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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的重要类书 金元两朝类书很少，而且大都亡佚。明代由于印刷事业的进一步发达，编制类书的数量颇多。而且明代特别重视科举，对经义考据无大发明，读书人赴考必须写时文，应付科举的类书应运而生，其规模之广，数量之多，实超越各朝。仅以《四库全书总目》的著录来看，所收各代类书(收录和存目)共282种，其中明代即有139种，几乎等于所收隋、唐、宋、元、清类书之总数。不过明人编类书有的不免粗制滥造，或任意增删，或引文不注出处。但明代最有名的类书《永乐大典》却中外驰名。其他如俞安期的《唐类涵》，200卷，是把唐人的类书删除重复，汇为一编，分43部，是整理改编以前类书之作；唐顺之的《荆川稗编》，120卷，略仿《山堂考索》的体例，分52类，每类排比前人文章；徐元太的《喻林》，120卷，专收古人譬喻词语，分造化、人事、居道、德行等10门，共580余子目；冯琦的《经济类编》，100卷，冯琦未编完即去世，由他弟弟冯瑗和弟子周家栋等稍加排比、删定而成，全书分23类，性质、体例都与《册府元龟》相近，但《册府元龟》只录事实，此书兼收文章，内容虽嫌芜杂，但征引材料比较严谨；陈耀文的《天中记》，60卷，因作者住在天中山附近而得名，内容广泛，并对材料是否真伪有所考证，为其他类书所不及；彭大翼的《山堂肆考》，228卷，补遗12卷，分宫、商、角、徵、羽五集，45门，每门又分若干子目；还有王圻的《三才图会》和章潢的《图书编》等等，都是明代类书中比较有名的，有的学术价值较高。 现将最重要的和有特点的介绍如下： a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在类书编纂史上，它把古类书的编纂形式发展成为具有完整性的百科全书的形式；其次，它内容特别丰富，构成15世纪初年的一个大藏书库，成为后来辑佚工作的资料渊海。特别是其中所收的一些农业、手工业、科技书籍、医学书籍和古典文学书籍的资料，不是封建时代一般类书所具有的，这也构成了《永乐大典》丰富内容的一大特点，因此更加重了它本身的价值。 《永乐大典》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七月十九日开始纂修，永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成书，当时赐名《文献大成》。由于朱棣不满意，决定扩大重修。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年底，全书告成，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下面简称《大典》)。 明成祖为什么要修这部大书呢？原因是他在夺取了他的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后，对忠于建文帝或不归附他的官员和读书人进行了酷毒的清洗，甚至抄灭满门外还要株连十族。朱棣狠辣残忍，树敌之多，可想而知。为了巩固统治，他想方设法要转移天下舆论，笼络人心，特别企望抚服知识分子。于是就下令让翰林院学士解缙等人按宋人阴时夫的《韵府群玉》扩大编纂，这就是初名《文献大成》的这部书。编成后，永乐皇帝又以该书内容简略而再命重修，并特地加派太子少师姚广孝为监修，儒臣文士参加编校、圈点、缮写等工作的达2000多人，书成时已扩充到2180人，包括正总裁三人，副总裁25人，纂修347人，催纂五人，编写332人，看样57人，誊写1381人，教授10人，办事官员20人。在扩大重修的四年时间里，人员常有更动，总人数尚不止此数。这样庞大的编修机构、众多的纂修人员，在当时可以说是空前的。公元1408年编成后，朱棣亲自写了序，并定名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的编纂，首先采用明初皇家图书馆文渊阁所收藏的宋、元两朝政府藏书作为基本材料，同时派遣一批人分赴各地采购图书。不久，集中了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和北剧、南戏、平话、医学、工技、农业等各类图书达七、八千种。总的体例模仿宋阴时夫《韵府群玉》和钱讽的《回溪史韵》，依照明初编成的一部音韵书——《洪武正韵》，按韵分列单字，每一单字先注明读音，再录各韵书、字书的反切与解说，列出这个字的篆、隶、楷、草各种字体，最后分类汇集与这一单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异见，诗文词曲等各项记载，这就是“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方法。把自古到明初保有的一些书籍中的有关资料一字不易地整部、整篇或整段按韵编入。单字注解中的书名和作者名全用红字，极为醒目。 全书连凡例、目录共计22937卷，分装11095册，总计字数约在3.7亿左右。修成后初藏于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成祖决意迁都北京，北京皇宫落成，南京文渊阁藏书大部分与《永乐大典》一起北迁，贮藏在皇宫里的文楼中。 由于部头过大，卷帙过多，这部书始终没有能刻版。