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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川荀氏的代表——荀彧 汉代民间资本的代际流转，主要的模式为诸子均分，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会采用以女儿或养子为对象的模式作为补充，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数世共财的整体流转模式。 从数代人的较长时期内考察汉代存在的几种代际流转模式的绩效，诸子均分的模式和另两种辅助模式，导致的结果均是民间资本随着代际的流转而逐渐的分割，其资本存量是随时序衰减的。只有数世共财的整体流转模式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保证资本的保值甚至增值。不论是从资本的本性来说，还是考虑到汉代的观念习俗，保值和增值都是民间资本代际流转所追求的目标。从这点来考虑，站在汉代民间资本的立场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汉代民间资本的代际流转其结果是失败的。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在汉代确实也存在少数的成功的案例。那么，为什么这少数的家庭或家族能够在数代人的较长时间内保持其资本的存量甚至是实现资本增值？相比于汉代绝大多数的流转失败案例，这些成功者有哪些经验值得学习和继承？回到本节的开始，这些经验是否能对解决当今民间资本面临的“接班”困境提供帮助？这些问题是我们接下来要着力思考的。 一、汉代民间资本代际流转成功案例 首先我们先来列举两个成功家族的案例，之后再来分析其成功的经验。 案例一：颍川荀氏的家族发展过程[①] 荀氏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的姬姓，春秋时期见诸史籍的有晋国的大夫荀息，战国时有著名的思想家荀子。后世著名的大族颍川荀氏，便是荀子的后代。 至东汉后期，颍川荀氏已经发展成地方性的豪族，并开始向中央进发。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荀淑。史载：“荀淑字季和，颖川颖阴人(也)，荀卿十一世孙也。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安帝时，征拜郎中，后再迁当涂长……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②] 荀淑的举主之一房植，字伯武，官河南尹，党人始祖之一，乡人誉为“天下规矩房伯武”[③]。荀淑的另一举主杜乔，与号称“天下名贤”的李固齐名，他们都因为反对外戚专权被梁冀所杀，天下合称“李杜”。荀淑与这些党人相交莫逆，在当时为他和他的家族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荀淑的八个儿子中，荀爽和荀靖最为出名。其中荀靖终身未仕，但有高名，时人评价“少有俊才，动止以礼”，东汉以识人著名的许劭评价两兄弟：“皆玉也。慈明（荀爽）外朗，叔慈（荀靖）内润。”[④] 荀爽以孝廉入士，重视孝的作用并身体力行，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名望。后党锢之祸避难海上专心致学，一直到董卓秉政时期，周毖等举海内名士，荀爽被征为平原相仅九十五天而至司空。这也从侧面说明荀氏的名声之大。 荀淑和荀爽两代人入中央为官，揭开了颍川荀氏从地方豪族向中央豪族转变的序幕。荀淑拥有大批的门生故吏，这为后代整个荀氏家族维持权力的再生产奠定了好的基础。 荀爽之后，颍川荀氏最著名的人物当属汉末三国时期曹操的重要谋臣荀彧。荀彧是荀绲的儿子，少时就被人称作“有王佐之才”。荀彧加盟曹操集团后，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多有建树，并先后为曹操举荐了大批的名士和文武之才，形成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汝颖团体，成为曹操集团的两大支柱之一。[⑤]荀彧最后官至侍中，守尚书令，以功封万岁亭侯。 荀彧还为曹操举荐了不少颍川荀氏的成员，其中有些人在曹魏集团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如荀彧之侄荀攸，建安初，曹操征为军师，地位仅次于荀彧，也是重要的谋士之一，最终官至军师，尚书令，以功封树亭侯。又如荀彧的堂兄荀悦被推荐到曹氏政权任秘书监、侍中；荀彧之三兄荀衍以监军校尉守邺，都督河北诸军事等等。总之，自荀彧投靠曹操之后，颍川荀氏逐渐在曹魏集团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并逐步发展成了魏晋时期的一流大族。 荀彧最终因为与曹操在“代汉”问题上的分歧而被疏远，最终忧郁而死（也有被赐死一说）。但颍川荀氏的后人却由于和曹氏集团更深入的合作而保留了下来并进一步发展。荀攸在劝曹操加九锡进魏王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曹氏衰落司马氏崛起的时候，荀氏又转向了司马氏一方。荀彧的儿子荀顗为司马氏重臣，是西晋的开国元勋，封临淮郡公。为了维护自己和家族的地位，荀顗甚至抛弃了其父坚持的伦理道德观念，“无质直之操，唯阿意苟合于荀勖、贾充之间。”[⑥]为后人所讥。 