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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北方有个游牧民族叫翟，后为周朝诸侯国，传到春秋时为晋国所灭。有个叫封荼的翟国遗民来投赵简子，赵简子问他，听说翟国下过三天谷雨，这是真的吗？封荼说，是。赵简子又问，听说还下过三天血雨，这也是真的吗？封荼说，是。赵简子再问，我还听说发生过马生牛、牛生马的怪事，难道这也可信？封荼依然点头称是。赵简子感慨地说，大道昭然，人说妖孽可以亡国，果真如此。封荼说，并非如此。您问的这些事都不奇怪。天落谷雨，其实是谷子被龙卷风刮上天所致；天降血雨，是鸷鸟在空中打群架所致；而马生牛、牛生马，是由牛马杂牧造成的。以上这些，都不是让翟国灭亡的妖孽。赵简子问，那翟国的妖孽是什么？封荼答，国家凝聚力不强，国君年幼无能，卿大夫结党营私，官吏横行不法，政令不通而多变，士人贪婪而抱怨，这些才是翟国的妖孽。 赵简子询问的这几件事，通常称为“异常天象”，史书中多有记载，而且往往会与人间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加以诠释，所谓“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夏朝末年，“两日并斗，五星交错，枉矢流，火神见”，被以为是夏桀将亡的征兆；殷商末年，大河断流，被以为是商纣将亡的征兆；西周末年，三川竭，岐山崩，被以为是幽王将亡的征兆。那么，天象与人事究竟有没有对应的联系呢？封荼的回答是，天象异常自有其因，与国家兴亡无关。尽管封荼的解释不够科学，特别是对马生牛、牛生马这种无稽之谈的解释，完全是他的主观推断。但不管怎么说，封荼对翟国灭亡原因的分析还是中肯的：亡翟者，翟人也。 在《吕氏春秋》中，也有一段述说亡国之兆的记载。太史屠黍见晋国有乱象，就带着图录和法典归顺周国。周威公接见他时问，天下诸侯国，哪个先亡？屠黍答，晋国先亡。威公问其原因，屠黍答，我在晋国时，不敢直言劝谏，就拿日月星辰运行反常的怪象启示君上。他说，这又能有什么用？我又拿人事处理不合道义而百姓积怨的世情启示君上，他说，这又能有什么妨碍？我又拿邻国不归服、贤良得不到举用的情况启示君上，他说，这又能有什么危害？象这样，就是觉察不到国之将亡的原因啊。所以我说晋国先亡。过了三年，晋国果然灭亡了。屠黍的预见虽然应验了，但他对晋国灭亡原因的分析并未说到点子上。众所周知，晋国亡于内部分裂，“三家分晋”是历史给出的一致结论。 古时候，特别是在人类文明的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科学技术手段有限，人们对天体运行规律的认识还很朦胧，视天象为天帝的意志表现，往往把异常天象与生活中的吉凶祸福联系起来。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早期的占星术通常是根据日月星辰的变化来占卜重大事件，如年景的丰歉，战争的胜负，民族的盛衰，国家的兴亡，君臣的命运等，后来逐渐扩展到个人命运以及日常琐事。在我国古代，不论是夷狄部落，还是中原大地，对天地间出现的异常征候，都会产生一定的应激情绪，或者看作是上天警告，或者认为是天赐祥瑞。汉班固所撰《白虎通义》说：“天之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这样的解释虽然虚妄，但在客观上也有积极意义，至少能够警告那些为人君者，要敬畏天道，以德立身，体恤臣民，不可为所欲为。在君主专制的时代里，让上天来监督帝王，比起其他方式更具威慑力，因为他们都以为自己手中的权杖是上天赐予的。楚庄王对天不降灾异甚至会感到忧虑和恐慌，幽幽地念叨说，是老天把我给忘了吧？若有那位观天高人对君王说，你的作为让老天震怒了，再不悔悟，这后果嘛，你懂的。即使再霸道的主儿，也会有所怵惕的。 自古而今，倾向于无神论的人不少。科学巨匠牛顿，以为宇宙的原动力来之上帝之手。即便在今天，占星术仍有一定的市场，天象异常时也会引起人们的猜测和紧张。前些年有消息说，2012年地球南北磁极将会发生逆转，并有可能导致地球爆炸，传闻风行时，就曾引发过一些人对世界末日来临的恐慌。每逢大灾降临，社会上也总会有人借天象说事。用自然灾异影射社会事件，无疑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现代人将这种历史观归于神学目的论范畴。神学目的论认为，人世间的一切变故，都是天神在冥冥中主宰的。 反对“天人感应”学说的人也振振有词。荀子及其弟子就极力反对神秘主义的天道观，明确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主张“制天命而用之”。王充在《论衡》中详尽地分析和批驳了“天谴论”，认为“天道自然也，无为”。他打比方说，天有灾异与身体有病是一个道理。血脉不调，人就会生病；气候失调，天就会降灾。王安石认为，天道与人事各有其常，两不相关；自然灾异尽管有时会和社会变故同时发生，但这只不过是巧合罢了，二者并无因果关系。针对当时有人利用“天生异象”攻击新法，王安石严正回应说：“天变不足畏”！ 如果我们撇开神秘的天象观，重新审视天象与人事的客观联系，你就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尽管没有所谓的必然“感应”，但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自然灾害不仅会带来人间苦难，产生群体生存压力，还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不论是大旱大涝，还是蝗灾、震灾和瘟疫，都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力，以至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盗贼蜂起，加之官府赈灾无力，势必引起民变，有血性的壮士们就会揭竿而起。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农民起义，不是为人祸所逼，就是为天灾所迫，其中有多次是长时间、大面积自然灾害引发的。东汉末年，灾荒频仍，瘟疫流行，死人无数，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以张角为首的广大农民被迫奋起反抗。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直接起因也是兵连祸结，其结果同样是天下大乱。当然，自然环境的变异并非一定会引发社会动乱，关键在于各级政府是否预有储备，积极应对，赈灾恤民，安抚四方。唐代开元年间，河南、河北两地旱灾接连蝗灾，由于宰相姚崇顶住朝野压力，力主同心灭蝗，终于说服玄宗并得到的支持，降低了蝗灾造成的损失，避免了因天灾引起的社会动乱。 反过来说，人类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也会导致“天象异常”。社会灾难不仅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会催生和加剧自然灾害。比如说我们改造自然，动机不可谓不佳，但在战天斗地、移山填海、开采矿藏的过程中索取无度，破坏了生态平衡。比如说我们造福社会，用心不可谓不良，但在利用能源、发展交通、夺取高产的过程中节制不力，造成了环境污染，从而导致了冰山消融、海水上涨、气候异常、阴霾多发、水质混浊、恶疾流行等一系列灾难性后果，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总之，自然现象与历史事件之间，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互动关系，只有顺势而为，调适得当，才能和谐共生，但把两者关系神秘化、绝对化，把天象变异说成是历史动因，就违背了自然与社会固有的客观规律，无疑是十分荒谬的。 （作者 王兆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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