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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移民问题都会始终困扰着大部分国家或任何政体。长期存在的需求与本土居民的抵制情绪，很容易形成无法磨合的对立情绪。古罗马却在这方面处理的比较出色，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西方答案。 早期的开放入籍政策2000多年前的世界与现今有着极大不同。严格的阶级制度是所有文明的家常便饭，而使用奴隶更被全体人类所普遍接受。相比之下，早熟的公民社会比较容易排斥移民。究其原因，还是不愿将自己的固有利益同新来者分析。不论是走直接民主制的雅典，还是有军国等级规范的斯巴达，都对外邦人获公民权有严格限制。但位于意大利中部的罗马似乎是个例外。传说中，这个城市由西渡的特洛伊的难民建成，在之后的岁月中不断壮大，先后吸收周围的埃特鲁利亚人、萨宾人和大希腊区居民。为迅速扩大自身实力的需要，最早的王政时代便已出台其他文明所不具备的入籍政策。比如对自愿移民的外国人，直接给予完整公民权。后来到塞尔维乌斯国王的改革时代，连奴隶也同样享有这一优惠政策。一经释放便可以成为公民，享受同其他人一样的权益。更为与众不同的是，罗马的奴隶释放不仅仅取决于主人慈悲，还经常被合约或法律所规范。通常来说，奴隶会与主人订立获取自由的条件，如支付定额赎金、替主人做工达到一定年限。在满足这些条件后，就可以被主人宣布释放。虽然通常要帮对方赚上一笔，但并非无法达成的遥远指标。因为在《十二铜表法》中就规定，普通奴隶的赎金1万，做工年限则是7年。随着时间推移，获释条件得到进一步的增加。到共和国末期，任何女奴若生育3个孩子也可获得自由。有奴隶若揭发检举犯罪，获得立功表现亦能被依法释放。当然，外省来的自由人同样可以取得公民权。凯撒就曾颁布政策，把公民权授予所有在罗马城从事教师和医生职业的外人。最后发展到将公民权授予许多高卢部落的首领。一些奉行亲近罗马政策的东方国家君主，也可以为自己或子嗣争取类似政策。规范移民群体结果，外来移民的增多又促使罗马人想办法限制奴隶升级为公民的数量。因此，在当局维持较为宽松的入籍政策同时，也在不断出台政策去限制奴隶释放。首先是剥夺被释奴的完整财产权，使其必须在死后将财产分一部分给前主人。甚至在公元前3世纪，法律直接规定这些人要把财产的半数赠给主人。到了下个世纪，这类苛刻条文才有所缓和。只要求子女少于2人且有10万塞斯的前奴隶，需将1/3财产赠予过去的主子。其次是增加释放条件。最正规的奴隶释放要经过杖击仪式，但因需要缴税并且繁琐，导致大量的奴隶主普遍使用用无式释放和遗嘱手段来完成。这点到奥古斯都时代又进行了改革，限制以遗嘱方式被释放的奴隶比例，限定无式释放的年龄要求。最后，则是对被释奴进行区别对待。例如同样参加军队，被释奴的装备就要与自由人区分开来，以此降低其地位。但总的来说，这些入籍政策在当时已算是相当宽松。也促使罗马的外来公民始终有着庞大的数量，并逐步渗透到各个阶层。遍地外国人罗马早期的宽松入籍政策，因总数不多而并未掀起太大波澜。据专家估算，公元前3世纪式，平均每年所释放的奴隶也不过1350人。那些被征服的意大利人，也大多变成同盟者，享受地位稍低的拉丁公民权。但这一切都随着罗马军团的扬帆海外而被彻底改变。当鹰旗逐步插遍地中海的每一个角落，超量的奴隶开始被涌入罗马。国土面积的不断扩大，也让外来人与本地居民的矛盾迅速升级。爆发于共和国末年的多次奴隶起义和同盟者战争，就给当局敲响了警钟。为此，意大利的同盟城邦被首先赐予了完整公民权，主人们开始大量释放奴隶以抚平尖锐矛盾。因此，罗马的公民数量开始急速增加。到公元前28年，登记在册的男性公民已多达406.3万人，是42年前的整整4.5倍！后人通过当时的许多墓志铭中研究发现，生活在帝国时代早期的平民，竟有83%的人祖辈源自东方行省。虽然基于样本数量和信息的局限，得到的比例不能精准再现全貌，但对理解罗马社会的发展进程还是有参考价值。以至于当时罗马的作家也讽刺，叙利亚的河流污染了台伯河。尼禄皇帝的老师塞内加也写信给母亲，描述在都城内随处可见外国人。除了平民，就连元老院都无法在外来人口的“入侵”下幸免。在凯撒掌权的阶段，许多来自高卢的新公民被大量安排进元老院。让那些传统的元老大发牢骚：凯撒率领高卢人凯旋，使他们进入元老院。高卢人脱掉裤子，换上元老的托加。在后来的克劳狄时代，高卢出身的公民又再次被引入元老院，引发了内部的一次大辩论。尼禄在位时，著名历史作者塔西佗甚至抱怨，当时的元老院都是骑士和被释奴后代，却没有多少古老的本地家族。直到四帝内战结束，维斯帕先还破格提拔了许多外地人进元老院，由此产生了不少希腊和小亚细亚血统的罗马新贵。后世学者还是通过墓志铭进行统计，发现奥斯提亚的元老们有33%是被释奴后代，来自山南高卢的比例最低也有12%！然而，若是没有这样的长期运作，罗马可能根本不能从城邦进化为帝国。仅以他们的早期对手迦太基为例。除了都城人口具有完整公民权，其他城市的自由民往往只是受法律保护的二等人。但他们恰恰是构成北非共和国军队的精英群体。等到这些城市因不愿继续付惨痛代价，迦太基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罗马共和国同样在前2-1世纪之间遇到相似问题。但通过有限制的公民权下放，终究在脆弱阶段渡过难关。进入帝国时代，罗马同样为公民权开放了许多受限制条件。有杰出技能的外邦工匠或文人，就有机会被升格为罗马公民。没有特殊才能的普通大众，则可以加入辅助部队服役，为自己的子孙争取入籍权力。因此，即便没有后来卡拉卡拉皇帝的“天下大赦”，入籍公民的数量也始终在稳步增长。虽然这个政策被后世学者认为是“自杀之举”，但那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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