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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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詹姆斯·C.斯科特，译者：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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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支离破碎的叙事：那些我曾一无所知的

现代智人究竟是如何出现的——在人类物种的历史上，他们是如此晚近，生活在拥挤的定居群落中，里面随处可见驯养的禽畜和谷物堆垛，由最原始的国家形态所统治？这曾是一种新奇的生态和社会复合体，却在自此后智人物种几乎全部有记录的历史中，成为模板。人口增长、水力和风力的应用，以及航海和远洋贸易的出现，都曾极大扩展这种“模板”，在长达六千多年的时间里，这种形态都占据主流，直至化石燃料作为能源登上历史舞台。接下来的叙事乃是一段源自好奇心的探索——说到底，这么一个农业的、生态的复合体，它如何起源，呈现出何种结构，又导致了什么后果？

按照通说的叙述，上述过程都是一种进步，人类走向了文明，实现了公共秩序，身体更健康，也有了更多的闲暇。而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这种叙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错误的，对世人产生了严重的误导。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去挑战这种叙述，我所依据的，乃是我对过去二十年来考古学和历史研究最前沿的阅读。

如果把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的物种史作为一个尺度，那么初民农业社会和国家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出现，只落在这段历史最近的5%。而再取这个尺度加以衡量，那么化石能源时代，起始于18世纪的末端，在人类物种历史上所占不过最末端0.25%的尾巴而已。然而，由于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现在却只盯着这最后一个时代，精力越来越专注于我们人类在此期间留在地球环境上的足印。人类所带来的冲击到底变得有多大，从围绕着“人类世”（Anthropocene）一词的激烈辩论中即可见端倪，人类世作为一个概念的创造，是用以指称一个新的地质纪元，进入此阶段，人类的活动开始对世界的生态系统和大气层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人类活动可以对生态圈产生即时的决定性影响，这一点早已无人质疑，但这种决定性的影响究竟起始于何时，此问题仍然聚讼纷纭。有学者主张人类世起始于核试验出现的日子，因为此类活动已在全世界范围内留下了永久的、可检测出的放射性物质层。还有些学者则提议，人类世应上溯至工业革命以及化石能源的大规模使用。还有一种观点也能自成其说：人类世之开始，在于工业社会已经掌握了某些工具，诸如炸药、推土机、钢筋混凝土（特别是用于水坝建设的），有能力以此彻底改变地球之地貌。在上述三种候选观点中，即便工业革命也不过是区区两个世纪前的事，至于其他两个选项，甚至可以说仍停留在我们鲜活的回忆里。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历史跨越已经大约二十万年，若是以这个尺度来衡量的话，那么人类世就如同几分钟前才开始的样子。

就此问题，我在这里提出另一说，在更纵深的历史轴线上挖掘“人类世”的起点。首先，我认可人类世的立论前提，它意味着我们对环境的冲击力发生了某种质与量的飞跃，在此基础上，我建议，我们可以把人类世前溯至火的运用，这是原始人类第一次掌握某种重要的工具，可以用于改变地貌景观，或者生态位的构建。原始人类用火的证据，可以追溯到至少四十万年前，甚至还能往前提早更多，其历史远早于智人的出现。定居、农业和畜牧，大约出现在一万二千年前，标志着人类在改造地貌景观上的又一次长足进步。如果我们的关注扩展至人科动物留在历史上的足印，那么就能够发现，在近期改天换地的“深”人类世出现之前，还存在着一段“浅”人类世；之所以说它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运用这种景观改造工具的原始人类实在少之又少。直至公元前10，000年前后，全世界的人类总数不过只有区区200万到400万，实在是微不足道，还远不及今天全球人口的千分之一。在前现代的发明中，另一个决定性的是制度创新——国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上，出现了人类最早的国家，追溯它们突如其来的显现，不会早于距今六千年之前，而较之于此地区出现农业和定居生活的最早证据，国家出现已经是数千年之后的事了。说起根据自身利益动员起技术的运用，进行地貌景观的改进，在历史上没有哪个组织在能力上可以赶得上国家。

这么说来，我们人类是如何从迁徙走向定居，开始种植谷物，驯养家畜，变为属民，生活在我们现在所谓“国家”这种新奇机构的统治下，要理解这一问题，就要求我们开启一趟“深层历史”的旅行。在我看来，最好的历史学，应当是一门最具颠覆力的学科，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那些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深层历史”的魅力即在于，它能揭示出历史进程中的许多偶然，这些偶然聚在一起，就塑造出诸如工业革命、末次冰盛期（the Last Glacial Maximum）或者秦帝国的出现，在此基础上，深层历史响应了法国“年鉴学派”早期历史学家的呼吁，要研究“长时段”（la longue durée）的历史，以此取代公共事件编年史的方法。然而，当前的“深层历史”追求又比年鉴学派更胜一筹，因为它所呼吁的经常呈现为一种物种的历史。这就是时代精神，我在其中也找到了自己，而这种时代精神也阐释了那句格言，“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的时候才起飞”。