到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宫内奉天门、三殿、午门失火，经抢救，《永乐大典》幸免被焚毁。于是明世宗恐怕孤本再遭到意外，命大臣徐阶、高拱监督儒生109人摹写了副本一部(也有记载是二部)。这一工作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八月开始，到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完成。从此，《永乐大典》正本、副本分藏于宫廷内的大图书馆文渊阁和紫禁城外的皇史宬〔cheng成〕。明朝灭亡时，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毁于此时。副本传到清代。 《永乐大典》的副本虽然得以留传到清代，但在清代却不受重视。清世宗雍正年间由皇史宬移到东交民巷翰林院。清高宗乾隆年间重新点检时，已经失去2422卷，仅存有9000多册了。这9000多册《永乐大典》曾在纂修《四库全书》和《全唐文》时大起作用，从中发掘出佚书500多种，及唐人文学作品等珍贵材料。但此后，《永乐大典》残本即被蛛网尘封，无人查问；冷落之外，又经历年被窃和鼠啮虫伤。到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移存在翰林院敬一亭的《永乐大典》，因在使馆附近，被外国人掠去不少。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点检时，《永乐大典》已不足5000册了。最悲惨的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毁翰林院，《永乐大典》再次遭到劫掠，被烧毁一部分外，又被肆意糟蹋，甚至被侵略者用来做砂囊、马槽，或当炮车陷入泥泞时，用来垫道。所余无几，又几乎全被侵略者挟之而去，盗运回国。遭此劫难，《永乐大典》仅剩下64册了。英国使馆因“近水楼台”，劫去的最多。从那时起，英、美、德、日、俄各国大图书馆都藏有我国的《永乐大典》。这部书从编成到这时，几经沧桑，丧失殆尽，实在令人惋惜。清末，剩下的《永乐大典》残本移存到京师图书馆，后转入今天的北京图书馆收藏。1949年后，有些国家陆续还回若干册，经多方搜求，现在北京图书馆藏有220册(其中60册暂存台北中央图书馆)。1960年中华书局将国内外公私收藏的《大典》全部影印，共印730卷，分订为202册。1984年重印，加上新征集的67卷，共797卷精装10册出版。1962年台湾世界书局也曾影印过《永乐大典》。据日本学者岩井大慧统计，中外现存《永乐大典》797卷，约合原数22937卷的3.4%强。《大典》的命运，折射出国家的兴衰对于文化的重大影响。 《大典》所收录的古代重要典籍七八千种，上自先秦，下达明初，宋元以前的佚文秘籍多赖以保存流传。到360多年后清朝修《四库全书》时，辑出并录入《四库全书》及其存目中的佚书515种，就清楚地证明了《大典》的巨大价值。辑出的佚书如：《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旧五代史》，130卷；《东观汉纪》，24卷；还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水经注》等等，都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其中《旧五代史》是宋代薛居正撰，到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诏令学者专用宋欧阳修撰的《新五代史》后，《旧五代史》逐渐湮没无闻，明代仅明内府有此书。修《四库全书》时，由《大典》里辑出，又根据《册府元龟》等书逐条补录，按原书合为一编，才成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二十四史中的一种。《大典》选材广泛，内容又极为丰富，保存的珍贵材料非常多。就以地图来说，地图的测绘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记载，然而传世作品多为明中晚期以后所出。宋、元、明初时期，尽管雕版印刷已十分盛行，版刻地图已遍及各地，但历经数百年的板荡流离，现在所能见到的实物寥寥无几。特别是明初编绘的地图，几至罕见。但《永乐大典》却引录并保存了众多绘制精细的宋、元、明初地图，弥补了自宋、元版刻地图至明嘉靖间罗洪先的《广舆图》问世这一阶段的空白，从而成为中国地图学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史料。《永乐大典》保存的珍贵遗书佚文，以及考证史实的重要史料，不及细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编撰时，曾严格规定，凡辑入诸书，务必只字不差地整部、整篇、整段抄录，不得任意删改。所以，在编辑体例上，虽有人指责过它“依韵缀字，舛杂不伧”，但它却较完整地保存了许多失传典籍。因此，还有待大力发掘。外国称它为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赞誉为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是一点也不过份的。