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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博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陈子善先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现为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主任、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二级教授、西南大学文学院兼职硕导、《郭沫若学刊》副主编、四川省第九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出版学术著作5部，主编出版资料选集4部，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各1项。 （二）对刊载论争文章载体的检讨 根据相关史料可以知道，《大晚报·火炬》在此次论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孔另境在《我的答复》中如此写道：“我在《大晚报·火炬》上写了几则关于文坛现象的漫谈以后，不料竟引起文坛上一致的注目，《火炬》连出专号，《言林》上也接连出现关于我的文字，大部份的文章都取着讥讽和攻击的态度。”对此，阿英在《请看东方曦的最后法宝》回复到：“他‘创造’了十八日《火炬》专号形成的原因，又派定我作打油诗有什么居心，更捏造出我把两个人拉出在一起的原因，不是为的‘自捧’。”那么，孔另境的说法是否属实呢？ 《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1936年12月16日第5版右边中间用黑体字刊登了以下《预告》：“星期五日《火炬·每周文坛》刊布郭沫若先生的《漫话明星》特此预告。”12月18日，郭沫若的《漫话“明星”》刊登在该日出版的《大晚报·火炬·每周文坛》上。由此可知，《大晚报·火炬》的编辑崔万秋收到郭沫若稿件后，如果叫阿英写作《例子并没有说完》，时间是来得及的。事实上应该确实如此：东方曦的《文坛“明星”主义》发表在1936年11月20日第5版《大晚报·火炬·每周文坛》，如果阿英自己要写作这篇文章，他早就写作并发表了，用不着等到差不多一个月后才来写作。 根据郭沫若1933年4月3日致叶灵凤信可以知道，日本市川与中国上海之间的书信投递时间为7天左右：“今天是四月三号，此信到你手里当在十号以前，我将特别提醒你，请你于四月十号务必将二百元寄出。”[①]《漫话“明星”》的落款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结合《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1936年12月16日第5版的预告，可以断定崔万秋收到该文的时间是12月15日。由此可知，崔万秋在收到郭沫若的稿件后，立即刊登预告，由此可见他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在刊登预告的同时，他应该将《漫话“明星”》拿给郭沫若的挚友、经常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文章的阿英看，阿英看见后，决定写作《例子并没有说完》，针对孔另境的三篇文章逐一举例说明“例子并没有说完”。 在笔者看来，甚至可以认为陈阜是崔万秋的化名或者与之关系极其密切的人。《大晚报·火炬·每周文坛》1936年12月18日第5版发表陈阜的文章时标题为《也是漫话（二则）》，实际只发表了一则《钉梢》，第二则《意气之外》发表在《大晚报·火炬·每周文坛》1937年1月14日第5版，全文见第一部分的引文。根据引文可以断定，《意气之外》是对此次论争的总结：《大晚报·火炬》发表该文后再未发表相关文章。意味着因为版面原因没有在《大晚报·火炬·每周文坛》1936年12月18日第5版刊登的《也是漫话》的第二则最终没有刊登，没有刊登的原因应该是“陈阜”很快就知道东方曦是孔另境的化名而不是茅盾的化名。 再来看看以下两段引文： 本刊前月发表了东方曦先生两篇论文，一为《秋窗漫感》，一为《炉边偶论》，所论具系触及现阶段的文坛现象，所以引起读者的异常注意。就是文坛人本身，也对这两篇文章，抱着很大的兴味，论辨的文章纷至沓来（如今日本刊所载郭沫若先生的《漫话明星》及若英先生的《例子还没有说完》均是），文坛顿呈活跃之相。 关于这些问题，编者是一张白纸，决不表示任何意见，只要言之成理，任何方面文章，均乐于刊载。希望作家诸君源源赐稿，各抒高见，惟望莫超出论争范围，并望避免用笔名，表示文责自负。 还要附记一句：下星期一的本刊将有东方曦先生的《炉边偶论》之三《集体创作问题》发表。还有若英先生的《关于沫若戏联发表的经过》。 我在《火炬》上先后读了东方曦先生的几篇漫话，每次读后，总觉得在现在的文坛上，像东方先生一样，想以公正的态度，来暴露并斥责现在文坛上某些不良的现象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第一能像东方先生一样熟知文坛上一切怪现象的人并不多，非亲与其事决不能知其底细；第二，现在说话的人很多顾忌，敢于直率地说出真话，而又不怕或因种种关系而不至于受人攻击的人是很少的；此外也许还有别的原因，此地可不必多说。我们希望能多读东方先生的漫话一类的文章，至少，它可以使我们更加了解现阶段的中国文坛的情况的。 第一段引文出自发表在《大晚报·火炬·每周文坛》1936年12月18日第5版的《编辑后记》，署名万秋；第二段引文出自紧接《编辑后记》的《也是漫话》，署名陈阜。两段引文有以下相同点：一、都给人客观、公正的感觉，二、都希望多发表类似文章。由此可以断定，陈阜确实可能是崔万秋的化名或者与之关系极其密切的人。第一段引文中的“如今日本刊所载郭沫若先生的《漫话明星》及若英先生的《例子还没有说完》均是”告诉我们，《也是漫话》不是外稿，意味着应该来自编辑部内部，崔万秋的可能性则最大。由此可知，孔另境在《我的答复》中说“《火炬》连出专号”符合事实：除《大晚报·火炬》1936年12月18日第5版发表了郭沫若、阿英、陈阜三人的文章外，1936年12月28日第5版还发表了孔另境的《炉边偶论·（四）论“猜测”》、林黛的《坛外人语》。