国家和文明叙事的悖论

在思考国家形成时，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可表述为：我们作为智人，是如何开始生活在国家之中的，也即史无前例的驯化植物、动物和人口的聚居环境内的。由此大历史的广角视野出发，国家作为一种形式绝非自然的，也非规定的。大约二十万年前，智人作为人类的一个亚种开始出现，并且最早也要等到六万年前，才出现在非洲和地中海东岸以外的地区。至于植物栽培和定居群落，最早的证据则出现在大约一万两千年前。一直到那时——换言之，占据人类在地球上95%的历史经验，我们都生活在小型的、移动的、分散的、相对平等的、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群落之中。而对于那些对国家形式感兴趣的人士来说，有一个事实更是应当留意：若以筑有围墙、有征税能力、社会分层而论，最早的小型国家要等到公元前3100年前后才突然出现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谷地，而这时距离最早的作物驯养和定居生存，已经是四千多年之后了。这一时间上的巨大迟滞就是一道大难题，对于那些将国家形式自然化的理论家们来说，按照他们的预设，农耕和定居分别构成了国家形成的技术和人口条件，只要条件满足，则国家/帝国就将立即崛起，作为在逻辑上必然且最有效率的政治秩序单位，他们必须回答这道难题。

一旦认真对待这些坚硬的事实，那么我们大多数人（这里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曾不假思索即全盘接受的人类史前史版本就有了麻烦。一开始，最初的强大农耕王国编织出一整套进步和文明的叙事，而此后历史上的人类就沉迷于这种叙述。他们是新的、强大的社会，故而要毅然决然地将他们自己区隔出来，对于那些与他们出自同源且至今仍在边缘地带召唤或威胁他们的群落，要鲜明地区分彼此。归根到底，这就是一种“人类崛起”的故事。根据它的叙事，农业取代了狩猎、采集和游牧，而后者是一个野蛮的、原始的、无法无天的暴力世界。反过来说，安居之后的作物收成，则是定居生活、正规宗教、社会，以及法律和政府的源起和保障。至于那些拒绝从事农耕的群落，不是出于愚昧无知，而是因为难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在几乎所有早期的农业文明中，农耕之伟大都有一套精心构建的神话所传颂，在这样的神话里，总有一个伟大的男神或女神，将神圣的谷物交托给某个被选中的族群。

此处存在着一个基础的假设，就是定居农耕要比此前所有的生存方式更优越，也更有吸引力，而一旦这一设定遭遇质疑，我们就能发现，这一设定本身即依附于一个更深层也更内在的假设——后者几乎从未受到挑战。而这个假设可表述如下：定居生活本身就要比迁徙的生存形式更优越，也更具吸引力。在有关文明的叙述中，住地和固定居所的地位可谓是根深蒂固，反而使得它们平常不可见了；就好像鱼儿不会意识到水一样！追根究底，这不过就是一种条件假设：智人已经疲惫不堪了，他们迫不及待，终于能定居下来了，他们也迫不及待，终于能结束数十万年来的漂泊和季节性的迁徙了。然而，大量的证据已然表明，在世界各地，都曾有流动族群坚决抵抗定居生活的史实，即便后者意味着相对更有利的环境。游牧族群以及以狩猎采集为生的聚落都曾拿起武器，反抗定居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眼中，这样的生活就等同于疾病以及国家的控制——而这种认知也常常是正确的。在美洲，许多原住民族群之所以能被限定在保留地，也是要先遭遇军事上的失败。还有一些原住民的族群，则抓住与欧洲人接触所带来的历史机缘，进一步增加了它们的机动性，如苏族和科曼奇族变成了马背上的猎户、商人和掠夺者，而纳瓦霍人则变成以放羊为主的牧民。大多数族群一方面遵循流动的生存方式——放牧、采集、狩猎、捕捞海产，甚至从事迁移农耕，另一方面则欣然适应现代性的贸易，然而无论如何，他们都强烈地抵抗定居的生活。最起码，我们压根没有任何证据去做出如下的假定：现代生活的定居“规定性”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普遍渴望，能据此倒过来推演人类的历史进程。

 

