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孙子兵法》有云：“兵者，诡道也”，即“用兵之道在于千变万化，最后达到出其不意，制敌取胜的效果”。 纵览《孙子兵法》不难发现，“诡道用兵”就是兵家至圣孙武的用兵之精髓体现。不过，春秋中期以前，“诡道用兵”不仅不为众诸侯所熟悉运用，甚至还被众诸侯所唾弃，因为当时诸侯国之间的交战往往遵循着“以礼为固，以仁取胜”的原则，像宋楚泓之战就是此原则的完美呈现。 当时宋军先于楚军完成列阵，但宋襄公却拒绝司马子鱼“楚军半渡而击之”的建议，坚决选择待楚军完全渡过泓水完成列阵后再下令进攻，从而放弃了击败楚军的最佳时机，宋襄公的这种战术思想就是“以仁取胜”，而笔者暂称其为“古战礼”。 然而，随着“礼崩乐坏”的时代来临，以“古战礼”为准则的作战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秩序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宋楚泓之战中宋襄公的一败涂地，更是给各诸侯以当头棒喝。作为中原各诸侯国眼中的“蛮夷”，楚国竟然击败了以“仁义”闻名于世的宋襄公，这让中原诸侯们愈发的意识到，“仁义”不仅不会成为自身强大的动力，甚至还会成为阻力。 基于此种认识，中原诸侯开始寻求战场上战术思想的突破，例如后来秦晋之间的崤之战，晋军伏击秦军便是此突破的一个表现。但是，中原诸侯们无法在短时间内冲破思想上的束缚，“秦晋崤之战”只是当时的一个个例。事实上，真正完成从“古战礼”到“诡道”这一战术思想之完美蜕变及大规模运用，是在数十年后的吴楚之争中。  孙武像 纵观吴楚之争的整个过程不难发现，“诡道用兵”贯穿其始终，两国交战几乎达到了“每战必诡”的程度，且两国对于各种“诡道之术”的运用异常娴熟，双方你来我往，反复较量，上演了一场场经典的“诡道用兵”之战术运用。 那么“诡道用兵”为何会首先大规模出现在吴楚之争中且大放异彩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总结了以下三点原因： “诡道用兵”大规模出现在吴楚之争中的原因分析一，中原各诸侯依旧受“礼乐制度”的思想束缚，以及中原地区罢兵休战所呈现的一时安定之景象 虽然宋楚泓之战后，中原诸侯开始尝试在战术思想上向“诡道用兵”靠拢，然由于受“礼乐制度”的影响根深蒂固，中原诸侯一时间无法彻底完成这一思想上的转变，这从泓之战后的几次较大规模的战争中就能窥知一二。例如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的“退避三舍”；鄢陵之战中，晋军将领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楚共王），必下，免胄而趋风”。 不管是晋文公还是郤至，他们这种对敌方的忍让甚至是放纵都是“古战礼”的一种体现。而相比之下，吴楚之争就不存在这种现象了，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公元前548年，吴王诸樊兴兵伐楚攻巢邑，因轻敌冒进而遭到楚军伏击，诸樊中箭而亡，吴军惨败。 要知道，楚国当时已经知道吴军此次出兵来犯是吴王亲自统兵，在这种情况下，楚将巢牛臣还是向楚王提出了“吴王勇而轻，若启之，将亲门。我获射之，必殪”的建议，而楚康王也给予支持，可见当时楚国是一心想要置吴王诸樊于死地，诸樊之死乃是楚国有意为之。  吴王诸樊 在吴楚之争之前，一国之君死于战场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所以相比于郤至的“三遇楚王必拜”，“吴王诸樊之死”就意味着吴楚两国之争已经完全冲破一切礼制的束缚，他们为了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无所不用其极，“诡道用兵”的战术层出不穷，诱杀敌国最高统率也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而除了“礼乐思想”的束缚之外，“弭兵之会”也是阻碍中原诸侯战术思想转变的一大因素。 