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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学研究·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延伸的新样态 ——明代澳门兴起与全球白银之路 万 明 [作者简介] 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历史学研究的新进展，澳门历史也需要置于全球视野下重新考量。因为，明代澳门的兴起和繁荣，是与海上丝绸之路新样态——白银之路——第一个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的构建密不可分的。在16世纪，经济全球化从海上拉开帷幕，一个整体世界从海上联结起来。在经济全球化开端时代，澳门史成为经济全球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白银货币化，市场经济萌发，成就了澳门作为令人瞩目的以白银贸易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动力源泉和轴心所在，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白银开发与流转的运动,推动白银形成世界货币，促使全球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中国商品是澳门兴起的支点，中国丝绸、瓷器等传播到全球，标志着中国积极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初步构建，显示出经济全球化时代大合流的历史发展态势。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明代澳门与葡萄牙在东方的其他殖民地性质不同。葡萄牙人入居中国，也是中国皇帝的子民，在服从中国官府管辖的前提下从事海上贸易。没有中国的政策、中国人的参与、中国的商品、中国的广大市场及其需求，澳门就不可能兴起。而作为国际贸易中转港的澳门，其兴起、发展之初，就是中国商民与居澳葡萄牙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澳门跨越三大洲、三大洋的商业贸易网络的存在，是澳门繁荣发展的主因。丝瓷与白银的交换体系覆盖了整个全球，澳门成为西至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再到太平洋乃至大西洋，跨全球白银贸易体系的一个重要联结点。促使澳门兴起最直接也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因素，是中国的白银需求与国际贸易的白银流动。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产生的动力，足以维持整个澳门联结全球的贸易网络的运转；围绕着白银贸易，澳门联结的是一个全球的经济贸易体系。伴随着澳门港口城市的兴起，古代丝绸之路延伸的新样态——白银之路也扩展到全球。白银之路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联，无疑将扩展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认知。 关键词 澳门 兴起 白银货币化 制度改革 海上白银之路 全球经贸体系 引 言 “洋船石”是澳门著名古迹之一。进入妈阁庙，右边有一块巨石，上面刻有一艘古代海船，船的桅杆上挂着一面写有“利涉大川”的幡旗（参见图1）。此语出自《易经》六十四卦第十三卦“同人卦”：“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所谓“同人于野”，“同”是“会同”“和同”之意，可以解释为，以“和同”精神会合同人于广阔的旷野上；“亨”是一切亨通，引申为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利涉大川”，说明在大海上贸易利润丰厚，无往不利；“利君子贞”，是有利于君子坚守正道。“洋船石”无疑揭示了澳门以海上贸易而兴的重要特征，也是澳门贸易“华洋”共建共生的真实写照。 西方学者丹尼斯·弗林（Dennis O. Flynn）、吉拉尔德兹（Arturo Giráldez）认为，全球贸易在诞生于1571年。然而，如果以中国活跃的白银国际贸易为起点，时间可以提前到16世纪40年代。因为，16—17世纪上半叶，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进中国，葡萄牙学者戈迪尼奥（Vitorino M. Godinho）因此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中国正是在经济全球化开端之时，通过澳门，积极参与了全球第一个经济贸易体系的构建。这就关涉到全球史的重要篇章，即16世纪经济全球化开端后，海上丝绸之路扩展与延伸的新样态——白银之路的研究。 澳门兴起于16世纪中叶，并非偶然。澳门开埠是明朝政策的产物，是明朝制度变迁的结果。明朝之所以开放澳门作为广州外港、对外贸易特区，固然有多种因素，但白银贸易是首屈一指的因素。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对澳门兴起的政治、军事、文化因素投入了相当大的关注，其实，对澳门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海上贸易,核心因素是白银。鉴于此，本文旨在专门论证白银贸易如何导致澳门兴起，全球白银贸易网络的构建如何带动澳门繁荣，澳门如何为海上丝绸之路再度辉煌——白银之路发展到鼎盛时期——一个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的诞生，即经济全球化开端发挥了重要枢纽作用。
