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摘 要推排春秋朔闰表，以闰月与连大月之设最为紧要。春秋时未行无中置闰法，故置闰宜在岁末，或三年一闰，或二年一闰，并无频年置闰或一年二闰之例。但以往历表为迁就经传历日，闰月与连大月之设多有可议。其实，经传历日未必是鲁国时历，夫子作《春秋》，采列国史记，而列国历法与鲁历不同，月日不协，理有固然。不明鲁历与列国历法之异同，不明经书日食有食本月晦、前月晦之别，及诸侯卒赴有来日赴、往日赴之分，则历表编排必违历理。斯篇以鲁历及借半日法推步，证以经传文例，所得历表，较以前诸家推排，小有可观，考证者宜所取资焉。 关键词春秋；朔闰表；鲁历；卒赴 作 者郜积意，福建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教授（福建福州 350007）。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0年第1期。本次推送为本文上半部分。 目 录 引言 一、周历、鲁历上元积年考 二、一行论殷、周、鲁三术辨， 兼证张氏论鲁历上元积年之误 三、论经书日食不必在朔 四、论春秋岁末置闰之例 五、论隐元建正及庄僖世失一闰 六、论诸历表连大月之失 七、论鲁历与列国历法异同 八、论诸侯卒赴例 九、述历表推排之法 十、经文历日考证 结语 引 言 自来推排春秋历表者多矣，有专据历算者，如刘歆《世经》、包慎言《公羊历谱》。有主据经传历日者，如杜预《长历》、顾栋高《春秋朔闰表》。也有兼顾历算与经传历日者，如施彦士《春秋朔闰表发覆》、王韬《春秋朔至表》。专据历算者，讥之者谓其“度己之迹而欲削他人之足”。主据经传历日者，讥之者谓其“只就经传推较，而未谙历法”。至于兼顾历算与经传历日者，其言虽当，其意虽善，然诸家编排历谱，千人千面，是言易而行难也。昔王韬撰《春秋朔至表》，张培瑜先生称其精善，且谓后无更密者。鄙意王表弗能称善也，其有频年置闰、五年一闰，甚至六年一闰者，深乖历理。又新城新藏撰《春秋长历图》，亦频年置闰、五年一闰。二氏号称知历，然于闰月、连大月之设，多有可商。愚近年从事《春秋》经传考校，颇留心于三传历日之异同，以为文献所载与春秋历法相关者，一殷历、一周历、一鲁历。言殷历者，纬书之说也；言周历者，经传之说也；言鲁历者，班固之说也。据此三术以推历表，时与经传历日相乖违。近来以新出秦简牍推排秦历，知秦汉间行用颛顼术，实有“借半日”之法，遂以殷、周、鲁三术及借半日法推步，所得历表，颇有可观。内中欢喜，不敢自必，爰不揣疏浅，详述理据如下，谨请教于好学考古之士。 一、周历、鲁历上元积年考 周历者，古六历之一。文献所载周历有二种，一为《汉书·艺文志》之周历；一为《开元占经》之周历。二术之法不同，杜预称后者为“真周历”，至于《艺文志》载《夏殷周鲁历十四卷》之周历，其术数则未知其详。 《开元占经》记周历上元积年云“周历上元丁巳至今二百七十六万一千一百三十算外”。 案此有脱文，“三十”下夺“七”字，上元积年数当是2761137。清顾观光《六历通考》、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等已有改正，却无论证。兹补证如下： 1. 唐李淳风《五经算术》云“周历上元丁巳至僖公五年丙寅，积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七百六十九算外”。 据此数，则周历上元丁巳至唐开元二年（714）积年2759769 +（655+713）= 2761137算外，知李氏即据2761137为算。 2. 以四分术求年名法推之，2761137所求年名与干支纪年相合，而2761130则不合干支纪年。如僖公五年（前655）年名，依2761137推算，周历上元至此年2759769算外，（1）求入纪：2759769 ÷ 4560 = 605 + 969/4560。知入天纪969年算外。（2）求入蔀：969 ÷ 76 = 12 + 57/76。命起甲子，算外12，入壬子蔀。周历天纪壬子蔀首年名己巳，命起己巳，算外57，得此年年名丙寅。而据2761130岁所求年名，僖公五年年名却是己未，与干支纪年不合。 3. 刘歆《世经》引四分术曰“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万二千一百一十三岁，其八十八纪甲子府首，入伐桀后百二十七岁”。 