需要说明的是，该“专号”是崔万秋出的，阿英可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而已。 为了使文坛呈现出“活跃之相”，崔万秋不但登预告、“连出专号”、可能化名陈阜参与论争，还刊登作者来信以拉近编读之间的距离以便吸引更多人参与论争。除在《大晚报·火炬·每周文坛》1936年11月20日第5版刊登东方曦来信和自己复信、《大晚报·火炬》1936年12月21日第6版刊登东方曦来信外，并且将林黛的以下来信内容作为正文开头：“万秋先生：寄上一篇，可用则用，不可用则焚去可也。但如可用，则有一条件，即请弗修改一字（但可除去打×），因卖文十余年，从未肯破此例也。但如不用，不必退回，烧掉拉倒。”[②]由此可见他的用心之深。 现在对可能是化名陈阜写作的两则《也是漫话》进行检讨。第一则《钉梢》前面的文字给人十分客观、公正的感觉，“钉梢”部分却是在钉茅盾的梢，由此可知前面客观、公正的文字不过是后面“钉梢”的烟幕而已。在该文中，陈阜如此写道：“也许有人会说：前后写了论点迥异的文章，是有着某种苦心的，或是另有别的种种原因。我想苦心总是有的，不然也不会狼狈到那个程度，但由此倒又可以看出那些作家的修养，对现实的认识，和对问题所取的态度了。（我们还须注意这论争经过的时间还不上一年！）”[③]对此，茅盾晚年如此回忆道：“到了一九三六年春，这个矛盾，由于解散‘左联’等等争执，就更见复杂了。当时我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与双方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意识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小心地不使它被破坏，因为保持这种关系，使我还能起到一个调节作用。我认为同一营垒内的战友，在这号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关口，更应该消除隔阂，联合起来，一致对敌。”[④]看看在“两个口号”论争期间写作的相关文章可以知道，茅盾的回忆符合事实。既然陈阜知道茅盾当时“前后写了论点迥异的文章，是有着某种苦心的，或是另有别的种种原因”，又何必去钉茅盾的梢呢？如果知道“两个口号”论争主要是中国共产党莫斯科中央和陕北中央对抗日问题上如何处理与蒋介石关系的不同看法在左翼文艺界的反映便会知道，茅盾“狼狈”到如此程度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则《意气之外》不赞同屈轶在《自私心的利用》中的观点，高度评价此次论争的意义，明眼人却会发现，这是在故意拔高此次论争的意义，将此次论争与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攻击鲁迅事相提并论更显得不伦不类，具体内容请见前面引文。 “两个口号”论争基本结束、因鲁迅逝世而喧腾的文坛渐渐冷清下来以后，《大晚报·火炬》刊登的这些文章尽管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使“文坛顿呈活跃之相”的目的，它们的发表应该也扩大了《大晚报·火炬》的影响并增加了它的销路。但是，这样的论争却使凭借外来因素而平息的文坛论争再次爆发，使其成为“两个口号”论争的“余波”，这样的“文坛顿呈活跃之相”可以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立报·言林》的加入也应该这样看待。 （三）对此次论争及“两个口号”论争意义的检讨 尽管陈阜在《意气之外》高度评价此次论争的意义，笔者却认为此次论争本身只有负面意义，其原因便是孔另境在《论“猜测”》中写作的以下文字： 我以为“猜测”之风是决不可长的，不管他的“猜测”对与不对。我们为什么用得到“猜测”呢？我们不是在论文章么，那末我们为什么要在文章本身所告诉他以外者节外生枝呢？我东方曦就是东方曦，你们只要在我文章内来批评就是了，何必神出鬼没地东猜西探，难道“阿×”写的文章可以堂而皇之地攻击私人，我东方曦写的文章一定要探出属于那一阶级才能批评一般文坛现象么？ 陈阜将此次论争与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攻击鲁迅事相提并论，在笔者看来不伦不类，因为此次论争并未产生这样的效果：“即使创造社诸人当时的行为纯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但在客观上却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就是不晓得‘奥伏赫变’的鲁迅，后来终于多读了一些社会科学的书，而缓缓健定起来，这与当时创造社的‘排击’正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在当时也有许多青年受了‘创造’与‘太阳’等的启蒙，开始对于新的世界，新的文学有了憧憬，不管他们当时的理论有了若干的错误，在文学史上的这功绩是不能否认的。我们难道能够以意气和自私等来抹去这次论争的意义？”[⑤] 如果非要找出此次论争的正面意义，不过证明了茅盾晚年的以下说法与事实不符： 八月十五日鲁迅答徐懋庸的信发表之后，两个口号的论争就进入结束阶段。除了国民党小报的造谣挑拨和徐懋庸写了两篇文章外，没有人写文章反对鲁迅。虽然不少文章继续讨论“国防文学”，但也有不少文章逐渐认识了这场论争的意义，同意了两个口号并存的意见。到九月中旬，冯雪峰已在为发表一篇《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而奔忙。宣言由我和郑振铎起草，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有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二十一人，包括了论战的双方，从而表示两个口号的论争已经结束，文艺界终于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⑥] 看看冯雪峰的以下文字可以知道，茅盾的说法确实与事实不符： “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因鲁迅逝世（1936年10月19日）的震动而自然地停止下来的。