老鼠的3倍。此外，被驯养动物的两性之间体型差距大幅减少。这些变化被称为“驯化综合征”，不仅出现在家畜身上，也出现在人类身上，只是人类代际时间差大于家畜，从开启农耕到今天，只有240代，而从农业真正普及算起，到今天只有160代。所以，人类的温顺度不如狗，但比许多动物强。▌谷物其实是一种剥削工具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500年后的干旱，迫使人类组织起来，挖掘沟渠并引水，而这种大型工程需要更集中的管理，90%的人们不得不进入定居区生活，这些定居区的面积一般不超过30公顷。本书作者认为：“干旱乃是国家建构必不可少的推动力，在一块孕育国家的空间里，干旱使得人口聚拢起来，谷类作物集中起来，在当时的条件下，其他任何手段都不可能将上述条件一并呈现。”早期国家因干旱而生，而本书作者的独到发现是：这些国家都建立在大面积种植谷物的基础上。所以，本书的英文大标题是《反对谷物》。谷物易保存（保存成本几乎为零）、营养全面，此外产量较高，但谷物的缺点也很明显，即碳水化合物含量太高，易引发肥胖症、糖尿病等。谷物中锌的生物利用率低，仅有20%—40%，长期食用可能引发锌缺乏症。谷物还会引发人体的过敏反应，比如小麦蛋白过敏者会反复咳嗽、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等，严重者还会休克。古人说“面有微毒”，孙思邈曾记载，有的过敏者甚至脸上的肉会掉下来。考古发现的古埃及的粮仓，在公元前 2180 年至前 2050 年之间。那么，人类为什么不以薯类、豆类为主食呢？现代红薯、马铃薯来自美洲，但亚洲、非洲、欧洲历史上有类似植物，却未能普及，这些植物是碳四植物，光合作用效率有望达到30%—50%，而小麦是碳三植物，光合作用的效率只有2%—5%。此外，小麦蛋白质含量仅11.9%，大米只有6.7%，大豆可达36%。本书作者认为，人类以谷物为主食，是国家在谋求利益最大化，侵害了个体利益。谷物的最大优点是成熟期一致，且是地上作物，产量一望而知，便于收税。薯类作物深埋在地下，产量如何，只有种植者知道。收税官到来时，农夫可以只挖出一部分，减少税负，没挖出的果实可在地下保存2年以上，政府根本无法监管。豆类存在同样的问题，它的收获期不固定，农夫可赶在收税官到来前收获，此时出产的“毛豆”也能食用。这就是为什么，东南亚物产丰富，却很晚才出现国家，哥伦布到达美洲前，美洲大部分地区也没有国家，不是原住民“文明程度”不够，而是谷物种植不普及，收不到足够多的税，国家无法长期支撑。一方面，国家通过大型水利工程，主导了水资源分配。几乎所有王朝都有扶持谷物种植的计划，中国先秦时代便出现了“劝农使”，即如《管子》所说：“劝农功以职其无事，则小民治矣。”劝农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鼓励农民生产，而是为了谋求国家利益，国王通过免费提供种子、提供耕牛、技术指导等，引诱甚至强制农民种植谷物。由此带来的困境是，种植单调化很容易引起大饥荒，且封闭了农业生产向上发展的空间。可饥荒真发生时，人们反而会误认为是农耕缺乏造成的，反而更关注谷物种植，忽略了其中的结构性缺陷。另一方面，国家创造农耕文化。一边鼓励农民种植谷物的积极性，将农耕视为文明体现、美德之源；一边将游牧人称为野蛮的、不懂农业的、只会掠夺的人群。既神话农耕，又污名化游牧，迫使农民就范。元代程棨摹楼璹的《耕织图》，历代都有大量《耕织图》，其中许多是官方组织对民间进行的“教化”，目的是劝说更多人参与耕织劳动，保障税收。 其实，游牧人的生活是多元的，绝大多数的游牧人也通过种植获取食物。特别是在游牧人和农耕人的中间地带，往往有大量的“两栖农民”，他们随时可从农耕转向游牧，也随时可以从游牧转向农耕。为防止个体进行多样化选择，农耕国家会通过人造的“文明”语境，加以约束。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拉铁摩尔所说：主要古代文明的兴起和其在地理上的扩展，不仅造就了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分解，甚至连蛮族社会自身，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文明社会所创造的。……那个“文明”的社会就吸纳了某一些占有土地的群落，同时驱逐另一些群落，对于那些被抛弃的群落来说，效果就是……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经济能力，试验了新形式的专业技能，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进化出了新形式的社会团结和政治组织、新的战斗方式。