关于定居和农业，虽然其基本叙述追根溯源都出自上述的神话，但神话已逝，而叙事却长存。从托马斯·霍布斯到约翰·洛克，从詹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tista Vico）到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到赫伯特·斯宾塞，再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到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对一般性社会进化的各种叙述，进步皆是有序的——从狩猎采集到游牧再到农业（或者从游群到村落到市镇再到城市），都是不可撼动的学说。诸如此类的观念与恺撒大帝的进化构想几乎如出一辙，也即从家户到亲族到部落到民族再到国家（生活在法律管辖下的某个民族），在整个构想中，罗马是进化的顶点，而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则位居其后。此类叙述记录下文明的进程，虽然在细节处多有差异，但仍在凝练后成为大多数社会的口耳相传，深深印刻在全世界学童的脑海中。从一种生存模式到下一种模式的变迁，被认为是清晰可辨的。也就是说，只要见识过农业的技术，任谁也不想继续此前游牧或采集的生活。而在进化中的每一步，都被认定为代表着人类追求幸福过程中的划时代飞跃：更多的闲暇，更好的营养，更长的寿命预期，久而久之，实现一种安居的生活，催生出某种家政管理以及文明的发展。要将这种叙述从世人的脑海中驱除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真有能够完成这一目标的什么还原法，也需穷尽我们的想象力。不过在本书中，我还是要迈出最初的一小步。

事实证明，只要同不断累积的考古证据相对照，在我们所称的标准叙述中，大部分的内容都站不住脚。同早先的假设恰恰相反，以狩猎采集为生的部落——即便是现如今仍集中居住在偏远保护区的狩猎者，也绝非传说中那般走投无路、饥肠辘辘、生活在挨饿受冻的边缘。事实上，根据当前可见的考古证据，就他们的饮食、健康和闲暇而论，狩猎采集者从未像现在看来过得如此之好；而反过来说，看他们的饮食、健康和闲暇，务农人口的生活则显得非常糟糕。当前风靡一时的“旧石器时代”膳食搭配，也就反映出考古学知识对大众文化的渗透。人类从狩猎采集到农耕的转变，作为一个过程而言是缓慢的、间断的、可逆的，有时甚至是不完整的，它能带来多少好处，也能导致至少同样多的代价。所以说，虽然根据标准的叙述，作物栽培看上去就是迈向美好当下的关键一步，但是对于最初经历这一过程的先民们而言，情况就并非如此了：有些学者发现，在《圣经》故事中，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所反映的就是这一事实。

在我看来，遭逢近期的考古学研究，此前的标准叙述早已是伤痕累累，难以为继。比方说，从前我们假定，从迁徙到定居的生活，乃是农耕出现后的结果。庄稼可以让人们集中起来，并安定下来，由此也创造出国家形成的一项必要条件。然而，下面的事实却让传统的叙述颇感头疼，现在我们知道，农业未出现之前，在生态资源丰富且多样的环境中，特别是毗邻鱼类、鸟类和大型兽类季节迁徙路径的湿地中，定居生活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例如，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也即希腊语所说的“两河之间”），就出现了定居的群落，甚至是市镇，居住人口最多可达五千，但却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农业的迹象。同时，我们还能发现相反的异常：虽从事作物种植，但除了短暂的收获季节之外，其余时间仍处在流动和散居的状态。最后的这个悖论再次警醒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事实：传统叙述所隐含的前提设定，即人类迫不及待地要完全放弃流动，要“安顿下来”，可能也是错误的。

受权刊发，选自《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22年5月。

也许最令人困惑的，还要说位于整套叙述之核心的文明创生：到底什么是“驯化”，归根结底是难以解释的。毕竟，早在智人出现前，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塑造植物的世界了，其主要手段在于用火。这么说来，当我们谈“驯化”时，其本质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是照管野生植物？是为它们去除杂草？是把它们移植到新的地方？还是把一捧种子撒播在肥沃的淤泥中？或者用树的枝条在地里挖出凹沟，然后将一两颗种子放进去？也可能是用犁耕田？在这一过程中，看起来找不到“搞定了”的神奇时刻——“你们看，爱迪生的灯泡亮了”。即便在今天，安塔托利亚地区也还有大片的野生小麦，如杰克·哈兰的研究所示，只要用燧石镰刀，三周时间所收割的谷物就足以养活一家人达一整年之久。早在有意识的犁田播种之前，觅食群落就已经开发出全部必需的收获工具：筛谷篮、磨刀石和杵臼，以便处理野生的谷物和豆类。对于外行来说，将种子放入准备好的沟或洞里，看起来是决定性的。但设定你知道种子会成长发芽，于是把水果的果核丢入帐篷附近的烂叶堆中，这种行为算不算是“栽培”呢？

