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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无忌是大唐初期的政治红人 对大唐历史稍微有一点了解的朋友，对于长孙无忌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毕竟他就是唐太宗时期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领头羊，他还是李世民的大舅哥，更是李世民去世后的托孤大臣。长孙无忌，历仕三朝，做宰相三十多年，有文之才，为唐初有名的政治家。他身为贵戚，权倾朝野，对李世民有从龙之功，对李治有辅佐之恩，为唐初的政治稳定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在典章制度的制定方面颇有建树。 唐太宗本人就曾这样评价过他：“无忌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昔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而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而为五伯长。朕自居藩邸，公为腹心，遂得廓清宇内，君临天下。”而李治能够顺利接掌皇权，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亲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但恐怕连当时的长孙无忌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最后会被自己亲手扶持上位的外甥以“谋反”论处、被逼身亡。 临死前的长孙无忌在想些什么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看客，跳出当时的历史环境，从政治的本质和历史的趋势来思考，或许会有新的感触和体会。古往今来，很多功臣功成名就的时候，往往都是身首异处的时候，长孙无忌就像一只螃蟹一样，在大红大紫之时，彻底被蒸熟了。最初的“横行一时”和“荣耀满身”都成了子虚乌有的陪葬品，和他的遗骸一起在泥土中腐化成了历史中的一抔尘土、一缕青烟、一声叹息…… 长孙无忌为何能排名凌烟阁第一？凌烟阁功臣排名为人津津乐道 长孙无忌出身豪门，祖先是北魏王朝的宗室，因家族“功最居多”，又为宗室之长，改姓为长孙。长孙无忌的祖父是北周的高官，父亲是隋朝的将军。 拥有如此家境背景，长孙无忌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加上他聪明过人，所以颇有学识。长孙无忌与李世民年龄相仿，两人一起长大，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 唐取天下之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与秦王李世民的明争暗斗日益激烈。作为李世民的心腹，长孙无忌和尉迟恭都认为要先下手为强，都则就会后下手遭殃。但是李世民还是考虑到舆论压力的问题，有点犹豫不决。
最后，在长孙无忌等人的反复劝说下，并制定了详细的攻略，李世民终于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李建成、李元吉双双被杀，而最后逼李渊让位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一将功成万骨枯，长孙无忌也是踏着血流成河上位的 在这场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事变中，长孙无忌既是李世民的内亲，又是心腹，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李世民上台后，多次对其进行表扬和提拔，最后领齐国公之爵，任司空之职。建立凌烟阁时，李世民以长孙无忌功第一，将其位列凌烟阁24功臣之首。 从上述的描述来看，长孙无忌能成为贞观年间第一功臣，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长孙无忌和李世民既是布衣之交，也是姻亲 二、玄武门之变中，长孙无忌积极谋划，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长孙无忌的官职品级最高，理应排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 但似乎以上这些理由总有一点意犹未尽的感觉，结合李唐兴兵造反一年多时间就能建立大唐的事实，似乎李唐政权的建立离不开关陇贵族们的支持，而长孙无忌家族正是关陇贵族的代表，这一点不能说没有关系。 综上所述，长孙无忌能够位列凌烟阁功臣之首主要是其在四个方面占据了优势：关系、背景、功劳、官职。似乎这也是长孙无忌日后被清算的政治隐患。 长孙无忌为什么会被李治污蔑造反？