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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初，43岁的曾国藩接到帮办湖南团练的圣旨，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础，略仿戚继光的操兵之法而编练湘军。  编练湘军需要用到大量的钱，当时，长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被太平军占领，剩下财源更是捉襟见肘，曾国藩从所辖范围内的江西着手，逐步理清财政事务，想办法丰富湘军财源。 曾国藩明白，要解决满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忧外患问题就不是小修小补能奏效的，曾国藩就是带着这股拼命直前，不顾一切的情绪投入到大力发展经济的实践中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农商并重。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曾国藩非常重视农耕经济，同时也适应时代需要，重视商业的发展。 二是变革财政。曾国藩身处布政使、巡抚、总督等位置时，进行了漕运、盐务、农桑等税政改革，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充实了军饷和民生。 三是兴办工业。曾国藩意识到只有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才能实现富国强军的目标。作为传统封建官僚的一员，曾国藩在作战的同时，全力发展近代工业。 四是涉外经济。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在政治上，曾国藩主张搞好与外国侵略者的关系，清政府内修政事，建立和完善涉外经济管理机构；在国际贸易上，曾国藩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越来越重视关税，促进国际贸易；在技术人才上，曾国藩主张急求贤才，外学技术，以图自强。 一、农商并重曾国藩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农业在他的一生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曾国藩不仅把农业看作是整个国家的根本，而且将农业看作是家族繁盛的根本。 在两江总督任上，他多次赈济灾民，1849年，在京做官的曾国藩在给他的弟弟的信中说：“我今赖袓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  招集流亡，劝民耕作： 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期间，攻克南京后，面对战争造成的大量无主荒地十分痛惜，他大刀阔斧地整顿农耕经济，极力地救灾恤患，减租招恳，使农业恢复固有的生产力。 第一是查亩。通过清查田亩，给田地登记造册，农民有多少土地，耕作的有没有收获都可以一目了然。 第二是修堤。曾国藩非常清楚小农经济在应对天灾人祸时的脆弱性，国家、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提出如果各州县可以发给农民牛种、籽种，那么等到第二年春天耕种之时，农民种地的热情就会大增，国家收取粮食税也就不成问题，劝课农桑。 曾国藩还十分重视农业水利工程，从1868年到1869年，他与李鸿章考察运河沿线，筹款修坝筑坝，尤其以筑堤工程最为有益苍生，使运河沿线百姓免受其害。曾国藩在勘验了永定河工程后，一再向国库申请钱款，主张采用西洋机器挖河沙。 第三是杀贪官。严惩玩视农政的地方官，一经发现杀一儆百。大的战乱之后，一切工作的重心都以务农为第一要务，各地劝农局与地方官配合，协商处理农务。 第四是养蚕。1862年，攻克六安后，曾国藩面对大量百姓流离失所、田地因为战争而荒芜，而农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更是关系到他的湘军后勤补给的大问题，于是他与李续宜商量调唐鹤九管理六安洲，养蚕产丝。 勤俭持家，去惰戒奢： 曾国藩在家书中一再强调自己和族人要勤俭节约、戒奢惜福，事无大小，时刻劝诫自己和家人。1867年，听闻家中修缮堂屋花了七千多两白银，他写信回家，严厉地批评家人不知勤俭节约，而后又听说家人为了要炖人参、燕窝而花巨额打造了一些银壶器皿，想到穷苦百姓尚且食不果腹，他质问家人“骄奢若此，且盗廉俭之虚名，惭愧何地！”  生活中的曾国藩无论对自己还是家人都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准家中妇女穿着绫罗绸缎，饮食起居都不能太丰盛，要时刻知道节俭惜福。 曾国藩家族之所以在19世纪中后期成为当地显族，与他和家人能时刻勤俭自持自勉有一定的关系。也正因为这一点，曾国藩家族在以后几十年乃至数代人才辈出，长盛不衰。 重视商业、发展经济： 入京为官之前，曾国藩几乎没有经济方面的主张，更不要说“商战”的经济主张。十年的京官生活，尤其是随着地位的不断升高和理学的熏陶，曾国藩开始越来越关注国计民生，从1851年开始他先后上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三折，这三封奏折虽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但他的心情却越来越沉重。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发展洋务经济，发展洋务企业，仅仅靠清政府的财政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靠地方上自己想办法，在获得了地方财政大权后，曾国藩真正开始思索怎样立足国情，吸收商人资本，为地主阶级发展洋务运动服务。 