简言之，正是文明自己，造就了纠缠着它们的蛮族。著名学者欧文·拉铁摩尔（中），他从没得到过大学文凭，却在学术界建树颇多，被尊为边疆学的开山者和泰斗。“二战”期间，拉铁摩尔被派到中国，负责中美政府沟通，与蒋介石建立了密切关系，图为他与蒋介石（右）等人合影。 为了自利，早期农耕国家创造了文字。早期楔形文字多用来记账，目的是看到人民究竟有什么财产。古代苏美尔人有一句格言：你上有国王，有领主，但你真正要怕的是上门收税的。文字越发展，书写的内容就越远离现实。古代文字记载的战争都是简单，一般都是英勇的国王轻松打败敌人，根本看不到战场的混乱、无序；而古代文字记载的治理也都是简单的，只需个人的智慧、勤奋与才华，就决定了国家的未来，根本看不到时代的问题、困境和百姓的想法。这些文字与其说是记录，不如说是在表达一种理想——它呈现了一个想象中的、无比美好的“我们”，先天就比“他们”更好。这种叙事为暴力提供了借口：“我们”应该打败“他们”，“他们”应该服从于“我们”，“我们”永远站在正义一边，而“他们”永远在邪恶一边……由此构成了一个语言的墙，一旦远离“我们”，就意味着不安全、道德堕落、背叛，个人的价值也将被清零。苏美尔文明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长城”，表面看，它是为抵御游牧民阿摩利人的，被称为阿摩利墙，但它极为粗糙，几无军事价值，显然，它的真正作用是将农耕者留在国王的土地上。苏美尔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长城”，因两河流域缺石头，该“长城”用黏土砖制造，损毁严重，且原本高度不够，军事价值有限。与古罗马的哈德良长城、古代中国长城等无法相提并论。 几乎所有农耕文明边附近都会有游牧文明，在拉铁摩尔看来，这种“伴生”其实是国家塑造的产物。游牧人与农耕人往往源于同一民族，有共同的历史，但游牧人不愿接受谷物种植，坚持传统的狩猎—采集生活，因此被国王所驱逐。国王试图告诉留下来的人们：游牧人是农耕人的敌人，如果没有国王的军队，农耕的“美好生活”将无法继续。其实，国王也知道，农耕生活并没那么美好，所以才要用你死我活的极端叙事，将农耕人和游牧人说成是世仇和死敌。恰好，双方也确实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地景改造方式不同。农耕人通过深耕、建水渠等，缓慢却持续地推进农耕线，不断蚕食着游牧地，造成游牧地区生态恶化，而农耕人显著的生育优势，使游牧人除了采用暴力，无法抗衡。引发双方暴力冲突还有一个契机，就是疾病的传播，很难说清谁给对方造成的伤害更大，彼此提防、刻意疏远，使埋怨逐渐积累成仇恨。人类如此容易迷恋自己、排斥他人，只需一点点仇恨叙事，略加挑拨，就会酿成集体的、持续数代的相互杀戮，而这正是农耕者的国王努力要实现的目标。▌探索国家的早期历史，意义何在本书试图还原“蛮族人的流金岁月”，即如拉铁摩尔所说：“历史上曾有如此的时期，蛮族人的法律和秩序是优越于文明世界的。”（游牧民）较之于大型农业国家的居民来说，一般而言，营养状况要好得多，生活更容易，寿命也更长。在古代中国，总是持续不断有农业人口逃离中国本部，跑到周边草原部族的地盘，到了那里，他们从来不吝于宣扬游牧生活方式的优越。同样，也有很多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加入了匈奴部落或者其他欧亚大陆中部的部落，在那里，他们过上了更好的生活，而且比起此前在故土时，所得到的待遇更高。然而，“文明世界”创造了“部落”一词，彻底黑掉游牧人。当农耕人开始定居、建立国家后，游牧人还没形成国家，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不听命于任何人，只在战争爆发时，游牧人才会联合起来，集体出战。事实是，游牧人没有“部落”，农耕人采用这一称呼，目的是将对方贬低为未经文明驯化、茹毛饮血、只会劫掠的匪徒，社会还处在原始状态。农耕国家的史书喜欢强调游牧人对农耕人的劫掠，比如希罗多德曾记录：“我们斯基泰人（游牧民）没有市镇，也没有种植作物的土地，所以我们总是战斗的发起方，我们从来不必担心这一处的市镇被攻取了忙活着另一处的庄稼被破坏。”