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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26日凌晨，一伙激进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对首相官邸、陆军省、内务省和参谋本部等日本重要军政机关发起突然袭击，杀死多名政府高官，占领了日本的政治和军事中枢。他们企图以这种极端手段实现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达到向海外扩张的野心，这便是当年震惊日本的“二二六兵变”。 八十年后的今天，重新梳理、反思这段历史，对于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无疑有着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日本政府与军队的奇怪关系 当时日本政府与军队的关系非常奇怪，军队不归政府管理，作为政府首脑的日本首相无权指挥、调动国家的军事力量。那么日本军队归谁领导呢？日本宪法规定，军队置于天皇的统帅之下。对于这种奇怪的现象，战后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无奈地说：“如果天皇和政坛元老对军队不能发挥实际的领导力量，那么，就没有人可以统辖日本的军队了。”  时任日本首相的冈田启介（右）与秘书官松尾传藏（左） 日本政府与军队的这种关系，造成的一个恶果就是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限制军人的对外侵略，所以在日本常常有如此怪诞的现象发生：在外交纠纷中，往往是日本政府持一个态度，而军队则是另外一个态度。1931年9月18日，驻扎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三个月后，一位温和的政治家犬养毅出任日本首相，他对关东军此举非常不满，马上派早在同盟会时期就与中国有着良好交情的萱野长知来到中国，与国民政府举行秘密谈判。虽然后来谈判遭到日本军部破坏，但犬养毅随即又采取削减军费等措施遏制军队的狂妄与蛮横，不仅如此，犬养毅还主张“拒绝承认满洲国”，甚至决定将东三省交还中国。 作为一名日本政治家和政府首脑，犬养毅自然要为日本政府和国民谋利益，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些好战的日本军人并无区别，他之所以反对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主要是担心日本此举会引起西方各国的制裁；另一方面，犬养毅还害怕这样会把中国推向苏联人的怀抱，一旦中国与苏联结好，很可能就会联合起来进攻日本，那样日本就离亡国的日子不远了。 但日本军部并未领会到犬养毅的良苦用心，他们对犬养毅的“卖国行径”非常不满，1932年5月15日，日本海军中的一伙“血盟团”（右翼军人团体）成员闯进首相官邸，将犬养毅乱枪打死。 犬养毅之死让整个日本文官集团从此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发出任何反对的声音，日本军方从此成为了一匹脱缰野马。 兵变的起因和结局 日本军队内部其实也存在着尖锐矛盾，军方一直存在着“皇道派”和“统制派”两大派系。所谓“皇道派”就是军队中的激进派，以右翼团体“天剑党”和“血盟团”为主体，成员大都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属于军队中的少壮派；而“统制派”则是军队中的保守派，成员以担任重要职务的高级将领为主，大都是陆军大学毕业，属于日本军队中的精英阶层。  “二二六兵变”中的政变部队 以“皇道派”为主的少壮军官认为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日本偏离了“国体”（指以天皇为中心所构成的国家秩序），特权阶级欺瞒天皇，篡夺权力，剥削国民，导致日本走向衰落。“皇道派”认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以“明治维新”为蓝本，再来一场新的维新，达到“清君侧，除奸恶”的目的，将国家权力还给天皇，以此来恢复日本的强盛与繁荣。 1934年后，由于“统制派”得到日本军队大多数中上级军官的支持，他们与“皇道派”的斗争逐渐占据了上风。掌握权力的“统制派”趁机打压“皇道派”，他们借军队人事调整的机会，通过转入预备役、调离枢要部门、转任战地军官等方式，剥夺了一大批“皇道派”军官的实权，甚至连“皇道派”头面人物真崎甚三郎也被免除了陆军教育总监之职。在这种背景下，“皇道派”与“统制派”的矛盾一触即发。 “二二六兵变”事发之前，驻扎在东京的日本陆军第一师团突然接到一个命令，要他们立刻调往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前线。日本军队有一个惯例，驻防东京的近卫部队一般不外调出国，而第一师团恰恰又是“皇道派”的重要基地，第一师团官兵因此怀疑“统制派”耍了个调虎离山之计，目的是将他们赶出首都，于是他们决定立即动手发动军事政变。 