当时虽然周扬暂时“垮下去”，同时又表示不愿管事，但以他为首的当时所谓“国防文学”派的势力仍然存在，人也没有散去，当时仍然都在文艺界活动，其中的骨干也都各自保持着地位；同周扬、夏衍等人的联系仍如过去密切。[⑦] 应该正是因为同情“暂时‘垮下去’”的周扬，在鲁迅已经去世、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上海的冯雪峰已经担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的情况下，阿英等人才会借“文坛领袖”论争这个机会，将矛头对准在“两个口号”论争过程中改变立场的茅盾。 现在顺便谈谈“两个口号”论争的意义。 《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在《新认识》第1卷第2号（1936年9月20日）发表后不久，刘少奇化名莫文华于9月25日写作了《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高度评价“两个口号”论争的意义： 这次论战的最大意义，我想，是在克服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一点上罢。文坛上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现在似乎还没有完全克服掉，但在论战的发展的过程中，很明白的，已逐渐克服了许多了。许多人的错误被批判了，许多人自己纠正了，我们得到的益处实在已很大。所以那些将这次理论上的论争，看成为“内战”，看成为“破坏统一战线”，我想是不正确的观点。自然，我们应当指出，一意坚持着自己的错误的意见，当然不是好的态度；但尤其应当指出的是那种在暗地里的离开了理论的造谣生事，利用小报等捣些没出息的乱子的行为，以及自己不了解论争的中心问题的所在，却来说些“分裂”呀，“攻击私人”呀等等的话，装着一副悲天悯人的面孔，实际上却是正在攻击私人，实行“分裂”政策的，是尤其坏了。但是，跟着论争的发展，尤其跟着文学界以外的抗×运动的开展，论争的基本点也更加明白起来，更加原则化了，这总是可喜的。[⑧] 对刘少奇的这篇文章，李何林曾给予极高评价：“《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不应当看做是少奇同志个人对于‘两个口号之争’所陈述的见解，而是他根据党的政策结合文艺界当时的实际所发表的指导性的意见。这些意见不仅是对‘两个口号之争’所作的公正的结论，而且对于现在，乃至今后文艺界的团结，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⑨]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在外在因素干预之下，尽管“两个口号”论争暂时停止了，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却未被克服。为了证明笔者的观点，除本文论述的“文坛领袖”论争之外，不妨再谈谈几乎同时发生在左翼文坛内部的事情。看见郭沫若的《戏论鲁迅茅盾联》后，鲁迅于1936年9月19-20日写作《女吊》，在文章末尾骂郭沫若为“人面东西”。郭沫若在将悼念鲁迅的《不灭的光辉》寄出后，“有朋友拿《中流》第三期给我看，特别要我看鲁迅先生的那篇《女吊》”，“我便连忙写信给《光明》，叫把《不灭的光辉》寄还我，同时还把《资本论的王茂荫》那篇文字拿去兑换。但不幸这回也没赶及”。[⑩]看见《不灭的光辉》后，萧军作《致郭沫若君——关于<不灭的光辉>》，含沙射影地攻击郭沫若：“嚎天喊地，仅是向棺材板上抹几把眼泪鼻涕就算完事，这类‘哭丧婆子’式的鲁迅先生的哀悼者，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在逝者生前，而有一类人们诅咒着他死，甚至帮同他的敌人们来压迫他死……于今也大写其哀悼文章来了，这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他们要利用哀悼死者的眼泪（？）来洗涤自己外在的被人民所唾弃的痰污，企图另换一副形容，好继续着他们罪恶卑鄙的生涯。”[11]郭沫若看见后写作《答田军先生》进行回应，该文在《大晚报·火炬》1937年1月25日第5版发表后，次日发表了冯酒浆的《不朽与瓦全——关于田军<致郭沫若君>的一点意见》，对萧军的观点进行驳斥，并为郭沫若辩护：“我觉得田君对郭沫若先生的态度是不好的。因为郭沫若先生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更不是‘敌人以友人的面孔出现’的敌人。”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还能说通过论争克服了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吗？ 结合以上事实，笔者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根本就没有必要提出。首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不合时宜：“这两个时期（按：即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民族革命战争时期和1935年《八一宣言》发表主张合作抗日时期）对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提法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从这个大的背景来看，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实质上是‘第三时期’理论的口号，而‘国防文学’口号是‘人民阵线’的口号，两个口号之争可以看作是由‘第三时期’转入‘人民阵线’时所引起的一场新旧之争。周扬、夏衍这些党的干部，当然紧跟着共产国际路线的转变而转变，而鲁迅，却仍然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场，有点跟不上路线的转变了。”