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水经注》里的湘江（七）---《水经.湘水注》略考

水经注探究系列 202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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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北过下隽县西，微水从东来流注之。

湘水左会清水口，资水也。世谓之益阳江。湘水左迳鹿角山东，右迳谨亭戍西，又北合查浦，又北得万石浦，咸湘浦也。侧湘浦北有万石戍。

下隽县,西汉置,属长沙国。学界多认为治所在今湖北通城县西北。下隽县因隽水得名。东汉属长沙郡。南朝梁、陈时为隽州及上隽郡治。隋开皇九年(590)省入蒲圻县。[1]学界多认为下西汉隽县治所在今湖北通城县西[2]比对《湖北省文物地图集》颇疑与今湖北通城县西锦山乡一带连续分布的谢家庙、谢家塘等系列遗址[3]有渊源。

微水, 即今湖南岳阳县北新墙河，注入洞庭湖。《水经》：湘水 “又北过下隽县西，微水从东来流注”。郦道元注：“湘水左则沅水注之，谓之横房口，东对微湖，世或谓之麋湖也。右属微水，即经所谓微水经下隽者也。”[4]

鹿角山,按《方舆纪要》卷77巴陵县：鹿角镇 “以山为名”。则鹿角山亦在今湖南岳阳鹿角镇附近。（备注：鹿角镇即今湖南岳阳县 (荣家湾) 西十二里鹿角镇。《资治通鉴》：五代梁开平元年 (907)，高季昌遣将倪可福攻朗州，淮南将泠业救之，进屯朗口，楚将许德勋“以大军进击，大破之，追至鹿角镇，擒业”。即此。明于此置巡司。[5]）有学者认为上述郦注“湘水左迳鹿角山东，右迳谨亭戍”是最早涉及地名鹿角的文献资料，这里言及的鹿角是一座山的名字。关于鹿角山,宋代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转录了《水经注》中的记载,“《水经》云:‘洞庭鹿角山,西有谨亭戍、万石戍。”并且补充说,“然则,屯兵捕盗旧矣。[6]”据两条资料,可知,鹿角山得名至少在魏晋时期……鹿角山附近地区至少在魏晋时期,就已经成为军事戍所,专司“屯兵捕盗”。鹿角地区成为军事上的戍所营垒,甚至可能早在地名产生之前。而以鹿角命名鹿角山周围地区,可能的确与鹿角山之名有关联[7]。

万石戍,在今湖南岳阳县(荣家湾)西。《水经·湘水注》：“侧湘浦北有万石戍。”光绪《巴陵县志》：万石戍“在鹿角镇下五里。为泊舟云聚，今长江水师分驻之”。[8]

谨亭戍, 按注文所述次序约万石戍南鹿角山北，大致位于岳阳市鹿角镇北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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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水左则沅水注之，谓之横房口，东对微湖，世或谓之麋湖也。右属微水，即《经》所谓微水经下隽者也。西流注于江，谓之麋湖口。

沅水, 即今湖南西北境沅江。《水经·沅水》：“沅水出牂柯且兰县，又东北过临沅县南，又东至长沙下雋县西北入于江。”郦注：“沅水下注洞庭湖方会于江。”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南郡蛮反，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兵万人泝沅水入武谿击之，即此。[9]

横房口，布袋口，古名横房口，又称“高山望”。位于今岳阳飘尾芦苇场，原系水域，是岳州通往洞庭湖西南滨湖各州、府、县的通道和要塞。民国年间淤积成洲，布袋口已不复存在。至解放时，《洞庭湖地形图》上已找不到“布袋口”之标示，所在地统称为“高山望”。[10]

麋湖口, 微湖(糜湖)，属洞庭湖东岸的湖湾，也是微水注入洞庭湖的河口港湾。糜湖口，即今新墙河注入洞庭湖的河口。[11]