2月25日深夜，东京遭遇了几十年未遇的罕见大雪，在这个黑云密布的雪夜，香田清贞、村中孝次、安藤辉三、野中四郎等青年军官率领第一师团步兵第三联队、第一联队等部一千余名官兵迅速集结，于26日凌晨时分杀进了日本首相府、内务省、陆军部、警视厅等国家要害部门，杀死、杀伤大批政府官员，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日本军人响应“起义”。在这次兵变中，日本首相秘书官松尾传藏、内务省大臣斋藤实、大藏省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多名政府和军队高官被杀，负伤者无数，首相冈田启介藏于密室侥幸逃脱，捡了一条性命。  行进中的政变部队 兵变发生后，裕仁天皇发布了镇压叛乱的命令，并下令成立戒严司令部，调动军队平叛。带头叛乱的野中四郎绝望自杀，其他叛乱人员群龙无首，陆续向政府自首。叛乱平息后，经日本军事法庭审判，此次兵变的主谋和元凶被判处死刑，其他参与叛乱的军官则分别被判处死刑、终身监禁和有期徒刑。 关于“二二六兵变”还有一种说法，有学者认为天皇一直想利用“皇道派”这批底层爱国主义者（当时的日本爱国即等于爱天皇）来获得更多实权，所以任其发展，不加制止，直到后来担心兵变者会拥立他的弟弟为天皇，才决定镇压——这也属一家之言。 兵变被平息后，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在日本军队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他们得到日本四大财阀的支持,确定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体制得以确立。“统制派”主张侵略中国，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卢沟桥的枪声震惊了世界，日本军国主义也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令人深思的是，“皇道派”发动兵变时所追求的目标，譬如军部独裁、国家政权法西斯化等，在兵变失败后反而得以实现，可见在本质问题上，“皇道派”和“统制派”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分子。 中国留学生眼里的“二二六兵变” 当时在日本有为数不少的中国留学生，与一般中国人相比，他们对日本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情况比较熟悉，对这场兵变的认识也比较深刻。当时中日两国关系非常微妙，绝大部分中国人对日本的对华政策极为反感，所以日本政府很重视中国方面特别是留学生对“二二六兵变”的反应和看法，专门派人在中国留学生中进行调查。  接受日本政府调查的中国留学生池步洲（右一） 关于这场兵变的起因，中国留学生分歧不大，大都认为是日本军部和政府、军队内部“皇道派”和“统制派”之间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但对于兵变对中国以及中日关系的的影响这个问题，则存在着不同看法，大体上可分为乐观派、悲观派和观望派三种意见。 一、乐观派。他们认为日本政府平息叛乱后，军方力量遭到削弱，对华政策相对温和的文官集团将会崛起，中日关系的前景应该比较光明。乐观派认为：“以镇压此次事件为契机，（日本）政界的力量将会比以往更为增强，甚至可能会出现一股牢固统一的势力，故在将来的对华方针上，以往文交武攻的二重外交将会得到清算，正确的一元化外交能够最终实现，为中日关系带来好转的迹象。” 二、观望派。他们认为兵变后日本和苏联很有可能在中苏边境发生冲突，因为日本和德国签有秘密协定，届时德国一定也会参战，德国会从欧洲向苏联发起进攻，使其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到那个时候，中国政府除保持中立之外别无他选，将会陷入非常难看的局面。鉴于这种看法，观望派认为“二二六兵变”对中、日、苏三国在东亚的相互关系上影响巨大，但究竟会怎样，还有待观察形势的发展，观望派希望中日关系不要因此遭到破坏。 三、悲观派。这一派对形势的分析比较到位，他们认为现在掌权的广田内阁实际上与此前的冈田内阁大同小异，即便拥有政党的支持，但仍会被军部左右。军部已成为日本政坛的主导力量，只要军部肆意妄为，无论哪个内阁执政，对华关系都将无法让人期待。他们还分析说，万一日本军方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开始推进积极的扩张政策，那么近在咫尺的中国将首当其冲成为日本人的靶子，中日关系的未来不可想象。 事实证明，悲观派和观望派对局势的分析大体准确，兵变之后的日本，完全控制在一群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手里，而当时的广田内阁已经沦为日本军部的傀儡，正如《日本侵华内幕》一书所说：“政党内阁已告寿终正寝，（军人）用恐怖手段，将站在反对军部立场上的政党及政党政治家打到，以切断国政的（安全）防堤，军部的这种行动，已经没有人能够加以正面阻止了。”  兵变主谋画像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和“犬养毅之死”让日本军队彻底摆脱了政府羁绊的话，那么，“二二六兵变”则使日本军部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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