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破楼兰终不还——记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

zdjphoto 202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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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断断续续近乎碎片式的采访。正值眼下抗击疫情阻击战的关键时期，朱同玉忙碌得根本没有时间坐下来细谈，每一次约好了赶过去，没说上几句话，他又急匆匆地跑出去处理事情了。即使电话采访，也是说不了几句就要挂电话。正是如此，让我深深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对事业近乎执着的热情。

战“疫”至今，他没有回过家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位于距离市中心约60公里的金山区山阳地区，这是上海市政府在2003年SARS结束后一个极富远见的大手笔。这次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让这家不为上海市民熟知的医院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所有上海确诊的成人患者都在这里集中收治。

“去年12月31日武汉宣布出现不明原因肺炎，我们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当天通知所有员工全部到岗待命，不得外出。1月2日、3日，我们就迅速组织开展了两整天的实战演练。” 身兼上海申康中心副主任、中山医院副院长上海公卫中心主任数职的朱同玉，有着高度的专业敏锐性。这次演练完全是按照接收新冠肺炎病人的真实流程来进行的，院里的医疗、护理、后勤、安保等各个部门人员参加了演练，从医生穿戴防护服，到救护车到达后的安保引导，再到病人上电梯进病房，一切都在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尽管发令枪尚未鸣响，但是人们已经闻到了空气中那一丝淡淡的硝烟味。

1月20日，上海宣布确诊第一例患者，这是一位56岁的武汉籍女性。病人被负压救护车运送到这里的A病区后，早已做好准备的医护人员已经在全封闭的负压病房守候。与此同时，由上海市卫健委组建的临床治疗专家组也同步入驻。

而在1月初，朱同玉已经带着简单的行李箱住进了医院的宿舍。中间，除了年三十回家陪夫人简单吃了一顿半小时的年夜饭，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同玉对我说，这几天在家里老是睡不踏实，还是住到单位更踏实些，这样一旦有紧急情况，我就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朱同玉的夫人陆梅笑着说道。夫妇俩都是医生，深知在这个非常时期医生肩负的使命，她当然全力支持丈夫的决定。从那以后，夫妇俩每天只能通过电话简单地问候一声，有时只能说上一两句话就匆匆挂断。他们的儿子远在美国留学，孤单常常会袭上陆梅的心头，但是只要知道丈夫安好，陆梅就安心了。每周两到三次，陆梅都会从徐家汇驾车为朱同玉送去换洗的衣服，来回一百多公里的路程，需要两个小时左右。“我知道他们忙，不想麻烦驾驶员，也是借这个机会去看看他。”陆梅总是特意挑选中午11:30左右赶到医院，利用午饭时间和丈夫说上几句话，总共也就不到10分钟的时间。为了不影响丈夫工作，陆梅也从来不在那里午餐。

尽管常常到半夜一两点钟才能休息，但是每天早晨6:30 ，朱同玉会准时起床，开始他一天的紧张工作。上午，他会在指挥中心的会议室里，和专家组成员一起，通过大屏幕与负压病房里的医务人员远程会诊；午餐桌上，他一边吃饭，一边现场办公，常常一顿饭的功夫就把大家汇报上来的问题解决了；下午，他要召开专家组会议，听取当天的疫情报告，一起分析发展趋势，研究下一步工作方案；晚上，他要参加市政府每天举行的视频会议，向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工作，然后针对最新部署研究第二天的工作。他的眼圈因为常常熬夜发黑了，但是在大家的眼里，他总是那么精神抖擞，不知疲倦。

“在和平时期，大家可能感受不到医生的重要性。但是一旦有了疫情，一旦有了国家需要，这就像一个战士听到了发令枪响，一定会冲锋在前，不顾自身的安危。在这个时候，越是危难的时候，越能体现医生的精神，这就是战士。”朱同玉神色坚毅地说道。

“镇定”，源于“智慧”

公卫中心党办主任黄敏用了“镇定”和“智慧”这两个词来形容她眼里的朱同玉。随着疫情蔓延，上海不断出现新的确诊病例，高峰时期一度有250多名病人同时在公卫中心救治。但是她从来没有看见过朱同玉火急火燎的样子，照样是每天把自己梳理得整整齐齐，办公桌上的东西也同样放得井井有条；照样是笑眯眯地向他们布置工作，偶尔还会和他们开开玩笑。

在泰山压顶之时，能够如此从容不迫，这一方面得益于上海市政府全力以赴的支持，从早期投入巨资建设全球设施最好的拥有300多张床位的4栋负压病房，到建立尖端的P3实验室，从调集上海最精锐的医疗专家力量到医疗救护防护物资的确保供应，每一步上海都棋先一招。另一方面，也和朱同玉始终倡导的“平战结合”工作思路有关。黄敏说，这是一种“大智慧”，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正是平时的充分准备，超前布局，才能确保我们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2015年底朱同玉到公卫中心走马上任。他意识到，公卫中心不是一般性质的医院，承担的责任和使命、面对的病人都与其他医院明显不同。为此，他提出要在公卫中心建设三个“超强能力”，即要有超强的科研能力、超强的机动能力和超强的综合能力。如此，才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关键时刻，完成党和政府赋予公共中心的崇高使命。

