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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都斑马 集邮者 专118这套邮票发行于民国64年(1975年)11月12日，一套4枚。其中2元面值为西周作册大方鼎。 聊聊“作册” 名称里含有“作册”的青铜器还真不少，随便查了下也有十多个。 里面有尊、鼎、鬲、卣、簋、甗。根据金文甲骨文的记录，“作册”应该是商周时期的一种记言记事的官职名称，也就是史官。这个官职出现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还出现在玉器上。 商 1977年甘肃庆阳出土 作册吾戈 下一个错别字 甲骨文 作册 为什么史官叫作册呢？在这里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认识，一些人认为商代人写字是在甲骨文上，西周写字是青铜器上，这是不对的。实际上当时主要的书写载体应该是竹简。我们来看看“册”这个字在古代是怎么写的。 从字形可以看出，“册”字其实就是用丝织物或者皮绳连接起来的竹简。甲骨文因为是刻的，字形稍微硬直了一些，金文的“册”字就更加明显了。下面是一些出土的简。我们可以对比下。 这些简，尤其是编在一起的，是不是就和“册”这个古文字的字形非常相似了。 这也侧面说明商周时期使用竹简来写字记事的。在古书中也有记载，《尚书·多士》中：“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只是很可惜我们没有发现商代和西周时期的竹简，因为有机物太难保存了，商代墓葬里武器的木柄都只能留下一点印痕，竹简这么薄的就更难保存下来了。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是著名的曾侯乙墓竹简，下葬年代约为公元前433年或稍晚，也就是战国早期偏晚一些。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证据。 商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 注意这个牛骨上的刻辞，是打了竖线的，如果是商代书写工具是牛骨或者龟壳，那么其自然形式不太可能使用这种自上而下，一竖条一竖条的方式。自然的方式应该是从左向右，横着的方式才比较正常，就像我们现在写字差不多。而这种竖着从右向左的方式，正是竹简书写的方式。因为竹简是右手执笔，左手持简，所以自然容易形成从右往左的书写习惯，即使后来有了纸张，也由于惯性保持了这种方式。而牛骨、甲骨或者青铜器铭文，也保持了这种惯性。我们看下著名的大克鼎铭文，也比较明显的使用了这种书写的格式。 说完了“册”的问题，来了解下“作册”这个官职。顾名思义，“作册”指制作典册者，也就是用文字记事于典册的人。 在传世文献中，《周礼·春官·内史》说内史的职掌有“掌书王命”,内史就是作册,这一职掌也正与“作册”二字的原义相合。《尚书·洛诰》载“王命作册逸祝册”，“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史记·晋世家》史佚日：“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 殷代金文关于“作册”的活动记载,有这样几件青铜器。 作册般甗 商晚期，“作册般甗”，故宫博物馆藏，铭文：“王宜人方無敄。咸。王商（賞）乍（作）冊般貝用乍（作）父己尊 * 冊”。大意是殷王俎祭人方無敄，结束后给作册般赏赐了贝。作册般肯定是参加了这次祭祀并有所贡献。 作册般鼎 商晚期，“作册般鼎”，原器已散逸，铭文：“癸亥,王*(于)乍(作)册般新宗,王商(賞)乍(作)册豊貝,大(太)子易(錫)東大貝,用乍(作)父己寶(餗) ”。大意是癸亥日殷王在宗庙中因某事赏赐作册般以丰地之贝,太子赐予作册般东大之贝。作册般参加了这次祭祀并得到赏赐。 作册般鼋 商代晚期，“作册般鼋”，国家博物馆征集文物，有两件，还有一件在香港。铭文“丙申，王于洹，获。王一射，射三，率亡（无）废矢。王令（命）寝（馗）兄（贶）于作册般，曰：奏于庸，作女（汝）宝”。大意为商王在洹水举行射礼,射鼋.商王连射四箭都中,后把这只大鼋直接赏赐给了“作册般”,般做了这件器物真实的还原了这个场景。 作册大方鼎 西周时期，作册这个官职在金文中大量出现，也侧面说明了这个官职的重要性。这其中也包括了邮票上的“作册大方鼎”。 作册大方鼎（台北故宫博物院） 西周早期，“作册大方鼎”，台北故宫博物院，同样器型的方鼎已知共有四个，台北两个（其中一个鼎耳有变形），弗里尔美术馆一个，美国诺福克赫美地基金会一个。 作册大方鼎（弗里尔美术馆） 邮票上这件为台北故宫博物馆两鼎之一，高26.4CM、腹深10.8CM、口横19.7CM、口縱14.8CM,重4.027公斤。體呈長方槽形,窄沿方唇,口沿上有一對立耳,平底四柱足,體四角鑄有扉棱。口下飾一頭雙身的龍紋,雲雷紋襯底,龍身彎曲處增飾渦紋,足上部飾浮雕獸面。 传“作册大方鼎”1929年出土于河南洛阳邙山麓之马坡(传说是发明洛阳铲的地方)，距离金村大墓并不远。同出的器物还有著名的令方彝(弗里尔美术馆) ，令方尊(台北故宫) ，士上盉(也叫臣辰盉,弗里尔美术馆) ，臣辰卣和臣辰尊(日本白鹤美术馆)。 令方彝(弗里尔美术馆) 令方尊(台北故宫) 士上盉(也叫臣辰盉,弗里尔美术馆) 臣辰卣和臣辰尊(日本白鹤美术馆) 作册大方鼎铭文 铭文：“公朿(鑄)武王、成王異鼎,隹四月既生霸己丑,賞乍(作)册大白馬,大(揚)皇天尹大(太)(保),用乍(作)且(祖)丁寶(尊)彝,雋册。 ”铭文中作册大也是受到了公的赏赐做了这件鼎。 当然从这些铭文上我们看不到“作册”这个官职在传世文献中所描述的“掌王书命”之职责。只能看到“作册”这个官职的重要性是比较高的。我们再来看以下一些青铜器铭文： 大量的铭文反应了“作册”这个官职直接参与了王册命官员的过程，我们相信这也是“作册”这个官职的主要职责之一。 后记 1976年于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发现的青铜器应该属于一位“作册旂”官员家族。 旂方彞 器蓋同銘，各鑄銘文六行四十二字：（與旂觥銘文相同）隹（惟）五月，王才（在）厈（岸），戊子，令乍（作）冊旂兄（貺）望土于相侯，易（錫）金、易（錫）臣，揚王休。隹（惟）王十又九祀，用乍（作）父乙尊，其永寶，木羊冊。 記載十九年五月戊子日，王在厈地，命作冊旂將望這片土地贈予相侯，同時賞賜旂青銅和奴隸，旂答揚王休，為父乙作方彞。 而同出的墙盘，更是记录了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六位君王重要史迹。铭文大家有兴趣可自行查阅。 西周 墙盘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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