依刘歆说，三统上元至伐桀之岁十四万一千四百八十岁（141480，此为算外），又谓三统上元至僖公五年，积十四万二千五百七十七岁（142577，此为算上数，算外当是142576），则伐桀至僖公五年，积142576 - 141480 = 1096算外。以此数减《五经算术》所言周历上元至僖公五年之积年，得周历上元至伐桀积年，即2759769 - 1096 = 2758673。以此数减去四分上元岁数，即2758673 - 132113 = 2626560，又以四分术元会41040除之，即2626560 ÷ 41040 = 64，适尽，则此四分上元日月闰积及月食，并与周历上元同。是刘歆所言四分术，其上元积年也与2761137相合。 有此三证，则《开元占经》所载周历上元积年当为2761137算外，其文脱一“七”字。顾观光、张培瑜之说是也。 至于鲁历上元积年，《开元占经》云“鲁历上元庚子至今二百七十六万一千三百三十四算外”。 此数亦误，顾观光改“一千三百三十四”为“四千三百九十四”，可从。但无论证，亦补证如下： （1）杜预《长历》引汉末宋仲子集七历以考《春秋》，鲁历得十三日食。今以2761334相验，无一相合，而以2764394相验，合者十三，其证一也。 （2）唐一行论鲁历云： 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襄公十八年十月丙寅晦、十一月丁卯朔，二十六年三月甲寅朔，二十七年六月丁未朔：与殷历、鲁历合。 一行所举诸例，皆合乎殷术、鲁术。惟“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不合，二术皆九月庚辰朔，己卯乃八月晦，非九月晦。一行所以言合者，盖以春秋置闰不必尽据算术，故泛言之。但若以鲁历上元2761334推算，不但与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不合，其余诸例亦不合。如僖公十六年正月甲辰朔，非戊申朔；襄公十八年十月癸亥朔，十一月癸巳朔，十月晦乃壬辰，非丙寅，十一月朔非丁卯，等等，是一行也不以2761334为算，其证二也。 有此二证，知《开元占经》载鲁历上元积年有夺文，顾观光之说可从。 二、一行论殷、周、鲁三术辨，兼证张氏论鲁历上元积年之误 但《新唐书》载一行大衍历议，其中论殷历、周历、鲁历，是非溷杂，不可不辨。如一行云： 《春秋》日蚀有甲乙者三十四。殷历、鲁历先一日者十三，后一日者三；周历先一日者二十二，先二日者九。其伪可知矣。 此云“先一日者”，谓朔先于食一日，即二日食。云“后一日者”，谓朔后于食一日，即晦食。以殷历、鲁历证之，先一日者八，后一日二，后二日者一，不符“先一日者十三，后一日者三”之数，疑一行于《春秋》置闰，或不纯依殷、鲁术而前后推移，如襄公十五年经书八月丁巳日食，殷、鲁历七月丙辰朔，丁巳乃七月二日；襄公廿七年经书十二月乙亥朔日食，殷、鲁历十一月甲戌朔，乙亥，则十一月二日。此二年若移改闰月，即可归为“先一日”之类。但合此二例，先一日者仅十，非十三。后一日者二，不得谓三。 又论周历云： 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月丙子朔，十四年三月己丑朔，文公元年五月辛酉朔，十一年三月甲申晦；襄公十九年五月壬辰晦；昭公元年十二月甲辰朔，二十年二月己丑朔，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七月戊辰晦：皆与周历合。 以周历相验，文中诸例或合或不合。一行云“皆与周历合”者，乃便文取给，非实算。其不合者，如谓僖公十四年“三月己丑朔”，然己丑乃三月二日，非朔。谓文公十一年“三月甲申晦”，甲申乃三月廿一日，非晦。谓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己丑乃正月朔，非二月朔。谓昭公二十三年“七月戊辰晦”，戊辰乃八月朔，非七月晦。 虽然一行论殷历、周历、鲁历，并非全据推算，但其所据周历、鲁历积年数，仍与2761137、2764394不相违，如周历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鲁历僖五年正月壬子朔。