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湘”这一名称出现于晋宋之际。唐宋人在考释其得名之缘的时候，往往根据当时的地理和政区情况，以今测古，作出一些不合事实的解说。后人或踵袭前人之非，或变造新说，总不能得其实。今既辨正旧说，揭示其谬，更考史溯源，认为“三湘”之实源自湘水流域在两汉时期延续四百年的长沙、桂阳、零陵三郡，而其名则当在晋怀帝设“湘州”之后正式出现。 关键词：三湘；汉三郡；湘州 探究古籍中地名的命名之缘，特别是早期地名，是一件较为烦难的工作。比如唐宋史籍、志书所记载的，往往是自己时代的情况，未必符合唐以前地理、地名的实际。后代人，很容易采信唐宋人甚至自己同代人的说法，有些并不可靠的说法因此传承不绝，很容易迷惑读者。本文拟以“三湘”一词的考释为例，对这一现象略加说明。 关于“三湘”得名的缘由，古人众说纷纭，今人则多依违于诸说之间。较严肃的讨论，有刘继元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1卷第1辑上的《“三湘”释义及范围的历史演变》一文。该文认为词源无从考证，因此把主要目标定为梳理历代“三湘”概念的演变，以此见出人们政区认知的变化。本文的目的则与之不同。后人诸说，固然各有其“据”，而其理解又渊源于一时风气，但如果作更细致的考证，会发现诸说或者以当时的地理实际比附其名，或者悬想拟测，都与历史事实龃龉不合。这些错误的推测未必是主观上有意要作出新的解释，往往只是犯了以今例古的错误，需要我们加以揭示。而“三湘”命名的缘由，如果在历史语境中作一番探究，并辅以合理的推测，是不难得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的。 一、 旧说辨正 “三湘”首次出现，大概是在陶渊明《赠长沙公》诗：“遥遥三湘，滔滔九江。”以及同时颜延之的《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三湘沦洞庭。”后来人们使用就多了。今存最早的注释见于颜诗的《文选》李善注，注中解释“三湘”句，引盛弘之《荆州记》曰：“湘水北流二千里，入于洞庭。”后面又特别注释“洞庭”，引郭璞《山海经》注云：“巴陵县有洞庭陂，江、湘、沅水皆共会巴陵，故号三江口也。”李善的意思，“三湘”是湘水的代称，衡诸颜诗，似无问题。可为什么湘水称“三湘”，李善并没有解释。张铣注云：“江、湘、沅水皆会巴陵，至洞庭陂，号为三江。三湘盖谓三江也。”这个注释误读了李注，把“三湘”与“洞庭”各自的注混而为一。分明是沅水、湘水分别注入洞庭，再汇入长江，不可能长江“沦洞庭”。湘水是长江支流，所以可称湘江，却没有把长江包括进去称“三湘”的道理。大概念可以统摄小概念，反之则不可。就像苏州人可以称为江苏人，却不能反过来称江苏人为苏州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七即明言：“巴陵城，对三江口，岷江为西江，澧江为中江，湘江为南江。”可知张说之谬。“三湘”非“三江”，那诸贤诗文中的“三湘”是什么意思，何以命名湘水为“三湘”，后来学者、注家众说纷纭，细按起来，似乎都有问题。
溯源“三湘”得名之由的时候，前人的解释存在两种基本看法：一种认为源于地名，一种认为源于水名。水名说影响最大，信从者最多，当先观之。水名说以潇湘、蒸湘、沅湘和潇湘、资湘、沅湘影响为大。 第一种说法见于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二十三“湘漓”条：“湖岭之间，湘水贯之，无出湘之右者。凡水皆会焉，但以潇水合则曰潇湘，以蒸水合则曰蒸湘，以沅水合则曰沅湘耳。”此说颇为后人信从。清人王琦在注释李白《悲清秋赋》“登九疑兮望清川，见三湘之潺湲”时已提出疑问：“湘水源出广西桂林府，东北流至湖广永州府城西，潇水自南来会焉，至衡州府城东，蒸水自西南来会焉，又北流环长沙府城，东北至湘阴县，达青草湖而入于洞庭，凡行二千五百余里，大小诸水会入者颇众。若沅水，则不与湘会，而自入于洞庭。虽‘沅湘’之称起自屈平，但双举二水，并未言其会同相合也。三湘之名恐未必由此。”这个质疑颇有力量。沅江并非湘江支流，而是单独汇入洞庭湖的另一条河，性质与作为湘江支流的潇水、蒸水不同。《离骚》中屡言的“沅湘”，《九歌·湘君》的“令沅湘兮无波”，应该都如王琦所理解的那样是并称，而与“潇湘”“蒸湘”之称不同。