重用长孙无忌是李世民当时最好的选择 长孙无忌一直深受李世民的器重和信任，李世民在位23年，长孙无忌始终都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他的一系列重大建树，深受太宗赞誉，称之为“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他与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栋梁之臣，对“贞观之治”的形成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李世民病危，弥留之际，他把长孙无忌、褚遂良叫到床前，命他二人辅佐太子李治治理天下，并把他俩比做霍光和诸葛亮。同时，又让褚遂良负责使长孙无忌免遭谗毁之徒的陷害——在所有元老重臣中，李世民最能放得下心来的，只有长孙无忌，所以他临死时还关心着他死后长孙无忌的命运。 玩了一辈子鹰，最后被鹰啄了 李世民死后，李治即皇帝位，是为高宗。李治，本就是长孙无忌妹妹长孙皇后亲生的儿子，他的上位，也是因为长孙无忌等人的力捧。原本顾命大臣和舅舅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得长孙无忌和外甥李治之间完全有理由再谱写一段君臣佳话，可是历史总在不经意间改变了前进的轨道。 长孙无忌以顾命大臣身份进位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事。李治治政经验很少，一开始又无决断的权力，政事全凭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办理。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的辅佐下，李治即位最初几年也平安无事。 永徽四年(653)，房州刺史房遗爱(房玄龄之子)与妻高阳公主(太宗之女)密议，与宁州刺史、驸马都尉薛万彻(高祖女丹阳公主夫)、太岚州刺史、驸马都尉柴令武(太宗女巴陵公主夫)共谋，打算另立秦州刺史、高宗叔父、荆王元景为帝。计谋败露，高宗令长孙无忌查询此案。 长孙无忌借机大肆打压政敌、罗致大狱，将密谋想要篡位高宗叔父李道宗、高阳公主、驸马都尉房遗爱等一党人逼迫自尽或斩杀，而朝中的其他政敌也广受牵连。大唐的权力开始彻底落入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族手中。 大肆打压异己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然而，一辈亲二辈表，代代江湖催人老，长孙无忌和唐高宗李治的矛盾终于在权力失衡之下被逐渐放大了。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十月，唐高宗打算立当时为昭仪的武则天为皇后，长孙无忌以不合礼制为由，屡次谏言。第二年九月，高宗还是不顾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反对，封武昭仪为皇后。 而对此事耿耿于怀的武则天，在成功掌握后宫权力之后，开始着手培养自己的政治阵营，并寻机报复打压长孙无忌等关陇贵族。于是，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的一天，有人向唐高宗传递了一份密报，状告太子洗马韦季方拉拢监察御史李巢结党营私。 放在平时，这根本不是啥了不起的事儿。只要别出现一家独大的情况，下面多几个小团体，某种程度上反而更有利于皇帝在上面施展手腕，因此皇帝大多数时候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哪怕韦季方确实有结党营私的行为，也完全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而，李治接到密报之后，接下来的举动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长孙无忌何尝能够明白自己早已陷入死局 他当即指派武则天的亲信许敬宗前去审理此案。此时许敬宗的权位早已经今非昔比，由于武则天的刻意培养，显庆四年时，他不仅被封为高阳郡公，而且担任中书令一职，成为新一届宰相班子里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关键是在办案期间，李治拒绝接见长孙无忌的任何求见，不听长孙无忌的任何解释，由此可见，唐中宗的目标很明确了。 唐高宗和武则天，真正想要对付的，肯定不会是韦季方这种小人物。许敬宗深知圣意，自然知道借题发挥、一举真扳倒长孙无忌才是题中意。于是长孙无忌无可避免地背上了意图谋反的罪名。 唐高宗也考虑到长孙无忌毕竟曾对李唐王朝的江山立下过汗马功劳，也是自己的亲舅舅，所以，最初的处理意见就是把长孙无忌流放黔州，也就是如今重庆彭水县。 但同年七月，许敬宗又派中书舍人袁公瑜至黔州，不断逼迫之下，一代名相长孙无忌只得自缢身亡。 大业十三年，追随李氏家族征伐天下；武德九年，协助李世民成功上位；贞观十七年，力挺李治成为太子；永徽四年，借房遗爱案一举荡平朝野，权倾天下。