湘水又北迳金浦戍，北带金浦水，湖溠也。湘水左则澧水澧水注之，世谓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名之五渚，《战国策》曰：秦与荆战，大破之，取洞庭五渚者也。湖水广圆五百馀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山海经》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沅、澧之风，交潇、湘之浦，出入多飘风暴雨。

五渚，杨《疏》云：“谓湘、资、沅、澧四水，自南而入，大江自北而过，洞庭潴其间，谓之五渚也。《舆地广记》主此说。”郦《注》时代，湘、资、沅、澧四水，确是“同注洞庭”之后才人江，郦《注》据当时的河湖形势对“五渚”所作的解释无可非议，张修桂认为杨《疏》依郦《注》文意对五渚的附会，也属合理。然而先秦至南北朝时期，洞庭地区环境的重大变化，却是郦道元、杨守敬等人没有意识到的。在战国汉晋时期，洞庭四水基本上是在今岳阳市西北注入大江的，故《战国策》谓之“五渚”，当时浩瀚的洞庭湖水面尚未形成，仅在君山之南，存在一个面积不大的湖泊。《楚辞·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国策·魏策》：吴起对魏武侯日，三苗之居，右有洞庭之波，左有彭蠡之水；《山海经·海内东经》谓“沅水出象郡镡城西，东注江，入下隽西，合洞庭中”；“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人洞庭下”。其中的洞庭，均指这一面积不大的水域。所以晋郭璞注《山海经》时，干脆称这个洞庭水域为“洞庭陂”；清人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楚辞地理考》中，也已明确指出，战国时期的洞庭湖，是“微波浅濑，可供爱玩，无今日之浩淼大观”。可见郦道元对五渚的解释，并不完全符合战国时期洞庭地区的地貌形态。[12]

“湖水广圆五百馀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张修桂指出此二语本王逸《楚辞·注》。王逸．东汉人。他的《注》语表明，东汉洞庭湖有过广阔水面的时期。但据《水经》记载：湘水北过下隽县西，又北至巴丘山入江；澧水东至下隽县西北，东人江；沅水东至下隽县西，北入江；资水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江。说明东汉三国时期，洞庭地区属河网交错的平原景观，湘、资、沅、澧四水，基本上是直接注入长江的。唯在资、沅两水交汇处的君山以南存在面积不大的湖泊。这种汇流局面，往前可追溯到《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湘水北至下隽入江……王逸所言的洞庭湖宽阔水面，当属非常态下的湖面，即洪水期的洞庭湖水面。然而它却是代表着洞庭湖的发展趋势。新石器时代以来，洞庭地区处于缓慢沉降之中，平原地貌景观已在向沼泽化方向发展，不宜人类居住和从事生产劳动。所以湖区之内，尽管有新石器时代人类频繁活动的痕迹，但至战国秦汉时代，地区经济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因而也就未能在此基础上设立郡县，尤其是湖区的中心部分。而在东汉时段，处于沉降中的洞庭平原，原有君山以南面积不大的洞庭湖已进入扩展阶段，每当洪水季节来临，洞庭湖水面便在沉降中的河网平原上扩展开来，这便是王逸描述的景象。进入东晋南朝之际，随着人为因素的不断加强，荆江江陵河段北岸金堤的兴筑，以及荆江三角洲的扩展和云梦泽的萎缩，荆江南岸开始形成分流进入沉降中的洞庭平原．干扰洞庭水系，使洞庭地区由河网交错的平原景观，迅速演变为大湖景观，湘、资、沅、澧四水因之分别注入浩渺的洞庭湖已成常态。因此，郦道元采用王逸之文作注，虽有时代不同、水文特性差异的问题，但却也是合理的。[13]

湖中有君山、编山。君山有石穴，潜通吴之包山，郭景纯所谓巴陵地道者也。是山，湘君之所游处，故曰君山矣。昔秦始皇遭风于此，而问其故。博士曰：湘君入则多风。秦王乃赭其山。汉武帝亦登之，射蛟于是山。东北（张修桂校正为“东南”[14]）对编山，山多篪竹。两山相次去数十里(张修桂校正为“十数里”[15])，回峙相望，孤影若浮。湖之右岸有山，世谓之笛鸟头石。石北右会翁湖口。水上承翁湖，左合洞浦，所谓三苗之国、左洞庭者也。