公元前546年，晋楚两国在宋国的斡旋下，决定结束近一百年来的纷争罢兵言和，两国在宋国国都商丘订立盟约，两国国君同时接受天下诸侯的朝拜，共称霸主，此后四十多年，两国再无较大战事，这便是“弭兵之会”。 “弭兵之会”后，中原呈现一时安定之景象，因此中原各诸侯国自然无需做战术思想上的转变，而楚国也得以集中精力对抗日益强大的吴国。 二，吴楚两国地理位置的影响 吴楚两国位于秦岭淮河以南，地处偏僻，远离中原文化圈，因此在当时的中原各诸侯国眼中，都是“蛮夷”的代表，甚至楚国也曾以“我，蛮夷也”为借口而肆意征伐他国，这些都足可见吴楚两国与中原各国难以相容。 即便后来楚国开始向中原文明靠拢，但依旧为中原众诸侯所排斥，这也是以晋国为代表的中原诸侯为何长期执着于与楚国对抗的根本原因。 然比之楚国，吴国更不为中原所知，吴国始见于史书还是在《左传》之中，时间是公元前601年，如此之晚足可见吴国比之楚国更为封闭，而此后晋国派楚国叛臣巫臣赴吴教吴人“战车步阵”之法也可见吴国的蒙昧落后，他们甚至都没有一支完整的步军建制也没有一套完整的步军作战体系。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导致吴楚两国的思想与中原的大不相同，相比于中原，吴楚两国之人的思维灵活多变，他们不会受到“礼乐思想”的束缚，因而面对战争，他们也就不会拘泥于常规，而是面对战场环境的错综复杂随时做出应变。  春秋形势图 三，吴楚之争的根本性质 正如前文所述，吴国的兴起得益于晋国的扶持，而晋国扶持吴国的目的是牵制楚国，因此吴楚两国就不可避免的发生摩擦与争斗。然而随着北出中原接连受到打压，楚国随即调整战略，将北出的方向转移到东北淮河流域，而兴起于长江下游的吴国为了争取生存空间也在向淮河流域发展。 所以，楚国的战略重心东移和吴国的向西扩张，又将两国的局部摩擦升级为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战，而在数次交战中，双方互有胜负且损失都非常惨重，尤其是吴王诸樊的战死，又将两国的战争上升到生死之战。 生死之战将使得两国陷入生死对立的局面，双方都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这也是后来吴国不惜一切代价“五战入郢，几乎灭楚”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交战就不会再考虑古战礼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他们会运用所能想到的一切战术和方法去赢得这场生死之战。 所以，基于以上三点，“诡道用兵”的大规模运用势必会出现在吴楚之争中，那么自公元前584年吴王寿梦伐楚之州来，至公元前506年吴军攻入楚之郢都这近八十年间，吴楚两国的“诡道用兵”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笔者总结了两点。 吴楚八十年之争对“诡道用兵”战术的运用一，诱敌伏击 公元前560年，吴国趁楚共王崩，楚国国丧之际发动庸浦之战，面对吴国来犯，楚将养由基献计： 吴乘我丧，必以为我不能出师也，故必易我，而不事警戒。如子为三伏以待我，我请以轻舟往诱之，必可得志。 后来司马子庚采纳了养由基的计策，诱吴军深入，从而大败吴军。然而第二年，面对楚国来伐，吴国很快以同样的诱敌之术伏击楚军，以彼之道还治彼身，大败楚军一雪前耻。 通过这两场战争我们不难看出，吴国作为新兴国家，其学以致用的能力非常强，在与楚军的多次交战中能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而后为自己所利用，这一点在日后的众多战役中均有体现。  鸡父之战 那么除了上面这两场诱敌伏击战之外，吴楚之争最为经典的诱敌伏击战当属公元前548年吴王诸樊之死及公元前519年的鸡父之战。 