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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29日，来自首都医科大学的杨凤池教授为我们讲述灾后心理援助的回忆和思考。 讲师：杨凤池 整理人：何锦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形势严峻，这是一场影响范围很大的灾难。 我们义不容辞，用我们的专业为打赢这场防治疫情的总体战和狙击战而做出自己的积极贡献！ 第一现场就是灾情最重的地方，我们可以称之为灾区，要进行现场一线的救助。比如生命的救援、哀伤的辅导、危机心理干预、急性应激障碍的处理。当大量的生命逝去时，他们的亲属、目击者，亲密关系人物都需要哀伤辅导。很多人陷入心理危机，需要危机干预和急性应激障碍的处理。第二个是非现场的援助，就是保障性的、后援性的心理援助，主要的目的是支持第一现场的可持续性工作。我们现在既在第一现场，可能也在第二现场，也许越来越有第一现场的感觉。这次的疫情让我们都感到沉甸甸的，两个现场有点交叉，分不清前方和后方。
使用小团体表达性稳定化技术有效果，大型讲座作用不明显。比如这个安置点突出的问题有4个，我们分别招募4个小组，再派4个特别能干的专家， 一人带一个组去做。
汶川地震时，我们从映秀下来的战士们没法吃饭，吃不了肉，也没法睡觉，一听到声响就有惊吓反应。因为他们闭上眼都是那些闪回的灾难性画面。他们是替代性创伤群体，这就是替代性创伤反应。在这样的群体面前，讲课是苍白的，只能用一些具体的技术。最后我们借助筷子，用简易的EMDR技术，帮助了他们。后来当地部队领导反应情况有很大的改善，比讲课的效果要好。
我们对于受灾群众的情绪表达采用了一种仪式化的方法，让他们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情绪词。他们会写下一些最真切的感受、甚至一些当地土话，有的人写满了一张纸。再让他们将写上自己情绪词的纸撕碎，撕碎以后再撕碎。撕碎还不够，我让安置点的负责人把撕碎的纸片放到脸盆里，在帐篷外找一个空地，让受灾群众围坐一圈观看，将碎纸焚烧，再把灰烬倒到附近的田野里掩埋。这个仪式结束后，受灾群众的表情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随我参加救援的我的三个在读研究生沙莎、钟欣、祖思，负责做一批小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他们也在绵阳的帐篷小学用了这个情绪词书写的方法。他们的创新是让孩子们把这些情绪书写纸折成纸飞机，然后去操场放飞。在放飞仪式完成后把这些纸飞机收集起来，告诉孩子们飞机会被他们带回北京，说“这样你们的烦恼就被我们带走啦”。 个人与家庭方面（50%）；社会方面（50%）。现场的求助也差不多。很多人以为心理热线求助问题多是个人的、家庭的问题。实际上，个人与家庭方面的只占一半。有另外一半反映的是救灾物资的分配，受灾群众安置点管理这类的社会问题。我做热线督导时，很多咨询师反馈来访求助的问题与心理无关。那怎么反馈、怎么继续督导呢？举个例子，奥运志愿者的心理支持热线是为了支持和帮助奥运志愿者而设立的。但是很多志愿者打电话来说的是领的志愿者衣服尺码不对，而且又不能换。接线员问我，这好像跟心理问题没什么关系吧？
但我怎么觉得跟心理特别有关呢？因为这个衣服尺码问题的背后其实是心理功能相关的问题。 “外部世界没有别人”。所以当来话者谈外在现实问题时，我们心里要有根弦儿。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会不会就这个问题打这个电话呢？我们还是要通过更多的资料收集，评估，对他做自我觉察的引导，这对他才能真的有帮助。评估风险特别重要。因为在灾难来临的时候，有的人在急性应激状态下，被诱发或者唤起了他个人内在世界里的问题，可能他一下就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了。这时我们要评估这个人自杀、自伤和攻击性、杀人的危险性，特别要防止恶性事件发生。汶川地震时，有个人非要冲到最重的灾区去。因为他的家人都在映秀镇，在最深的山区最重的灾区里，所以他非要冲破封锁过去。这时我们首先表达理解，然后就得先用稳定化技术。但这不仅仅是心理学的单打独斗的工作，还得有社工的干预，就是还得有人监控。
在我们工作的最后部分，应当减少对方过度的反应，给以正常化的回应，给必要的建议。疫情当前，我们要为我们的群众做相关的心理辅导，要注意看权威的信息，做好防护，坚持正常的生活规律。在危机干预中，如此多的人需要帮助，但只有很少的心理工作者，能给大多数人的机会只有一次。所以，我们尽量要在一次有限的时间里，给对方最大的收获。我这些年发展了一种叫“分析体验式”的咨询，一种比较短程高效的方法。大概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建立关系、收集资料、评估；第二阶段，分析、修通、体验；第三阶段，结束。如果大家有兴致，可以看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分析体验式心理咨询技术》。 我们在一次性咨询里，不是整体提升一个人的人格，而是让这个处于危机状态或者被不良情绪笼罩的求助者，先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咨询的目标是要局限的、聚焦的。