在4年多的时间里，朱同玉和班子成员一起，带领全院医护人员齐心协力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如今，公卫中心已经建立了一支将近150人的科研人员团队，临床与科研人员的比例已经达到2:1，这个规模超过了国内许多排名前十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他们建立了全国最大的一期临床，拥有最多的床位，这其实也是为“战时”所做的储备，一旦疫情爆发，能够在第一时间迅速置换出足够多的负压床位。近年来，他们在巩固肝病、艾滋病、感染和结核病等慢性传染病学科国内领先地位的同时，建立了呼吸科、重症医学科、神经内科、心内科、肾内科、急诊科等各类学科，并开展了诸如ECMO（人工肺）、人工肝等高难度的治疗，综合诊疗水平实现了跨越式提高。同时，他们还注重防疫战略物资的日常储备，朱同玉透露了一个数字，在上海市级医院中，公卫中心ECMO的配备是最多的，即使在平时，也有数千套防护服的物质储备。公卫中心这种浓厚的事业氛围，吸引了大批人才一展身手，4年里医生增加了1.5倍，从100名不到增加到了250余名，护士从300多人增长到了500人。

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的朱同玉，这些年来也在全国政协大会等不同场合，多次呼吁政府职能部门吸取SARS教训，重视公共卫生安全设施和保障制度建设，加大资金项目投入，采取措施防止公共卫生人才流失，建议在上海率先规划建立热带病研究中心、高等级生物安全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平台和长三角区域性应急医学中心等公共设施。

正是有了这种超前的意识和超前的“战略储备”，尽管这次疫情突如其来，但是上海的救治工作始终没有乱过阵脚。公卫中心强大的科研团队在全球第一个公布了病毒基因序列，为全世界诊断新冠病毒赢得了时间。330多例确诊患者，全部得到了及时收治，也没有出现一线医务人员防护设施短缺的情况。

朱同玉说，上海的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是全方位的，在救治病人的同时，公卫中心的科研步伐始终没有停止过，具体来说，体现在病毒的发现、治疗和疫苗的制备诸方面，我们是国内新冠疫苗研发进度最快的单位，目前已经进入动物实验阶段，相信这些疫苗会为未来战胜这个疾病发挥重要作用。而在此之前研发的抗病毒和抗炎合一的喷雾剂，已经完成了数例临床试验，结果同样令人振奋，其中的一款空气消杀剂，已经开始量产。疫苗和抗病毒喷剂均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转化，获得了数亿元的成果转化收入，也创造了科研转化最快的记录，“我们在科技抗疫上已经具备了很强的综合能力，有能力在72小时内破解任何未知的病毒和细菌。”朱同玉自信满满地说。

每天，与你们一起战斗

在指挥中心运筹帷幄的朱同玉，始终牵挂着在隔离病房里日夜战斗的前方战士。他向市领导立下“军令状”，确保医护人员“零感染”，为此，他和专家团队把隔离病房的预防院感措施的每个环节做了充分研究，为每个医护人员配备了正压呼吸头罩、护目镜、口罩等全副武装，设置了双组长负责制，医护人员的每一步操作都制定了严格的规范流程，确保万无一失。每天，他都会通过视频，与隔离病房里的医护人员对话，了解他们的身体状态，为大家加油鼓劲。

A3病房大楼收治的全部是危重症病人，传染风险极高，护理难度也很大。让医护人员没有想到的是，朱同玉居然两次最近距离地出现在他们面前，这让整个医疗团队感动不已，士气也为之大振。就是在那两次探视中，他看到一位护士长走路一瘸一拐，以为是穿着防护服加上劳累导致的步态异常。但是他不放心，回到指挥中心后立刻通过视频询问，才得知这位护士长一个多月前骨折了，为了抗击疫情，在没有完全康复地毅然报名进入隔离病房工作。有一次她实在太累了，在休息室躺下睡着后，怎么也叫不醒。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朱同玉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既为医护人员的大爱精神所感动，也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而愧疚。他说，作为管理者，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去关心关爱前方医护人员，保障好他们的生活，照顾好他们的家庭，尽可能地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同样让他牵挂的，还有在武汉最前线日夜奋战的“爱徒”屠国伟。屠国伟是朱同玉的学生，在他的影响下加入了民盟。武汉疫情爆发后，屠国伟第一时间报名参战，成为上海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的光荣一员。师生两人奋战抗疫一线的事迹，成为上海民盟的一段佳话。

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朱同玉感到欣慰的是，他看到了公卫人所体现的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战役打响之后，全院上下立刻行动起来，大家取消了春节期间探亲、旅游的计划，毫无怨言地坚守在各自岗位上，不分昼夜地忙碌、奔波着，为前线战斗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每每看着他们略显凌乱的头发和日渐疲惫的神态，朱同玉说他的内心都会受到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