东汉王逸《九歌章句》即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淮南子·兵略篇》有“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淮”之语，四句对文，后三句中“颍泗”“巴蜀”“郯淮”都是并称的二水名、二地名，那“沅湘”当然也是如此。高诱注也说：“沅、湘，二水名。”这些都足以证明《楚辞》的“沅湘”只是沅水和湘水的并称，而非以“沅”作定语。邹逸麟、张修桂主编的《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也指出，东汉三国时代，湘、沅、资、澧“洞庭四水基本上还是在洞庭平原上直接流注长江，平原景观未变”。并且到东晋郭璞注《山海经》时，“不但明确指出湘、沅、澧流经洞庭平原后直接与长江相会，而且干脆称《山海经》的这个‘洞庭’为洞庭陂，而不称它为洞庭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结论是，先秦汉晋时期，今天的洞庭湖区泽陂纵横，但一直没有汇通成一个大湖，沅水与湘水是各自流经洞庭平原分别注入长江的，当然不存在二水汇合于洞庭湖的情况。那陶渊明、颜延之时代存在以“沅湘”命名的“三湘”吗？可能性微乎其微。就算到了东晋末，湖区稍微扩大，如王琦所质疑的，沅水与湘水在相隔很远的地方各自入湖，沅、湘仍然是全然独立的两条水系的情况没有任何改变，“三湘”怎么能包括“沅湘”呢？ 其实，《方舆胜览》的说法并不只有“沅湘”有问题，“潇湘”之说也有问题。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中考证说，潇水在陶渊明时代被认为是湘水的正源，而非支流，所以并无潇水之名，也无潇湘之说。就像岷江在古代被视为江水正源，所以只名为江。文献上可以找到支持张氏说的进一步佐证。《后汉书·郡国志》“零陵郡”刘昭注引罗含《湘中记》云：“有营水，有洮水，有灌水，有祁水，有宜水，有(春)[舂]水，有烝水，有耒水，有米水，有渌水，有连水，有(倒)[浏]水，有(伪)[沩]水，有(伯)[汨]水，有资水，皆注湘。”其中记录的湘江支流，并没有潇水。罗含是东晋人，可见陶渊明的时代，“潇湘”并非专名。《水经注·湘水》有云：“(二妃)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潇者，水清深也。”可为明证。清澈的湘江水，这就是中古文献中“潇湘”的基本含义。而“潇”作为水名，较早用例如柳宗元《愚溪诗序》“东流入于潇水”，此时是中唐，再以“潇湘”指称汇合潇水的湘水，应该在此后。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三七〇永州府山川“潇水”条下有云：“按潇湘自古并称，然《汉志》《水经》俱无潇水之名，唐柳宗元《愚溪诗序》始称‘谪潇水上’，然不详其源流。宋祝穆始称‘潇水出九疑山’。今细考之，唯道州北出潇山者为潇水，其下流皆营水故道也。至祝穆所谓出九疑山者，乃《水经注》之泠水北合都溪以入营者也。⋯⋯盖后人以营水所经统谓之潇水，而遂不知有营水矣。”清人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考证以为潇水之名始见于柳宗元，而后代之潇水即古之营水。综上考证，大概可以认为，《方舆胜览》的“三湘”说的出现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潇水之名成立，且被视为湘江支流；其二是洞庭湖变成大湖，沅、湘二水汇合于洞庭湖。两个条件同时成立，则至早在唐代中后期，下限在《方舆览胜》写作之前。不但陶渊明不可能知道，李白大概也不知道。 以潇湘、资湘、沅湘为三湘，是清代陶澍的看法。他在《靖节先生集》卷一中提出：“湘水发源，会潇水谓之潇湘，及至洞庭陵子口会资江，谓之资湘，又北与沅水会于湖中，谓之沅湘。三湘之目当以此。”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杨勇《陶渊明集校笺》采用此说。陶澍显然认为三湘得名的根源是三条江，于是根据清代湖南的水系情况加以推测，提出了一个新的“三湘”说。但前面已经说明陶渊明时代“潇湘”和“沅湘”的含义，显然没有并称的可能。至于“资湘”，历史地理的研究已经表明，资水与湘水本来是分开注入长江的，大概到了东晋，资水才分出一支与湘水汇合注入洞庭湖。