对于植物考古学家来说，要找到谷物栽培的证据，关键在于要能发现不断穗（因谷穗不会破裂，而是“静待前来的收割者”，故而为初期种植者自觉或在无意间所选择）和大谷粒的作物。而现在，证据表明，要等到谷类作物实现栽培后许久，上述的形态变化才出现。此前，关于绵羊和山羊完全驯养的骨骼证据，曾经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现在也遭遇到了挑战。这些含糊带来了双重的结果：第一，现在看来，非要认定出驯化的单一起源事件，这种努力势必既专断，又毫无意义。第二，它进一步支撑了如下命题，人类历史上曾存在一段非常非常漫长的“低阶食物生产”（low-level food production）的阶段，在此时期的植物既非全然野生，也未能实现完全的驯化。关于植物的驯化，最出色的分析都已经放弃了单一事件起源论，在此基础上，基于强有力的遗传学和考古学的证据，转而主张栽培化的过程在许多地区绵延长达三千年之久，也由此导致了多数主要作物（小麦、大麦、稻米、鹰嘴豆、扁豆）多样且零散的驯化过程。

如果说这些考古发现颠覆了传统的文明叙述，使其支离破碎，那么我们也可以继续摸索，不妨把这一早期阶段视为某个漫长过程的一部分，且整个过程至今仍在继续，从始至终，对于那些我们感兴趣的植物和动物，我们人类就想方设法加以干预，在更大程度上掌控它们的繁殖功能。我们会有选择地培育、保护并掠夺它们。这种观点甚至也可作进一步的延伸，适用于早期的农业国家及其宗法控制，也即对妇女、俘虏和奴隶的人口再生产。说到这里，吉列尔莫·阿尔加兹的惊人之论可谓一针见血：“早期的近东村落驯化植物和动物。而乌鲁克的城市形态驯养的则是人类。” 

摆正国家的位置

任何对国家形成问题的深入探究，包括本书在内，都难以摆脱一种风险，这就是赋予国家一个显赫的地位，超过了它在一部均衡的人类演化史上本应占据的位置。我希望可以避免这种偏差。根据我所理解的事实，在一部公允持平的人类物种史中，国家的角色是平凡的，较之于它被通常安排的位置，要低调很多。

国家成为考古和历史记录的主宰，这一现象其实不难理解。对于我们这些智人来说，最习惯的思考单位不过是一代或数代人的生命周期，相较之下，国家及其管制空间的恒久，就看似一种无法逃避的常态，规定着我们的境遇。就今日而言，不仅国家这种形式完全压倒其他政治可能，而且世界各地的考古和历史研究大都受国家资助而开展，这往往等同于国家在自恋地绘制自画像。而考古学的传统又进一步加剧了上述制度性的偏颇——直至晚近，考古工作就是对大型历史遗址的挖掘以及分析。因此，假如你用石料建起恢宏的工程，并且恰好将断壁残垣都留在某一位置，那么你就很有可能“被发现”，从此主宰古代历史的篇章。反过来说，假如你的建筑用料是木头、竹子或芦苇，那么你出现在考古记录里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假如你是狩猎采集或游牧部族，只是在地表浅层丢弃可生物降解的垃圾，那么即便你的部族人多势众，你的命运大致也只能是在考古记录中完全消失。

而在文字与文档现身于历史记录后，最早如象形文字或楔形文字，前述的偏颇就变得甚至更显著。这些文献千篇一律，都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文本：税收、单位、贡品清单、王室谱系、建国神话、法律，等等。历史中找不到与之争辩的其他声音，面对这些国家中心的文本，别出心裁的反向解读需要极大的勇气，同时又极其艰难。一般说来，留存下来的国家档案越多，则在历史上重建该王国及其自画像的篇章就越多。

最早的国家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埃及和中国黄河淤泥地带，那里的冲积平原终年被风吹拂，形成之初，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地理面积，此时的国家都是微不足道的存在。在古代世界的地图上，原初国家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小斑点而已，据估算，公元前2000年全球总人口大约为2500万，在这一总盘子中，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近乎可以忽略不计。它们只是微小的权力节点，而在四围广阔无垠的地带上，居住的都是非国家的部族，也即所谓的“蛮族人”。在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里，虽说苏美尔、阿卡德、埃及、迈锡尼、奥尔梅克/玛雅、哈拉帕、中国秦朝在地表如星星之火，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此时仍继续生活在国家的直接掌控之外，也无纳税之负。非要找到一个精准的历史分水岭，自此后国家决定性地主导了地球表面的政体，这个问题实在难下定论，或者说提问本身即很武断。在大历史的视野内，直至四百年前，地球三分之一的地方仍由游猎部族、游耕者、牧民以及独立的农艺群落所占据，而当时的国家仍是以农业为本的，基本上只能局限在地球表面适于耕作的一小部分土地上。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可能从来就没有遇到过国家的代表——税吏。许多人口，甚至可能是大多数，都能自由地进出国家空间，并随之转变生存模式；他们尚能有光明正大的机会，逃避国家的高压举措。这么看来，如果我们要找到国家真正取得霸权的时刻，那么属于国家的时代不过起始于约公元后的1600年，换算到人类这个物种的政治生活的历史中，国家所主导的时段不过只是最近千分之二这个“瞬间”而已。