[12]其次，就口号本身而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无疑比“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具有更严重的关门色彩，前者不但没有后者通俗易懂，“大众文学”也比“国防文学”的范围更狭窄：正因为当时的大众文学很少，人们才尽力提倡，现在却希望以大众文学作为口号来团结作家或者呼唤作品，实在是南辕北辙。其三，“国防文学”口号在当时及后来都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据我了解，在当时上海文艺界中当初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人是居多数，在文艺界的党员中更是赞成的居多数。/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及发表几篇有关的文章之后，文艺界中人是有改变原来对‘国防文学’口号的看法和态度的，但原来支持周扬和坚持‘国防文学’口号的那些文艺界党员，大部分是到最后也还是坚持‘国防文学’口号的”[13]。其四，冯雪峰从陕北来到上海后很快就“仓促策动”[14]提出了该口号：“胡风谈了不少当时文艺界情况，谈到周扬等的更多。他当时是同周扬对立得很厉害的。（关于我同胡风的关系，我过去作过检讨，这里从略。）于是谈到‘国防文学’口号，胡风说，很多人不赞成，鲁迅也反对。我说，鲁迅反对，我已知道，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可以再提一个有明白立场的左翼文学的口号。胡风说，‘一·二八’时瞿秋白和你（指我）都写过文章，提过民族革命战争文学，可否就提“民族革命战争文学”。我说，无需从‘一·二八’时找根据，那时写的文章都有错误。现在应该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来提。接着，我又说，‘民族革命战争’这名词已经有阶级立场，如果再加‘大众文学’，则立场就更加鲜明；这可以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提出。胡风表示同意，却认为字句太长一点。我和他当即到二楼同鲁迅商量，鲁迅认为新提出一个左翼作家的口号是应该的，并说‘大众’两字很必要，作为口号也不算太长，长一点也没什么。”“胡风临走时就说，他去写一篇文章提出去，鲁迅表示同意，我也同意。”对此，冯雪峰自己也承认：“我当时是有严重错误的，就是，没有把提出一个口号看成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而既没有向党中央请示，也不曾同鲁迅商量，请他用他的名义提出”。[15]其五，该口号提出来后，并未按照茅盾的意见由鲁迅写文章发表出来：“我看到胡风的文章大吃一惊，因为胡风这种做法，将使稍有缓和的局面再告紧张。我跑去找鲁迅，他正生病靠在床上。我问他看到了胡风的文章没有。他说昨天刚看到。我说怎么会让胡风来写这篇文章，而且没有按照我们商量的意思来写呢？鲁迅说：胡风自告奋勇要写，我就说：你可以试试看。可是他写好以后不给我看就这样登出来了。” [16]其六，论争爆发后，在冯雪峰代写[17]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提出了“两个口号”并存的观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18]既然如此，意味着“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可以存在，如果仅仅“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19]，为何不“用对它的正确解释来加以补救”[20]，却提出一个新口号引起论争，尤其在知道提出新口号有可能引起论争的情况下？既然“‘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21]，那么怎能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因为只有适用于尽可能多的人的口号才能称为总口号。实际上，由于口号的高度概括性，任何口号都不可能将所有内容包括进去，所以，只要某口号有存在的价值，对待它的正确办法是进行正确解释，除非经过充分酝酿、协商，能够提出一个公认的好口号。其七，看看后来延安中央对“两个口号”的态度也可知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确实没有必要提出：“尽管论争期间张闻天、周恩来在回信中认为雪峰对周扬的方法‘是对的’，但1937年5月延安在‘检讨两个口号的论争’时却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显然的“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更适合于进行和建立战线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这个口号是太狭窄了。即以它的名字一项而论，标榜“大众文学”，那末非大众的分子就已经被关在门外，丢到联合战线之外去了。’这一变化很明显与当时中国的形势有关：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共政策已由‘抗日反蒋’变成了‘逼蒋抗日’。在这种情况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便显得不合时宜”“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又由‘逼蒋抗日’变成了‘联蒋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冯雪峰只得给潘汉年留下一信，跑回义乌老家写他的小说去了。”