它在世界文化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并为各国学术界所重视。 b图谱性类书——《三才图会》和《图书编》明代还有图文并茂特点的图谱性类书出现，如王圻编的《三才图会》和章潢编的《图书编》。这种类书从图谱和文字两方面来阐述事物的源流。 《三才图会》，106卷，汇集古书图谱，包括古代文物和人物图像，加上文字说明。分为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等14个门类。虽然有些图是根据流传的形状绘制的，不尽可信；清代人评论它采集广泛而失之过杂；但是书中绘制的图像却有着特殊的功用。如明十三陵的定陵曾发掘出皇后的凤冠，但已残破。要使已经残破的凤冠在展出时恢复本来面貌，就借助于《三才图会》里的一幅皇后凤冠的侧面图，根据这幅图修复出明代皇后凤冠的原形。另外，据所知，日本编的百科全书和词书都已采用了我国的《三才图会》。 《图书编》，原名《论世编》，后改今名，与上书属于同一类型，是辑录古籍中有图有说的材料汇编而成。全书127卷，分经义、象纬、历算、地理、人道等类编；其中所附的易象类编和学诗多识两卷，有说无图；余125卷，都有图有说；说的部分取材广博，条理分明。一般学者认为它在材料考核方面和体例编排上超过了《三才图会》。在地理、人道两门类中，更有许多反映明代政治社会状况的资料，可以补充史志的无记载。此书在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列入“应毁书目”，因此，流传不广。 (2)清代的重要类书 类书发展到清代，编制愈加精湛。康熙、雍正两朝编纂的类书体例益精，种类很多，规模宏巨，卷帙浩繁。官修类书著名的有《渊鉴类涵》、《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古今图书集成》，还有《分类字锦》等。其他私人编的类书也很多，著名的如：陈元龙的《格致镜原》，100卷；和它体例近似的类书还有汪汲编的《事物原会》，40卷，以及魏嵩编的《壹是纪始》，22卷，补遗一卷。此外，还有《事类赋统编》，93卷，黄葆真增辑。此书是把宋人吴淑的《事类赋》、清人华希闵的《广事类赋》、王凤喈的《续广事类赋》、吴世旃的《广广事类赋》，以及张均的《事类赋补遗》汇集再加补充而成。此外，康熙时，潘永因编《宋稗类钞》八卷，从诗话、小说、笔记中选材编次宋代人物掌故，分为59门；清末徐珂编《清稗类钞》，由各笔记、野史、杂书内取材，汇集清代人物、故实，分为92类。两书都有丰富的材料，能为研究宋、清两代掌故、轶闻提供线索。另外，更有较大规模的，专门辑录妇女史料的类书《奁史》出现。总之，清代的类书，不论数量或质量在类书史上都有一定份量。原因主要是统治阶级出于笼络士大夫这个政治上的需要，即网罗人才，加强对他们的控制，所谓“迟其岁月，困其心志”，使之“具老死文字间”。当然，前面说过，唐宋初期的编纂类书，明成祖的敕修《永乐大典》，又何尝不是如此。 下面将清代最著名的类书和常用的类书讲一讲： a现存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下简称《集成》)一万卷，约计字数1.6亿；在份量上原仅次于《永乐大典》，但它至今完整无缺，因此，可以说它是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 它的内容包罗万象。全书分六汇编，首三编是按天、地、人排。一是历象汇编；二是方舆汇编；三是明伦汇编；四是博物汇编；五是理学汇编；六是经济汇编。六汇编下又分32典；典下共分6109部，确是规模宏大，囊括万有。一般常说《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渊鉴类涵》是大类书，其实总量多者也不过《集成》的1/10。 这部万卷巨制的编者究竟是谁？长期以来曾是一个谜。一般著录大都写蒋廷锡等奉敕撰，其实真正的编者却是康熙皇帝的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的门客陈梦雷。陈梦雷在诚亲王的大力支持和赞助下，于康熙四十年十月到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1—1706年)四月主持编成，初名《古今图书汇编》。先录目录、凡例为一册，由诚亲王代呈皇帝，康熙帝钦定改名《古今图书集成》。陈梦雷在初稿基础上自行修订；在修订过程中，雍正即位，陈梦雷被发遣远边，于是就改成蒋廷锡等奉敕撰了。这里就不能不谈谈陈梦雷的一生坎坷，二次冤狱，两番流徙。 陈梦雷，福州侯官人，官翰林院编修。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他回闽省亲，适逢三藩之乱起，耿精忠起兵响应吴三桂，威胁闽中诸名士，其中也有陈梦雷父子，胁受伪官。其实陈梦雷没有接受，且和同窗好友李光地共商灭敌之计。但当时有陈昉者做了伪官，京师误传为梦雷。三藩之乱平，陈梦雷被捕论斩，而李光地又不肯为他辩护。幸圣祖特准减死，流放到奉天尚阳堡(今沈阳)16年。直到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圣祖玄烨东巡，他才有机会面诉冤枉，召回京师。次年奉旨入懋勤殿，侍奉皇三子诚亲王胤祉读书。这个时期，他出入宫闱，颇受知遇。他为感恩戴德，独力编了《集成》。