一 澳门的兴起：白银需求与制度改革 对于澳门兴起的考察，需要回溯到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明代白银货币化。 16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前夜，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16世纪西方扩张东来之前的历史时段，明代的白银崛起于市场，它经历了不同寻常的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的货币化进程，标志着中国启动了从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到成化、弘治之际（1465—1505），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由自下而上到与自上而下合流，主要以赋役折银方式向全国铺开。无独有偶，这也正是郑和下西洋时代海外物品胡椒、苏木等在皇家府库枯竭之时。当白银成为全社会需求的货币时，中国银矿却出产不足，于是，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兴起。作为朝廷重臣的丘濬（1421—1495），关注到社会流通领域中的白银凸显，提出了以白银为上币，建言开放海禁，发展对外贸易。 在16世纪，海洋成为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的大幕开启，西方葡萄牙人东来，首先到达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古里（今印度喀拉拉邦卡利卡特），接着沿郑和航线逆向到达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灭亡了满剌加王国，占据了马六甲海峡的咽喉之地，于是直面中国。 西方葡萄牙举国一致的海外扩张浪潮，推动着葡萄牙人来到东方；这恰逢明代举国一致的白银需求，推动中国国内市场大扩展，走向海外市场。明代白银货币化进程，也是明朝财政货币化进程；白银的需求，造成明朝财政危机愈演愈烈，制度变迁势在必行。正当此时，正德十二年（1517）葡使东来，中葡官方第一次正式交往失败，明朝在广东“闭关”。此后，葡萄牙人与明朝私人海上贸易主体海盗兼海商集团合流，从事走私贸易，开始了侵扰中国沿海的过程。明朝在平息“海寇”侵扰过程中，经历了庙堂之上争议纷纭的阶段，最终广东地方政府在财政日益紧迫的压力下进行制度改革，首创了澳门贸易特区：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允许葡萄牙人到广东进行正常贸易；嘉靖三十六年（1557），允许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经营海外贸易。至此，中国商民和工匠“趋者如市”，澳门作为国际贸易重要港口城市应运而生。葡萄牙人入居澳门，还与其助剿地方海盗有着密切联系。海盗事件的屡发与平息，不仅具有军事和安全意义，无疑也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 此时，由于白银货币化在全国铺开，财政货币化加速进行。至嘉靖初年，白银在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确立，海上贸易以民间海盗兼海商为主体走向东亚海域，这直接促进了日本银矿的大开发，也使得海上贸易的无政府、无秩序达至历史顶点。为清晰了解葡萄牙人被逐出广东到入居澳门的戏剧化转变，这里试将相关大事按年排序： 嘉靖二年（1523）宁波“争贡之役”发生，血流成河，“朝贡贸易”由此步入尾声；葡萄牙人在被逐出广东后，与中国海盗兼海商合流，在浙江舟山双屿建立居留地。 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朝巡抚朱纨荡平海盗基地双屿；之后，朱纨下狱，中外不敢言海禁。 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盗兼海商王直等人，大肆劫掠浙江沿海。 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俺答南下逼京师，史称“庚戌之变”。“南倭北虏”促发明朝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嘉靖二十八年，太仓库岁入银212万两，岁出却达412万两，一出一入相差近一半；嘉靖三十年（1551），太仓岁入200万两，岁出竟达595万两，差额几超岁入的两倍。由于“倭寇”骚扰主要集中于浙、直、闽、粤等沿海地区，明朝开始提编加派，于南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遭受倭患的沿海省份实行派向人丁或田地，预征银力二差，民壮、弓兵、里甲折银等，力图补充海防经费。 嘉靖三十二年（1553），王直纠集中日海盗兼海商大肆劫掠浙江沿海，所谓“倭寇之患”大炽。 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明朝于次年提编预征三十五年各处民壮、弓兵和均徭折银，送军门充饷。在此倭患愈演愈烈、军事开支急剧增加、里甲承担的赋役更为沉重、“防倭御倭”局势紧张之时，葡萄牙人助剿广东海盗何亚八。