[22]关于该口号是否应该提出，笔者认为茅盾晚年的以下看法基本正确：“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胡风提出这个新口号，鲁迅是不会有兴趣去另提一个口号的，那么两个口号的论争就不会发生，文艺界的分裂也许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即使这样，我相信关于‘国防文学’口号的讨论——即如何正确地理解和解释这个口号——仍将会进行下去，而讨论的结果，我相信也仍旧会是进一步克服文坛上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因为‘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直接妨碍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成。”[23]在论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通过胡风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发表出来引起的“轩然大波”时，《冯雪峰评传》作者如此写道：“左翼文艺界随即便产生了‘两个口号’的激烈争论，原有的宗派主义更为激化和表面化了。”[24]换句话说，如果该口号没有发表出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势的发展、工作的开展等，严重影响当时文坛的宗派主义至少不会激化和表面化。 其次，提出后的论争主要表现为宗派主义论争：“随后，胡风先生因鲁迅先生之托，写了一篇文章，却因解释得不清楚，风波就来了。可是我还记得，当‘风波’既作而鲁迅先生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病中答访问者）尚未发表时，我曾经把这两个口号的关系与解释（如上文所述者）告诉好几位主张‘国防文学’口号的朋友，并劝他们不要学《现实文学》‘特辑’的态度。然而当时有人则尚称‘新口号’理论上有讨论之余地，有人则竟谓‘我们喊了国防文学好久，现在忽又跳出一个总口号来戴在上面，那与我们发言的信用有关’。其实鲁迅先生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中，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一口号，只说‘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并不是‘命令’，正期待大家平心静气来讨论；不料《文学界》第三期也来个‘国防文学特辑’，却完全不是讨论的态度。”[25] 其三，论争爆发后，冯雪峰只好借助党的力量和“人事关系”[26]来解决问题。从张闻天、周恩来7月6日给冯雪峰信可以知道，雪峰到上海后两个多月时间给延安去了三封信。张闻天、周恩来在回信中认为冯雪峰对周扬的方法“是对的”，还对“关门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关门主义在目前确是一种罪恶，常常演着同内奸同样的作用”；还表达了对鲁迅的敬意和信任：“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27]除冯雪峰自己给延安中央写信外，“在论争的双方之间充当过一个起调节作用的角色”的茅盾至少给郭沫若去信三封，其中一封转寄了潘汉年致郭沫若信。潘汉年在信中如此写道：“能够利用各方面向你讨稿子的机会，发挥一下你的写作是有很大的意义。可是那些年青朋友闹意气，包办、自负的纠纷，能够适当的给他们一个纠正，在目前特别有意义……”关于茅盾、潘汉年给郭沫若写信的情况，蔡震有如此论述：“茅盾不是以一般文坛朋友的身份致信郭沫若，潘汉年也不是以私交给郭沫若写信，这是一个经过‘我们’（潘汉年信中语）商量的举动，而且鲁迅也应该是知道此事的。联系的起因，就是商议此事的‘我们’，希望以鲁、郭、茅三人在文坛的声望和影响力，‘清洁’文坛上论战、‘纠纷’的局面。”[28]在《漫话“明星”》中，郭沫若引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后茅盾写给自己的信后如此写道：“这些话中所表见的茅盾先生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说甲边的话，而多说乙边的话。金君大约是看说[脱]了后节，故而他说茅盾劝我‘不要发表意见’。茅盾先生大约是忘记了前节，故而他曾说是劝过我多多发表意见。不过金君大约是把我认定为了甲党，而茅盾先生乙党，乙党劝甲党没说甲党话而说乙党话，也就如人叫青蛙没哇哇而说人话，那似乎就是等于叫青蛙没哇哇，故而金君才生出了那样的解释吧？好在这些都是枝叶的事件，暂且不提，还是言归正传。”[29]看来，茅盾的信不但没有达到希望达到的目的，结果适得其反。这种依靠外在因素解决论争问题的方法，怎可能克服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 胡风梅志 其四，如果睁眼看看“两个口号”论争深远而恶劣的影响便会知道，该论争没有发生该多好啊！抗战期间，茅盾很少与郭沫若共事，甚至多数时间不在同一个城市，在笔者看来是由于之前的论争造成的：茅盾对郭沫若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笔者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为：1941年在为郭沫若庆祝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时，茅盾仅在1941年11月16日出版的《华商报》上发表了《为祖国珍重——祝郭沫若先生五十生辰》，从标题即可看出，该文突出郭沫若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不涉及两人的私交；郭沫若逝世后，那么多人写作文章回忆郭沫若，与郭沫若直接、间接交往了五十多年的茅盾除写作了一篇应景文章《化悲痛为力量》外，竟然没有写作回忆文章——发表在《新文学史料》第5辑（1979年11月）的《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下）——回忆录（五）》收入《我走过的道路》上册时改题为《一九二二年的文学论战》，主要谈1922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的“论战”。