至于张培瑜推算鲁历上元庚子积年为2761514算外，不但与一行所言不合，也与顾观光之说殊异。张氏长期从事古历之学，恐寻常读者不知其说之正误，兹辨析如下： 其一，张氏云：“鲁历第606元天纪甲子蔀首乃前2001年庚子。鲁历的上元庚子年为前2760801，距开元二年2761514。” 案依此鲁历积年数推算，则桓公三年（前709）为丁卯蔀首，僖公廿七年为丙午蔀首，襄公十六年为乙酉蔀首，哀公十四年为地纪甲子蔀首。张氏亦云：“僖五年（前655）入丁卯蔀55年，则前709年为丁卯蔀首，前785年为戊子蔀首。其后，前633年为丙午（原作“丙子”，误）蔀首，前557年为乙酉蔀首，前481年庚申为地纪甲子蔀首。”正与推算相合。 但若据此积年数，则鲁历仅得日食一，即庄公廿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食。算如下：上元积年至庄廿六年（前668），积年：2761514－（668＋713）＝2760133算外，入纪：2760133÷4560＝605＋1333/4560，知入天纪1333年算外。入蔀：1333÷76＝17＋41/76，命起甲子，算外17，入丁卯蔀41年算外。积月：（41×235＋1）÷19＝507＋3/19。积日507×27759/940＝14972＋133/940，大余：14972－ 60×249＝32，命起丁卯，算外32，得天正正月己亥朔，小余133。以下大余加29，小余加499，得十二月癸亥朔，小余922。经书“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是也。而以此法证以其余日食例，俱不合。 其二，张氏云：“3世纪杜预根据汉末宋仲子所集七历以考《春秋》日食合历，我们依据上述复原的鲁历积年推步，鲁历得13日食。这个结果与杜预所考完全一致。” 上云据鲁历上元积年2761514验算，仅得庄公廿六年一日食，此何以云“依据上述复原的鲁历积年推步，鲁历得13日食”？今以张氏《中国先秦史历表·附表四》所载13日食为证，知张氏实不据上元积年2761514为算，乃据上元积年2761354推算。何以知之？以张氏推算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前252）入元、入纪之法，即可知鲁历上元积年数当为2761354，此其一。又据张氏“古六历入蔀年表”（见表1，甲子蔀），知张氏所言鲁历上元积年有三数，一是2761354，据此数，则公元前321年，入地纪甲子蔀首。一是《开元占经》所言积年2761334，据此，则公元前301年，入地纪甲子蔀首。一是张氏所言积年，即2761514，据此，则公元前481年入地纪甲子蔀首。此三数可推鲁历合乎十三日食者，惟2761354而已。此其二。 由此可见，张氏言鲁历上元积年数2761514，因不合汉末宋仲子“鲁历得十三日食”，实不可信。 其三，又考张氏所排“春秋鲁历冬至、正朔大小余、岁首建正表”，知其所据者，乃自创术法，即蔀年83，蔀月1027，蔀日30328，朔策30329/1027，一元凡15蔀。此术法，既与其所言鲁历上元积年2761514不相应，也与2761354不合。以此法推排朔闰表，日食所合者，乃17，不止13。 要言之，张氏所言鲁历者，或云上元积年2761514，然据此数推排历表，合《春秋》日食者仅一，与汉末宋仲子言鲁历合十三日食之数不符。或据上元积年2761354推算，虽得十三日食，但此年年名庚辰，又与《续汉志》《开元占经》载鲁历上元年名庚子不合。或据其自创术法，即蔀年83云云，则合《春秋》日食者17，亦非鲁历得十三日食之数，于文献无征。 其四，《新唐书·历志》云“鲁历南至，又先周历四分日之三，而朔后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张氏云：“这段话有脱误。校改成‘鲁历南至，又先周历四分日之三，而朔后此值（四分日之三）又九百四十分之五十一’。” 案张氏校语“而朔后此值（四分日之三）又九百四十分之五十一”，深嫌不辞，古人无此行文之法。《新唐书》云“四分日之三”者，此“日”据气言；云“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者，此“日”据朔言；文同义异，不可并计。考周历僖公五年入壬子蔀57年算外，积月705，积日20819，大余59，小余235，正月辛亥朔。