编山，亦作鳊山。杨《疏》：“《岳阳风土记》，湘人以吴船为艑，山形类之，故名。此’编’盖‘艑’之异文也。”《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湘山一名编山，在岳阳县南十八里。”据其方位道理，编山，即今岳阳市西南洞庭湖中之编山。张修桂认为《括地志》以艑山、湘山为一山．甚误。郦《注》之君山即今岳阳之君山，其东南十数里即为编山，今亦称扁山。其时两山均在洞庭湖中，而且相距不远，故郦《注》谓“回峙相望，孤影若浮”。据此可断，今本《注》文“东北对编山”、“两山相次去数十里”，当为“东南对编山”，“两山相次去十数里”之误抄。此两处误抄，是导致前人把青草山误为君山（洞庭山、湘山）的根本原因所在。[16]

览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神韵更在江湖环绕的君山(中国看长江，湖南看江湖，岳阳看君山,岳阳日报 2019-03-18)

低级开发利用，导致占山为王，肆意摧毁生态

这就是环境优雅静谧，位于洞庭湖上的扁山岛(摘自：岳阳扁山岛在“流泪“ 植被遭疯狂蚕食……原创天下岳阳人☞ 天下岳阳人 2015-10-08)

秦王乃赭其山，现当代学者对“赭其山”说法不一，，“赭”除了有红色义项之外，还有裸露之义。柳宗元《晋问》：“群饮源槁，回食野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二·从化县》：“每炭一出，沿溪接艇，不数年中，群山尽赭。”这些文例虽然年代较晚，但词义当有较早的渊源。美国学者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就将“赭其山”理解为“砍伐湘山树使山裸露[17]”。盖因湖南君山(湘山)一带为红壤地貌，土壤呈红色，当伐光地表树木之后，山体自然呈现出一派红色来。[18] 但最近公布的岳麓书院藏秦简有一篇“秦始皇禁湘山诏”，内容涉及秦始皇巡游湘山时，因喜爱湘山一带树木“野美”而将湘山列入禁苑，归属苍梧郡管辖，晏昌贵综合分析后认为文中的湘山应指今洞庭君山，屏山即今洞庭扁山，骆翠山则当巴丘山，由此判定秦苍梧郡北境当有今洞庭湖大部地区。然而与此迵然不同的是，《史记》记载了秦始皇伐湘山树并赭其山。晏昌贵认为，司马迁《史记》的历史叙事也有其合理性，它反映的是另一种“文本历史”，是被征服的东方地区民众的集体记忆……我们在探寻历史真相，寻找真实的秦始皇面相的同时，不要忘了《秦始皇本纪》所载故事中的秦始皇，也许《史记》文本中的秦始皇形象，比从地下挖出来的秦始皇面相，更有影响力，亦更具历史意义。[19]

△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

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陵故城，本吴之巴丘邸阁城也。晋太康元年，立巴陵县于此，后置建昌郡。宋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城跨冈岭，滨阻三江。巴陵西对长洲，其洲南分[20]湘浦，北届大江，故曰三江也。三水所会，亦或谓之三江口矣。夹山列关，谓之射猎，又北对养口，咸湘浦也。水色青异，东北入于大江，有清浊之别，谓之江会也。

巴陵故城，西晋太康元年(280)以下隽县巴丘城置。相传夏后羿斩巴蛇于此，积骨如丘陵，因以为名。治今湖南岳阳市。东晋咸和四年(329...都督荆雍益梁交广宁七州军事、荆州刺史陶侃以江陵偏远，移镇巴陵，即此。南朝宋以后，历为巴陵郡，巴州、岳州、岳州路，岳州府治所。1913年改为岳阳县。(吴应寿)[21]