斯基泰人是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3世纪，活跃在中亚和南俄草原上的东伊朗语族的游牧民族（中国古籍中所记塞人，或塞种，可能就是斯基泰人），据说他们建立了最早的游牧帝国，斯基泰人喜黄金，制作了大量精美的金质工艺品。 其实，这只能说明当时游牧人没有形成“中枢”，而分散式管理比金字塔式管理的韧性更强。从史料看，游牧人不常劫掠农耕人的财产，因为早期农耕国王算不上富裕，不值得兴师动众，他们真正的劫掠目标是劳动力，那才是稀缺品。被劫掠到游牧地带的农耕人较少返回。在《史记》中，叛逃到匈奴的汉朝官宦中行说表示：“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中国）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各有优劣。但在农耕文明的历史书写中，刻意遮蔽了对方的优点。其实，许多农耕强国曾向游牧人称臣纳贡，唐朝曾每年交50万匹丝绸给回纥人，波斯人则每年给塞西亚人送“礼物”，罗马在公元前4世纪时，向凯尔特人支付1000磅黄金，换取对方不主动进攻的承诺……在农耕文明的史书上，常有战胜游牧人的记录，似乎后者因文明落后，不堪一击。其实，直到1600年，国家收税权空前扩大，普通人终生不用和收税官打交道的时代结束后，农耕文明才真正取得压倒性优势，游牧文明才逐渐走向消亡。本书虽专注于述古，其实字里行间，颇有现实关怀，它提醒读者：首先，国家并不是必然出现的，不能将它理解为“历史的进步”。揆诸史实，国家本是国王收税的工具，只是它的历史被延续下来，通过后人的再阐释、再改造（将王国改造成现代民族国家），国家才变成了“必需品”、“历史的必然的阶段”。事实上，在前现代时期，地球上绝大多数地区都没有国家。即使是有国家的地区，国家和国家之间，也有天壤之别，很难一概而论。其次，传统国家得到延续，源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和传统国家的本质已完全不同，它的立足点是合法性，而不再是单独的历史集体记忆。现代民族国家只是最近500年的产物，在此前的人类史上，还从没出现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式的大国——几乎所有国家都由多民族构成。现代民族国家努力将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但也存在着幽暗的一面面——很可能被“集体的自私”所僭用，所绑架，增加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风险。其三，现代民族国家继承了传统国家创造的叙事，其中存有反智因素，通过过分自我赞美和妖魔化他人，这些叙事煽动了个体仇恨，个体的人与人类整体割裂开来，易使人沉浸在身份认同中，丧失了爱、信仰、审美等基本能力。其四，历史因叙述而成，“谁来讲”影响着“讲什么”。阶层会遮蔽人的视野，使他自觉、不自觉地围绕自利而书写。不同人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相信的东西也不一样，重视的东西更不一样，这会带来记录的非客观化。到目前为止，历史不是科学，因历史记录的数据质量太低，在此基础上，很难形成规律性认识。此外，历史研究的结论只能证真，不能证伪。读历史，最忌“从来如此”四字，将一直以来的偏见视为“信史”，匆匆拿来指导实践，会落入用错误指导错误、用偏见强化偏见的误区。其五，既然历史还不是科学，则历史的一些“必然性”可能只是层积的误会，是被重复多次的谎言，对此应有足够警惕性。历史的吊诡在于，一次失败可能只是概率事件，但相关人与事都被画上句号，客观上没有再尝试的可能，可这条路注定走不通吗？而同样搏概率的事件，因为偶然成功，被延续了下来，可它就一定正确吗？这就回到鲁迅先生所质疑的：从来如此，便对么？其六，历史的趣味在于它还不是科学，它有更多的人文色彩，在历史结论、历史必然之外，历史更是一个想象力公园，现代人的感性已遭理性的反复剥削、反复压榨，所以需要这样一个公园来疗愈。这个疗愈注定与道德敏感相关，注定与自我砥砺相关。作茧自缚是既成事实，个体无责，可耽于暗昧而不自知，则个体有责。鲁迅先生曾说：“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阅读这本讲早期国家历史的书的价值，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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