冬至：57×21/4＝299＋1/4，大余59，小余1，冬至亦辛亥。而鲁历此年入己酉蔀46年算外，大余3，小余51，正月壬子朔。冬至：46×21/4＝241＋2/4，大余1，小余2，冬至庚戌。以冬至小余相减，庚戌（2/4）先于辛亥（1/4）正四分日之三，故云“鲁历南至，又先周历四分日之三”。而殷历僖公五年入壬子蔀首，正月壬子朔，无小余。鲁历虽亦壬子朔，然小余51，故一行云“朔后〔殷历〕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此句省“殷历”二字者，以上下文皆论殷历，故不复出之。惟于南至，插入“周历”一句，是以张氏误以为“朔后”是周历，而非殷历。其言“鲁历朔后周历四分日之三又九百四十分之五十一”者，不仅不合文法，亦不合算术，以朔小余相验，“四分日之三”者，谓705分，“又九百四十分之五十一”者，谓通之，即705＋51＝756分，以周历辛亥朔小余减去756分，即辛亥（235）－756＝壬子（419），亦非鲁历壬子（51）小余之数，知张说误也。 其五，张氏云：“顾观光用演纪术推得鲁历上元至开元二年为2764394年。我们推得鲁历上元庚子距开元二年2761514年。这两种复原方法都以庚子为上元，推算的朔闰也基本一致，但前者以闰余0之岁作蔀首，与《汉书·律历志》《新唐书·历志》记述不符。我们是根据‘鲁历不正，以闰余一之岁为蔀首’复原的，与汉唐所传鲁历相合。” 案顾观光之法，也是以“闰余一之岁为蔀首”，以文公二年（前625）证之，鲁历上元至此积年2763056算外，入人纪1216年算外，入蔀1216÷76＝16，适尽，命起甲子，算外16，得戊子蔀首，至、朔同为戊子日。不知张氏云“以闰余0之岁为蔀首”是否缘于此义？但此年是戊子蔀首，亦即己酉蔀76年算外，积月（76×235＋1）÷19＝940＋1/19。此1/19，正是“以闰余一之岁为蔀首”之义。同理，桓十一年为己酉蔀首，闰余1；襄廿四年为丁卯蔀首，闰余亦是1。故顾观光之鲁历，不宜称之为“以闰余0为蔀首”。 总而言之，周历上元积年数为2761137算外，鲁历上元积年当为2764394算外，殷历上元积年为2761080算外。据此三数推排，既与汉末宋仲子所言相合，又与一行所论殷、周、鲁三术不相违，是知顾观光之说可从。下文以鲁历推排春秋历表，即取鲁历上元积年2764394为算。 三、论经书日食不必在朔 考历当以日食为主，自陈厚耀至于新城氏，历家多持斯论，然各人历表长短互见，难以征信，是知历表之编排非止于考日食也。经有当日食而不书者，又有所书而非日食者，且日食有食朔、食晦、食二日之分，食晦又有食本月晦、食前月晦之别，不分疏日食之例，则历表编排必多可议。
经书日食不必在朔，古人早有明言，隐公三年《公羊传》云： 日食则曷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后。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后者，朔在后也。 《公羊》之解日食，分为三类，一为书日书朔，如桓公三年经“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此为食在朔。一为书日不书朔，如隐公三年经“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此为食二日。一为不书日，如庄公十八年经“三月，日有食之”，此为食在晦。《谷梁传》则分为四类，其言食晦、食二日，虽与《公羊》相反，但皆以为日食有食朔、食晦、食二日之分。今以经文历日相证，知二传之说有征。 宣公八年经“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襄公廿四年经“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二经叙日食之事全同，惟一书“朔”，一不书“朔”。若据《左氏》云“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则宣八年七月甲子日食，甲子自是七月朔无疑。但以宣公十年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相证，若八年七月甲子朔，则十年四月不得丙辰朔；若十年四月丙辰朔，则八年七月不得甲子朔。