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年春节如期而至。
按往年的惯例，今年的除夕依然规划三头跑:先在县城的家与老父亲吃完年饭，然后驱车返回天河的岳父岳母家，年内再找个时间回我那个名叫瓦窑的空空如也的家。
因为母亲早逝，多年来，父亲一直在乡下独居，就是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十几年后依然如此。在乡镇中学工作的时候，因为住房和经济上的原因，父亲无法随我生活。来到县城工作的最初几年，父亲只有到县城医院看病才会随我生活一小段时间，病一治好即卷包袱回老家，继续打理那几亩被他视为命根子的薄田，过着他与岁月磨合得天衣无缝的孤独日子。在那段时间里，每逢春节，我都会挈妇将雏回到那低矮的瓦房，与父亲吃几餐饭，同时也看看村里的长辈，会会儿时的玩伴，猜猜码，打打牌，日子过得飞快。天气晴好的时候，还邀上几个童年的玩伴钻几个山洞，看看小时候光屁股游泳的水塘，探望村头那几棵高大的樟树、枫树，眺望一下岭上那片苍翠的树林。偶尔也到附近的几个村子去转转，拜访几个驼了背的姑妈，给她们带去几句寡淡的问候。
原先，除夕没有放假，大年初八才上班。大年初七这一天，我还可以悠哉游哉地给自己过一个惬意的生日，享受家人为我定制的精美蛋糕和温馨祝福，许一个虚无缥缈的愿望，安抚一下疲惫的心灵。
正月初七是中国传统日历上的“人日”，寓意人的生日。我出生的当日，恰逢立春，阳光明媚，草长莺飞。有幸在那个特别的日子里生而为人，于己于人都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传说，女娲创世时，前六天造出六畜，第七天才开始造人。第一天造出鸡，第二天造出狗，第三天造出羊，第四天造出猪，第五天造出牛，第六天造出马，直到第七天才最后造出最为珍贵的人。为此，正月初七就被人称为“人日”。
在苍茫浩渺的天地之间，拥有一个人所专属的日子，这是中国人最初的浪漫。从那一天开始，人与春共生，山与水同俦，满满的吉祥如意。以致我那博学的伯父摩挲着我的小脑袋开玩笑地说：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看来你这只猴子用不着担心没吃的了！后来，随着除夕进入七天假期，正月初七便正式上班，开始没有尽头的忙碌，我那诗意盎然的“人日”便在锣鼓喧天、彩旗飘飘的义务劳动中度过了。
那些年的春节，一如山中的农舍，恬淡，宁静，温馨，让人回味无穷。而今年，因为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澄净如水的日子变得激荡浑浊起来。
那年，女儿考上了武汉的大学，开辟了她人生的另一番景致。一晃眼，两年多过去了。今年学校放假比较早，1月8日女儿即乘动车返乡。那个时候，疫情还没有集中暴发，只看到一些零零星星的报道，似乎一切如常。在我们兴高采烈地规划着假期日程的时候，1月23日凌晨，武汉宣布封城了。很快，女儿的个人信息便赫然出现在官方的表册上。尽管在女儿的“健康状况”一栏里写着“健康”二字，但一家人的心还是陡然悬了起来，生怕哪一天全家人便被人“护送”上120救护车，接受一天24小时的“特别关照”。于是，我们千叮咛、万嘱咐，诚惶诚恐地提醒女儿务必添衣保暖，保重身体，并上祈苍天，下求神灵，千万莫要出状况。同时，关门闭户，自觉与世隔绝。此外，还千方百计寻找口罩，以备不时之需。然而，到城区各药店一问，店家均宣告售罄。
记得我在读大学的那年，“甲肝”疫情流行。为了预防病毒感染，每天中午和下午，学校都在我们从教室去往饭堂的必经之路旁摆放几张桌子，桌子上坐着几个盛满中药水锑桶。每个走过的学生都得从老师手上接过一大茶缸的中药水，并被强迫喝得一干二净，搞得每个人肚子鼓鼓的，食欲全无。尽管如此，我们班上一个马山的男同学还是感染了甲肝病毒，随后被迫休学一年，成为下一届学弟学妹的同学。想起当年的景象依然心有余悸。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抗击当年的“非典”，还是抵御今天的“新冠肺炎”，我都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家是回不去了，别说三头跑，就是两头跑都像是做贼心虚。年里最怕的事情是别人问起女儿在哪里读书。女儿就读的学校，学生来自五湖四海，一放假便撒往全国各地。尽管女儿早就过了14天的居家医学观察期，但作为额门贴着“武汉返乡人员”标签的她，每天还是把手机紧紧地攥在手上，时刻关注着疫情的发展，生怕错过任何与她有关的信息。在那段时间里，女儿不停地与她的同学交流，像兄弟姐妹那样相互关心对方的安危。有一天，女儿拿着手机对我说，她在浙江的同学被当地的疾控部门或村医电话访问了五六次，而她自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到任何电话。在她跟我说话的那个瞬间，我感觉到了她话音里无法掩饰的的担忧和恐惧。最后，她还自顾自地感慨说，我们广西的动作总是慢人家半拍。我猜她一定在心里想:被人问候也是一种幸福吧，起码有人在关心她的健康。接下来几天，她的手机里突然出现大量武汉大学生被人诅咒的消息，各种不堪的语言一下子都倾泻到了这些从武汉返乡的大学生身上。顷刻之间，这个群体从天之骄子变成了瘟疫一般的存在，人们避之犹恐不及。原本镇定的女儿开始不镇定了，在她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一丝无助、不安和惊恐。