由是观之，凡是初民国家出现之处，其实反而是例外之地，当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例外”时，也就很可能会忽略一个关键的事实：直至相当近期，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根本不存在什么国家。在东南亚地区，古典国家大致也就出现在欧洲的查理大帝统治时期，那时距离农耕的“发明”已是六千年有余了。而再看作为“新世界”的西半球，除了玛雅帝国这一例外，国家甚至是更晚近的创造。更何况，早期国家所占据的领土也相当小。在它们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其实聚集着大量的“无政府治理”的群体，聚集在历史学家笔下的部落、酋邦或团伙之中。在他们居住的区域内，主权的概念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只有名义上的统治权，弱到几乎看不见。

关于“利维坦”的描述传达出最强有力的国家统治，然而，早期国家作为利维坦的存在，却是极少见的，即便偶尔会有，存在时间也极短暂。在多数情形中，更常见的是政权的中断、分裂或“黑暗时代”，而不是统一的、有效的统治。如前所述，我们——甚至也包括历史学家，都沉迷在王朝之初创或其全盛的经典时代所留下的记录中，相较之下，该王朝的解体和动乱岁月，则极少或根本没有形诸文字，不可见于记录中。以古希腊为例，长达四个世纪之久的“黑暗时代”，随着语言读写能力的丧失，所留下的近乎就是一大片空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后来的古典时代，戏剧和哲学的繁荣产生了庞大的文献。若是说一部历史的目的就是要审视我们所尊崇的文化成就，那么上述偏颇是完全可理解的，但问题在于，这种“历史”忽略了国家形式的脆弱和易于瓦解。在世界很多地区，即便在强盛的年代，国家也只是一个季节性的组织。在东南亚地区，当每年的季风降雨到来时，国家权力的辐射能力便会收缩，几乎退回到王室的宫墙以内。虽然在大多数正统历史书写内，国家的自我形象位居中心地位，但我们仍要认识到，自最早期国家出现后的数千年中，国家并非一个常数，而是一种变量——在人类生活的大部分历史中，一路走来跌跌撞撞。

而在另一层意义上，本书所要完成的是一部“非国家”的历史（nonstate history）。就国家的形成和国家的崩溃而言，许多方面此前要么是消失于史册中，要么不过是留下只言片语，而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注意力引向这些面向。虽说在载录气候变化、人口变动、土壤质量和饮食习惯方面，早期国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关于最早期的国家，还是有很多面向难以在物质遗存或早期文本中找到记录，原因在于这些都是隐伏的、缓慢的过程，很可能只不过是风险的预兆，甚至被认为不值一提。比方说，在早期国家，人口由其统治地带逃往远处的边陲，可谓司空见惯，然而，由于这种现象背离了正统的国家叙述——也即将国家讲述为用文明教化其臣民的力量，故而就只能隐藏在晦涩难懂的法典之中了。我和很多学者都近乎确信，早期国家之所以脆弱，疾病乃是一项主要原因。但是，由于疾病往往来得迅猛，而且先民对其知之甚少，所以其影响很难被记录下来，更何况，许多传染性的流行病也不会在骨骼上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同样地，奴隶制度、奴役行为，以及大规模的强制性迁徙，也很难找到具体的证据，因为若下葬时不戴镣铐，奴隶和自由民的骸骨是很难区分开来的。所有的国家，都被国家之外的群落所包围，但是由于它们分散在四面八方，关于它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关于它们与国家之间变动频仍的关系，关于它们的政治结构，我们能知道的实在少得可怜。当一座城市在大火后被夷为平地，到底发生了什么，究竟是一场意外的火灾——这种灾难困扰着所有由易燃材料建成的古代城市，还是一场内战或暴动，抑或是一次外敌的洗掠，通常是很难分辨原因的。

在本书中，我将尽我所能，努力避开国家自我呈现出的光芒，转而去探索那些隐藏起来的历史力量——尤其是那些从性质上难以见于王朝之成文历史，并且无法被考古学的标准技术所挖掘出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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