上下相推，宣公八年七月朔乃丙申，八月乙丑朔，甲子即是七月晦，杜注云“月三十日食”，不言“官失之”，亦以甲子为七月晦。故襄廿四年经“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书“朔”者，谓食于朔也；宣八年经“七月甲子，日有食之”，不书“朔”者，谓食于晦也。《公》《谷》二传云食晦者，有经文可证。 经书日食有食晦之义，但不知食本月晦，抑食前月晦？考《汉书·五行志》所载前汉食晦之例，皆食本月晦，无有食前月晦者。而杨士勋《谷梁疏》却有食本月晦、食前月晦之别。食本月晦者，固可以宣八年经“七月甲子，日有食之”为证。食前月晦者，其证安在？案襄廿四年经“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盖“朔”字衍，“八月癸巳，日有食之”，即是食前月晦之例，试析如下。 （1）已知襄公廿年经有十月丙辰朔日食，廿一年经有九月庚戌朔、十月庚辰朔日食，以干支推验，中间必有一闰，又据年末置闰例（说详下节），则襄廿年末应有一闰。 （2）已知襄公廿三年经有二月癸酉朔日食，廿四年经有七月甲子朔日食，以干支可推中间必有一闰，据年末置闰例，则廿三年末应有一闰。 （3）已知襄公廿一年九月庚戌朔、十月庚辰朔日食，襄廿三年二月癸酉朔日食，自襄廿一年十月起算，至于襄廿三年二月，以连大月相间十五月、十七月为准，欲合襄廿三年二月癸酉朔，惟一之法，襄廿一年九月、十月须为连大月，即九月庚戌朔，十月庚辰朔，十一月庚戌朔；襄廿二年十二月、襄廿三年正月亦须连大月，即襄廿二年十二月癸酉朔，襄廿三年正月癸卯朔、二月癸酉朔。如此，两连大月相间十五月，方合历理。 （4）以此惟一之法，即襄公廿一年九月、十月为连大月，襄廿二年十二月、襄廿三年正月为连大月，相间十五月，又可推下连大月必间十七月，则襄廿四年四月、五月当为连大月，可知四月乙未朔、五月乙丑朔、六月乙未朔。 （5）以襄廿四年五月乙丑朔、六月乙未朔，可推七月甲子朔、八月甲午朔。如此，经“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是也；经“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非也。 （6）八月是甲午朔，但经文“癸巳”二字不容俱误。何则？历无频月而食之理，经籍中时有误记日食之事，干支却未必差谬。《汉书·五行志》载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日食、十一月癸卯晦日食，频月而食，非历理，然甲戌为十月晦、癸卯乃十一月晦，是干支不误。又载文帝三年十月丁酉晦日食、十一月丁卯晦日食，频月而食也，非历理，而丁酉、丁卯之为十月晦、十一月晦亦不误。《春秋》襄公廿一年九月庚戌朔日食、十月庚辰朔日食，频月而食也，非历理，然庚戌为九月朔、庚辰为十月朔，干支亦不谬（见文后附表）。故陈厚耀云“《春秋》日食，虽月之前后有小差，而日未尝误”，陈氏未遑考证日食，然谓日食之月或误而日未尝误，可谓知言。以此类推，襄廿四年七月甲子朔日食、八月癸巳朔日食，频月而食也，而七月甲子朔不误，八月虽无日食，然“癸巳”犹不误，“朔”字盖涉上文而衍。经文当是“八月癸巳，日有食之”，不书“朔”者，谓食在前月晦。《谷梁》云“书日不书朔，食晦也”，正可解此义。
或有问者，襄公廿四年八月癸巳日食，可归为食前月晦之例，此外尚有他证否？案宣公十七年经“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以历表相验，癸卯为五月晦，亦是食在前月晦例。有此二证，知《谷梁》家之说有征矣。 宣八年七月甲子日食，可为食本月晦之证；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食、襄廿四年八月癸巳日食，可为食前月晦之证，则《公羊》“食二日”、《左氏》“官失之”之说亦有征乎？案隐公三年经“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依历表，食二日也。宣公十年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依历表，丙辰乃四月朔，不书“朔”者，官失之也。是《公》《左》二说亦有经文为证。