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广东海道副使汪柏与葡萄牙船长苏萨订立口头协定，允许葡萄牙人入广州贸易，其时“资贸易以饷兵”的目的极为明显。 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助剿澳门海盗，“始准侨寓蚝境”，广东地方政府允许葡萄牙人入居澳门。 需要说明的是，直到明朝灭亡，澳门也只是允许葡人居留进行贸易的特殊侨民社区；至于葡萄牙人全面占据澳门，则是清代鸦片战争后的事情了。在明代，广东政府官员利用澳门设立贸易特区，引进外商经营海外贸易，从事白银商品的进出转口贸易, 增加税收收入, 充实财政收入，是制度改革的产物，澳门因此成为中国境内唯一允许外国人居留和贸易的特殊区域。正是在这一新格局下, 澳门才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其他港口城市, 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这一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提供外银的输入，助推中国商品向海外输出，中国通过澳门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至此，澳门这一重要商港,在葡萄牙人获准在广州进行一年两次的贸易之后,成为中国白银进口的重要来源。
二 澳门的繁荣(上)：中国与全球白银之路的建构 明代澳门兴起繁荣的近九十年历史(1557—1644)，实质上也是明朝制度变迁的历史。明代中国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向近代市场经济的过程，是一个货币经济增长的过程；增长的动力来源，始于明代白银从市场自发崛起及其货币化进程。澳门贸易的兴起,具有中国市场经济萌发和市场繁荣的历史大背景。在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下，明朝采用的是渐进的制度变迁方式，把自下而上来自市场的调整与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结合起来。从朝贡贸易体制向自由贸易体制转变，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就在澳门兴起。从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转向开放市场贸易，把对外开放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澳门作为广州外港的兴起，标志着明代中国白银经济步入通往全球贸易的新常态。 明代经济的转型，推动了嘉靖后期的对外政策转变，开启了新的海上贸易模式：一是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一是在广东澳门开埠，引进外商入华经营海外贸易。从前者来说，月港开海孕育了福建海商合法化及其集团的崛起，到万历末年，中国海商集团迅速成长壮大，成为17世纪西太平洋海上贸易的主体力量。从后者来说，澳门开埠意味着引进外商经营海上贸易合法化，形成一个贸易特区。值得注意的是，澳门形成广州外港——贸易特区，自一开始就是中国海商与居澳葡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商品是澳门对外贸易的支点，新的对外贸易模式的转变使一种新的全球贸易网络开创运行。从此，以澳门为中轴，与海外建立多条国际贸易航线：澳门─果阿─欧洲；澳门─日本；澳门─马尼拉─美洲；澳门─东南亚。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白银货币化，澳门兴起后作为海上国际贸易网络枢纽，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极大地延伸——白银之路扩展到全球。 为了开展海外贸易，明朝推出了允居澳门的政策，将其作为扩大财源的手段；而从白银货币化出发，则会发现，由此产生了诸多值得关注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其中，澳门的兴起，在庞尚鹏的疏中，表述为“筑室以便交易”；在霍与暇的议中，直接提出“资贸易以饷兵”，明确希望通过以这种方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嘉靖十四年（1535）戴璟《广东通志初稿》的“嘉靖十三年会议粮价则例”中，全省各府县的米粮与军饷均已以银计，可见广东财政货币化走在了全国前列。制度改革的特点是：其一，改变了朝贡贸易体制的则例。其二，以允居方式让纳税者葡萄牙人在澳门经营海上贸易。澳门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的中轴，反映了东西方对于海上贸易的合理诉求, 澳门发生以及由此导致的白银需求和贸易模式的变化,加速了明代中国与全球白银贸易体系建构的互动关系，推动了明代国家与社会的转型。 这里还有一个匡正旧说的问题。中外史学界在谈到澳门海上贸易时，大多只谈葡萄牙人建立并经营了以澳门为中心的多条国际贸易航线，即葡萄牙人开展了澳门国际贸易。与之相联系的，是认为自葡萄牙人东来后，海上丝绸之路就发生了自东而西向自西而东的转向。但是，置于全球史发展进程中来看，在15世纪，人类大规模海洋活动帷幕揭开，世界性新航路开通，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全球经济开始融为一体。以享誉世界的中国丝绸命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与海外各国交往的海上纽带。