所以前引罗含《湘中记》才说“有资水，皆注湘”，看来当时是有人把资水看作湘水支流的。但“资湘”的叫法，却找不到别的文献证据，恐怕出于陶澍杜撰。总之，陶氏的“三湘”新说，很难成立。 此外，《辞海》以及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等工具书还举出漓湘、潇湘、蒸湘称三湘的说法，也偶见学者称引。《水经注》云：“湘、漓同源，分为二水，南为漓水，北则湘川。”既然明确说了是“二水”，且南北异趋，那“漓湘”如何能命名“三湘”？此说可谓大谬。 以支流命名“三湘”的思路恐怕是歧路。常有人望文生义，以为“四川”的命名源于四条江，不知四川在唐代因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和山南西道的区划而被合称为“三川”，至宋代因有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川峡四路”，简称“四川”。其实四川有大小河流上千条，怎么可能独举其四呢？同样，湘水支流大小十数条，为什么仅仅举其三而为“三湘”？不可以四湘、五湘、十湘吗？所以清人孙良贵放弃支流的思路，转而在《考定三湘说》中提出：“愚意以资、沅二水，源流皆二千里，外与湘相埒，并湘为三湘。虽各入湖漘，行百余里，而后沅引渐、辰二江自湖心之黄钴潭合资以趋于湖腹，又行二百里许，由小布袋口入湘，若朝宗然。”孙氏之说新颖，但仍然经不起推敲。其一，资、沅、湘既然是并流的三水，如何以湘概二水而称“三湘”？其二，《水经注》明言，湘、沅、资、澧，“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如孙说，那当称“四湘”，而非“三湘”。其三，孙氏所依据的依然是清代的水利实况，而对前述汉魏晋的情形懵然无知，故难以取资。 水名诸说如上，又别有地名二说，即三湘浦和湘潭、湘乡、湘源。王琦注李白的“见三湘之潺湲”云：“《隋书·五行志》：‘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太平寰宇记》：‘湘潭、湘乡、湘源，是为三湘。’《岳州府志》：‘三湘浦在临湘县南四十五里。’”王琦注太白诗，是被杭世骏赞为“字字还其根据而佐证乃确”的，但这里却注得既不准确又有点乱。王氏将地名说的两种说法都罗列出来了，全无裁断，且自相矛盾。 王琦引用的《隋书·五行志》的记载本身是有问题的，其原文云：“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即景奔败之所。”但是《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七“巴陵县”中云：“侯景浦，在(巴陵)县东北十二里，本名三湘浦。(中略)侯景东起于悬瓠汝水之南，而败于巴陵三湘之浦也。”按巴陵县治历代并没有过迁徙，《隋书》记载与《元和郡县图志》相左，必有一误。考《南史》卷八十《侯景传》有云：“天监中，沙门释宝志曰：‘掘尾狗子自发狂，当死未死啮人伤，须臾之间自灭亡，起自汝阴死三湘。’(中略)起自悬瓠，即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败处。其言皆验。”所记与《元和郡县图志》合，知《隋书》“巴陵南”当是误乙原文上之“汝南”之“南”于下也。又王琦注所引《岳州府志》也说“三湘浦在临湘县南四十五里”，考明隆庆《岳州府志》卷七“职方考”云：“临湘在郡东北九十五里。”同卷又称“三湘浦”在巴陵“县境北”，可知三湘浦在东北的临湘县和西南作为府治的巴陵县之间，这与《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相吻合。显然《隋书》记载有误，王注误引。根据《元和郡县图志》，这个三湘浦在巴陵县东北方，巴陵县本身位于湖湘注水汇入长江的“三江口”处，其东北的三湘浦显然是长江边的一个地名。那这个地名跟陶诗、颜诗、李文中“三湘”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是没有关系的。 再看王注提到的第二个解释，《太平寰宇记》卷一一六全州清湘县下载：“三湘，湘源、湘潭、湘乡，是谓三湘。”《太平寰宇记》记清湘县的沿革说：“本汉洮阳县，(中略)晋武帝太康末于此立湘源县，以湘水源为名。(中略)后唐时，节度使马殷改为清湘县。”清湘县就是“三湘”中的湘源，所以在此处顺道解释“三湘”。