故《春秋》凡书日不书朔者，或食晦、或食二日、或食朔，宜合而观之，不可偏举一端。后人编排春秋历表，不必为食在朔之习见所囿耳。 四、论春秋岁末置闰之例 经书日食既有食朔、食晦、食二日之分，食晦又有食本月晦、食前月晦之别。则日食考证，实与置闰有关。阎若璩尝论《春秋》三十六日食，“有以后月作前月，不应闰而闰，先时者”，“有以前月作后月，应闰而不闰，后时者”，即以日食与置闰并论。若不明置闰之例，虽考日食，犹利器在手而不能解盘错也。惜文献记春秋闰法，多语焉不详。后世历法如三统术、四分术推算有闰无闰，乃据无中置闰法，即闰余大于12者，则此年必有一月无中气，宜置闰；小于12者，则每月皆有节、中气，不得置闰。唐李淳风注《五经算术》，谓文公元年闰余10，无闰，即据周历四分之法。但此法不可移用于春秋，何者？文公六年经“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哀公五年经“闰月，葬齐景公”，闰皆在年末。若据周历、鲁历或殷历推算，文公六年无闰，哀五年当闰七月，故知经书闰月不依无中置闰法。张培瑜云“考虑到春秋时期尚无闰余及二十四节气，缺乏年中设闰的天文依据”，说颇精审。若是年中置闰，则闰月置于何月之下，并无定例，历官第凭己意而随意于某月下置闰，恐非实情。以此言之，春秋置闰宜在岁末而不在年中。
但《左传》两言年中置闰，一是文公元年传“于是闰三月，非礼也”，明言“闰三月”；一是昭公二十年传“闰月戊辰，杀宣姜”，文在“八月辛亥”之下，下更有“冬十月”之文，亦非岁末置闰；故有学者谓春秋闰月不必在岁终。今考此二例，犹在疑似之间，非年中置闰之证。 （1）文公元年传“闰三月”，乃传家之言，非时历之闰 案文公元年经有二月癸亥日食之文，又有“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之文。若二月癸亥朔，则四月不得有丁巳；若四月有丁巳，则二月朔不得癸亥。经文上下历日相乖违，江永《群经补义》论云： 是年本无闰三月。《左氏》以为日食必在朔，二月为癸亥朔，则四月无丁巳，意其间必有闰月，故凭空发传云“于是闰三月，非礼也”。 此谓经文上下历日不协，左氏为弥缝其失，遂发传云“闰三月”，不谓时历即于此置闰，其说颇具识见。新城氏云“夫《左传》之长历与纯粹之《春秋》长历，似宜明白区别者也”，其区分经传异历，实本江氏立说。 江永虽不信左氏“闰三月”之说，但昭公廿年《左传》有“闰月戊辰”之文，遂疑春秋末期或有年中置闰之例。 （2）昭廿年《左传》“闰月戊辰”，乃终言之例，非年中置闰之证 案左氏叙事，有终言之例。昭公七年《左传》载“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云云，孟僖子（即仲孙貜）卒于昭公廿四年，昭公七年传即有“及其将死”之文，是终言之例。又定公五年《左传》云“九月，夫概王归，自立也，以与王战而败，奔楚，为堂溪氏”，此叙吴事；下传云“乙亥，阳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此叙鲁事。乙亥，乃九月二十八日。夫概战败奔楚为堂溪氏，自是九月以后事，传终言之，故反在“乙亥”之前。据此，昭二十年传“闰月戊辰，杀宣姜。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赐析朱鉏谥曰成子，而以齐氏之墓予之”云云，亦是终言之例。此传以“闰月”领三事，杀宣姜，一也；赐谥，二也；予墓田，三也。由后二事而推前事：大夫三月而葬，葬然后谥，是赐谥及予以墓田在葬后三月；而卫国之乱终于八月，则赐谥二事必在卒后三月，即十一月后，乃岁末耳。赐谥及墓田既在岁末，以闰月领三事，则杀宣姜亦宜在岁末。杜注云“皆死而赐谥及墓田，传终而言之”，“终而言之”，正闰在岁末之义。故闰月戊辰，文虽在八月之下，不必闰在八月，犹如夫概奔楚为堂溪氏在九月以后，传则叙于九月乙亥之前。张培瑜云：“《左传》将卫国动乱前后有关的史实集中写到了一起。如此，闰月戊辰杀宣姜等事，就可在年终，而并非必定在闰八月了。”此说得左氏叙事之体。