建立关系，收集基本的资料，做出评估，先处理情绪，然后聚焦焦点问题，进行分析修通，也可以使用一些急救的技术。 如果有可能，加上体验性表达性的工作和心理教育，让他发现这次灾难性事件的意义和力量，加以总结，这一次咨询就结束了。 我们在汶川的时候，这种感觉就特别强。山崩地裂，房倒屋塌，我们的救援部队来得特别快。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受灾群众中的幸存者，从最危险的地方救下来，抓紧转移到安全地带。同时，还有许多战士紧急搜救在各种废墟里可能的幸存者。我们看到，那些持续寻找幸存者的救援人员，他们目击的惨状和超负荷暴露，超过了许多当地的受灾群众，替代性的创伤反应也很严重。所以援助者的自我照料是特别重要的事。 第一，照顾好自己的大脑。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不要去高指标、超负荷地工作。第二，团队合作。一个人去灾区做心理救援，不可持续。我们曾在灾区看到了不少“灾区流浪者”，本来想做援助工作，结果他只身一人奔到灾区，生活都面临着困境，自己反而需要被救援了。所以一定要团队合作，一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去做灾后援助。同行之间需要交流、互相支持和接受督导。第三，兼顾工作和休息。要轮班工作。四川地震我们有经验，也有教训。第四，在这个过程里，发现自己生命的力量。与危机工作其实是一种契机。奥地利心理学家弗兰克尔说过，“真实地面对死亡和特别大的痛苦，才能让我们发现自己生命的意义。” 天亮起床 离开帐篷出发 到达受灾群众安置点 一天满满的工作 不仅仅是心理专业也有社工工作 午饭时间不确定 站着、蹲着干吃面、喝一点水 傍晚天黑了回到帐篷吃方便面，如果能喝到热水就太好啦 开会——总结、督导、分享、团体的磨合 会后还要写汇报和发回后方的报道 凌晨入睡 天亮起床 时间关系，就到这里。最后我用弗兰克尔的话作为结束语，与大家共勉。 生命的意义既不能模仿也不能引进，它只能由每个人在各自不同的存在环境中寻找和发现。人类的目标不是寻求心理或灵魂的安宁，而是在从现实到理想的健康奋斗中体验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来自于个人在与责任相连的自由中运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人类精神力量。” ——维克多·弗兰克尔 《追寻生命的意义》
Q：在危机工作中进行积极赋义，需要注意些什么？一般的工作方法是怎样的？A：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帮助任何人，我们既要感同身受，设身处地的去理解他的痛苦和难处，同时我们也肩负着某一种责任，就是我们要把他从心理的泥沼当中带出来，那我们就必须得看到有资源。现在这疫情那么严重，为什么我们和方老师现在的精神状态并不是那么紧张、焦虑、恐惧担忧，为什么不是特别消极？我们可能还看到了别的部分：因为这个疫情，我们很多人有了机会认真的去跟自己的妻子儿女、老人，真诚的、近距离的，长时间的交往，这不是疫情严重的一个正面意义吗？因为这次疫情以及它带来的恐慌，我们中国心理学界万众一心，体现了空前兴旺发达的这么一个专业前景。我们每个人在家禁足的时候，也获得了一种可能性，就是认认真真的和自己在一起，自我觉察、自我成长。发生地震和疫情是坏事，是很糟糕的事，但它也有正面的意义，正面赋义就是这个意思。
杨凤池 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心理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首批注册心理督导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特殊职业群体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全国心理卫生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央电视台《心理访谈》特邀专家主持。2014年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2015年荣获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突出贡献奖。 何锦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艾利克森研究院注册临床催眠治疗师，萨提亚模式家庭系统治疗师，儿童心理咨询师。上海洗心心理工作室创办人。接受过德式行为治疗、临床催眠治疗、整合式创伤治疗、国际自我状态治疗、危机干预相关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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