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尾巴书房 | 从民国旧刊中看宋哲元与北平城的存亡

宋存城存，宋亡城亡

1937年7月29日的北平城

文 | 谢其章

在北京城住了60多年，一切都是那么亲熟，一切又好像一知半解。自从看了张北海的《侠隐》、保罗·法兰奇的《午夜北平》和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之后，我对北京的街巷地理再次下了点儿功夫。所谓“再次”，指的是前几年我曾对“刘景桂手刃滕爽案”“慈寿寺永安塔”及“石驸马大街熊希龄故宅”写过几篇考据小文章。我的“考据”跟乾嘉学派比不了，可是跟某些同行比较，胜算手拿把攥。

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具体北平是哪一天沦陷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8月8日，一种认为是7月29日。几个月来通过查阅各种资料，我倾向于“7月29日”而不是“8月8日”。前者是事实沦陷，后者是正式沦陷。

持“8月8日”说者的理由只有一个，即日军是这天正式进入北平并举行了入城仪式。报纸记载和民间记忆很是一致。

“本是‘遵约’不入城的日军，在四日通过了联络员之后，终于在八月八日入城了，满街上贴满了‘大日本军入城司令’的布告，这是我军退出北平后的第十日。”（《大公报》载鲁悦明《笼城落日记》）我半问半考地问过一位主集红色书刊的藏书家：日军是从哪个城门入城的？他答道：阜成门吧。实际情形，《笼城落日记》中说得很清楚：“这次中国官方告诉中国人说是‘小住即去’的日本兵，但在布告上宣称为‘维持治安’而来，并没有‘小住即去’的意思。日军系河边旅团，约三千人及机械化战队，分在彰仪门、永定门及朝阳门三路入城，分住在天坛、铁狮子胡同及旃檀寺等处。十二点正开始入城，在天安门前集合，一共戒严约四小时，使得全市人民观看，及全市警察的出动。”

时任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潘毓桂在《卢沟桥事变后北京治安纪要》中的“八月八日”记云：“照料日军入城休息。”“八月九日”记云：“短期休息之日军分三路来平，第一路入永定门，第二路入永定门，第三路入广安门。午前十一时全体集合于东长安街，再分赴预定驻扎所。除派精敏长警分途步哨并亲赴各处招待，以示慎重而表欢迎。”

民国旧刊中对29军英勇抗敌的报道

同日又记云：“检查二十九军要人住宅。二十九军虽退，要人住宅犹存，若不施行检查，深恐包藏祸心。爰会同日本宪兵队检查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陈继淹、雷嗣尚五处住宅。计宋宅检出往来信件、书籍、地图及无线电机，秦陈二宅检出书籍、信文各件，冯宅除书籍、信文外，尚检出猎枪四支、无线电机一具，雷宅检无重要文件。检查完毕均将各宅封锁，以免宵小偷窃而备公共之用。”

“八月十日”记云：“遣散二十九军残部。”

潘毓桂（1884—1961）乃北平沦陷后的枢要大员，他的《治安纪要》是第一手材料，自7月29日“北平市政府令转奉冀察政务委员会令委潘毓桂为北平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至1938年1月15日“任天津市市长”，逐日记录。潘毓桂称“兹以行箧中积存此类文稿，因其略于国变史实有关，不忍毁弃，爰命当日曾与斯役者二三人整理编次择要汇辑成书”。

1937年8月8日《新北平报》称“前方日军部队今日来平，由永定门、朝阳门、广安门三门入城，分驻天坛、旃檀寺、铁狮胡同”，又称“日方深恐地方人心惊异……日内仍分别离平”。

聊完了“8月8日”说，再来谈谈“7月29日”说。

1937年7月29日《新北平报》称“宋哲元、秦德纯等昨夜联袂赴保”，而前一天28日的报纸还在坚称“对方任何无理要求，我当局决不接受”。28日和29日的《立言报》也有同样的报道。若以版面美观论之，《立言报》优于《新北平报》。

宋哲元在28日晚接到蒋介石“速离北平到保定指挥，勿误”的电报，同时蒋又指示宋哲元的副手秦德纯“无论如何，应即硬拉宋主任（哲元）离平到保，此非为一身安危计，乃为全国与全军对倭作战效用计也”。

宋哲元留下张自忠与日方谈判，连夜乘汽车出西直门奔长辛店，然后改乘火车赴保定。驻守北平城内的29军37师、132师也陆续撤出北平，北平城内留下的两个团改为保安队，与警察局一道负责维持治安。

北平，一夜之间，已经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作家李辉英在《故都沦陷前后杂记》中写道：“七月廿八日，全个北平城宛如着了火，人们如醉如狂的情形，喜形于色的愉快，全然是因为我们的军队获得了莫大的胜利。……可是，不对，人们白欢喜了。第二天，这难忘的七月廿九日，早晨起来，人们已经不在街头望见廿九军兵士们的踪迹了。徒手警察垂头丧气地在岗位上徘徊，卫生局的役工正在撤着麻袋。怎么一回事呢？一会儿全知道了：‘廿九军撤退了。’这是因为南苑那方面打了败仗。昨天的叫人兴奋的消息，到这时由各方面证明出来那是虚伪的。也许是撤退前的一种掩护吧。于是，这座文化古城在没有守护中沦陷了。”

作家王西彦似有先见之明，他在城陷之前十天逃离了北平。在《屈辱的旅程——记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下午》一文中，王西彦写了“帝国武士”的横蛮无理，送行的朋友嘱咐王西彦“如果受到无理的检查，你要忍受些，这不是讲情理讲勇气的地方。出了北平城，过去便是丰台，那里要经过一个敌国的国境，生命像顽童手里的小青蛙，开箱翻箧或者盘问几句算不了什么。”王西彦的文章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上海”，也许第二天或第三天，王西彦的心情将更为复杂，有一点儿庆幸，有一点儿为留在北平城里的朋友担心。

1937年9月出版的《宇宙风》杂志载有署名老向的文章《故都暂别记》，文中云：“七月二十七日，廿九军发出守土抗战通电，故都市民莫不异常兴奋。……廿八日清晨，甫起床，飞来敌机无数。生甫五月小儿，闻嗡嗡之声，于母怀中笑而且跃。宁儿厉声斥之曰：什么时候儿，你还笑呢？……翌日晨，至八时，仍无报童呼声。敌机未飞来，亦未闻枪炮声，街上寂静如夜。正惊骇间，工人自外来，云：‘又出了卖口子的汉奸，廿九军退走了。’余不信，斥其造谣。匆匆出门去，至西四牌楼，则商家闭户，电车停驶，并岗警一名而不见……少顷买新闻纸一张，称‘时局急转直下，宋哲元昨夜退出城去，委张自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矣。晴天霹雳，惊愕几失知觉。强自镇定，垂头归家，见拙妇正对报纸流泪，儿女辈亦各呆若木鸡。呜呼！故都沦陷于民国廿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宋哲元，一身系北平城之安危。宋存城存，宋亡城亡，这便是老百姓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