这在他的著作《松鹤山房文集》(康熙曾御赐他一副对联：“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著作因此得名)卷二里，有一篇《进汇编启》，详细叙述了编撰经过。但好景不长，到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驾崩于畅春园，世宗胤禛即位，不久就将陈梦雷再度流放远边。其实这和清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有关。康熙中世以后，皇太子再立再废，诸皇子各树党羽，谋夺嗣位，斗争甚为激烈。雍正夺得皇位后，为翦除异己，先后把诸皇子置于死地。陈梦雷是皇三子的门客，被当作要员，当然不能放过，因而不惜“欲加之罪”老账新算，借口归案，被再度流放到东北。这时陈梦雷已是72岁的白发老翁，远戍边外，单车就道，绝塞荒山，自然没有生还的希望。而《集成》这部巨著的真正编者陈梦雷的名字也就被削得一干二净，埋没了200余年。 尽管陈梦雷经历了悲惨的一生，但其辛勤编纂的《集成》却留在人间，为后世所利用。18世纪初期，中国印刷术大大发展提高，皇宫的武英殿开办了一个印书工场，这个工场用铜活字版印了一部大类书，就是《集成》；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到六年印成。这第一次共印64部和样本一部；正文一万卷，目录40卷，分订5020册，装523函。因印数少，当时就属珍籍，在内府分藏文渊阁、乾清宫、皇极殿等处。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分建七阁，每一阁也放《集成》一部。另外还分赐大臣，乾隆时四库馆的总裁、副总裁都有一部。修《四库全书》时，各地进呈图书多至五、六、七百种者，赐《集成》一部。国外收藏这一版的有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是完整的一部，已改订成745本洋装巨册。法国、德国也有这一版的残本。因印数少，当时国内的读书人是难得一见的。后来又有第二次的铅印扁字体，西方人称“美查版”(公元1888年)，印1500部，每部1620册，加目录1628册。这版错落很多。第三次是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印成一百部。但留存在上海栈房的因遭火灾，传本很少。第四次是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据铜活字原印本用橡皮版缩小影印。这部铜活字本购自康有为的旧藏；缩印成800册，包括目录六册，正文794册，后附《考证》八册，共808册；常用的就是这个本子。1985年中华书局与巴蜀书社据1934年版联合影印出版《集成》，并将800册线装本改为16开精装本，并编《简明索引》一册，自1985年起陆续出书。 《集成》一书，部头很大，所收资料浩瀚，但条理清楚，繁而不乱。全书六汇编中，以明伦汇编为最大，占全书1/4以上，方舆汇编次之，经济汇编又次之，历象汇编最小。32典中，职方典最大，约占全书1/6弱，乾象典最小，仅占全书1%。在6109部中，最大的是医部，占全书1/20以上，最小的部在边裔典内，只有12行。每部分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其中汇考是主体，总论、列传次之。编纂者认为有些荒唐难信的纪事，录之似乎无稽，不录又怕遗漏的，则入于外编。根据具体资料，繁简不同，一般汇考不再细分，但资料多者又分门。如职方典，各省、府部下的汇考，又分建置沿革考、疆域考等。 综观此书，规模宏大，内容赅博，“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插图精美，图文并茂，而且分类细密，其层层展开的三级类目(甚至到四级)结构、编排，系统性强。由于它是类编群书，具有将同一内容按不同主题分别归入不同部类的特点，实质上等于编制了各种类型的索引。例如，要查李广射虎石这一典故，《集成》里就提供了五种检索途径：因为李广是西汉名将，所以，可从官常典·将帅部去查；②因姓李，可由氏族典·李姓部去查；以此类推，可从：③禽虫典·虎部；④戎政典·射部；⑤学行典·勇力部，都能查到这一故事的来龙去脉。由于《集成》大量辑录了历代正史、方志、野史、笔记等各种类型的文献资料，而又按类按主题汇编起来，所以它又具有“二十一史主题索引”，“方志主题索引”，“野史笔记主题索引”等各种主题索引的作用。如想知道方志和正史中有无连体婴儿的记载，可查庶征典·人异部，就可知道明万历三十八年夏天，山西某地有连体婴儿的记载(《山西通志》)。还可查到《隋书·五行志》、《唐书·高宗本纪》等正史中的有关材料，并可知道，早在1300多年前我国就进行过连体婴儿分离手术的记载。这一切都说明《集成》在编制技术上，当时已达到高度水平。 由于《集成》的内容贯穿古今，包罗万象，编制体例细密，而且图文并茂，功能多样，查检较便，编辑时间又距今最近，所以，自问世以来，很为中外学者所珍视。在第二、第四种印本未出世之前，因为传本太少，在“宇内读书人求一见而不可得”的情况下，不少学者不辞辛劳远道求访、借阅，借到后，一天读几十册，即或夏日炎炎，汗流如雨，夜晚在昏暗的烛光下，即使在蚊虫“围攻”的漏尽更深，也不肯停下。读书人勤奋、感人的记载不少，而且这也证明此书的文献价值。据记载，乾隆年间有人提出120条问题，请教于诗人袁枚(公元1716—1797年)，其中多为僻典，袁枚不能答。