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航渡路等到风景都看透

明日大雪飘 202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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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艳君摄

在上海，要分辨一条路是老路还是新路，只要看看它有没有曾用名便可知一二。横在长宁和老静安的北端，紧贴着苏州河，有一条万航渡路，南起愚园路，衔接华山路，北至曹家渡折向西，最终至长宁路，衔接娄山关路，全长4830米。它曾用名梵皇渡路，在租界时代名为极司菲尔路（Jessfield Road），是1864年上海公共租界越界筑路。1964年以梵皇渡路的谐音改今名万航渡路。

极司菲尔路上最令人引以为豪的是圣约翰大学，藏在苏州河几字形弯道里，简称圣约翰、约大，诞生于1879年，初名圣约翰书院。1881年成为中国首座全英语授课的学校，1892年起开设大学课程，1905年升格为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也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最优秀的大学。1903年，圣约翰大学用庚子赔款基金兴建“思颜堂”，以纪念中国籍牧师颜永京。这一建筑现因楼群序号被称为“40号楼”。孙中山先生就在这里发表过“民主国家，教育为本”的著名演讲。

姜华生摄

昔日校园选址这里，是因此处远离市区喧嚣，临河的弯道有大隐隐于市的从容，适合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可事实上并没起到这个效果。出身于青浦的董健吾（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就曾入读圣约翰大学，因为思想倾向进步，在他的带头下，位于今万航渡路的圣约翰大学降下美国旗，升起中国旗。由此一来，他与本来非常赏识他的美籍校长卜舫济决裂。离校后，他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与成都北路交界处的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但牧师身份只是他的掩护，早在1928年他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

圣约翰大学的校训初为“Light and True”（光与真理），后加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前半句出自基督教信仰，后半句则为孔子名言。这似乎也预言了这所有着外籍血统的学校最后注定要与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同命运共呼吸。

李雪军摄

在租界时代，这条路叫极司菲尔路，很容易理解，因为此地曾为洋人所有，因此有了这个音译名。为什么也曾叫梵皇渡路呢？如果在地图上看这条路，你就能发现些线索。上海不仅通江临海，内部也曾水网密集，江、河、浦、泾、塘、港、浜、湖、淀、荡、湾、汇的形态，有些或许今日已经被填没，但它们的名字作为地名，至今还留在上海众多的道路身上。梵皇渡路紧临的苏州河，过去既是上海水上交通所倚重的主干线，也是两岸居民泄洪排涝的水道。每逢台风、暴雨、天文大潮和上游洪水之时，或者以上几种自然现象重叠出现之日，苏州河边的居民都惧怕家园被淹没在狂风暴雨大水中，于是纷纷建立庙宇，祈求神灵护佑。供奉这方面神灵的庙宇旁的渡口称作梵皇渡，这里的道路就名为梵皇渡路。

姜华生摄

虽有神灵镇守，但在战乱年代，这条路也并不平静。出版家、教育家、文献学家与爱国实业家张元济在上海的故居，以淮海中路上的上方花园较为著名。但在1939年入住上方花园之前，张元济原住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40号，他在那里编纂了《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还接待了蔡元培、胡适等文化名人。1926年，张元济从商务印书馆退休，儿子张树年在一家小银行工作，收入渐渐不足以支撑大家庭开支。1932年1 月，日本多架飞机向商务印书馆投下炸弹，浓烟蔽日，机器尽毁，大火殃及东方图书馆，张元济多年苦心搜集的大量古籍孤本付之一炬。张元济为此痛苦难当。随着1937年淞沪会战开战，极司菲尔路、愚园路一带成为日伪军警、特务盘踞之地，面对内忧外患，张元济只得将极司菲尔路老宅卖掉。

张忠民摄

吴小平摄

长长的万航渡路，也见证过另一种风景。1949年11月16日，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厂址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618号，后迁移到漕溪北路595号。于伶、钟敬之任正、副厂长，徐韬、蔡贲为正、副秘书长，陈白尘、张骏祥任艺术委员会正、副主任。下设5个摄影场，以摄制故事片为主，同时摄制美术片、科教片和译制片。1950年6月，刚刚成立不久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迁至万航渡路618号。最初，翻译片组的工作人员改造了一间约20多平方米的旧汽车棚，将墙壁刷白加上木框作为屏幕，再加上一台上世纪30年代的老放映机，作为放映间。工作人员在大楼的楼顶用麻布片包稻草作隔音墙，改装成一间录音棚，安装了一台放映机和一台苏制光学录音机。一度，这条路见证过熠熠生辉的电影明星和译制片明星身影的出现。

王瑶摄

圣约翰大学如今早就是华东政法大学的校园，昔日中西合璧的校舍全部被完整保留下来。昔日困扰周边居民的洪水和潮水，也已经在科学的监控下变得可控。从静安一路散步到长宁，走到绿荫深处，校园正对着中山公园背侧出口，万航渡路便在一片绿意中显示出静谧。它今天的名字，显示着繁荣的地理位置，若是一个初到上海的游人，不做一番探究，便很难想象它曾经有过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