案例二：博陵崔氏的家族发展过程[⑦] 唐宋的谱牒家将崔氏的始祖追溯到姜太公之孙[⑧]，但正史中关于崔氏最早的记载实在公元前1世纪汉昭帝时期，崔朝从幽州从事升迁至中央官监察官侍御史，这是崔氏从地方豪族向中央豪族转变的开始。之后崔朝的儿子崔舒历任四郡太守，崔舒的两个儿子崔发和崔篆都曾在王莽朝任官，其中崔发在王莽覆灭后被杀，崔篆短暂的任职之后便辞官归隐，闭门向学了。 西汉时期博陵崔氏的成员记载不多，只能大致的看出：首先，崔氏有良好的家学传承，成员多精通儒家经典，如崔发兄弟皆以名经而闻于世；其次，虽然没有崔氏经营何种产业的直接证据，但从其行为当可推断，崔氏家族有不菲的资本收入，崔篆能在较长时间内闭门不仕，当以此为凭借。 东汉时期正史中记载的崔氏成员较前代多些。崔篆子毅“以疾”终身不仕；崔毅子崔骃最终官至济北相，更以文采闻名于世；崔骃子崔寔官至五原太守，并有《政论》和《四民月令》传世；崔寔的从兄崔烈仕途最为成功，历任太守和九卿，最后升为司徒。 东汉时崔氏享誉京师，其声望与地位在数代人的努力下不断提升，这从他们的交友对象能看出来：崔骃与孔僖、班固交好，这都是当时著名的学问大家，但在政治方面的地位并不算太高；崔瑗和王符、张衡、马融、窦章相交莫逆，这些人除了是当时知识界的领袖之外，马融、窦章还来自于著名的外戚家族；到崔寔时，已经是和一些领袖官员建立了深厚的交情，崔寔死后，汝南袁氏、弘农杨赐、少府段颎等为其筹办丧事。 总体来说，东汉时期的博陵崔氏对仕途并不是特别热心，从东汉建立到135年崔瑗担任汲令，正史记载的崔氏成员任官时间累计不过两三年，但基本上说这并没有影响到崔氏成员名声和社会关系的扩展。可见这一时期崔氏应当是经营着不菲的产业的。不过崔氏家族的经济情况在崔瑗崔寔父子时期出现了明显的恶化，这可能与崔瑗奢侈的招待宾客，不问余产有关。据史籍记载，崔瑗死后，崔寔不得不卖田宅以办丧事，后来为了补贴家用还不得不做起了小生意，崔寔死后更是家徒四壁，没有余财。但是，这段时期暂时的衰退并没有导致博陵崔氏的衰亡，他们很快就恢复了元气，到185年，崔寔的从兄崔烈捐钱五百万成为了司徒，崔烈的儿子崔均也担任了地方太守。 一直到魏晋时期，博陵崔氏都持续的涌现出高官：崔寔的曾孙崔赞和崔赞子洪都在魏晋的朝廷中担任要职。崔赞和许允世交，并被推荐给了司马师，最后官至吏部尚书。崔洪最后官至大司农，并且延续了博陵崔氏良好的家风，为人正直，时人赞曰：“丛生棘刺，来自博陵”[⑨]。 二、汉代民间资本代际流转成功案例的分析和启示 如前所述，由于采用诸子均分为主的流转模式，大部分的汉代民间资本在代际流转中是逐渐的分割和衰减的，但也存在着如前述颍川荀氏、博陵崔氏这样能在较长时间内实现家庭或家族资本保值增值的成功案例。那么，究竟荀氏、崔氏这样的家族何以成功？我认为，与权力的结合程度是实现社会阶层稳定和资本保值增值的主要条件。如何与权力结合？具体来说可以有以下两点： 1、将门多虎子——社会资本的经营[⑩] 两汉魏晋时期的取士制度，不论是察举制还是后来的九品中正制，在制度设计层面除了重视士人自身的才华能力之外，对士人的“名望”也就是他人的评价同样十分看重。这里的“他人”，既包括直接引导士人入仕的举主、中正官，也包括其他名士、乡里的宗族乡邻等。在这种制度下，无门无户的单士就很难获得与权力结合的机会，经营与他人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 这一点在前述荀氏和崔氏的案例中都有所体现。荀淑与房植、杜乔等党人联系紧密，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名声。荀淑本人门生故吏众多，这也为后来的荀氏子弟获得声望奠定了基础。他的儿子荀爽、荀靖能被以识人著称的许劭点评，孙子荀彧少时就能获得“王佐之才”的评价，除了后代自身的才华，与家族的声望也是分不开的。崔氏在也在京师经营自己的人脉网络，从最早崔骃与孔僖、班固交好，到崔瑗和王符、张衡、马融、窦章相交莫逆，一直到崔寔与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这样的累世公卿的大族相交。这些人脉资源保证了荀氏和崔氏家族可以顺利进入权力机构，而即便是在一段时期内不做官，在权力再生产暂时中断的情况下，也可以保证自己的声望。同时，除了精英阶层的评议和援引，士人在乡里的名声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史籍中经常看到荀氏、崔氏的代表人物赈济宗族，维系宗族凝聚力，从而扩大自身在地方的影响力的例子。 想要进入权力机构需要社会资本的经营，进入之后要维持与权力的结合则更加需要。在从政的过程中，有的时候立场比伦理对错是非这些更加重要。这一点从魏晋时期荀氏的经历中表现的非常明显。荀彧因与曹操在“代汉”的问题上产生分歧而殒命，而他的弟弟荀攸以及其他荀氏成员则做了相反的选择，并最终维系了颍川荀氏一等大族的地位。当曹氏衰落的时候，荀氏的后人又果断的投入司马氏门下，荀顗还成为了司马氏的重臣。虽然其行为令人不齿，但也确实的维护了家族的利益。 2、耕读可传家——人力资本的累积[11] 社会资本的经营是实现民间资本在代际间保值增值的外部条件，除此之外，家族成员中人力资本在代际间的传承和积累也同样重要。在前述的案例中，人力资本的传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学识与文化的传承。两汉魏晋时期的选举制度，对士人个人素质方面的要求主要集中在学识方面，也就是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这一点不论是荀氏还是崔氏都十分看重。两大家族在每一代的代表人物都是精通儒家经典的知识精英，并且都十分看重家族内部对后代的文化教育，并对这种教育的组织形式做出了详尽的安排，这一点在崔寔的《四民月令》中有清晰的体现。 