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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禄生 01清光绪十九年（1893）二月十五日，晚清重臣李鸿章迎来了七十岁生日。人生七十古来稀，如此重大的日子，李鸿章原意想低调过生日，但实力不允许。 这不，慈禧太后差人送来了一块匾送给他，上书“调鼎凝厘”四个大字。这是什么意思呢？ “调鼎”在古代汉语中用来比喻宰相，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钦差大臣，除皇室核心人员以外，他可以说是彼时大清最具实权的人物了，慈禧把他喻为宰相，实至名归。“凝厘”就是聚集福气的意思。不消说，慈禧送匾给李鸿章，是为他添福来了。 除此以外，慈禧太后还为李鸿章亲笔书写了一对寿联：“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这幅对联的具体语义就不解释了，我们单看头两个字“栋梁”，就可知李鸿章在慈禧心目中是何等重要的人物了。 没错，彼时的李鸿章真的是大清皇室以外的头号政治大人物。这一年，也称得上是李鸿章一辈子当中最风光的时刻：位于人臣之极位；又收获了来自皇权的最高礼遇。为官如此，夫复何求？ 我们为什么要重点强调光绪十九年（1893）这个时间点呢？原因有两个： 第一，这一年是李鸿章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候，但这也是他人生之中最后的风光，因为之后的一到两年，他将被千夫所指，并最终以“卖国贼”的形象跌下政治神坛； 第二，正是在光绪十九年，李鸿章欣然提笔为一个普通太学生傅潮康题写了一块匾额：“国学蜚昇”。可能是这一年李鸿章心情好吧，无名之辈也能得到他的墨宝题词，后者恐怕要为此欢喜上一年。 清·光绪十九（1893）年 【国学蜚昇】匾 李鸿章题 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收藏 更重要的是，这块牌匾，几经历史辗转，目前收藏于福建品藏天下牌匾艺术馆。作为专业的匾额收藏人，笔者亦有理由为之欢喜。 我们看这块匾额的题匾人落款：“钦差大臣直隶阁爵部堂李为”。钦差大臣的名头，在光绪十九年，没有几个人能担得上，李鸿章就是其中之一。更耀眼的字眼是“直隶”二字。为什么这么说呢？  【国学蜚昇】匾局部 众所周知，清代中国的政治版图中，有九大封疆大吏，如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闽浙总督等，个个都是倾权一方的大人物。 九大封疆大吏中，“直隶总督”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因为他掌管的是天子脚下的心腹之地：这块地盘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大部、天津、河南与山东小部，统称“直隶省”，其省城在今河北保定。 也就是说，在封疆大吏中，被冠以“直隶”二字的，唯有一个。在汉语中，“直隶”的威严色彩，不言而喻。因此，直隶总督的级别固然跟其他封疆大吏总督相当，但其政治色彩要浓厚得多，政治地位当然要高出一头。 历史上做过直隶总督的人，当然不胜枚举，但地位最强大的人，非李鸿章莫属。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02我们都知道，晚清有“中兴四大名臣”之说，主流的名单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四人。因为这四个人的存在，苟延残喘的晚清政权，至少多续命了五十年以上。 在上述名单中，曾国藩、左宗棠排在李鸿章的前面，这是因为这两个人比李鸿章年长得多，都算是后者的政治前辈；而且他们都比李鸿章死得早，按先后排名，李鸿章当然只能排第三。 但后来李鸿章在晚清政坛以及世界外交舞台上产生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曾国藩和左宗棠。李鸿章的政治后辈张之洞，也同样无法望其项背。在世界范围内，李鸿章、俾斯麦、格兰特被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在李鸿章以前，直隶总督掌管的仅仅是地方上的军政事务，虽然比其他封疆总督特殊一些，但依然只是纯粹的封疆大吏而已；彼时在南北地区，负责外交事务的，分别是南洋通商大臣和三口通商大臣（北洋大臣的前身）。 同治九年（1870），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发生了，并引起一片哗然：天津的天主教会笼络了一批外籍痞子，以武力方式肆意传教，引起天津民众反对，继而引发武力冲突，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民众均死伤多人。教案详情，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历史。