以湘江流域三个带“湘”字的地方名来概称全流域，此说似较合理。后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采用了《太平寰宇记》此说。李注陶集在后世影响极大，这个“三湘”说因此在陶诗注释中颇为流行，今人仍时见采用。但是陶澍已反驳道：“湘潭、湘乡、湘源皆县名，非水也，且建制在后，古无此称。尚有湘阴、临湘，亦不止三也。”前面已经看到，陶澍是主张“三湘”源于水名的，其说前已驳之，但他提出的“建制在后，古无此称”和“有湘阴、临湘，亦不止三也”这两个质疑，却是相当有力的。这里分别考查湘源、湘潭、湘乡、湘阴和临湘五处的建制沿革，看看有无命名“三湘”的可能。 湘源之名，前引《太平寰宇记》谓始于西晋武帝时。然《隋书·地理志下》谓此县是隋“平陈，废洮阳、灌阳、零陵三县置”。又《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永州湘源县亦谓：“本汉洮阳县地，至隋改置湘源县。”《太平寰宇记》点校者亦校云：“《舆地纪胜》卷六〇全州清湘县：‘象之谨按《皇朝郡县志》谓隋平陈，废洮阳、灌阳、零陵三县，置湘源县，此《隋志》之文也，而《晋志》零陵县下为县十一，无所谓湘源县，而《齐志》于零陵郡下凡领县六，第有洮阳、灌阳、零陵三县，而无湘源县之文，至隋平陈，始废洮阳、灌阳、零陵三县合为湘源，则湘源非置于晋也，当依《隋志》及《元和志》书曰隋立湘源县。’按《舆地广记》卷二六全州亦云隋置湘源县，王象之说是也。”这样，可以基本确知《太平寰宇记》所说有误，湘源之名，始于隋代。 湘潭，本指湘水及其支流潭水，用作县名，始于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潭州湘潭县云：“本汉湘南县地，吴分立衡阳县，晋惠帝更名衡山，历代并属衡阳郡，隋改属潭州，天宝八年改名湘潭。”《太平寰宇记》卷一一四又有“萧齐省入湘潭县”之文，应是误记。 湘乡之为县名，《汉书·地理志》无之，《后汉书·郡国志》载于零陵郡下，其县之立，似当在东汉。《宋书·州郡志三》湘州衡阳内史下有“湘乡男相”，谓“前汉无，后汉属零陵”。同样可证。 湘阴，《宋书·州郡志三》湘州湘东太守下领县有：“湘阴男相，后废帝元徽二年，分益阳、罗、湘西及巴、硖流民立。”《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七岳州湘阴县同此说。又《南齐书·州郡志下》湘州长沙郡下有湘阴县。可以确知《宋书》无误。 临湘，《汉书·地理志下》记载为长沙国之首县，县治即今长沙市。其为县名当不晚于景帝二年封刘发为长沙王之际。 综上可知，在陶渊明、颜延之生活的时代以前，以“湘”名县的地名最多只有前汉的临湘和后汉的湘乡两个，无论如何凑不出一个“三湘”。而且“临湘”还从来不在人们命名“三湘”的考察范围内。所以《太平寰宇记》的“三湘”说应该出于附会，反映的大概是唐宋之际人们的看法，并不可能是“三湘”真正得名的原因。 以上辨析“三湘”的水名与县名诸说，无有例外，都是宋以后人以今度古而致误。那么，“三湘”得名之源究竟何在？ 二、 “三湘”新解 探究“三湘”的命名，要回答的问题有三：何以“三”，何以“湘”，何以“三”与“湘”结合而为“三湘”。三晋、三秦，古已有之，“三”的来历当兼有命名的历史文化习惯和现实的政区划分的原因。而“湘”之名既是水名，又是州名。当某个时期，同时兼容了以上要素，那么“三湘”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考史可知，这个时期就是晋怀帝设立湘州之后。 秦汉以来，多用“三X”的命名方式来指称某一较大地理单位。这一地理单位或者山川相缪，在自然地理上自成一体，而在行政区划上则都有特别的渊源，具有地理、政区、经济、文化的共通性。先是因赵、魏、韩三家分晋，所以号称“三晋”。三晋同出一源，其地连，其政通，文化也相似，《韩非子》《墨子》《吕氏春秋》《史记》《战国策》等战国后期及秦汉文献中已多次出现这一专名，可见其得名当在战国时。又有三楚，即以淮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以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为东楚，以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这是战国时楚国内部存在的三大文化、风俗区域，见《史记·货殖列传》。