初唐年间，几乎每个重大历史关口，我们都能看到长孙无忌的影子。 然而，英雄如他，最后依然在权力斗争中无奈地倒下，以一个不着边际的“谋反”而落幕…… 长孙无忌不同局面背后的政治逻辑唐太宗也是一边打压一边拉拢 时过千年，到了现在，依旧会有很多人把长孙无忌的红极一时归结为他是唐太宗的大舅哥，是唐太宗最信任的人。最后被唐高宗李治以“莫须有”的罪名逼死，是因为长孙无忌横行霸道、功高震主，让唐高宗忍无可忍、痛下杀手。这样的看法不无道理，但是终究还是太表面了。 在政治中，人情永远没有那么珍贵，如果以人情为考量的话，李世民完全可以把李家人李孝恭、李神通这些人排在功臣最前面；政治也永远没有表面那么简单，至少如果唐高宗是一个专权霸道的皇帝，为什么可以容忍武则天步步坐大，而不能容忍亲手将自己扶上皇位的舅舅权倾朝野呢？为什么因为长孙无忌反对他立武则天为皇后就要置之死地呢？ 李世民的皇帝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当 我们如果要理解李世民和李治这些政治举动，首先就要弄清楚大唐初期的主要政治矛盾。 历史上有很多典型的政治矛盾，比如明朝的“科举案”所折射出来的由来已久的“南北矛盾”。但是在唐朝初期，中原政权还是主要集中在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原一带，长江以南的地区历来在政治上就不那么受重视，所以一般当政者也基本上把目光集中在中原地区。 关中平原是中原政权的发源地，也是唐代以前封建帝王们的大本营，几乎每一个统一王朝的都是选择在关中立足。但是随着国家领土的扩大，关中平原越来越失去天下腹心的地位，其作为首都的政治辐射能力已经不能满足新的形势需要了。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深刻认识到隋朝那个残暴君王隋炀帝“修建东都洛阳”的政治远见性。所以，在当时的地域限制的时代下，主要的政治矛盾也是来自于地域差别，政治老炮还是关中平原的那些关陇贵族，但是崤山以东的前山东六国的山东集团，也不甘于屈居人下，当时的大唐主要的政治矛盾，是一种典型的“东西矛盾”。 关陇贵族是李唐江山的一大助力 前文之中已经提过了，李唐能够在隋末乱世中迅速地评定江山，李家英才辈出只是一个表面原因，其实主要是因为李渊他们得到了大量的关陇贵族和山东集团的支持，从而轻而易举地一统江山。 所以，大唐立国之后，最大的功臣其实有两个“关陇贵族”和“山东集团”。凌烟阁二十功臣里基本上就是由这两个集团的人组成。而李唐皇族和隋朝杨氏一样，本身也是关陇贵族出身，所以无可避免地选择了“关中本位政策”，而山东集团出于权力集中的考虑，则相对会受到排挤和打压，这些从凌烟阁功臣的排名几乎也能看到蛛丝马迹，排在后面的几乎都是山东集团的代表。 关陇集团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牢牢地占据了政治主导地位，像开国功臣长孙无忌、卫国公李靖、许国公高士廉、霍国公柴绍等都有关陇集团背景。但大唐之所以能结束隋末乱局而统一天下，单靠关陇集团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山东集团同样功不可没，李世民不可能直接卸磨杀驴，只能隐性倾向于关陇贵族，对于山东集团还是要适当地拉拢。但这就有点类似于战国时期的秦国对战山东六国的局面了。
山东集团也不容小觑 山东集团虽然受到李世民和关陇贵族的排挤，但是他们幅员辽阔、人才众多，倒也并没有在这种隐形的政治斗争中落得下风。底蕴深厚的山东集团再加上英才辈出，（如房玄龄、李勣、秦琼等开国功臣都是山东豪杰）在社会上的声望越来越高。满朝官员和天下士子都十分羡慕山东士族，纷纷与其联姻来寻求政治经济利益，山东集团的势力几乎能和皇族及背后的关陇贵族分庭抗礼了。唐朝时，著名的“五姓七望”姓氏文化就能充分说明问题。 这当然是李世民不能容忍的。但打压归打压，为了江山社稷，也不可能把山东集团的人全部赶出朝廷。所以李世民为了抬高皇族和关陇贵族的声望，曾经命人重修《氏族志》，通过强力的政治干预把皇族李姓抬到了“五姓七望”第一，但是这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所以，从上我们可以看出，长孙无忌能够够位极人臣主要还是因为李世民对抗和打压山东集团的需要，关陇集团的代表和亲戚的双重身份让他对长孙无金无比信任和寄予厚望，甚至死前还安排褚遂良为他保驾护航。
李治是扮猪吃老虎的高手 唐高宗李治是关陇贵族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拥立的，他登基后，必然是继续打压山东集团的。唐高宗时期，朝廷下令禁止崔、卢、郑、王、李等山东士族大姓之间相互通婚。高宗还下诏：