此案发生后，法、英、美、俄、普、比、西等七国调集军舰开到了天津大沽口，局势一触即发。 天津教案 此时担任直隶总督的，正是李鸿章所敬重的政治前辈曾国藩，后者也是彼时大清声望最高的封疆大吏；而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则是完颜崇厚，出身于满清政治世家的大佬。 为应对天津教案，直隶总督曾国藩作为地方最高长官出面协调，而三口通商大臣完颜崇厚则作为大清外交代表出面跟西方七国交涉。人们这时候才发现，在这件事上，直隶总督和通商大臣的职能，有很多地方重叠；而另外又有很多地方互相掣肘，影响决策。 这都不是事儿，关键是，一世英名的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处理不当，导致英名尽毁：中国民众对他不满意，西方人对他也不满意，两头不讨好。 曾国藩是如何在天津教案中英名尽毁的？详情同样请有兴趣的读者参看历史。关键时候，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被当做“救火队员”调任直隶总督，取代了曾国藩。
李鸿章正是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显示出了超强的外交谈判能力，他本着“一命抵一命”的原则，以及“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鸿章语）的风格，较为稳妥地处理了中外争端，既避免了战争，又回避了西方国家狮子大开口的无理巨额赔偿要求。中外双方基本满意，主要是保教国法国也认可了，此事不了了之。
天津教案是一个转折点：曾国藩黯然下野，并于一年多后去世。但一码归一码，曾国藩本人对李鸿章是爱护有加的，他对后者也充分认可；而李鸿章则通过这件事，开始登上晚清外交舞台。 正因为受此事影响，晚清朝廷意识到，三口通商大臣和直隶总督倘若由同一个人担任，似乎更为合理。因此在征得李鸿章本人同意后，朝廷一改惯例，授命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由此形成了“两职归一”的制度。 从那以后，李鸿章一半时间驻地保定，作为直隶总督掌管直隶省内务；另一半时间驻地天津，以北洋大臣的身份主导晚清外交事务。 03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职时间总计长达二十多年，一举奠定了他在晚清政治和外交舞台无可替代的“宰相”地位。但是他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二十多年的时间并不是持续的，而是累计。 从同治九年至光绪八年，李鸿章的第一次任职长达十一年零六个月。而在光绪八年三月，由于李母过世，他按儒家为人子女的礼教惯例，回家守孝了一年多。期间由两广总督张树声代理李鸿章的职务。
但晚清政治局势内忧外患，清廷实在是离不开李鸿章的外交掌舵作用，尤其是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本人更离不开李鸿章的棋子功能。迫不得已，李鸿章并没有按规矩完满守孝三年，而是接受了慈禧的召唤，尽早回到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子上。 没错，在真正的政治家中，慈禧太后几乎只信任李鸿章一个人。而李鸿章由于跟光绪皇帝的恩师、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酥，二者有着难以调和的私人矛盾，也决定了他不能也不愿走攀附光绪皇帝这条政治道路，毕竟慈禧和光绪母子间的政治矛盾是尽人皆知的，他李鸿章只能在二者之中择其一以效忠。于是他选择了追随慈禧太后。  慈禧和李鸿章（剧照） 但李鸿章恐怕没有想到，追随慈禧太后是一把双刃剑：他由此得到了位极人臣的个人荣耀，以及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大放异彩的高光；但他也因此背上了诸多历史骂名，被多少人指责为“卖国贼”。
其实说到底一切都是慈禧的旨意，或者说晚清政府交给李鸿章的外交菜盘子就是那样的贫乏：没有多余的菜单可选，能选择的菜品就那么几道。不管多么苦涩的菜，他不得不咽下去。 从光绪九年到二十一年，又是一个十一年零七个月，李鸿章第二次履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经历的荣耀有多少，那么他吞下的耻辱就有多少，甚至更多。 人们当然记得，由于李鸿章的主导作用，他创办了北洋水师，督办了各种招商局，主导开办了各种矿务局和煤矿，以及多个织布局、电报局，还有建设了多段铁路，又开办了近代化军校、中国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等等，总之李鸿章等人领导的洋务运动，一度给晚清中国带来了一丝走向强国的希望曙光。 1872年12月26日，清政府批准李鸿章提出的关于创立招商局的奏章 行文到这里，让我们的目光再次回到光绪十九年（1893），以及李鸿章在那年书写的这块匾：“国学蜚昇”。或许从中我们能够体会到李鸿章希望中国强大的心愿：