第一是为了营造良好的经商环境，曾国藩建议江西督销局建造“成堂公所”，利于商贩休息、贸易，“立成堂公所，既于运商水贩均资便利。暂搭蓬屋，难以持久，自须改建瓦屋，以资办公。 第二是整顿厘卡，酌情减赋。厘金制度自设立以来，厘卡重重，严重影响了商人的利益，不少商人怨声载道，纷纷“禀请减厘，经调查核实后，曾国藩命令下级官员要“勤教卡员，严查司事”，保证商品货物的流通。 第三是政府带头兴办近代工厂。1862年，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1865年，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上海共同创办了洋务运动中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之一的江南制造总局。 第四是招商引资。通过招商引资和鼓励设厂，真正实现“商战”的主张。虽然没有看到这一大胆的想法得以实现他就在1872年去世了，没来得及实现其招商引资的主张，但是在洋务运动后期，地方洋务派兴办了许多民用企业，这些民用企业大多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招商集股的方式经营。 例如：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成立的轮船招商局；1877年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在唐山开平一带成立的开平矿务局；1878年李鸿章主持筹建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等。 二、变革财政厘金制度： 厘金制度，晚清的一种商业税，也称“厘捐”或“厘金税”。厘金最初一般分为行厘和坐厘。前者是通过税，征于转运中的货物。抽之于行商；后者为交易税，在产地或销地征收，抽之于坐贾。行厘一般是货物在起运地征收一次厘金后，在转运途中又重复征收，有所谓遇卡纳税及一起一验或两起两验的办法。从1853年开始实施，至1931年民国政府废止，历时七十八年。  1853年，曾国藩接办湖南团练懿旨，因为军饷所需急切，1856年正月二十三日，他上奏抽取上海厘金：“臣军在江西境内者万一千人，每月需饷六万有奇。”清朝的军费来源一般有三种方式：漕折、捐输、盐务，清末，这三项来源已经无法保证正常供给军费，加之“近省惟江苏之上海县，商贾云集，货物山积，并未收取厘金” 因此，请求收取上海厘金，专门用来接济湘军军饷。 曾国藩认为向商民征收厘金要比向农民征收厘金更好，1861年，在厘金制度真正实行了八年之后，曾国藩在“复左季高”的信中感叹厘金对他的湘军的贡献之大时说“筹饷以厘金为最便。如自设厘卡数处，则虽万人而尚可敷衍；若并无亲设厘卡，则虽七千五百人而终亦饥饿。” 厘金制度一经确立，保证了湘军的军饷，迅速在各省实行开来，各省开办厘金之初，多由军营粮台、军需局、筹饷局等机构管理，后来普遍设立专门的厘金局。 盐务改革： 清代以前，淮盐的运销采用纲盐制。纲盐制是指清政府每年根据盐的产量、销售量的多少，确定发售引数，引为“纲册每年一纲，招商认引，额满为止，商人按照所请引数缴纳课税。 曾国藩始创湘军时，湖北、江西的军饷没有着落，曾国藩就上奏朝廷以浙江的盐政收入辅助，以盐济饷，但是因为官价过高且私盐猖獗导致盐政收入有限，攻克九袱洲后，长江航路打通，曾国藩开始着手改革盐政，力图恢复旧制，从临省夺回盐利，订立各种章程，从1863年开始，他三年之中连续制定和刊布了《淮盐运行西岸章程》、《淮盐运行皖岸章程》、《淮盐运行楚岸章程》、《淮北票盐章程》等盐务章程，设置了一整套盐务机构，对两淮盐政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他决定淮南盐场仍行纲运之法，淮北盐场仍行票盐之法；在泰州设立招商总局，总理招商承运各事；在瓜洲设立盐务总栈，总理征厘、掣验事务。同时，在南昌、汉口、长沙设立盐务督销局或指派代理机构；在大通设招商局，安徽省城不设销售局，行销事项由大通招商局和淮北督销局分理。 为了使淮盐畅销，曾国藩还分别在江西的吴城、新城设吴城分局和抚建分局，在各通商要道设立盐卡，加抽捐税，以减少临省私盐入境。经过一番整顿，两淮盐政大有起色。 三、兴办工业发展以轮船制造业为中心的重工业： 曾国藩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思想创造性的发展成“师夷智以制炮造船”，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发展近代兵工企业。 在创办湘军水师之初，曾国藩就十分重视西洋武器的购买和运用，他的船炮非“夷炮”不用，用重金从广东购买来大量洋炮，并将它安装在炮船上，建立起一支中国当时技术和设备都最精良的水上武装，从而湘军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 但是，将洋炮安在湘军的小船上并不是长久之计，战斗力无法和洋轮相媲美，于是曾国藩建议清政府购买洋轮，组建近代海军，后由于英国人要借机控制清政府正在筹建中的近代海军，中英谈判破裂，清政府被迫退船。 这使曾国藩意识到依靠从国外进口轮船是行不通的，自行试制船炮的重要性。于是在1861年，他正式开始筹划兴建近代军事工业。他最早建立的军事工厂是安庆内军械所。 安庆内军械所规模很小，以手工制造为主，基本属于手工作坊的性质，但由于生产的产品属于近代武器，因而一般都将它看作是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开始。安庆内军械所先从制造“洋枪洋炮”开始，后制成小火轮船，取名“黄鹄”。 