招词林诸子查《集成》，答出百条。有孔某曾读《集成》七遍，120条问题都可答出。《集成》和其他类书一样，自问世以来直到现在，在查考史实，提供参考材料，查找文章典故，辑佚工作中都发挥着作用。如果要查我国工程技术史料，历代都有哪些能工巧匠？那就看考工典，其中有“工巧部名流列传”。它从各种史志笔记中辑录了历代的能工巧匠，例如鲁班等人的事迹和他们的创造发明。读者如对生活常识感兴趣，可看食货典饮食等部，其中介绍各种食经、菜谱及烹调知识。仅粥部就介绍了绿豆粥、羊肉粥、茯苓粥等几十种粥的配料、制作方法及主治功能，至今仍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在国外，《集成》早享盛誉。外人称它为《康熙百科全书》或《中国百科全书》。为它编目录、索引或写文章介绍，或列为重要参考书。例如，英国威·弗·迈耶斯1878年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中国皇家藏书书目》一文，其中介绍《永乐大典》、《渊鉴类涵》、《佩文韵府》和《集成》。英国人翟理斯曾把《集成》和第11版《英国百科全书》比较，认为《集成》大于最巨的《英国百科全书》三、四倍；而《英国百科全书》第11版是被人称道的。翟理斯还为《集成》编了索引，名《中国百科全书字顺索引》，1911年由不列颠博物馆出版。日本一些学者也编有《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分类目录》(1912年)、《古今图书集成引用书目录稿》(1872年)。国外学者把《集成》引为重要参考书的不少，英国知名学者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参考文献简述里说：“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百科全书是《图书集成》。”(他藏有的《集成》是1888年的第二种印本，是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竺可桢请朋友代他搜购的)。他说：“这是一件无上珍贵的礼物”，“许多西方学者都非常信赖这部百科全书”。确实，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各卷里都把《集成》作为重要参考书，运用了其中丰富的资料。 当然，这部书毕竟是18世纪初期的一部类书，它的编制水平虽已达到当时的顶峰，但和其他类书一样，总是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本身难免存在缺点，封建正统观念和阶级偏见贯串全书，一些陈腐的、迷信的内容充斥其中。既是类书，需按类去查找资料，但当时的分类和现在的分类不同，今天看来颇有失当之处，也增加一定困难。例如，火与烟并非天象，而列入《乾象典》；笔、墨、纸、砚等是文房用品，却被列入《理学汇编·字学典》；农、商、渔、樵、牧、猎、医，甚至乞丐、刺客、娼妓等竟同属《博物汇编·艺术典》；三国蜀昭烈帝刘备，后主刘禅列入帝纪部后汉，而不另列蜀汉等等。这对查找很不方便。另外，这部鸿篇巨著，虽说包罗万象，实际失收却也不少，除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而显然是有意摒弃不收者外，还有其他如：《草木典》杏部选句中，许多为人熟知的著名诗句，如唐朝韦庄的“春日游，杏花吹满头”，杜牧的“牧童遥指杏花村”；宋朝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叶绍翁的“一枝红杏出墙来”，陈与义的“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陆游的“深巷明朝卖杏花”；明朝唐寅的“红杏梢头挂酒旗”等等，都没有收录。而且引录文献时讹误缺脱、随意删节，引文出处著录欠详、或著录错误都时有发现。和参阅其他类书一样，使用时最好能核对原始资料。 但瑕不掩瑜，《集成》仍不失为我国古代工具书中的一颗明珠。 b按韵编的一部类书——《佩文韵府》 此书是一部官修的、规模较大的、汇编辞藻典故的类书，为供旧时文人吟诗作赋时采摘辞藻、对偶，寻求典故、轶闻，以便押韵对句而用的。张玉书等70多人奉康熙皇帝之命而编。从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开始，在以元代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和明代凌稚隆的《五车韵瑞》为底本的基础上，大加增补，到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成书。康熙很重视这部书，“亲加考订”，时时面授意见。因北京海淀畅春园内康熙有一个书房，名“佩文斋”，于是命名《佩文韵府》。 此书正集444卷，收单字1.9万多个，引录的词章、典故达140万条之多。以单字统词语，单字按照平水韵的106韵排列，按词条末字入韵。每个单字下加注反切和解释，下列尾字和这个单字相同的词语，按二字、三字、四字顺序排列。如“红”字，下列“阵红”、“题红”、“长红”……“映山红”、“二丈红”……“玉白花红”等词语。字数相同的，则按这个字出自经、史、子、集、不同典籍的来源为顺序。词语之下，列举古书里用过的诗文典故例句。另外还排录对语(对仗的词语)，如：“嫩绿”、对“嫣红”；“熊肪白”对“鹤顶红”。