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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初期，西北鲜卑、匈奴、氐、羌等胡族叛乱频生，等到元康年间的氐人齐万年叛乱被平定之后，江统深忧当时四方胡族乱华的危机，作《徙戎论》陈述胡族之患，以及利用迁移的方式解决胡族对西晋王朝威胁的策略。 但是江统《徙戎论》并未被当时的西晋王朝所采纳，但不到之年之后，胡族之患果然爆发，胡族入华最终覆灭了西晋王朝，时人这才佩服数年之前江统《徙戎论》的远见。  西晋王朝当时并未在意和采纳的江统《徙戎论》，可以算是西晋王朝错过的最后一次解决胡族之患的良机。那么，为何西晋王朝不采用《徙戎论》，最终造成了胡族祸乱爆发乃至灭亡的结局呢？ 江统《徙戎论》对于胡族之患的解决策略
江统在《徙戎论》中认为解决胡族之患的办法，就是“徙”，也就是将可能威胁中原王朝统治的胡族迁到关外，以“绝远中国，隔阂山河”的方式，来避免胡汉混居时，胡族叛乱对西晋王朝统治的破坏。江统在《徙戎论》的最后陈述，将胡族“还其本域”，可以实现两个目的，一是缓解胡族居于中原之地时的怀念旧土之情，二是可以解决西晋王朝的胡族隐患。当然了，后者才是作为西晋王朝解决胡族之患的最重要目的。 那么，江统《徙戎论》作出把胡族迁徙到关外的建议，以什么为依据？在《徙戎论》之中，江统也做了陈述：
（1）“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胡族并非同类，必有异心。这是当时古代王朝典型的中心论调，但根据当时胡族屡犯中原王朝边境的情况来看，江统做“徙”策的这一依据，符合当时大多数汉人的思想。 （2）“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因为归附西晋王朝的胡族势力，皆是自身部族衰落，而等到迁移到原本并不属于自己的中原之地，受到了汉人的侮辱和轻视，因此居于中原的胡族内心怨恨汉人。 （3）“贪悍之性，愤怒之情”：胡族归附西晋之前，对中原王朝多有侵犯，等到实力不济之时才选择归附，这是其“贪悍”的习性，再加之受到汉人怠慢而产生的“愤怒”，等到在中原之地发展壮大，找到时机就会“横逆”发生叛乱。 （4）“居封域之内，不备”：加之胡族迁徙居住在西晋王朝的疆域之内，没有关隘阻隔防备。一旦胡族在关内积蓄力量，就会为祸中原，形成极大的祸乱。 以上就是江统认为应该采取“迁徙”策略，来解决胡族之患的原因，从当时关中等地胡族多次叛乱的情况来看，江统所认为胡族杂居中原的危机靠迁徙来解决，其实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时西晋王朝解决胡族之患的，可以算是西晋王朝解决胡族之患的一次良机。 当然了，不管是我们后世之人还是当时之人，都有人反对江统的《徙戎论》，对其建议当中最大的质疑就是“以无谷之人，迁乏食之虏，恐势尽力屈，绪业不卒，羌戎离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后变复横出矣”，简单理解也就是江统的策略，大动干戈劳民伤财，还会逼得胡族不满迁徙而作乱。  而江统认为，“羌戎狡猾”胡族一直都很狡猾，来归附中原王朝的原因是“无有余力，势穷道”。而来依附之后，需要中原王朝“可制以兵威”用武力来震慑。也就是说一旦没有武力威慑归附的胡族，狡猾的胡族就会趁机作乱。并且，归附到关中的胡族，一旦无法生存，西晋王朝还需要“倾关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计”，用关中的粮食来赈济他们让其生存。