根据以上事实可以知道，笔者的推断可能是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冯雪峰遭遇“灭顶之灾”、文革前后“四条汉子”相继被批判、文革结束后围绕上世纪三十年代文艺的论争[30]等等都与此次论争有关。面对这一桩桩与“两个口号”论争有关的惨痛历史，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高度评价其意义？ 周扬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讲话时，尽管将1928年左右的“革命文学”论争与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相提并论，认为前者是“‘左联’诞生的前奏”，后者是“‘左联’宣告结束的尾声”，在具体论及“两个口号”论争的影响时却如此说道：“这场争论，虽然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抵消和削弱了左翼文艺队伍本身的团结战斗的力量。这是应当引为教训的。”[31]很明显，周扬采取的办法是先扬后抑，重点在“在某种程度上又抵消和削弱了左翼文艺队伍本身的团结战斗的力量”。事实上，“两个口号”论争怎可能与“革命文学”论争相提并论？后者在论争过程中尽管存在片面、粗暴的地方，其目的和结果却是好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32]在笔者看来，刘少奇当时高度评价“两个口号”论争的意义，主要是为了安抚参与论争的双方，让他们认为自己参与的论争有意义，从而消除“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以便团结起来。后人高度评价此次论争的意义则分属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如果不高度评价，一些人（以当事人及其亲友为主）则意味着自己或者亲友参与了一场没有多少正面意义的论争，所以必须高度评价。第二种情况是，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为了平息论争，鲁迅采取背黑锅的方式[33]如此写道：“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34]既然如此，怎能说此次论争没有多少正面意义呢？第三种情况是，一些人（以研究者为主）则为人云亦云。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知道，鲁迅逝世后的“文坛领袖”论争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它的正面意义在于其研究价值：通过考察此次论争，可以让人们了解鲁迅逝世以后的文坛现状，从而知道之前对《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发表后文坛现状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论争表面上在外在因素干预下基本结束了，但人们的怨气还在，随时会因为一点细小问题发作出来，并在内心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茅盾晚年在写作回忆录时，将因孔另境的《文坛“明星”主义》而引起的论争称作“两个口号”论争的“余波”。在论及为何要回忆当年曾使自己“啼笑皆非的一痕”的“余波”时，茅盾如此写道：“这就是所谓的‘余波’。我在这里不惜笔墨来回忆，倒不是为了翻旧账，三十年代的这些私人间的纠纷、成见和排击，早就被抗日战争的烽火烧得一干二净了。我所以要在回忆录中记下这一笔，一是因为这一段经历在我的文学生涯中比较特别；二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宗派主义的祸害。在三十年代，文艺界吃宗派主义的苦头是够多的。”[35]这实际上也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原因。 在笔者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发生的很多论争都属于这种情况，包括“两个口号”论争。由于“两个口号”论争“除个人因素外，同时也是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在文艺界的一种反映”[36]：“‘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先后提出，以及之间发生的论争，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内对于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同思想认识，以及确认统一战线思想的一个认识过程。周扬领导的上海地下文委，在失去与中央联系的情况下，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的任务之一，就是根据瓦窑堡会议所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到上海以后，经与鲁迅、茅盾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两个口号之间有分歧，自然就有争论，但后者一经提出，即引发了激烈乃至对立的论争，实在是因为其中纠缠了许多口号之外的因素：文坛上原就有的所谓‘周扬派’与‘胡风派’的矛盾、周扬与冯雪峰之间的矛盾、冯雪峰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欠考虑等等。”[37]比鲁迅逝世后的“文坛领袖”论争复杂很多很多，现有的研究由于主客观原因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在尽可能全面收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公正的研究，以对得起这场付出了惨重代价的论争。