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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浪报道 《广群芳谱》全名为《御制佩文斋广群芳谱》，全书分为十一谱、一百卷，计天时谱六卷、谷谱四卷、桑麻谱二卷、蔬谱五卷、茶谱四卷、花谱三十二卷、果谱十四卷、木谱十四卷、竹谱五卷、卉谱六卷、药谱八卷。据有人统计，全书收集的栽培植物多达1600余种，不愧是中国至清代为止所有植物类书中最为辉煌的一部鸿篇巨制。 《四库全书》这样介绍《广群芳谱》： “御定广群芳谱一百卷，康熙四十七年圣祖仁皇帝御定。盖因明王象晋《群芳谱》而广之也。凡改正其门目者三：以天谱、岁谱并为天时记，惟述物候荣枯而天谱之杂述灾祥，岁谱之泛陈节序者，俱删不录。其鹤鱼一谱，无关种植，亦无关民用，则竟全删。改正其体例者四：原本分条标目，前後参差，今每物先释其名状，次徵据事实，统标曰汇考。诗文题咏，统标曰集藻。制用移植诸法，统标曰别录。其疗治一条，恐参校未精，泥方贻误，亦竟刊除。今赐名《广群芳谱》，特圣人褒纤芥之善，不没创始之功耳。实则新辑者十之八九，象晋旧文仅存十之一二也。” 这段文字很简要地介绍了《广群芳谱》，有四方面的内容： 1、“御制”是指康熙皇帝亲自“御定”，“佩文斋”是康熙的书斋名，这就确立了《广群芳谱》至高无上的地位。 2、《广群芳谱》是在《群芳谱》的基础上修改、扩展而成的。文中说全书牵涉改写的有三谱：原“岁谱”中价值不大的部分删去，其余与“天谱”合并，改名为“天时谱”；原“鹤、鱼谱”因与民生无甚相关，全部删去。实际上还有一谱有改动却漏说了，即原“茶竹谱”拆分为“茶谱”与“竹谱”。 3、原来每种植物下面各有四个条目，但次序不统一。改写后统一为依次三个条目：一是《汇考》，叙述有关植物的“名状”与“事实”；二是《集藻》，收集有关的诗文题咏，而康熙本人所写的诗赋，则以“御制诗”标明，归集在《集藻》之首；三是《别录》，讲述其“制用、移植”等技术以及民间传说。原有的《疗治》条目，因不够可靠甚至有误，全部删去。 4、《广群芳谱》一名的确定，表示康熙不否认《群芳谱》的创始功劳。但实际上新编辑的内容达80%以上，原书保留的则20%还不到，所以《广群芳谱》大部分内容是新的。改写后，凡原书保留下来的旧条文，开头皆注有“原”字；新增的内容，则开头皆注有“增”字，很易区别。 经过改编，《广群芳谱》不仅明显减少了《群芳谱》的诸多矛盾重复之处，而且形式整齐划一，内容严谨充实，取材广袤丰富。新书中的《汇考》以年代先后为序，摘录了上古遗著直至明清地方府志有关这种植物的传闻记事，时间、空间跨度都相当大，但文字十分紧凑，显然它不是书的重点。《别录》更是如此，文字更为简略，因此更不是书的重点。很明显，全书的重点都在每卷中间部分的《集藻》上，即充分收集自古至清有关这种植物的诗文记载。初略估算，这个部分的量占全书的70%以上，说明《广群芳谱》的文学价值相当高。 《广群芳谱》最前面的序言由康熙亲自撰写，其中有这样的文字：“朕听政之暇，披阅典籍，留意农桑，绘耕织之图，制永言之什。时巡所至，亲历田间，其稼穑(se)之艰难，作劳之辛苦，既周知而洞悉矣。每思究百昌生殖之理，极万变消长之情，著为成编，以佑吾民。”这段话虽然充满自我褒奖，但尚不算过分。 康熙序后、位居第二是一篇“附录”——原《群芳谱》序、王象晋撰。名为附录，却安排在全书第二的位置，可见辑者匠心独具，《四库全书》说“特圣人褒纤芥之善，不没创始之功”，倒也不是虚言。 在王象晋原序之后、位居第三的是名为刘灏的一篇“广群芳谱刊成进呈表”，可见刘灏应该是《广群芳谱》的总编辑。 在刘灏的进呈表中，列举了汪灏、张逸少、汪隆、黄龙眉等四位编修大臣的名字。但有些版本的《广群芳谱》，却在封面或扉页上有“清·王灏等著”的字样，这是怎么回事？《广群芳谱》的总编辑到底是刘灏还是王灏？ 再说刘灏与汪灏，名同姓不同，是不是印刷错误？ 不是的，他们是两个人。虽然当年参加编纂《广群芳谱》的“诸翰林”肯定不止这四人，但为首者汪灏是确定无疑的。所以刘灏与汪灏，都是编修《广群芳谱》的代表。 刘灏，字若千，陕西泾阳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进士，三十九年以编修授监察御史。“被命与诸翰林修《广群芳谱》”，“又与修《康熙字典》”，所以他是皇帝指定的《广群芳谱》总编辑，兼参编《康熙字典》。史称刘灏对两书“校阅披览，考订精确”，应该不是夸大之辞，因为他死时年仅五十一岁，可能是心力交瘁之故。 汪灏，字文漪，一字天泉，临清人，生卒年代均不详，但入仕比刘灏早。他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先巡抚湖南，因处理公务明达决断，部下对他都很敬佩。参编《广群芳谱》完成后，被任命督修河道工事，积劳成疾，上书请求回乡后不久即去世。 《广群芳谱》的辉煌当然与康熙分不开，因为它是康熙亲自策划的一系列文化产业成品之一，它身价百倍、无限荣耀也属自然之理。这在康熙的序言中总结的很全面：“上源六经，旁据子史，洎(ji)夫稗官野乘之言，才士之所歌吟，田夫之所传述，皆著于篇。而奇花瑞草之产于名山，贡自远徼绝塞，为前代所未见闻者，亦成列焉。”而总编刘灏的进呈表，则重点描述了《广群芳谱》在应用上的方便：“农书花历，药品茶经，指掌可求，分条并载。一编在手，疑四序之皆春；百物罗前，如万方之并贡。” 《广群芳谱》的文学艺术可以用“辉煌华丽”四字来概括，然而其文献价值同样不可小觑。 比如几乎与《广群芳谱》同时编纂的《全唐诗》，体量很大，收集唐与五代诗人2200余人，诗作近49000首，但百密一疏，还是有不少诗作遗漏。而有些遗漏的，却偏偏能在《广群芳谱》中找到。如白居易的《五言古诗·牡丹》，全诗60句、300字，《广群芳谱》全文引录，《全唐诗》却只字全无。相信这决不是个别现象，仔细研究，这样的例子肯定很多。至于在诸多文学典籍中缺失、而《广群芳谱》却有收集的佚句、佚联，更是举不胜举。加上与其他典籍同名异诗、同诗异名的，《广群芳谱》足可作为考证古典诗文的依据。 但严格说来，《广群芳谱》在学术及技艺两方面却不能尽如人意，不仅与《群芳谱》一样有“略于种植详于典故艺文”的毛病，而且由于大量删节，把原本《群芳谱》中很实用、但很“土气”的内容都大部分丢弃了，甚为可惜，这似乎不太符合康熙所追求的“究百昌生殖之理，极万变消长之情”这一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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