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学为何兴起？漫谈清朝社会控制与考据学兴起的关系

谈起历朝历代代表性的学术产物，想必读者们很快可以想起宋明的理学，除此之外，西汉与东汉的经学、魏晋时期的玄学以及隋唐时期的佛学都是代表了当时朝代学术风向的学术成果。而谈到清代的代表性学术成果，则非考据学莫属。

谈起考据学在清代的兴起，许多学者将其原因归结到清代的高压统治，特别是文字狱上面。正是因为清代文字狱的兴盛，才导致学者们不敢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只能埋头在书房里对古代各种典籍的语句进行考证。例如，章太炎就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同时梁启超也说：“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可见，这种看法是不少学者的共识。

那么，清代考据学的兴盛是否真的就和清代的高压控制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呢？是否又有其他因素影响了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呢？本文希望尝试着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考据学论稿》封面图

文字狱并非清代独有

所谓文字狱，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高压政策，现在的许多人都认为，文字狱是清代所独有的，或者文字狱在清代是空前严厉的，而实际上，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文化高压政策在我国古代的许多朝代都可以见到。例如，开放的唐朝同样也有人因为文字而入狱或遭到贬谪，文化十分发达的宋代也有“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等文字狱的案件。而到了明代，文字狱更是愈发严重。

明代建立之后，朱元璋本来希望推崇文治，但这一做法引起了与他一同打天下的武将的不满。《廿二史札记校证》记载：

“上语之曰：‘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诸臣：‘但文人善讥讪。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撰名，则曰士诚。’上曰：‘此亦美名。’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

文字狱高压下对现有文人志士的审问场景

明初的文字狱十分严重，就连当时的文坛之首高启也不能拜托文字之祸，《列朝诗集小传》记载：

“季迪（高启字）以史事为祭酒魏观属官，雅相知契。观奉命守苏，为季迪徙居城中夏侯里，接见甚密。观改修府治，季迪作上梁文，连坐腰斩。洪武七年也，年三十有九”。

明初的文字狱的确使得相当多的文人不愿意从政，当时就有史料记载：“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明朝的文字狱传统也一直延续下来，几乎每一个皇帝统治期间都曾有官员因为文字狱而受到惩罚。清代的确继承了明代文字狱的传统，清代在文化上的政策也是一直保持高压，清代甚至在文字狱的种类上得到了更加的细分。

清代的文字狱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民族忌讳、政治忌讳以及学术忌讳。所谓民族忌讳，特别体现在庄廷珑的《明史》案以及戴名世的《南山集》案，两者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在其书中使用了南明的年号，而没有使用清朝的年号。而所谓政治忌讳，则是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讽刺当朝皇帝的字眼，而学术忌讳则是提出与官方认同的观点不同的全新学术观点，例如，康熙十九年名医朱方旦在其著作《中补说》中提出人的思想中枢是脑而非心，这一思想不被当时的传统思想所认同，因此被治罪。

戴名世的《南山集》部分内容

我们观察清代这三种文字狱形式可以发现，这些文字狱形式实际上是每个朝代都会存在的，即便是因民族忌讳而造成的文字狱，实际上也并不是在清朝而特别出现的。我国古代的封建王朝讲究的是正统性，即便是汉人建立的王朝，也绝不会允许臣民中有人在新政权建立后仍然使用前朝的年号。

因此，由此可以看出，清代的文字狱虽然更加严酷，但根本上来说也明朝以及此前的其它朝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文化高压政策以及文字狱政策之所以会出现，其根本原因是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要加强封建皇权，加强对于社会的控制，而并不与王朝的民族属性有关。既然如此，将考据学在清代兴盛的原因归结于清代文字狱的盛行便是说不通的，因为明代同样盛行文化高压政策，但在明朝考据学却几乎没有发展。那么，影响考据学发展的其它因素是什么呢？