这样对比下来，江统认为迁徙胡族之策，可以“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解决了要秦地之人接济归附胡族的弊端。 江统还用并州匈奴五部的崛起举例，就是因为没有限制其在关内的发展，匈奴部族发展得以“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成为比羌、氐还要有威胁的胡族势力，成为并州之地的威胁。 综上，从胡族在中原之地与汉人杂居的情况当中的危机出发，江统提出的迁徙胡族到关外的策略，符合当时西晋王朝对于解决胡族之患的需求，可以算是“良策”。 西晋处理胡族之患所采取过的措施以及失败的原因，由此来看江统《徙戎论》的“时宜性”虽然在一些观点看来，此策极为偏激，动辄牵连极大，才导致了最终没有被西晋王朝采纳，但是结合西晋王朝之前处理胡族之患的经历来看，江统《徙戎论》是符合当时西晋王朝治理胡族祸乱的需求的。结合西晋初期到江统提出迁徙之策前，西晋王朝的几种处理胡族问题的方式，来看江统《徙戎论》的“时宜性”。
晋初西北胡族作乱，西晋御史中丞傅玄提出“五条政见”，其中陈述解决胡族之患的办法，认为胡族“兽心难保，不必其可久安”，因此可以采取强硬的手段进行压制。胡烈根据傅玄的建议，对河西地区的胡族采取了强硬手段进行压制，先后派军队驻扎鲜卑等胡族栖息之地，造成了“失羌戎之和”的结局。最终造成了河西地区胡族的不满，引发了耗时九年的“秦凉之变”。 由鲜卑首领秃发树机能领导的这场“秦凉之变”持续九年，胡烈、牵弘、杨欣等地方大吏被杀，凉州之地一度被秃发树机能占据。后来司马骏让猛将文鸯率领雍、秦、凉三州大军，才压制了秃发树机能的势头，让秃发树机能短暂的臣服。 但之后凉州刺史杨欣同样采取了如同傅玄、胡烈一般强硬手段，再次引发“失羌戎之和”，秃发树机能再次叛乱，杀杨欣，夺武威。 由此来看，以傅玄、胡烈和杨欣为代表的的“强硬派”，所采取的的高压手段治理胡族之患的方式，并未能解决当时胡族之患的问题。
眼看秃发树机能的叛乱无法解决，晋武帝司马炎派马隆前往，马隆“自募三千五百勇士”，最终击败秃发树机能，平底了耗时九年的西北叛乱。之后马隆在陇右认知十数年，并未发生较大规模的胡族祸乱。而马隆所采取的胡族策略，并非一味的高压，而是“软硬兼施”。
马隆到达治所武威之后，胡族猝跋韩、且万能等人率部投降，马隆先后诛杀归附者数以万计，可见当时马隆采取的手段也颇为果决。而且之后马隆击败“南虏成奚”，也同样符合其强硬的策略。 
除了强硬手段之外，马隆让兵将背负农具耕田，西北胡族看马隆没有征服之意，因此便不再侵扰，这是马隆怀柔策略的体现。而且，等到冯翎太守严舒，取代马隆坐镇陇右之后，引致“氏、羌聚结，百姓惊惧”，可见当时马隆威信受到当地胡族的认可。与傅玄、胡烈等人强硬手段相比，马隆的“软硬兼施”初见成效。 不过，这种解决胡族之患的策略，需要能够“堪用”之臣去推行，如果如同依靠朝中外戚来抢夺之位的冯翎太守严舒那般，无法胜任治胡之策的职位，那么也不能处理好胡族之患的问题。
另外一种对待胡族策略，就是江统认为不应该再继续的策略，即放纵胡族在关内的发展，不加限制最终导致祸乱生出。 《匈奴传》当中记载，太康五年到太康八年，匈奴各部十数万人归附西晋，但等到元康中期，匈奴郝散叛乱，这是处理胡族之患的放纵策略的弊端体现。 综上三种西晋王朝处理胡族祸乱的方式，过度强硬、软硬兼施和过于放纵都未能解决一直存在的胡族之患。其中过度强硬的手段，会导致胡族势力不满，进而引发如同“秦凉之变”的胡族叛乱；而马隆所采取的“软硬兼施”的胡族策略，却又需要治理主官的“堪用”，主官不堪用则难以让“氐、羌”信服；而过于放纵的治理胡族问题策略，在西晋王朝当中一直存在，并州匈奴五部在后来发展成为覆灭西晋王朝的主力，可见这种方式存在的严重弊端。 那么，相比这三种方式来看，江统《徙戎论》所提出的迁徙策略，就最为有效吗？