本来，堂哥打算在大年初四给侄女办结婚喜宴。在敏感部门谋食的我每天都收到各种疫情防控的文件，气氛一天紧似一天。我在心里想，这结婚酒席估计要黄。初一的早上，堂哥打来电话，征求我的意见，问这酒席还办不办？我对他说:最好不办，只要小两口恩爱，他们的人生并不缺这一场酒席。果然，第二天我们就收到了禁止城乡举办酒席、聚会的通知。我们也提前收假，被召回单位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每天忙得焦头烂额。
十几年前，我们不分白天黑夜抗击“非典”；十几年后，我们突然遭遇“新冠肺炎”，两者何其相似，又何其不同。那些从四面八方“逆行”而来的医疗队，那个曾经拯救过普罗大众的耄耋老者再一次进入公众的视野，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篝火，温暖了人们慌乱的心神。
其实，人类的生存史就是与瘟疫的抗争史。有人做过统计，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病毒起码有十种，它们像一个个青面獠牙的幽灵，无声无息地潜伏在一个阴暗的角落，趁人不备便一跃而起，横行肆虐，夺人性命。无论天花、埃博拉，还是HIV、登革热，无一不是恶魔一般的存在。
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那场席卷整个欧洲大地的“黑死病”（鼠疫大瘟疫），掳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这个数据占了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听起来就让人魂飞魄散。而100多年前的那场东北鼠疫，席卷了半个中国，夺走了6万多人的性命。在那场瘟疫里，出现了一个逆行的身影，他叫伍连德。这个祖籍广东的马来西亚华裔，在17岁的时候便获得了女王奖学金前往英国求学，成为第一个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1907年，应袁世凯之邀，伍连德欣然回国，悬壶济世。1910年东北鼠疫爆发时，清政府急召伍连德赶往哈尔滨调查处理疫情，扑灭了那场肆虐了6个多月的邪火，挽大厦于将倾，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拯救了积贫积弱的清廷。
也是在那场瘟疫中，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的双层纱布囊口罩。这种口罩内外两层纱布，中间夹着一块吸水的药棉，戴上它便可防止传染，时人称之为“伍氏口罩”。至今，人们还在广泛使用着这种口罩，真可谓救人无数，功德无量。
伍连德所处的时代，人们对瘟疫的认识尚处于蒙昧状态，跟现在高度发达的医学相比，真是一个天一个地，不可同日而语。就连现在司空见惯的尸体解剖，在当时也被列入大逆不道之举。因为，在人们心里，给遗体动刀是对逝者的大不敬，要遭所谓的“天谴”的。
今天，我们也有这样的勇者、智者和仁者。在公众眼里，钟南山就是伍连德式的神一般的存在。在人们“谈毒色变”时，他就是定海神针，在关键时刻能够力挽狂澜。
灾难于国，于家，于每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是一段历练，一座矿藏，一份礼物。不经历风雨，哪会见彩虹？相信女儿在经历了一段惊魂之后，她的心会变得更加强大，她的人生路会走得更加坚实，更加稳健，更加清朗。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这场没有硝烟甚至看不清对手面庞的战争中，笑到最后的一定是愈挫愈勇的人类，幽灵一般的病毒一定会在上下一心、众志成城阻击之下烟消云散，还国人一个没有病痛和恐惧的康宁世界。
家有“武汉女”，让这个年过得心惊胆跳。
在敲下这篇短文最后一个字的瞬间，抬头一看，猛然发现，花架上那盆昂头挺胸的绿萝似乎又伸长了一些，依然是那么的绿绿葱葱，让人心生欢喜。
2020年1月30日凌晨
附记：在女儿从武汉返乡一个月之后，2020年2月9日女儿收到了一纸《解除医学观察告知书》。尽管它来得略微迟了一些，但终究是“刑满释放”了，不禁额手称庆。至此，天开云散，春暖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