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中国首位驻外大使差点被开棺戮尸

郭嵩焘：文章千古事，忠孝一生心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被称为“大清中兴四大名臣”，现在以四人为主题的电视剧有不少，但无论在哪部电视剧中，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身影出现，他的名字叫郭嵩焘。

如同身影一样，郭嵩焘同这四位大名人似乎是形影相随，其他不说，就说这湘军，都知道是曾国藩一手创办，但，又有谁知道，他是在郭嵩焘的一再劝说下，方才开始募众建军；而郭嵩焘当时就为其主要幕僚，很多大政方略都出自郭嵩焘，可以说，没有郭嵩焘就没有湘军。

他是我国第一任外交官，第一位驻外大使，也是第一个深刻了解西方世界的中国人，无疑也是第一位吃螃蟹之人，尽管吃这螃蟹是机遇，但，这螃蟹的美味却是他第一个告诉了国人，他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是他出国任职之时，湘系名士，《湘军志》作者王闿运写的对联，其中讥讽之意谁都能一眼看出，尚未出行便非议汹汹，在当时看来，只有卖国贼才会去当那驻英国大使。

郭嵩焘，字筠仙，号玉池山农，湖南湘阴人。道光年进士，曾为曾国藩幕僚，历任苏松粮储道及两淮盐运使，旋迁广东巡抚；罢官回籍后，在长沙的书院讲学，光绪元年进总理衙门，不久出任驻英公使，又兼任驻法使臣，后迫于压力称病辞归，73岁时病逝。

他的名字颇有讲究，嵩者，山上之山头也，如喜马拉雅山之珠穆朗玛峰；焘者，极寿也，由寿加四点而成，亦为长明不熄之灯也，又喻光照四方，造福民众之意，可见，家中对他是寄予了深厚之希望。

他是富家出身，是一个既经商又读书的家庭，他18岁考中秀才，接着便进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在此与曾国藩相识并成为挚友；接着他22岁考中举人，但在考进士时小遇挫折，多次参考后，29岁的他终于高中进士，步入仕途。

郭嵩焘很早便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他并无一般士大夫那般地传统，思想颇为前卫，早在很年青的时候他便公开说，“商贾可与士大夫并重”，当然，这同他家本身就经商有关，但这话在当时肯定是很奇葩的言论。

郭嵩焘向进士冲击之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际，他曾在浙江学政处当幕僚，而除广东外，江浙两地是战事最为激烈之地，陈化成战死吴淞，葛云飞定海殉国，裕谦投水自尽，海龄自焚火中，战争的结果以大清签订耻辱的《南京条约》结束。

这次他为幕时间虽然不算长，但却耳闻目睹了战事的进程，他“亲见浙江海防之失”而痛心疾首，又深感素被国人视为“奇技淫巧”的科学技术打造的船坚炮利，是何如将天朝上国的大清精锐，如摧枯拉朽般打得毫无招架之功的。

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段时间中，他的思想已开始形成了偏离其传统的变化，向着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向转变。

作为一介书生，记得出身是最为重要之事，在他终于考上进士后，正要步入仕途时，值父母双亡，他按例丁忧回乡。

而这时，恰逢太平天国军兴，一路南下，犯长沙，克武昌，势不可挡，朝廷遂令各地兴办团练以拒，而亦是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对此却“数辞不允”，郭嵩焘数次登门，曾国藩终为所动，招其为幕僚，共建湘军。

他在湘军组建初期所作的贡献那是多多，他不仅是湘军的后勤保障，在募捐筹饷方面，直如汉刘邦之萧何，还亲自率军入赣，救江忠源部于困境；他提议编练水师，取得能与太平军相抗衡的实力，可以说，湘军能成为荡平太平天国主力之地位，郭嵩焘是居功至伟。

他同曾国藩是至交，但也许是其个性使然，他始终是游离于湘军的核心领导层之外，至少在对待洋人的问题，应该同曾国藩的见解有很大的分歧。

他与左宗棠亦是好友，二人还是儿女亲家，在朝廷当时要查办左宗棠之时，他让好友潘祖荫上疏皇帝为其辩解，奏折中说出了现在赞美左宗棠的一句名言，即：“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正是这句话打动了咸丰帝，而这话正是郭嵩焘让潘祖荫特意写上去的。

郭嵩焘同洋人打交道的时间是很早的了，据他自己说是“年二十二，即办洋务”，他不像当时很多官僚“畏洋人如虎”，拒绝同其交往，郭嵩焘大有主动接近洋人的意思，他甚至公开宣称，大清朝与各国打了几十年交道，而无一人能真正了解洋人，当然，除他之外。

后来他离开了曾国藩北上，去翰林院任编修，深得当时的权臣肃顺赏识，并由其举荐，得咸丰帝数次召见并入值南书房，认定他是个文武全才之人，承诺曰：“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