还有摘句，如“花蕊飏春红”，即押红字韵的词句。所收词语典故，凡是《韵府群玉》、《五车韵瑞》所已采用的，叫做辞藻，列在前边，两书未收的，标一个“增”字，排在后面。 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又命张廷玉等拾遗补阙续编《韵府拾遗》，至五十九年成书，共120卷，是补《佩文韵府》的遗漏，体例与《佩文韵府》同，分为“补藻”和“补注”两栏。 读古典文学作品，往往有两方面困难：一是不了解词汇的意义和用法；二是不熟悉典故。而古典文学作品中，典故和词汇又常常密不可分；典故本身就是词汇，词汇也会包括典故。如“推敲”是个词，但也是典故。据说：唐代诗人贾岛家境贫寒，一度为僧。他初次赴京赶考，一天在驴背上吟得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反复琢磨用“推”字好还是用“敲”字好，不禁伸手作推、敲的动作。他不知不觉冲撞了京兆尹韩愈的车骑队伍，被人带到韩愈面前；贾岛讲“推”、“敲”两字未定，不知回避。韩愈沉吟很久，对贾岛说：“敲字佳。”并让贾岛和他一起回去，共论诗道，与贾岛成为布衣之交。这一故事表明古人遣词造句用心良苦，也即“推敲”用典之来源。后来因此把斟酌字句、反复考虑称为“推敲”。读古典文学作品，只有查明诗文典故的出处时，才能理解其意义。所以，就在现今，《佩文韵府》仍然是一部常用的工具书。例如，我们读文天祥的《念奴娇·驿中别友人》那首词，其中有“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此句中有二典，一为“铜雀春情”，是运用唐杜牧的《赤壁诗》中“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里借此典故暗指南宋皇后、妃子被元兵俘虏送去北方的事。二为“金人秋泪”，可查《佩文韵府》卷十一真字韵，人字条下，有“铜人”，此目下可查到《魏略》：“明帝徙长安……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又唐代诗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说：“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率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shan山〕然泪下”。才知“金人秋泪”是用汉朝灭亡之后，魏明帝拆迁汉代铜人的典故，借指宋朝文物被元人掠夺的可悲故事。这样就能了解文天祥填这首词时的心境，便容易懂得词意了。 由于《佩文韵府》是按词条末字入韵，不懂声韵的人很难利用，幸而商务印书馆编的索引能帮助解决这个困难。索引是按《佩文韵府》原词首字编排，不懂声韵的人，可先按四角号码查，假如你四角号码也不熟悉，那么可先查笔画索引查出四角号码，然后从四角号码索引查得词条所在页码。例如：有一文件，内引两句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谁的诗呢？不妨查《佩文韵府》，“沉”字的四角号码为37117，从四角号码索引看到沉字下列许多词条，看到有“沉舟侧”，据所注页码看正文，即可知道这是唐代刘禹锡的诗。据此还可进一步了解这首诗是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席上酬答白居易的赠诗而写的。白居易赠诗中为刘禹锡被贬23年鸣不平，刘禹锡的回诗也感叹自己遭遇不幸被贬23年，埋没一世，今已如“沉舟”、“病树”。但沉舟前又是千帆过往，枯树前仍是万木欣欣向荣。这两句诗被人认为是包含着一种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用来说明：没落的事物，就由它没落，新生的事物，依然会按着自己的规律发展下去。所以，也常为写文章所引用。 《佩文韵府》先后印过五种版本，常用的是1937年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共七大册，末册是四角号码索引和单字笔画索引，是把《佩文韵府》和《韵府拾遗》合编在一起的，使用很方便。1983年上海古籍书店根据《万有文库》本影印，改为精装四大册。 但这部书根据的资料大都是从其他类书辗转抄袭的，错误不少。有时标明出处不可靠，如“寻问”一词，见《北史·儒林·孙灵晖传》，而《佩文韵府》误作《北齐书·儒林·孙灵晖传》。《北齐书》里也有此篇，但文字不同，并未有“寻问”一词。另外，我们在使用中发现《佩文韵府》引用资料标明出自《唐书》的，往往是《新唐书》而不是《旧唐书》；标明出自《齐书》的，往往是《南齐书》而不是《北齐书》。某些词书，如台湾的《中文大辞典》，日本的《大汉和词典》中有些词条，由于照抄《佩文韵府》等类书的材料，不加核对，就以讹传讹了。这是应该引为鉴戒的。另外《佩文韵府》注明出处，只有书名，一般没有注明篇名，是大缺点。 c《骈字类编》——《佩文韵府》的姐妹篇《骈字类编》是清圣祖敕撰的官书，张廷玉等编，240卷；自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开始编，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成书。