葡萄牙人东来，中国明朝政府的政策转变，澳门以白银贸易而兴起，促使“海上丝绸之路”极大地扩展和延伸，形成了新样态——白银之路，与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同步发生，从而推动了全球融为一个整体的进程。 拓宽研究时空范围，以往成定论的观念就暴露出问题。首先，从历史发展脉络看，在中世纪，中西经济关系本是不平衡的，中国先进，西方落后；即使是葡萄牙人东来，在中国与西方直接交往的开始时期，也没有立即改变这一状况。所以，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自西方人一东来，中国就落后了。因为，中国明朝在当时是一个庞大的文明古国，而此时的欧洲尚拿不出能与东方抗衡的商品。中国传统的丝绸、瓷器等商品仍独步世界，仍旧在东西方交往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其次，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也不能简单地视为西方海外扩张的工具。因为，中国在当时并没有落后于西方，也不是被动地纳入世界市场的。从亚洲国际贸易自古已经存在而言，丝绸故乡在中国，白银需求自中国始，葡萄牙人只是一个加入者，所以，“丝路”并不存在自西而东转向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通过澳门这一辐射地，使海上白银之路得到了极大扩展，积极参与了世界第一个经济贸易体系的构建。 从澳门所起的历史作用来看，它是中国领土，不同于葡萄牙人的殖民地。尽管葡人的经营在澳门国际贸易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是重要和显而易见的，应予肯定，但对澳门国际贸易及其历史地位需要作整体评价，不能仅着墨于葡人的经营，澳门的兴起和发展、地位和作用都不能撇开它是在中国的坐标系上这一关节点而孤立看待。澳门作为海上贸易港口城市的迅速兴起是内外动因促成的，但内因是主导因素。是中国内部自发的经济转型形成了巨大的白银需求，促发了澳门兴起，推动着中国走向全球。
三 澳门的繁荣(下)：海上白银之路扩展至全球 澳门是以国际贸易重要中转港的面貌出现的。葡萄牙人开展的国际贸易，是一种转运贸易，这已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在东方，葡萄牙人建立了贸易网，转运贸易的重要支点之一是澳门。葡萄牙人进行的中介贸易，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输入海外的货物，二是输出中国的货物。前者要保证有中国的市场，后者则完全依靠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事实上，葡人是凭借中国的商品和市场立足的。澳门的兴起及其贸易发展，具有明末中国白银经济和市场发展的历史大背景；而澳门国际贸易的支点是中国商品，是中国传统的丝和瓷等产品。16—17世纪中叶，凭借广大中国腹地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和活跃的国内市场，澳门作为明朝对外开放的一个视窗和广州的外港，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从而使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空前发展，白银之路联结起了全球。 明代后期,中国社会有对白银的巨大需求,但国内矿产资源明显不足,故从海外输入便成为白银的一个重要来源。作为中国商品输出的中心辐射地，以澳门为中心，开辟了多条国际贸易航线。中国的生丝、丝绸、瓷器等商品从澳门大量出口，经由果阿销往欧洲，通过长崎销往日本，也经马尼拉销往美洲西班牙殖民地，而中国商品换回的是大量白银。 （一）澳门─果阿─欧洲 在以澳门为中心开辟的多条国际贸易航线中，澳门─果阿─欧洲航线是重要的一条。作为广州的外港，澳门以中国商品和市场为依托迅速兴起，由此中欧贸易成为中外贸易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澳门也成为中欧贸易的中轴。澳门经果阿运往欧洲的商品，主要是中国的生丝、丝绸、瓷器、药材等，同时大量白银也通过这条线路流入中国。17世纪初，葡萄牙人由里斯本经果阿运送了大量白银到中国。万历十三年至十九年（1585—1591），每年自果阿运到澳门的白银约二十万两。万历二十九年（1601）有三艘葡萄牙船自果阿来到广州，“舟各赍白金三十万，投税司纳税，听其入城与百姓交易”。据估算，自葡萄牙运银到果阿，大约升值三分之一，而如果经果阿运到中国购买货物，就可升值约70%以上。为了获得巨额利润，葡人使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换取中国的商品，使中国在中欧贸易中长期处于顺差的有利地位，对明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二）澳门─日本 日本是中国外来白银最早的来源地。在与日本的贸易中，大量的中国生丝和丝织品换回的主要是日本的白银。金国平、吴志良曾对葡萄牙人首次到达日本的时间做过新的考察，最后通过两种日本方志的明确记载和对葡萄牙文所提供的日期进行推论，确定了葡萄牙人第一次到达日本的时间为1541年，地点是丰后。自1541年葡萄牙人到达日本丰后（今日本九州大分县北），葡萄牙人自此开始前往日本贸易，这种贸易航行几乎没有中断。直到1639年，才因日本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被迫停止。 