果然，不久后，他被派往天津前线协助僧格林沁办理军务，想那僧王爷乃八旗杠鼎之人，满蒙皇族第一勇士，如何能看得上这上方派下来的湘系文人，后被其弹劾而返京，受到降两级的处分。

三年后复出，授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越年署理广东巡抚，为肃清残余的太平军及力保境内平安殚精竭虑；数年后，因与总督瑞麟不合被罢官回籍，遂在长沙开堂讲学，宣传其主张，为培养人才继续着自己的努力。

尽管早期有林则徐和魏源等人，开“放眼看世界”之风气，但相比较而言，郭嵩焘的着眼点是放在最根本之处，即首先要放弃盲目自大的观念，平等地看待洋人，既然现在以目前的实力挡不住外国势力的经商要求，那还不如打开国门，了解对方，学习其长项。

早在同僧格林沁共事他就曾上书朝廷，要求“疏通夷情”，中心内容是说要对“外夷”加强了解，不能盲目自大，提议办洋务学堂，使“转相传习”，他甚至提出要以“经世致用”的实学来代替八股取士，这些言论在当时无疑于一颗重磅炸弹，对大清朝野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光绪元年，57岁的郭嵩焘再度出山，被授福建按察使，时值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的方略，郭嵩焘慨然命笔，痛陈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应采取的对策，写下《条陈海防事宜》一疏上奏。

同当时的国人仅关注洋人的“船坚炮利”不同，郭嵩焘的眼界要高出了许多，他认为，只将西方的强盛归结于此是很错误的，这只是兵学"末技"，是表象，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

“窃以为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

这样的看法，是将自魏源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的观点，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即首先要学的是西方的政治与经济，潜台词当然是就对洋务派办实业，或购买坚船利炮以固国防的作法的提出了批评。

郭嵩焘的这篇奏折虽然没有对清廷起到多大的作用，但却使得当权者更加认识了他，至少觉得他是位懂得“夷情”的国内少有之人杰，于是，便授其为驻英大使，也使得他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

其实，他被授大使的内幕并不为现在的很多人所知，这其中应该是因一件很是耻辱的事而引起，这便是发生在云南的“马嘉理案”。

事件经过并不复杂，这马嘉理是英国一支武装“探险队”的翻译，在进入云南后，同边民发生争执，激起民变而被打死，后来英国借此要挟清政府订立了《烟台条约》。

这个案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英国要求中国派遣大员前往英国道歉，即所谓“通好谢罪”，并加授其为驻英使节，不幸，这个苦差事落到了郭嵩焘的头上。

自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外国公使在大炮的挟持下得以驻京，但清王朝却一直拒绝向对方派驻使节，这还是“天朝上国”的观念在作怪，统治者只习惯“四方来贺”，岂可派员去“属藩”当大使，这岂不是承认平等，意味着天朝在意念上的崩塌。

英国对此是极为不满，一直在找理由逼迫清政府派公使入驻，所以，他们抓住在那个时代很不起眼的一个“马嘉理案”不放，坚持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到英国去“道歉”，而前去“道歉者”，就是实际意义上的驻英公使。

从中也可以看出，尽管国民在鸦片战争被洋人的枪炮打得昏天黑地，但数千年来形成的观念之顽固也坚如磐石，在人们的心中，那些人不是夷就是鬼，所谓“平等”，只存在于国民“杀富济贫”或“均贫富”的概念中。

郭嵩焘在一片地指责声中，无奈地踏上了去英国的旅程，那幅著名的讽刺对联，就是他的同乡王闿运在此时写就送他的，全国大概只有一个李鸿章为其撑腰，但根本也挡不住国人对他鄙视之情。

后来的他又兼任驻法国大使，在同这两个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两个国家交往中，郭嵩焘更进一步地认识到自己国家落后的整体性，“其本在朝廷政教。”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骇人之论。

在大使任上，他处理了诸多棘手的外交事件，并还接待了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并结识了严复等一众杰出的人才；他在对外交往中，不卑不亢，进退有度，待人接物及处理外交事务俱合乎国际惯例，实为中国外交官的优秀典范。

他将自己的见闻和见解，写进了《使西纪程》一书中，但就是这本书，给他带来了灾难，刊印后在朝廷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他在书中不仅赞扬了洋人的政治制度，所采用的先进技术和使用的产品，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郭嵩焘居然还说，这些“夷狄”竟然也拥有“两千年文明”的光辉传承。

这旷古未闻之言论引来全国一片地谩骂，被国人视之为动摇国本，用夷变夏之论，甚至说他是“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简直就是卖国贼一枚，“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而曾经给他鼓励的太后老佛爷，也不敢逆大势，遂作翻脸不认人状了。