它与《佩文韵府》不同的是：所收都是“骈字”，即双音词，或双音词组，是两个字组成的实意复词。把首字相同的词语排在一起，就是齐首字，而不是齐尾字。书中分列天地、时令、山水、居处、珍宝、数目、方隅、采色、器物、草木、鸟兽、虫鱼、人事等13个门类；门类下又细分小类，以类聚词，所以叫“类编”。小类即“子目”，“子目”即标首字，计1604字。如“天地门”有天、日、月、星、雨、露、雷、电、霜、雪等58字，亦即58个子目。由标首字带出该字头的复词或词组，如“天”字带出的复词有天日、天月、天地、天风、天云等近千条。各标首字所带复词多寡不一，如“天”字带出的复词有5卷之多，而“地”中的“坻”、“坳”等字仅只五条，这反映汉字的构词能力与繁衍的实际。 它与《佩文韵府》一样，都是把含有某个典故的记载或诗文一一加以罗列。优点是比《佩文韵府》简明，而且不仅注有书名，大部分还注明了篇名，可与《佩文韵府》互为补充。《佩文韵府》的查法是按韵部查词尾；《骈字类编》是按类查词头；两书相辅相成，所以称它们为姐妹篇。这两部书都是查诗文典故和词汇的常用类书。《骈字类编》的缺点是体例所限，收词有限。因此，它的流通不如《佩文韵府》广泛。不过，有时它比《佩文韵府》有用。比如，查“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诗句的出处时，《佩文韵府》中的“山雨”条只录有许浑诗“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句，不引全诗，也不注明诗题。要知道诗题，可以查《骈字类编》“山水门”、“山雨”条，记载：“许浑咸阳城东楼诗‘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根据这一线索，我们可在《全唐诗》中查到许浑这首诗的全部诗句。所以说，《骈字类编》和《佩文韵府》可以互为经纬，相辅而用。 《骈字类编》最早的版本是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内府刊本；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上海同文书局出有石印本，计48册；1984年北京中国书店据同文书局石印本影印，合为12分册，是现在通用的本子。1988年，中国书店又出版了《骈字类编索引》，使用较方便。 d《渊鉴类涵》《渊鉴类涵》，450卷，是张英、王士祯等奉皇帝之命编撰，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成书。 这部书是以明代俞安期的《唐类涵》作为底本扩编的。《唐类涵》原是采唐人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白帖》、《岁华纪丽》等及《通典》中的材料，删除重复编成的。《渊鉴类涵》则博采广收，又补充了自唐以后到嘉靖年间的《太平御览》、《玉海》、《山堂考索》、《天中记》等17种类书的内容，并且采录了二十一史和子集、杂纂、稗编材料汇编而成。全书分为：天、岁时、地、帝王、后妃、储宫、帝戚、设官、封爵、政术、礼仪、乐、文学、武功、边塞、人、释教、道、灵异、方术、巧艺、京邑、州郡、居处、产业、火、珍宝、布帛、仪饰、服饰、器物、舟、车、食物、五谷、药、菜蔬、果、花、草、木、鸟、兽、鳞介、虫豸等45部(俞书为43部)。部下再分小类，共2536个小类。每类的内容都各分五项，全是以释名、总论、沿革为第一，典故为第二，对偶为第三，摘句为第四，诗文为第五。凡是《唐类涵》中原有的引证，都标明一个“原”字，续增的部分则标明一个“增”字，以示区别。 《渊鉴类涵》也是一部综合性类书。它的卷数虽不到《太平御览》的一半，但篇幅实际比《太平御览》还多一倍，内容相当充实，查阅唐宋以至明嘉靖时的典故、辞藻，很可以利用这部书。 《渊鉴类涵》有七种版本，目前常用的是1985年北京中国书店据1887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影印的本子，18册。 清代官修类书中，还有一种是专门采集子书和史书中的材料，提供给一般文人查找词章和典故的，书名叫《子史精华》，160卷，分30类，子目280，是康熙时编撰，雍正时成书的。因为我国史书繁多，子书更杂，从中查找词语典故不容易，利用这部书即可大为方便。此外，还有何焯等奉敕撰的《分类字锦》，64卷，辑录经、史、子、集及其他各书中的字词，分为40门，618类；这都是供采取典故、诗文、辞藻用的类书。 e《格致镜原》《格致镜原》，100卷，陈元龙编，与前面介绍过的宋高承的《事物纪原》体例相近，也是记载事物起源的。所谓“格致”，是取《礼记·大学》“格物致知”之义，就是穷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的意思。“镜原”是探索事物本源的意思。全书分为：乾象、坤舆、身体、冠服、宫室、朝制、珍宝、燕赏器物、耕织器物、玩戏器物、居处器物、香奁器物等共30类；每类又分若干子目，如乾象类有天、日、月、星、风、雷、云、雨等14目，各类共有886目。一般首先是总论，然后引古书，讲该字的字义和该物来源，下面列出有关材料。这部书着重考证饮食、布帛、文具、武备、日常器物以及花、木、鸟、兽、昆虫、水族等等。这些记载事物的资料，大多录自原书，而且多据善本，所采经、史、杂记、野乘，都一一注明出处。内容丰富，体例完备，为研究古代文化史、科技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这部书在清代影响很大，据说当时几乎家家必备。 