1865年，容闳自美国购买的机器运抵上海，曾国藩同李鸿章将上海的炮局、苏州的洋炮局和新从美国人手中购买的铁厂合并，加上容闳新购买的机器，建成了江南制造总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用企业。  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造出第一艘轮船，取名“恬吉”，恬吉号比黄鹄号规模和速度提高了一大步。 发展相关的产业： 因为制造轮船，需要大量大木料、铜板、铁板、煤炭等，而这些东西无一不取材外洋，曾国藩提出自办铁厂的设想：“纵能自设铁厂，亦复何为？故目下只可乘此机会，量力试办，不必预计他日之何如也。” 他又看到冶炼钢铁需要大量的煤炭资源，虽然中国自汉代开始就能开采煤矿了，但千百年来由于思想封建、技术落后，煤炭资源并没有被充分重视和利用起来，鸦片战争后，洋人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采用大机器进行开采，在洋人的刺激之下，曾国藩进一步提出了“煤矿系自然之地利，借洋人之机器，俾华人仿效，而永收其利，未始全不可行”的先进主张，这就为后来李鸿章为分洋利而开办开平煤矿奠定了基础。 四、涉外经济申请通商权力： 随着曾国藩逐渐掌握了地方的实权，他越来越认识到，总理衙门和五口通商大臣在处理对外事务和洋务事宜过程中呈现出的效率低下，各机构权责不分也不伦不类的问题，而且关键是他想将涉外大权完全由地方掌握，这就只能通过不断地上书皇帝，以期皇帝能够恩准。 1862年，曾国藩上书同治帝，建议裁撤南洋通商大臣一职，其真实目的是使权力真正让地方各省督抚、将军所有，他的理由是：这样就能提高办事效率，“长江深入腹地，路远事繁，臣窃以为当分别办理，”并提出解决方案“宜改为长江通商大臣，专办滨江四省中外交涉事件”。 1863年，他再次上书同治帝，他说应将长江通商大臣一职裁撤，涉及中外交涉的大事由总理衙门处理和地方督抚负责，理由是“至华洋商民争斗构衅，关涉刑名案件，事隶地方有司，尤不能不咨督抚之力，庶饬办易而呼应更灵。” 虽然他一再地向中央申请裁撤南北洋通商大臣，但中央对这位汉族地主还是猜忌、怀疑更多一些，最终也没有同意他的请求。曾国藩建议裁撤南北洋通商大臣有自己的私心，但客观上看，不断建立和完善涉外管理机构是符合时代需要的，只有用近代国家机构替代封建的腐朽的落后的国家机构，才能顺应时代需求，真正与世界接轨。 重视关税，促进国际贸易： 因为在曾国藩看来，大清朝在中外贸易中的优势很明显，尤其是在茶叶、丝绸、陶器等传统手工业领域，但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获得了协定关税的特权，使中国的海关失去了独立性。 自1853年起，英国又强行“代管”中国海关，并通过海关暗中操纵清政府的内政和外交，对于这样一个关乎国家主权的大问题，曾国藩和清政府的大部分官员一样都认为无需去争。 但是，随着办洋务的深入发展，曾国藩逐渐认识到要想发展涉外经济，关键是要发展有利于出口的商品，顺利让我国的商品出口，利用税收刺激出口。1863年，曾国藩一改往日，听出了迥异于前的观点，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不受洋商损害“华商换给护票，洋商即凭运照贩至各处销售。 曾国藩要求，无论是华商还是洋商只要在中国做茶叶生意，都统一征收茶叶落地税，不再需要缴纳厘金，而洋商需要额外缴纳子口半税。这样说来，曾国藩这一做法可谓华商、洋商都获得了好处，不用再缴纳各种苛捐杂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增长。 培养近代翻译、经济人才： 随着中外联系的加强，曾国藩意识到涉外人才的缺乏，尤其是经济、洋务人才的不足，1862年，曾国藩在“复左中丞”的信中提到“沪上可饷之人不能不谋更置，惟心地正大而又娴于夷务、长于理财者，实不可得，这表现出曾国藩对经济人才的求贤若渴。 为了更好地培养经济、军政、船政和其他科学技术人才，曾国藩釆纳了容闳、丁日昌等人的建议，上奏中央“选内陆聪颖子弟涉洋学习”，清政府采纳了他的派遣留学生的建议，委派陈兰彬、容闳分别任正、副监督，另派翻译一人、教习二人，在上海设立驻美中国留学局，制定章程，具体办理留美学生的招生及在美学习工作。 小结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秩序，应对风云变幻的国内、国际形势，曾国藩的经济思想难免受到当时局势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一是重视传统。 曾国藩一直坚持“忠君爱国”的底线，他经常劝诫家人要重视农业，在带兵打仗的同时，他更是多次告诫手下要爱惜民力、招集流亡、劝民耕作，尽最大努力恢复发展农耕经济。 二是注重创新。 办洋务是曾国藩思想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曾国藩办洋务，从其行动上看，是力图把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胆设想变为现实，敢于以一种开放务实的态度，使中国迈出了向办西方学习、追赶西方的第一步。 三是大局意识。 曾国藩的军队之所以能够拥有源源不断的军费开支，与湘军的疯狂敛财也有一定的关系。曾国藩获得了地方实权后，他通过创办厘金局、重征盐税的途径获得了大量的收入。1864年，曾国荃军队攻破天京，湘军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通过抢掠也获得大笔财富。从1853年至1868年，除了少量清政府的财政拨款外，曾国藩共筹集军费三千五百万两左右，正是有这笔巨款作为后盾，才能完成清政府交给他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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