又三巴，刘璋于巴郡中分出巴东、巴西而成。此外还有三秦、三齐、三吴以及朝鲜半岛的三韩等。南北东西，瀛海内外，都有以“三X”命名的区域，固然其命名皆是因政区而来，但久之也会影响人们的文化认知，而对后来的命名方式产生影响。 巧合的是，湘江流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正好也分属长沙、桂阳、零陵三郡。三郡在秦本来同属一郡，该郡之名是苍梧还是长沙，学者有争论。但如《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甄烈《湘州记》所云，其郡之设，“以统湘川”，即整个湘水流域，则无任何疑问。汉初，高祖先在该地区设长沙国，又从其中分出桂阳郡，是一分为二。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又从桂阳郡中分置零陵郡。至此，湘江流域一分为三。三郡中，湘江直接经过的是零陵和长沙。桂阳郡则有湘江最大的支流耒水。后汉除长沙国改为长沙郡外，三郡格局未变，皆属荆州。前后汉相沿400年，湘江流域分属三郡之事实，固当已深入人心。这是“三”的文化背景与区划来历。下面再分析“湘”的问题。 在古人的诗文中，“三湘”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既可以指称包含大小支流的湘江，也可以指称湘江流域这一地域，甚至可以特指长沙地区。作为水的代称，颜延之诗和李白赋就是例证。再如刘长卿《送李侍御贬郴州》：“几路三湘水，全家万里人。”柳宗元《奉和杨尚书郴州追和故李中书夏日登北楼》：“风起三湘浪，云生万里阴。”杜牧《别怀》：“去路三湘浪，归程一片风。”杜荀鹤《湘江秋夕》：“三湘月色三湘水，浸骨寒光似炼铺。”代称地域的，陶渊明诗即是最早例证。其诗赠长沙公陶延寿，“遥遥三湘”即指其封地而言。再如《庄子·外物》篇，成玄英有疏云：“海神肉多，分为脯腊，自五岭已北，三湘已东，皆厌。”又张谓《长沙土风碑铭序》：“至汉道凌迟，董卓狼顾，文台以三湘之众，绩著勤王；梁朝覆没，侯景虎视，僧辩以一州之人，勋成定国。”其《铭》则曰：“五岭南指，三湘北流。”张谓此文很有代表性，其序里的“三湘之众”是说长沙太守孙坚发兵勤王，当然指地域，且如陶诗一样特指长沙，铭里的“三湘北流”则又指水，一文兼备了两种用例。同样李白诗《江夏使君叔席上赠史郎中》云：“昔放三湘去，今还万死余。”这是指称地域，与《悲清秋赋》中指水不同，是一人兼有两种用例。既然“三湘”兼能指代湘江与湘江流域，那么其命名的缘由恐怕当综合考虑自然地理与政区地理的因素。能兼有这两个因素，即政区上合汉三郡为一，而地域上正好包括整个湘江流域的，就是西晋所设的湘州。 湘水三郡，向属荆州，到西晋怀帝永嘉元年(307)，乃从荆、江二州中分八郡而创立湘州。杨志强《湘州考》一文，对湘州的创建有详细的考证[33]。据杨文，湘州所辖八郡为荆州之长沙、衡阳、湘东、邵陵、零陵、营阳、建昌和江州之桂阳。其中衡阳和湘东是三国吴太平二年分长沙郡地所设；邵陵是吴宝鼎元年分零陵郡地所设；营阳是吴甘露元年分零陵郡地所设；建昌郡是晋惠帝时分长沙郡地所设；桂阳是晋惠帝时划给新设立的江州的，这时归属湘州。可以确知的是，湘州所辖虽有八郡，其实来源只是原汉三郡，新增五郡皆从旧三郡中析出。且新增五郡创设未久，其深入人心程度自难与汉三郡相提并论。 汉三郡一水相通，在地理上自成一体，在政区上保持了很长时间的稳定，而有自成一体之势。汉末三国时，在诸方之间，三郡一向是被视为一个整体加以争夺。如曹操下荆州后，即派零陵人刘巴说降三郡。何以派零陵人往说长沙、桂阳，可见三郡之人当存在一整体认同。而建安二十年，吴蜀早期争斗中，孙权也曾派吕蒙夺取三郡。后吴蜀讲和，即以长沙、桂阳属吴，零陵属蜀。零陵位居湘水上游，蜀加以保留，即有与吴相持衡、相威慑之意，盖一旦两国交恶，蜀军可以高屋建瓴，顺流直下。对三郡有意分割，以保持均势，反过来也证明三郡本属一体之性质。其原理正如元代设行省，乃从四川划出汉中归陕西。此外，宋阮阅《诗话总龟》有一则有趣的记载，谓零陵人刘巴葬于岳阳，“时人语曰：‘生居三湘头，死葬三湘尾。’”故其地乃名为巴陵。以零陵为三湘头，长沙郡的岳阳为三湘尾。刘巴后依附刘备为蜀臣，故杜文澜提出质疑：“按章武二年，荆州属吴，刘巴无岀镇荆州之事，安得葬于巴陵？此条岀自附会。”按，刘巴是死后迁葬还是后人附会，难以确知，但民谣所透露的当地人“三湘”认同，与《三国志》记载是相吻合的。 