清代与此类似的类书还有《事物原会》、《壹是纪始》。后者考证“书院始于唐”、“国子监始于隋”等等，引证都根据文献记载。这些都是把散见于各种古籍中的事物起源资料分门别类集中起来，供探求事物本源始末性质的类书。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f专辑女性史料的类书——《奁史》 《奁史》是一部规模较大的女性专门类书。有关古代女性历史的记录，向来不具系统，这部大型的综合性类书，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辑录不少女性生活的记载，弥足珍贵。但女性专门类书的出现，更值得重视。 据查各种书目，专门与女性有关的类书有十几种，但《奁史》却未见著录。《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著录了，但入“小说类”，因而很少被人注意。其实，《奁史》正符合类书的标准，是“博采众籍，以类相从”；因而它应该列入传统的类书。 《奁史》，100卷，原题东吴王初桐于阳纂，卷首有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伊江阿序文。关于编者，诸种传记史册均无专传，据今人考定，原名王丕烈，嘉定人，字於阳(于阳)，别称、室名甚多，如赓仲、耿仲、无言、古香堂、杏花村、红豆痴侬、红犁翠竹山房等等。他做过几任知县。著作有《鲁齐韩诗谱》、《夏小正正讹》等多种，并修纂过《嘉定县志》。他有一侧室名李湘芝，亦有诗文名《柳絮集》，见于《清代闺阁诗人征略》等书。据《奁史》序文：“是编抄撮之初，半出其手”，则《奁史》一书是夫妇二人合作编成的。 不但如此，此书的编成，还赖有众多的学人参与阅订校刊工作。各卷阅订、校刊者共51人，包括清代当时著名的经学家、考据学家阮元、孙星衍、王昶，以及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的陆锡熊等在内的名儒硕学、名见经传的大学者。说明此书的编撰是颇得时人支持的。 据编者说，《奁史》分类是模仿《太平御览》和《玉海》而加以变通的。其实它是有特点的。全书共分36门，包括：夫妇、婚姻、统系、眷属、妾婢、倡妓、肢体、容貌、性情、蚕织、针线、井臼、文墨、干略、技艺、音乐、姓名、事为、诞育、术业、衣裳、冠带、袜履、钗钏、梳妆、脂粉、宫室、床笫、饮食、器用、绮罗、珠宝、兰麝、花木、禽虫、仙佛。各门又再分子目约153个。各门排列次序颇具层次；古人认为：人伦始于夫妇。“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所以首列夫妇门，罗列有关夫、妻本分之言论，以及夫妇相从的各类形态，包括：相敬如宾、同甘共苦、反目离异、破镜重圆、夫妇合葬等等。夫妇之合，端赖婚姻，所以次立婚姻门，辑录嫁娶礼仪之外，又展列多类婚姻故事，如：皇族婚、同姓婚、世代婚、指腹婚、续弦、辞婚、冥婚等故事。夫妇、婚姻两门之下的四门是分述各阶层妇女：自后妃、公主、及诸宫廷内各种女官，中及祖母、外祖母、后母、乳母，再列孝女、贞女、姐妹、姑嫂等各种亲属关系及若干事迹，然后分述传统社会中地位低下的妾媵、奴婢及娼妓的命运遭际。文墨、干略、技艺、音乐四门，主要是记载古代妇女的文化成就。历代妇女在诗文、书画、音律、技艺，以至武艺方面，不乏有突出成就的人，所以，辑录了她们的事迹。其他各门也都是辑录与妇女有关的方方面面。综观《奁史》之分类，条目划分都较细致，能从更广阔的层面去反映传统社会各阶层妇女的生活内容，甚至其容貌举止、性情爱好，以及服装、饰物、鞋袜、所佩香囊用料等等都在辑录之中。编这样一部向来不受重视的妇女史料的类书，是不容易的。中国古代典籍，浩瀚如海，其中涉及妇女者不过十分之二、三而已。该书广为搜罗，正史、别史、杂史、经义、类书、说部、书目、书画、诗话、文集、选录、杂著都在选录之列，而诸书有可引者少，无可引者多，因而《奁史》征引书籍约3900种，而所检阅普查之书却不下万种，其工程浩繁可知。 由于《奁史》是一部有关妇女的专门类书，因此，更集中地保存了妇女的历史，史料更广泛，把反映古代各阶层妇女生活面貌的大部分文字材料集中起来，除供便利查找使用之外，更保存了若干已散佚的史籍中之妇女材料，尤为可贵。其全面性是它的内容包罗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全国各省以至邻国)、不同年龄的妇女的衣、食、住、行，以及文化生活，构成古代社会妇女生活全面的图像。做为一部以妇女历史为对象的专题类书《奁史》，其规模、深度、广度是值得一提的。对研究中国妇女史的人来说，是一部颇有使用价值的类书。 当然，该书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统系门”下，子目“宫人”部分，其中著录“红叶题诗”的有关故事，编者只征引《豫章诗话》陈述明嘉靖年间事，并附注“或云王庄妃事”。反而并未引录或附注唐、宋人的著作，如唐孟棨《本事诗·情感》、唐范摅《云溪友议》卷十、宋刘斧《青琐高议·流红记》、宋孙光宪《北梦琐言》等多种书中有关“红叶题诗”的类似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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