清朝文字狱大批官员及其文人被无端牵连

影响考据学兴盛的因素

实际上，清代虽然文字狱盛行，但是清代文化审查最严格的是诗文创作。乾隆帝就曾说过：“若摭拾诗句，吹毛求疵，不惟无以服其心，即凡为诗者，亦不敢措一语矣。”而在学术方面，清廷的监控并不是十分严格。实际上，当时不仅考据学得到迅速发展，佛学、理学也得到了不错的发展，只是他们的光芒被考据学所掩盖了而已。

不仅如此，乾隆和嘉庆时期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学术黄金时代，无论是当时的学者，还是后来的学者，对于这一时期学术的兴盛都感到十分骄傲。《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中即提到：

“空谈臆断，考证必疎。于是博雅之儒，引古意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其弊也琐”。

《四库全书总目》封面图

江藩同样对考据学包含自信和赞叹之情，其言语曰：

“鼓箧之士，负笈之徒，皆知崇尚实学，不务空言，游心六艺之囿，驰骛仁义之途。”“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亦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

皮锡瑞更是高唱：“经学自两汉后，越千余年，至国朝而复盛。两汉经学所以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经学，稽古右文故也。国朝稽古右文，超轶前代。”

这样的赞叹可以说是多如牛毛，由此可见，清代的社会环境不仅没有限制考据学的发展，反而还有一些因素极大地促进了考据学的发展。

首先，到了明代末期，宋明理学的弊端已经开始凸显，明末的考据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为清代考据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代初年，儒士对于明代的学术开始进行反思，并且开始在明代学术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这些因素主要是学术界内部的因素。

宋明理学下的代表人物们

其次，清代作为我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可以说是封建王朝的集大成者。不论是政治组织、政治结构还是皇权都发展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顶峰。同样地，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到清代也进入到了总结时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到了清代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典籍。

清代学者所能够接触到的典籍数量是远远超过此前的任何一个时期的，他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可以参考和利用许多前人可能根本就没有见过的典籍。而典籍文献的丰富，促进了图书出版和收藏事业的发展，而图书的刊刻需要校对和勘验，这就为考据学的基础学科校勘学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而图书文献的繁盛，也促进了中央政府对大型图书的修撰。比如，康熙时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以及乾隆时代的《四库全书》都是清代编撰的大型书目。而编撰这些大型书目，是需要以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为基础，而这些方法也同样是考据学的基础。而编撰这些大型书目也需要网罗大量的人才，这也就促进了当时国内各种不同学术风格的交流和融合，这种融合也促成了考据学的规模化大发展。

康熙帝王画像

再次，清代的皇帝一般都接受过很好的儒家教育，对于儒家经典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亦十分推崇。清代皇帝虽然在社会层面大规模实行文化高压政策，但同样也大兴文治，网罗汉族士人。虽然这种大兴文治的措施带有巩固统治的意图，但确实也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当时，经学特别被皇帝所重视，且大体拟定了一个学术趋向，即以经学为根本，进行严格的研究，这实际上也促进了清代考据学的发展。

最后，清代科举范围扩大，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文人学者越来越多。乾隆在开馆修书之后，也网罗了一批并未入仕的儒士，为他们授予功名和禄位，这实际上保障了这些学者的生活，让他们能够专注于学术之上。

文字狱拆分形象图

结语

由此可见，清代考据学的发展，虽然受到文字狱等高压政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实际上并不是主要的和绝对的。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文化高压政策实际上在许多朝代都存在，并且其程度并不轻于清代，但考据学唯独在清代得到了迅速发展。因此，可以判断出文字狱并非推动考据学发展的主要因素。

实际上，清代的许多因素实际上还推动了考据学等学术研究的发展。考据学的发展有学术发展本身脉络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清代文化繁荣、统治者推动以及科举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推动了考据学的迅速发展。

文字狱政策推动了考据学的发展是古往今来许多学者共同的认识，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细读史料、仔细分析便会发现这样的结论不免有些武断。因此，我们需要抱有质疑的精神，通过仔细地寻找和分析资料来获得相对客观的结论。

参考资料：《廿二史札记校证》、《列朝诗集小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