“吴之巴丘邸阁城”，张修桂指出即积谷备战之仓储城，亦名大电戍。《三国志·蜀志·孙权传》：建安十九年，“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元和郡县志》岳州巴陵县：“吴初巴丘置大屯戍，使鲁肃守之，后改为巴陵县。”宋本《太平寰宇记》岳州巴陵县：“《舆地志》云，巴丘有大屯戍，鲁肃守之。按郡城即鲁肃所筑也。”《晋书·殷仲堪》：桓玄击败仲堪，”玄顿巴陵，而馆其谷”。说明晋仍积谷于此。故址在今岳阳市内。[22]

巴陵郡，南朝宋元嘉十六年(439)分长沙、江夏两郡置。治巴陵县(今岳阳市)，属湘州。辖境相当今湖南岳阳，临湘等市，湖北嘉鱼县和陆水流域。孝建元年(454)属郢州。辖境略有变化，有今湖南岳阳：临湘和湖北通城、监利、洪湖等市，县地。梁、陈为巴州治，辖境缩小。隋开皇九年(589)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岳州为巴陵郡，隋末罗县令萧铣在此郡起兵。(吴应寿) [23]

三江口，岳阳市地势，低丘连绵，故孙吴鲁肃依地势跨冈岭筑城。其时，城“滨阻三江”。此“三江”，即郭璞在《山海经·中山经·注》中所云：“江、湘、沅水共会巴陵头，故号为三江口”的三江。然自东晋之后，洞庭湖水面扩大已成常态，湘、沅二水分别注入洞庭湖而后入江，郭璞所谓的“三江口”，在郦道元时代已经不复存在。故此三江汇流，乃指先秦汉晋洞庭湖未扩展时期的交汇形态，郦《注》“滨阻三江”，既是追溯历史，又是对其所处时代“三江”的新解。（郦《注》）其时，巴陵县西的洞庭湖近出口处，存在一个长条形沙洲即长洲，湖水因之被分为二江，合大江，“故日三江”。郦《注》时代，湘水自从进入青草湖（洞庭湖）之后，即已不复单独存在，但郦氏依《水经》作《注》．仍称其为湘水（浦）．故谓“其洲南分湘浦”。“三水所会，亦或谓之三江口”一语，显属附会郭璞所指的“三江口”。[24]

养口，张修桂认为养口属洞庭湖近出口处的入湖小河水口。杨守敬以为养口“在今湘阴县北”，是错误的。养口当在今岳阳市北的东风湖一带。杨《疏》又云：“养口只一水．‘成’字当衍。”段熙仲《点校》云：上文“谓之‘射猎’，必是浦名，故日‘咸湘浦也’。《注》例‘谓’之下皆地名，射猎下今不知何字矣。‘成’字宜存疑，不宜为衍字”。其说虽有理，但因不知所脱为何字，“射猎”姑存疑，不作处理。[25]

水色青异，张修桂以为东晋南朝时期，洞庭湖的最大水系——湘水已是清澈见底，其他资、沅、澧三水系泥沙自然也不会多；而从大江分流注入洞庭湖的沦水，泥沙大部分已沉淀于赤沙湖，所以当时洞庭湖的含沙量极少．故其出口“水色青异”，和大江交汇，“有青浊之别”。江湖交汇处，“谓之江会”，是即《江水注》“江水右会湘水，所谓江水会者也”，在今天城陵矶附近（参见下图9）[26]

图表 1摘自张修桂：《〈水经注〉洞庭湖水系校注与复原（上篇）》，原刊《历史地理》第２８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后收入张氏著《龚江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５3页。

附：城陵矶，江边常常出现一些凸出水面的山岩，三面环水，一面靠岸，这种独特的山岩称之为“矶”或“矶头”。长江上游地势险峻、水流湍急，合适做渡口的地方并不算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势地平、水流放缓，那些突出江边的山岩（矶）就有不少具备成为优良渡口的天然条件。城陵矶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摘自：长江三矶之城陵矶，为何是长江中游第一矶？原创卫大将军地图帝 2020-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