另外，作为摄政大臣的长孙无忌就还趁机对政敌发动了大清洗。不光大肆迫害山东集团的朝廷勋贵，就连李唐的宗亲也不放过。至此，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把持朝政。 原本三足鼎立的局面活生生地被长孙无忌弄成了一家独大，自此长孙无忌所代表的关陇贵族也就成了政治斗争中的众矢之的，也就是说长孙无忌的死期不远了。 李治毕竟不是一个传说中的无能之辈，意识到关陇集团在政治上专权的政治危险性，唐高宗李治在掌权后，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想尽办法肢解把持朝政关陇集团，尤其是对付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两个人都不是吃素的主 于是这就牵扯出历史上另一件著名事件——李治“废王立武”。这件事表面上是皇帝的家事，无非是争锋吃醋的后宫闹剧而已。但在古代政治权力斗争中，皇帝后宫的秩序也是一种朝堂上的政治博弈。“废王立武”实际上是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的一场命运的角斗。 王皇后是李世民给李治指定的妻子，其背后正是关陇集团的势力。而武则天虽然出身于山东，但是她们家还够不上山东士族的级别（其父武士獲原本是一个贩卖木材的商人），但她最起码是不属于关陇集团的。 所以当唐高宗试图立武则天为后时，长孙无忌、诸遂良、于志宁等关陇权贵当即表示强烈反对，因为这极大地动摇了关陇贵族的利益。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几个地方： 1、王皇后面对要被废除的危局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向长孙无忌等关陇贵族们求救。 2、李治既然打算“废王立武”为什么非得找长孙无忌他们商量，并且遭到他们强烈反对还无可奈何？ 3、老将李勣为什么托病不参加御前决议，而背后又要一语惊醒梦中人“立后是皇帝的家事，何必要问别人？”
武则天成了关陇贵族的掘墓人 由此可见，李治“废王立武”事件是李治对关陇集团发起政治进攻的一个信号，也是一次小心翼翼的试探。而作为山东集团的代表老将李勣自然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政治机会，积极配合。于是朝堂之中的政局开始潜移默化地转变着。 最终，李治“废王立武”成功，借此机会，大量关陇贵族被削爵免官，宰相褚遂良外贬。在这样的趋势下，长孙无忌也没有坚持多久，显庆四年（659年），便被许敬宗陷害，被指造反，无奈之下，自缢身亡。 至此，曾经把控中原政权长达数百年的关陇贵族终于被彻底瓦解，而山东集团的所代表的新的门阀贵族政治也在逐渐重复关陇贵族的老路，直到黄巢起义时，无数把大火烧掉了他们的政治根本——族谱，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下的矛盾又出现了新的形态。 结语
长孙无忌终究一切成空 纵观长孙无忌的一生，可谓“成也关陇贵族，败也关陇贵族”。这样一个人，我们不能单纯地以好或者坏来衡量其波澜壮阔的一生，他作为关陇贵族的利益代表，忠于自己的政治集团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凡事都有“过犹不及”的制约，当他大权在握、不择手段地大肆打压迫害李唐皇室和山东集团的时候，注定成为了众矢之的的他们也走不长远。 而李治通过武则天联手李勣等山东士族击败权臣长孙无忌，却并没有及时巩固李唐皇权的政治实力，最后让聪明的武则天顺手牵羊地窃取了胜利果实。武则天本身是一个山东“寒族”（相对于山东士族而言，不是贫困人家的意思），她需要为她所代表的阶级谋取利益，同时也为了制约失去对手的山东集团，她必须另辟蹊径来获取人才、增强实力，所以武则天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唐朝大兴科举的时期。这恰恰是阴差阳错地推动了历史朝着更先进的方向在前进，不得不说，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妙。
洛阳开始扮演更重要的历史角色 而随着一些列的地域矛盾的不断斗争，唐朝的统治者也逐渐意识到了，关中平原作为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已经不能满足作为一个疆域庞大的帝国首都的政治需要了。所以唐朝出现了“东西两都”，东都洛阳逐渐成为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东渐”，一种新的地域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呼之欲出，原来以“东西矛盾”为主的地域矛盾逐渐向“南北矛盾”转化。 所以，当我们了解一个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时，不能仅仅停留在其偶然的历史表现上，它们必然有着更为深刻的逻辑和原因。长孙无忌的一生，是大唐初期的一个政治缩影，这不是他凌烟阁功臣第一，也不是他身死异乡的惨淡结局，可以一言概括的。在那样的政治演变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是一枚棋子，或者一个看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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