据统计，1580—1597年间，葡人从日本运出了750万—890万两白银。1601年，葡船从日本长崎运到澳门的白银高达100万两。日本的白银运到澳门，成为进行循环贸易的资本，大部分投向了中国市场，以换取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等商品。如此周而复始的丝绸输出和白银输入，澳门─日本这条贸易航线赖以生存，澳门赖以兴盛，而中国国内商品经济和市场也赖以繁荣发展。 1589年7月28日，耶稣会巡视员神父范礼安（Alessamdro Vilignano）在澳门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说：“这一航海极为有利，经费交易可以获得超过40000杜卡多的收益，但如果不在规定的年份中进行航海，就会丧失这一权利。航海通常每年不缺的进行，它给澳门本市及其居民带来帮助，因为除了利用这一航海，由中国本港送往日本的商品中获得收益之外，澳门市没有固定资产与救济方法。这里的居民除了建于本港的房屋之外没有其他不动产，他们作为外国人居留在中国人的土地上，他们除了从这一贸易中获得利益之外一无所有，所以每年将自己的货物装上被赋予这一航海的上述贵族的船上。这一航海的开启已经超过了四十年，没有一年不进行航海的。或者由于上述理由，不得不进行航海。”据此，由澳门前往日本的贸易航线，几乎就是澳门葡萄牙人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澳门的生存主要依靠的是澳日贸易，即白银贸易是澳门居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由于信中称，贸易的开启已经超过了四十年；那么，也就是说，是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的，即葡萄牙人到达日本以后立即就开始了。 美洲白银，是中国外银的第二个来源地。中国丝货输出到马尼拉，又立即被马尼拉大帆船运往美洲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由此，在太平洋上形成了一个大三角国际贸易网络。通过这一网络，中国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往美洲，传统的丝绸之路有了新的扩展。在丝绸、瓷器输出美洲的过程中，除了大量发自福建的中国商人商船外，澳门也是一个主要渠道。特别是葡萄牙人对美洲运往欧洲的白银也转运中国，实现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贸易。 早在1530年，西班牙人已在墨西哥的苏特庇克和朱姆帕戈发现了银矿；之后，又在萨卡特卡斯（约1540年）、瓜纳托（约1540年）、帕丘卡（1552年）、索姆博雷特（约1558年）、桑塔巴伐拉（1567年）、圣路易波托西（1592年），以及秘鲁的波尔戈（1538年）、波托西（1545年）、奥鲁洛（1606年）等地发现了银矿。因此，西属美洲当时可以用来交换中国丝绸的正是那里的白银。于是，大量美洲白银流入了中国。根据估计，1585年以前，每年大约是30万比索；1586年，50多万比索；1590年，100万比索；1602年，200万比索。而在澳门与马尼拉贸易的兴盛时期，即自1620—1644年的二十四年间，澳门到达马尼拉的船总数是五十四艘，其中1627年一年多达六艘。到1630年，澳门运往马尼拉的货物大约价值是150万比索。沿着这条航线，中国的丝绸独步于太平洋上，因此，这条航线又称作“太平洋丝绸之路”。 （四）澳门─东南亚 16—17世纪中叶，当大西洋贸易明显呈下降趋势时，正是横跨太平洋的中国与菲律宾及美洲贸易，西太平洋中国与日本、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构成了全球贸易市场中最为活跃的部分；而澳门到东南亚的航线，也有少量的白银输入中国。由于这些贸易活动都是以中国丝绸、瓷器等产品为重要贸易品进行的，作为国际贸易中转港的澳门，就成为了中国丝绸、瓷器等商品的辐射地，促使海上丝绸之路极大拓展；而中国以丝绸等商品在世界占有的优势地位，也对世界市场形成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之，澳门国际航线的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形成全球白银之路，是建立在中国明末市场经济和商品市场蓬勃发展的雄厚物质基础之上的。澳门成为远东国际贸易的一个中心辐射地，是明代中西遇合产生的迸发力，是中国与西方直接交流的结晶。澳门作为广州国际贸易的重要门户，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港，与生丝出口、白银进口的明代外贸模式紧密联系，与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有着互动作用，更是中国参与全球第一个经济贸易体系建构的进程。沿着白银之路扩展到全球的航线，沿线的节点城市与地区，已有许多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如印度的果阿、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日本的石见、菲律宾的马尼拉、越南的会安、墨西哥的瓜纳托、玻利维亚的波托西、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的塞尔维亚等；也有至今还未列入的，如当年白银之路上著名的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等。这里试举三例与白银之路有关的世界文化遗产： 其二，玻利维亚的波多西城。