当然不是，但江统的迁徙策略，与上述三种策略相比，更符合当时西晋王朝的实际情况，而因此具有“时宜性”： 首先，如同马隆在陇右之职被人取代的情况，可见当时西晋朝局混乱，依靠“能吏”去治理地方胡族问题的方式，并不符合当时西晋朝堂实际情况。 其次，江统提出《徙戎论》的时期，是贾南风专政以及“八王之乱”兴起之时，西晋内部无法分出巨大人力、军力和武力，来处理王朝外部胡族问题。当时争夺西晋朝政大权才是主流，而尚未威胁到西晋皇统的胡族问题，难以受到重视。 最后，江统所提《徙戎论》相比马隆软硬兼施策略，孰强孰弱尚不可知，但当时胡族之患日久，“秦凉之变”、齐万年叛乱刚刚结束，如果再如同之前那般，对待胡族问题上“徐徐图之”恐会生变。 因而，江统提出《徙戎论》除了为解决胡族之患提出一种新的解决办法之外，还具有想让当时西晋内部重视胡族之患的目的。结合数年之后的“五胡乱华”，江统所提出的胡族之患的威胁，是十分适应当时的时局的。只不过，西晋王朝内部忙于争权夺势，对于外部胡族隐患并未重视，最终酿成了灭亡的结局。 由此来看，江统所提《徙戎论》，虽然可能还存在某些弊端，但却是最适宜但是西晋王朝时局的处理胡族之患的策略。与西晋王朝之前处理胡族之患的策略相比，江统所提出的《徙戎论》就具备了极强的时宜性。 而结合之后迅速衰败的西晋王朝，在末期乱世初生之时，便被提出的《徙戎论》，的确算是西晋王朝最后一次解决胡族祸乱的良机。  浅谈“戎狄居半”人口问题背后的胡族危机，印证《徙戎论》策略的必要性
江统还在《徙戎论》当中谈及关中人口问题，说当时关中人口百万有余，但是“胡狄”却占据了一半。如果不考虑到当时古代王朝户口登记问题的情况来看，关中富庶之地，胡族人口已经数十万之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普遍认知之下，当时最为有效决绝关中胡族问题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在关中聚集的胡族，那么江统所提出的迁徙策略，就十分有必要了。
仅从后来建立胡族政权的羯族石勒来说，当时石勒受到郭敬、宁驱的资助，因此石勒深感其恩，便替两人出力耕种。由此来看，西晋后期胡族因归附迁入中原时，会存在较为严重的生存危机，而当地大族利用资财，其实是可以招募胡族人替自己耕种生产。胡族之人，也就会成为田客等身份。 由此来看，江统所认为关中百人人口，胡族占据一半的统计，甚至会因为胡族为生存而依附大族而出现户籍统计上的忽视。那么，关中百万人口的实际情况，可能胡族的数量更大。 在这种情况之下，江统《徙戎论》中迁移胡族人口到关外的策略，就真的十分有必要了。而西晋王朝没有采取这种策略，让早就人口极多的胡族势力迅速壮大，这也是永嘉之后，北方被胡族力量占据的重要原因。  结语江统《徙戎论》是根据当时胡族归附中原王朝之后逐渐形成威胁而提出，胡族因居于关内与汉人杂居，逐渐强大之后，会因怨恨而反叛。而因为之前西晋王朝处理胡族之患的解决办法，都未能改变胡族势力继续壮大的情况，结合当时西晋末期乱世将至的情况，江统所提《徙戎论》也就具有“时宜性”。并且，以关中胡族人口情况来看，利用迁移手段来解决数量过多胡族人口的危机十分有必要。 简而言之，或许江统的《徙戎论》并不是解决胡族之患的最佳良策，但是根据当时胡族发展状况，以及西晋王朝时局发展情况来看，江统《徙戎论》是适应当时特殊历史时期的治胡之策。在乱世来临之前，江统《徙戎论》也成为了西晋王朝最后一次能够解决胡族之患的良机。不过西晋王朝忽视了《徙戎论》的重要性，胡族之患于数年之后爆发，最终覆灭了西晋王朝。 参考文献： 《晋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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