诸樊之死前文已经做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而鸡父之战实为吴楚八十年之战的转折点，当时楚国率领六国之军对抗吴国，声势浩大，然而吴国主帅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并无惧色，他迅速制定应对之策，先以三千刑徒为前阵进攻胡沈陈三国之军，以此向三国示弱，而后趁机率领精锐之师攻杀三国联军，造成对方阵型混乱，进而引发楚军崩溃，楚国大败，此战过后楚国一蹶不振，终为吴国所破。 纵观吴楚八十年之争不难发现，“诱敌”乃两国常用之战术，双方都将“诱敌”运用的淋漓尽致，且双方互有胜负，难分高下。 二，奇袭 “击鼓列阵，相约进攻”的古战礼作战方式在吴楚两国之争中几乎从未发生，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奇袭”，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最经典的奇袭战有两场，一场是公元前525年公子光夜夺“余皇”，一场是公元前506年吴军长途奔袭，破楚之郢都一战。 夜夺“余皇” 公元前525年，吴楚战于长岸，吴国最大战船“余皇”被楚军俘获，为夺回“余皇”，挽回颜面，公子光决定夜袭楚国舟师大营，他先选中三个长发人潜水伏在余皇之旁，引为内应，而后与吴军配合攻杀楚国舟师，三个内应在余皇旁高呼，令楚军以为楚营已破，随后楚军败退，吴军从容夺回“余皇”。  吴破楚郢都之柏举之战 破楚之郢都 根据地势不难发现，吴楚两国之争的最大地理障碍就是大别山脉与长江，其中，吴国以舟师沿长江西上直达郢都是最简单快捷的途径，然而当时楚国军力强大，如此堂而皇之的攻取郢都无异于自杀，吴国以弱小之国力攻取强大之楚国国都，必须保证一战必胜，而保证一战必胜的前提就是绕过楚国正面主力进行偷袭。 所以，吴国放弃了沿长江西上的进攻路线，转而选择楚国的东北部作为突破口，其路线是：经淮河，穿过义阳三关，自湖北随县渡汉水直插郢都！ 而吴国选择这条路线的理由如下： 义阳三关是桐柏山与大别山之间的三个隘口，楚国北出中原时常从这里出发，但自“弭兵之会”后，楚国放弃北出计划，因此这里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有重兵把守，吴国选择此处作为突破口，既有吴国胆大心细的一面，也有其破釜沉舟，誓灭楚国的决心。 入关之后吴军奔袭不断，从不给楚军以喘息之机，以致于出现了“楚军为食，吴人及之，食而从之”的现象，所以说吴军的这次奔袭非常成功，最终他们攻入郢都，曾经强大一时的楚国几近灭亡。  吴王阖闾 结语吴楚之争或一年数战，或多年一战，双方断断续续打了近八十年，最终以吴攻破楚之郢都而结束。纵观这八十年来，不难发现，两国之争呈现的是一种愈演愈烈的态势，从最初的局部摩擦到后来的土地争夺战再到最终的生死之战，楚国在这几十年间国力被消耗殆尽，而吴国却逐渐崛起于东南，成为当世强国。 吴楚八十年之争虽然已经落下帷幕，但双方在这场持久战中所展现出来的“诡道用兵”却猛烈的冲击了当时的社会，并产生了异常深远的影响。 首先，“诡道用兵”击破了“古战礼”的最后一丝尊严，“古战礼”就此消亡，从此以后，中华大地上所爆发的战争在没有了“古战礼”的束缚后将变得更为血腥残忍。 其次，吴楚之争改变了当时诸侯国争霸的性质。吴楚之争之前，诸侯国之间的争斗尚以“尊王”及“维护周礼”为主，各诸侯国竞相争霸的目的无非就是领导众诸侯遵从“礼制”，而吴楚之争却开启土地争夺之先河，从此诸侯之间的战争演变成国与国之间的生死对抗。 最后，吴楚之争促进了我国兵学理论的极大发展。吴楚之争所体现出的“诡道用兵”之作战思想是一次颠覆性的观念变革，众多兵家学说理论即衍生于此，像《孙子兵法》便是得益于吴楚之战的大量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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