《左传》文公元年“闰三月”，乃传家之说，非时历；昭公廿年“闰月戊辰”之文，乃传家终言之例，非年中置闰之证。其余《左氏》所记闰月，皆在岁末，故春秋时历当以闰在岁末为长。而前人主年中置闰者，以王韬《春秋朔闰至日考》之说最为繁富，今一一辨之于下，以证春秋置闰宜在岁末。王氏之文曰： 春秋时置闰，诸历家各执一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鄙意不如折衷于经为得。今按（1）闵二年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八月辛丑公薨。五月有乙酉，则八月不得有辛丑，中间应有一闰。（2）僖元年十月壬午，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郦。十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十月有壬午，则十二月不得有丁巳，中间应有一闰。特其两年迭置闰月，于法未闻。（3）宣二年二月壬子，宋华元帅师及郑公子归生帅师战于大棘。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中间有闰。（4）昭元年六月丁巳，邾子华卒。十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此亦应有闰在中间，而杜预以为月误，疏矣。（5）昭二十年传记二月己丑朔日南至，而经书十一月辛卯，蔡侯庐卒，传于八月下有“闰月戊寅，杀宣姜”之文，则中间明有一闰矣。虽识者讥其历官妄置，而不闻传言其误也。（6）昭二十八年四月丙戌，郑伯宁卒。七月癸巳，滕子宁卒。相距仅百余日，苟非置闰，何以通之？经文前后甲子违距差异者凡六处，不得尽谓之误书、概指为从赴。 王氏谓春秋置闰当据经立说，是也，但其所举六例，却非年中置闰之证。 （1）闵二年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八月辛丑，公薨。王氏以为其间当闰月。然唐陆淳所见《公羊》作“八月辛酉”，据此，则辛丑乃辛酉之讹。王氏谓经文历日前后互乖，“不得尽谓之误书”，此说固是，然经籍传写，本有误书之实，误与不误，岂敢必耶？若依陆淳所见，辛丑乃讹文，则此年无闰明矣。 （2）僖元年十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明年经“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据夫人五月而葬之礼，十二月至自齐，阅五月算上，宜明年四月葬，若葬于五月，则凡六月乃葬，是缓葬。僖公既请葬夫人，自无缓葬之理，疑“五月”乃“四月”之误（说详下文“经文历日考证”）。若然，僖元年十二月丁巳，是月不误而日误。王韬以为经文干支皆不误，不得不频年置闰，是以内不自安，故云“两年迭置闰月，于法未闻”。 （3）宣二年经二月壬子，宋华元帅师及郑公子归生帅师战于大棘。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前后月日不相协，王韬以为有闰。案此说未曾细考《春秋》因史成文之例。史者，谓鲁史及列国史记。正因夫子据诸国史记以成《春秋》，故有承其月日而不改者。经书二月壬子，或郑历；经书九月乙丑，或晋历。鲁历与诸国之历未必同，故月日不协（详下文“鲁历与列国历法异同”）。
（4）昭元年六月丁巳，邾子华卒。十一月己酉，楚子麇卒。王韬云，此中间应有闰，其说亦可商。案此乃诸侯卒赴之例，大国卒赴，例据卒日书；小国卒赴，例据来日书（详下文“诸侯卒赴例”）。又或此经文字传写而讹，如“己”“乙”形近相乱。王韬决为闰月，未敢必也。 （5）昭二十年传云二月己丑朔，日南至，而经书十一月辛卯，蔡侯庐卒。前后月日不协，王韬谓此应有闰。案此亦未虑及列国历法异同及诸侯卒赴之例。云“二月己丑，日南至”者，周历也。云“十一月辛卯，蔡侯庐卒”者，蔡历也。列国不同历，蔡侯庐卒乃外诸侯卒赴之例，未必闰月也。至引传文“闰月戊寅，杀宣姜”为证，此乃终言之例，非年中置闰。上文已详言之。 （6）昭二十八年四月丙戌，郑伯宁卒。七月癸巳，滕子宁卒。王韬云“相距仅百余日，苟非置闰，何以通之”，此亦未虑及诸侯卒赴之例。大国据卒日赴，小国据来日赴，卒日赴者，彼国历也；来日赴者，鲁国历也。鲁与诸国历互异，故经书外诸侯卒，月日多不协（说详下文“诸侯卒赴例”与“经文历日考证”）。 以上凡六证，皆王韬以为经文历日不协，宜年中置闰者，所谓“闰之不必定在岁终，经固有据矣”，然其中可商者在在多有。以此而言，春秋岁末置闰，于义为长。 