除了知识性内容的学习之外，儒家经典自身也包含着伦理观念的内容，比如对父母的孝道，对宗族的帮扶与团结。这方面荀氏和崔氏两大家族也都十分重视，如前述荀爽对孝的重视，崔寔在《四民月令》中也记述了大量维系宗族团结，赈济族内匮乏成员的内容，他认为：“冬谷或尽，椹、麦未熟，乃顺阳布德，振赡匮乏，务先九族，自亲者始。无或蕴财，忍人之穷；无或利名，罄家继富；度入为出，处厥中焉”。[12] 其次，生活习惯的传承。 上层社会有其固有的一套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要获得上层社会的认可，维系甚至提升家族名望，建立和扩张家族的人脉网络，熟悉这一套行为方式是必不可少的。 荀氏和崔氏的成员能够进入这些较高等级的社交圈子，并逐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与这方面的传承是分不开的：他们凭借着良好的经济条件而获得了良好的教育，他们知道在重大节日和祭祀活动中如何做以及敬重长者，他们还能够撰写辞藻华丽的文章，与上层社会有着相似的审美情趣。 再次，生活技能的传承。 让后代们学会民间资本具体的经营运作方式，是民间资本得以在代际间延续的重要条件。如何耕种田地，如何经营庄园，如何在适当的时间进行商品的交易等等，这些技能是十分琐碎但又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方面在博陵崔氏的家族发展中表现的十分明显：虽然我们不清楚崔氏家族到底有多少田产，但通过其成员的著述可以看出，历代的崔氏代表人物都通晓农事，熟悉田庄的经营。崔骃在《博徒论》中对贫民的生活有生动的描述：“子触热耕耘，背上生盐，胫如烧椽，皮如领革，锥不能穿，行步狼跋，蹄戾胫酸。”[13]崔骃子崔瑗在担任汲令的时候组织众人开垦稻田数百顷[14]，崔寔的《四民月令》更是包括了当时所有重要农事的时间表，并在《政论》中介绍了新的耕作农具三脚耧。 这些生活的技能，不仅在家族发展顺利的时候保证了民间资本的顺利运作，更让子孙在家族遇到困境的时候能够活下去，为以后的再起留下机会。如崔瑗去世后崔氏进入了衰败期，崔寔卖田葬父，之后又经营酿酒等生意。这些技能使得他的家庭得以存续。 三、小结与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把民间资本限定为经济资本的话，在大多数情况下，随着代际间的流转其资本量都是衰减的。但如果我们把民间资本的限定放宽一些，将一个家庭或家族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都包括进来就会发现，这种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复合型流转模式，应当是实现民间资本在代际流转中的保值或增值的必要条件。 回到本节开始的问题，面对今天民间资本面临的“接班”的困境，以上结论应当会给我们以启示： 首先，社会资本的继承和扩展。人与人的关系需要时间的沉淀与磨合，父辈的社会关系网络要想传给儿女，需要提早进行诸多准备。同时，也要引导儿女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络，扩展自己的社会资本。 其次，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文化的传承。我国的第一代民间资本的所有者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或因创业艰难或因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很多人忽视了子女的教育问题，这是导致今天面临接班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需要后来者警醒的。 [①] 本案例整理自王莉娜：《汉晋时期颖川荀氏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②] 《后汉书》卷62《荀淑传》，第2049页。 [③] 《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序》，第2186页。 [④] 《后汉书》卷62《荀淑传》注引皇甫谧《高士传》，第2050页。 [⑤] 参见万绳楠:《曹魏政治派别的分野及其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第3页。 [⑥] 《晋书》卷39《荀顗传》，第1151页。 [⑦] 本案例整理自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版。 [⑧] 《新唐书》卷72下《宰相世系表》崔氏条；《元和姓纂》卷3崔氏条等等。 [⑨] 《晋书》卷45《崔洪传》。 [⑩]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具体概念和来源待查） [11]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亦称“非物力资本”。（具体概念和来源待查） [12] 《四民月令》，三月条。 [13] 严可均.全后汉文[A].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C].北京:中华书局,1958 [14] 《后汉书》卷52《崔骃附瑗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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