还有另一个观察角度可以证实这种“三郡”认同的文化心理。在《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中，依次著录不著撰人《零陵先贤传》一卷、晋临川王郎中刘彧撰《长沙耆旧传赞》三卷、吴左中郎张胜撰《桂阳先贤画赞》一卷。三种先贤传的存在，正是三郡认同的体现。《零陵先贤传》，据章宗源考证，所记人物为后汉三国时人，则其书之撰，当在其时或稍后，正与张胜时代相近。撰《长沙耆旧传赞》的刘彧，据姚振宗的考证，则是东晋人。如前所述，吴至东晋，湘水流域远不止三郡，但时人所撰先贤传只以旧三郡为名，可见这种三郡认同是相当稳固的，在东晋也依然如此。 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山川相缪，政区稳定，是“三湘”得名之实。应该在两汉时代，人们已经有了三郡一体的认同。而湘州设立，原来分立的汉三郡正式在行政区划上合为一体，且有了“湘”之共名。这样，水系之湘与政区之湘正式重合，则“三湘”之名，可谓名正言顺矣。后人不察，妄造说解，于是理丝益棼，徒增困扰而已。 至于“三湘”在后代能代称湖南全省，大概原因有二。第一，长沙是秦、汉帝国在该地区最早所设的郡，这一名称后代相沿，既是汉三郡的中心，是三湘地区的中心，又是湖南全省的中心。长沙能代表湖南，三湘即能代称一省。第二，湘水流域无论从地域面积还是经济、行政重要性而言，在湖南全省都占有绝对优势，三湘代称全省，也无可厚非。因此，“三湘”代表湖南是必然的。有代称在先，然后才会有清人孙良贵的湘、沅、资并称“三湘”的说法，即要坐实“三湘”对全省的代称，这种思路未免固如高叟。 三、 结语 本文的缘起，其实是读陶渊明集、李白集时，发现前人注释“三湘”一词，龃龉矛盾，难得一是，进而检核历代总志、方志及各类地名辞典，依然不得其解。于是搜集史料与历来之解说，做一通盘考察。考察的结论是前人的解释似乎都有问题。以为“三湘”之名来源于诸水的学者，或取湘水支流之说，或取湘、沅、资三水并流之说。无论何种说法，都不了解湖南地区古今水道与湖泊的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形，而仅仅依据自身时代的水道情况加以推测，不免以今度古，射不中的。古人恒连言“山川”，其实在千年、万年的时间维度上看，山脉几乎没有变化，而川流则往往发生剧烈的变动，再加上古今地名的变迁，研究水道，必须慎之又慎，显然仅仅依据目验是不够的。另一些学者以为“三湘”之得名源自政区之名，却又疏于考史，不知早期并没有三个带“湘”的政区名存在。既然前人的解释都有问题，本文尝试着从湘江流域的政区变动的实际情形出发，并结合当时人的历史文化心理，作出新的解释。以“三X”的命名方式来指称某一较大地理单位是战国以来比较普遍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而湘水流域在两汉时期正好一直分属三个郡(国)，长期以来自成一体，这里的人们有很强的一体认同感。因此，笔者推测，当西晋怀帝永嘉元年在此地正式设立湘州以后，“三湘”之名便顺理成章地产生了。 谭其骧先生曾告诫学者，在研究古代地理时，“不要轻信前人对古代文献资料所作的解释”。他说：“我们处理这些文献材料，就该把古书原文和后人注释分别对待，不能混为一谈；不应该盲从过去那些注疏家和研究者的解释，应该凭借我们自己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和地理知识，运用科学方法去正确理解判断这些资料所反映的古代地理情况。这样做才能不受前人束缚，解决前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做出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对“三湘”之名的考证，大概可以算作为谭先生之说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注脚。古籍中踵袭前人、积非成是的现象颇为不少，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和整理古籍时必须随时小心的一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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