位于安第斯山脉赛罗里科山下，现为波托西省首府。1544年，波多西被发现盛产白银，城市于1545年4月10日建立起来，大规模的白银开采也随之展开。很快，第一批白银被装船运往西班牙。由此，城镇人口也迅速增长，迅速成为当时拉丁美洲乃至世界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之一。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其三，墨西哥的瓜纳托城及周围矿藏。位于墨西哥瓜纳托州，1529年屈从于西班牙的统治。之后，该地陆续发现四个银矿——迈菲尔、特佩塔帕、圣安娜、塞罗德尔华托，西班牙人立即在各银矿周围修建防御工事、据为己有。因此，始建于1548年的瓜纳托城就是由这四个银矿区组成；到18世纪时，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银矿开采中心，现存的“地狱之口”矿井深达600米。198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结 语 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前夜明代中国的白银货币化，就没有澳门的兴起；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开端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改革，积极参与全球第一个经济贸易体系的建构，也就没有今天世界文化遗产的澳门历史城区。 一方面，是葡萄牙举国一致的海外扩张要求，促使葡萄牙人来到东方，促成了澳门的兴起；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中国本土举国一致的白银需求，成就了澳门兴起与海上白银之路。 从1554年到1644年这近九十年间, 是澳门兴起发展的黄金时期，澳门成为一个极为繁盛的国际化贸易港口城市。通过澳门，中国积极参与了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的建构。澳门的兴起在明代，澳门的黄金时代也在明代，但这并非是葡萄牙单方面经营海上贸易的功绩。因为，明代居澳葡人只是中国广东政府管控下的一个葡萄牙侨民社区，他们开展全球贸易活动，明朝政府给他们以税收优惠政策，建立了澳门贸易特区。 这场制度变迁是从传统朝贡贸易体制向近代市场贸易体制的转型，是以官方朝贡贸易为主体向民间海商为主体转变，也是贸易以单一官方为主体向以多种经济组织并存转变，它经历了从单一朝贡体制到允许私人海上贸易存在、再到中外合作并进的历程。澳门兴起是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张居正财政改革，明朝才发生了突进式改革，澳门治理模式也才最后确定下来，使得白银国际贸易运行形成常态发展状况。 澳门跨越三大洲、三大洋的商业贸易网络的存在，是澳门繁荣发展的主因。丝瓷与白银的交换体系已覆盖了整个全球，澳门成为西至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再到太平洋乃至大西洋，跨全球白银贸易体系的一个重要的联结点。促使澳门兴起最直接也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因素，是中国的白银需求与国际贸易的白银流动。中国对白银的需求量产生的动力足以维持整个澳门联结全球的贸易网络的运转，围绕着白银贸易澳门联结的是一个全球的经济贸易体系。重要的是，澳门港口城市的兴起，将古代丝绸之路延伸的新样态——白银之路扩展到全球，中国积极参与了世界第一个经济贸易体系构建，为经济全球化开端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全球视野下探讨明代澳门在经济全球化开端时期的兴起，以及它在推动海上白银之路发展到鼎盛时期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可以为今天中国“一带一路”实践和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益的启示，也将扩展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认知。 作者注：本文原是2019年11月参加国家文物局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召开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应《南国学术》编辑部之邀，现整理补充，发表于此。 编者注：此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20年第1期第154—163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到“中国历史文化中心”网站点击“南国学术”后，下载PDF版。网址是： https://cchc.fah./south-china-quarterly/ 昨日回顾：《南国学术》2020年第1期“全文版（13）”(复旦大学 刘清平教授的文章《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何以可能？兼析韦伯的事实与价值悖论》 编辑、校对、排版、设计：田卫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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