最终，他以《使西纪程》招致满朝非议，不仅书版被毁，书遭禁，他本人亦被冠以卖国或辱国之罪，等待着朝廷严厉的处置。

为他伸张之人寥寥无几，仅如曾国藩、李鸿章、曾纪泽等区区几人，但这几人的声音很快便淹没在汹涌的骂声中，郭嵩焘在朝廷的暗示下，被迫递交了辞呈，黯然回国。

回国后的他便“懂事”的称病回乡，虽然他还顶着没有被撤职的官衔，但在众人眼中，他就是如“过街老鼠”般的卖国贼，在他回乡的必经之路上，四处贴有骂他标语和帖子，沿途官员没有了惯例的迎来送往，他在几乎将其骂杀的“千夫指”中回到了故乡。

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

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

乡间野老，策杖独行，晚年的他，一直在家乡蛰居，虽依然关注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同李鸿章等人亦有书信往来，但总归是一闲居之人，往时朝廷重臣，今日乡居闲人，从一言九鼎到人微言轻，从众人敬仰钦羡到人人侧目怒向，郭嵩焘走过了一生中最为辛酸的时光。

其实，说良心话，这慈禧老佛爷还算是理解他的，当年曾纪泽曾当她的面替郭嵩焘鸣不平，她亦是认可郭嵩焘的忠心体国，于卖国毫不沾边，但，尽管她心知肚明，也无法捂住满朝口诛笔伐的声讨之势，不过，她还是顶住压力，没有行问罪加罚之事，只是将郭嵩焘闲置了起来。

既然老佛爷行如此之事，郭嵩焘在乡间虽内心苦闷，却也无人来烦他，而他从来也未曾认为自己的行为举止有何不妥之处，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生民，何罪之有？遂居家笔耕书田，坐案写事，留予后世。

无补清时，终老书丛原宿志；

偶谈瀛海，重摊诗卷纪前游。

郭嵩焘一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即使被打压闲居，他依然故我，我手写我心，亲友都劝他少谈洋务，但他从不听劝，坚信只有学习洋人的长处，“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至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并将自己有关洋务的论文编成《罪言存略》一书，自费出版。

傲慢疏慵不失真，尽留老态待传神。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世人欲杀定位才，迂拙频遭反噬来。

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这是郭嵩焘临终前两年所写的一首《戏书小像》诗，最后一联是他为自己一生的写照，他一生光明磊落，正气凛然，宦途沉浮，早已将生死看淡，他初心不改，虽体弱多病，然只争朝夕，期以自己的著述来唤醒民智，早日实现我中华之强国梦。

在闲居的12年后，他顶着“汉奸”的骂名，在家乡闭上疲惫的眼睛，好友李鸿章上疏请为立传并请谥号，却被朝廷驳回，理由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后来编撰的《清史稿》言：“中国遣使，始於光绪初。嵩焘首膺其选，论交涉独具远识”；官方对他的著作评价是，“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而李鸿章对他更是赞赏有加，他认为“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

作为第一位以官身走进“夷邦”的中国人，在全国所有人都浑浑噩噩之时，成为“近代中国最孤独的醒者”；倘若他三缄其口，尸位素食，以上命为是，他会混得很好。

但偏偏他要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国民，以唤醒民众改变观念，知耻而后勇为已任，这就注定了他悲剧的生命色彩。

从回乡时的冷遇到所乘船只被围堵，从满目的恶毒标语到《使西纪行》被焚毁；他家乡的乡试考生，在玉泉山集会声讨他，不仅烧毁了郭嵩焘出资修复的玉泉山上的唐代名刹上林寺，甚至曾商议捣毁他的家宅。

即便是在他去世后，时值八国联军侵华，又有人将愤怒发泄到他的身上，上奏朝廷要求开棺戮尸，以谢天下。

郭嵩焘墓

好在慈禧还算个明白人，没有让这幕惨剧发生；但是，他还是没有躲过厄运，在“火红的年代”，他的坟茔还是遭到破坏，棺木被做成了校门，墓庐砖块被用作了学校的围墙，尸骸被抛数日后，幸得一缪姓村民偷偷收敛，一存数十年而不为人言，直至重修墓地之时。

然而，正如他在那首《戏书小像》诗中所言，“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他在当时的社会，其学问大有“一览众山小”之势，不为人识也属正常，同那些封建士大夫趾高气扬，固步自封者相比，他不辍脚步，“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其见识当是一骑绝尘，远超时代。

他是一位孤独的先行者，也是一位思想家，当年曾遭万人唾弃，而最终被人识得其价值，但他的一生却印证了一句话：“盖英雄之士，不可免于世，而可进于道。”

现在，郭公骸骨已重新入土安葬，他的陵墓也已整修一新，还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郭嵩焘思想研讨会”也在他的故乡召开，他在当时的许多真知灼见，也被更多的人所认识，郭公九泉有知，当瞑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