清·光绪十九（1893）年 【国学蜚昇】匾 李鸿章题 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收藏 李鸿章题写“国学蜚昇”赠予一位普通的太学生，用意十分深远。所谓“国学”，即指国家设立的学校以及儒家学术文化；“蜚昇”，即飞升之意。李鸿章是多么希望晚清社会多出栋梁之才，为羸弱的晚清中国改变国运，使之强大。 但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出身的李鸿章，注定眼界有局限：他不知道，儒家知识体系本身并不能使中国强大，唯有科学技术才是十九世纪中国急需的生产力发动机。
招商局投资创建中国第一条专线铁路 总之，李鸿章们的努力，改变不了晚清国运的衰败之势。 不管怎么说，李鸿章的能力在外交舞台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这也是西方外交人士广泛喜欢他的原因所在。但李鸿章的人生耻辱，基本上也是在外交领域出现的。作为北洋大臣，李鸿章代表清政府总共对外签署过30多个中外条约，基本上都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如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1884年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1885年的中日《天津条约》和《中法新约》等。这些条约，都是李鸿章七十岁以前签署的，虽然也是耻辱，但它们的影响力跟后面的一系列外交失利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04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远赴日本谈判，拼出老命想为晚清中国减少一点损失，期间他甚至被日本民间右翼刺客刺伤了老脸，但最终还是没能避免有史以来最大的外交耻辱之一：他不得不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了字。
《马关条约》的耻辱爆炸性，历史已有定论，无需赘述。笔者个人观点，只能说李鸿章尽力了，他其实并没有拒绝的权力，国力如此，容不得他不签字。在举国民众的愤怒声讨下，李鸿章只有一个结局：以历史罪人的形象（在晚清政府视角来看则是替罪羊），下野，被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位。 公正地说，李鸿章的世界性外交声誉，完全是出于他的人格魅力而形成的；但就外交成就而言，不得不说，李鸿章的成绩单以负面居多。当然，晚清中国的历史耻辱并不是他能挽救的，换一个外交代表，情形大抵相同。
但不管背负多少“卖国”的骂名，在外交领域，慈禧只信任李鸿章（有一种说法是西方国家每每指名要求李鸿章出面谈判），所以下野北洋大臣职务后的李鸿章，后来又代表清政府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中日辽南条约》、中德《胶澳租借条约》、《中俄密约》、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条约》等。其中，彻底将李鸿章打入耻辱极地的，是1901年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署的《辛丑条约》。 当八国联军侵入京城时，慈禧太后躲到了西安。彼时晚清中国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清廷上下许多重量级的政治人物，竟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李鸿章：倘若晚清皇室不保，就推举李鸿章出来做“大总统”。 可见，李鸿章虽然在民间背负“卖国贼”的骂名，但在政治舞台上，他的威望还是相当高的。这样的一个人，慈禧又怎么会放手让他安度晚年呢？所以当清政府不得不跟八国联军签署不平等条约时，慈禧又把李鸿章推了出去：任命他为“全权大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近八十的李鸿章不得不在“卖国贼”的形象道路上，一路走到底：他颤抖着握笔的手，代表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受尽屈辱的晚年，李鸿章生不如死，不久后，他终于撒手人寰，为屈辱的晚清外交史画上了一个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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