五、论隐元建正及庄僖世失一闰 既考春秋置闰宜在岁末，当更考隐元建正。隐元建正者，谓隐公元年历始于何月。若据殷、周、鲁历推之，则隐公元年天正月当起于庚戌，但此与经传历日多不合。故诸家论隐元建正，皆不始于庚戌，且多以置闰异同立说。如： （1）徐发云：“鲁用夏正，而失一闰，故以寅月当周正二月。” 此谓鲁历本用夏正建寅，以隐公前失一闰，入隐世，则隐元当建丑，故云寅月当周正二月。 （2）陈厚耀云：“若从杜历，则日食之不合者皆推不去矣。因思隐元之前非失一闰，乃多一闰耳，莫如退一月以就之。古历隐元正月朔庚戌，二月朔庚辰，今退一月以庚辰为正月朔，比杜氏辛巳朔实后两月也。”
古历天正月庚戌朔建子，入隐公世，因多一闰而建丑。陈氏云比杜历退两月，则谓杜历建亥。 （3）姚文田云：“春秋时，历法皆先大后小，隐公前又先失一闰，故起正小辛巳。” 姚氏之意，春秋时历本建子，因隐公前失一闰，故隐元建亥，辛巳乃亥月。 （4）邹伯奇云：“春秋置闰乖错，隐桓之正多建丑，宣成以后又往往建亥。” 此谓隐桓建丑，宣成建亥，由建丑而建亥，则宣成以后失二闰。 （5）施彦士云：“先儒谓周正建子，正月即子月，非也。彦以历推之，是月实丑月辛巳，征诸经传皆合，若子月，则壬子朔，何以传文五月有辛丑，十月有庚申哉？” 此但言隐元鲁历建丑，不言失闰、多闰。施氏应知古历隐元天正月庚戌朔建子，故推前年十二月辛巳朔、十一月壬子朔。然施氏云丑月辛巳、子月壬子者，则非是。以天正月庚戌建子，可推十二月非丑月，乃亥月；十一月乃戌月，非子月。盖其涉笔偶误耳。 （6）王韬云：“大约在隐、桓、庄、僖以前，岁首建丑者多皆坐不当闰而闰之弊。陈氏素精畴人家言，当时号为淹通中西之术者，故其说精确可信。” 王韬言历多取法陈厚耀，其《春秋长历考正》隐元建丑，实本陈氏之说。此建正与置闰连言，亦与陈氏相同。 （7）新城氏云：“春秋之历，以文宣时代为界，前半叶则近于所谓殷正之历，后半叶，则殆依据所谓周正之历。” 此谓文宣以前，春秋岁首建丑，文宣以后，岁首建子。自建丑而建子，是失一闰。新城氏未言隐元之前是否失闰、多闰。 （8）张培瑜云：“大致说来，春秋早期岁首基本建丑，中、后期多数建子。” 此未明言春秋早期、中期之分界，然义与新城氏无异。 以上诸家论春秋建正，多谓隐元建丑，然各人所指互异。有以为隐元之前多置一闰者，如陈厚耀；有以为隐元之前失一闰者，如徐发；有以为春秋本历即建丑，不言失闰、多闰者，如施彦士。有以为隐元之后失二闰者，如邹伯奇；有以为隐元之后失一闰者，如新城氏。至于姚文田，则以为隐元建亥。诸说纷纭，可见言春秋建正者，不得离闰而空言之。
考春秋之置闰，自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凡242年，以十九年七闰为算，宜置89闰，验以经文历日，知春秋实置闰88月，少一闰。若隐元之前已失一闰，厥后再失闰，凡失二闰，且春秋置闰又有不当闰而闰者，则冬至或有在三月、立春或有在五月者，恐历官谬不至此。以理揆之，若隐元之前多置一闰，历家于后失一闰，或寓补齐之意。故陈厚耀谓隐元之前多置一闰，说颇可取。 春秋242年实置88闰月，失一闰，但失闰在何世，则诸说不一。今据殷、周、鲁三术推算，春秋失一闰者，宜在庄僖之世。庄公元年，殷历是癸酉蔀第三章首，周历是壬子蔀第二章首。僖公廿四年，殷历是壬子蔀第二章首，周历则是辛卯蔀首。自庄公元年至僖公廿四年，合三章，宜有21闰月，核以经文历日，止20闰月。又以鲁历验之，桓公十一年为己酉蔀首，僖公十六年则是己酉第四章首，自桓公十一年至僖公十六年，凡三章，宜有21闰月，验以历日，亦止20闰月。两相推比，则庄僖之世宜失一闰耳。施彦士云“自隐至僖，实失一闰”，说与三术推算相合，可从。 设若庄僖世失一闰，是为补正隐前多置一闰之失，则鲁历犹循三年一闰、五年再闰之例。春秋惟有两处四年一闰：1）庄公三年置闰、庄公七年再闰，中间四年者，乃缺一闰，为补正隐元前多置一闰之失。2）定公元年本当有闰，但定公即位在六月，无恩于先君，历官或拟新君逾年改元之意，不于元年置闰，而移闰于下年，以起正月大。此亦四年一闰，以定公即位不在正月故也。春秋惟此两处四年一闰，皆有由也。余者置闰，或三年或二年，并无四年一闰之例。既无四年一闰，则五年一闰、六年一闰，其谬不待辨矣。以此验以前人所排历表，竟无一相合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