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论争：在笔者看来，病灶对病人本身只有负面价值，只对医生有解剖价值，当医生对某病灶有了彻底认识以后，相同的病灶连解剖价值都已失去。所以，还是少一点病灶，多一点健康的身体吧！ 周扬 常言道：“真理越争越明。”[38]不过，越争越明的是真理，而不是个人恩怨。要想使“真理越争越明”，还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一、争辩的目的是使“真理越争越明”，而不是各自的短长；二、争辩的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胡搅蛮缠或者插科打诨。 （本文刊登于《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1期） 注释： [①]《致叶灵凤（1933年4月3日）》，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87页。 [②]林黛：《坛外人语》，《大晚报》1936年12月28日第5版《火炬》。 [③]陈阜：《也是漫话》，《大晚报》1936年12月18日第5版《火炬·每周文坛》。 [④]茅盾：《回忆录二集·“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茅盾全集》第35卷，第56页。 [⑤]陈阜：《也是漫话·（二）意外之气》，《大晚报》1937年1月14日第5版《火炬》。 [⑥]茅盾：《回忆录二集·“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茅盾全集》第35卷，第80-81页。 [⑦]冯雪峰：《关于1936年我到上海工作的任务以及我同文委和“临委”的关系》，《冯雪峰全集》第9卷，第299页。 [⑧]莫文华：《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 第2集，第897页。茅盾在1936年9月26日写作的《谈最近的文坛现象》中对此次论争的意义也评价很高，可参看。 [⑨]李何林：《重读刘少奇同志的<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李何林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13页。 [⑩]郭沫若：《答田军先生》，上海《大晚报》1937年1月25日第5版《火炬》。 [11]田军：《致郭沫若君——关于<不灭的光辉>》，《报告》第1卷第1期（1937年1月10日）。 [12]朱正：《关于署名魯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4期。 [13]冯雪峰：《关于1936年我到上海工作的任务以及我同文委和“临委”的关系》，《冯雪峰全集》第9卷，第299页。 [14]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205页。 [15]冯雪峰：《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冯雪峰全集》第8卷，第8-9页。 [16]茅盾：《回忆录二集·“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茅盾全集》第35卷，第64页。 [17]对此，胡风有如此回忆：“口号问题发生后，国防文学派集全力进攻。冯雪峰有些着慌了，想把攻势压一压。当时鲁迅在重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谣言，竟以为这是可乘之机，就给鲁迅写了一封‘拉拢’的信。鲁迅看了很生气，冯雪峰拿去看了后就拟了这封信。‘国防文学’派放出流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冯雪峰拟的回信就是为了解消这一栽诬的。他约我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什么，只简单地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冯雪峰回去后，觉得对口号问题本身也得提出点理论根据来。于是又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了。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到病情好转，恢复了常态生活和工作的时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地笑了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胡风：《鲁迅先生》，《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胡风这段话的真实性可参看以下文章：1、张永泉：《关于鲁迅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关系的疑问》，《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3期；2、朱正：《重读鲁迅杂文》（《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0期；3、周楠本：《这两篇文章不应再算作鲁迅的作品》，《博览群书》2009年第9期；4、田刚：《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考辨》，《东岳论丛》2011年第8期；5、朱正：《关于署名魯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4期。 [18]鲁迅：《且介亭杂文附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12-613页。 [19]鲁迅：《且介亭杂文末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52页。 [20]茅盾：《回忆录二集·“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茅盾全集》第35卷，第61页。 [21]鲁迅：《且介亭杂文末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53页。 [22]廖久明：《冯雪峰与“两个口号”论争——兼谈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举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67页。 [23]茅盾：《回忆录二集·“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茅盾全集》第35卷，第89-90页。 [24]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第204页。 [25]茅盾：《中国文论四集·谈最近的文坛现象》，《茅盾全集》第21卷，第198页。 [26]对此，胡风曾有如此回忆：“二、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经过茅盾在内的几个人商议才决定的。这是雪峰在这个拟稿之前和茅盾商量，要求同意有这个事实。先前，茅盾表示过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拥护，这时候不能不知道那个口号是不能服人的，雪峰又是以党和他自己的名义要求他，当然乐于借此转弯，同意了。……雪峰这样迁就茅盾，因为他觉得依靠原则解决问题是远水不救近火，只好靠人事关系来减轻“国防文学”派的攻势。”“三、把国防文学派的理论总结成‘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的公式，这是符合他们的实际的。……提《红楼梦》、《阿Q正传》，只能是为了陪《子夜》，为了取得茅盾的好感，为了换得茅盾承认参加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决定。这是脱离原则，专从调整人事关系着眼的。鲁迅也只好当作抵制对方错误的一个例证，让它留着了。”“四、鲁迅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他提的。这也是接受了雪峰的要求，想借鲁迅的威信，停止、至少是缓和国防文学派无原则的攻击。”（胡风：《在上海·左联离职前后》，《胡风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58-59页）冯雪峰曾对陈早春先生如此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当时革命文艺界的三巨头（按即鲁迅、郭沫若、茅盾）及其他们各自影响下的青年文艺工作者，都能消除成见，结束内讧。”（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第205页） [27]《党中央领导人给冯雪峰的函电》，《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 [28]蔡震：《几函佚简与“两个口号”论争的史实》，蔡震：《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第353-358页。关于潘汉年写作该信的情况，蔡震在该文中有如下分析：“自胡风擅自以个人名义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后，六七月间上海文化界的‘纷争’呈愈演愈烈之势，冯雪峰与周扬的矛盾也使得他们之间对立情绪更严重。这肯定是令冯雪峰头疼的情势。潘汉年恰在此时来到上海，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推测：在他与冯雪峰研究去陕北方案的同时，冯雪峰也想到请潘汉年为自己的工作助一臂之力。以工作职责而论，潘汉年不该插手此事，但他被派遣回国就是做国共谈判工作的，在沪期间，他曾会见了宋庆龄、沈钧儒等，向他们介绍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那么顺便协助一下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就义不容辞了。郭沫若因主张‘国防文学’是被看作‘周扬派’的，而若想把鲁、郭、茅三人聚合在一起，就冯、潘二人的文坛经历和关系而言，唯潘汉年有可能做得到。所以，由鲁、郭、茅三人发表一个意见书的考虑，极有可能是潘汉年想到的。”（蔡震：《几函佚简与“两个口号”论争的史实》，蔡震：《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第362页） [29]郭沫若：《漫话“明星”》，《大晚报》1936年12月18日第5版《火炬·每周文坛》。 [30]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3-297页。 [31]周扬：《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左联回忆录》，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32]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33]在修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时，鲁迅将冯雪峰写作的“曾由他发起发表了许多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抗日宣言”修改为“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丸山升对此的看法为：“恐怕这是因为鲁迅想避免《文艺工作者宣言》由巴金发起一事将会引起的无意义的纠纷，故意由自己来承担一切吧。”（丸山升著，孙歌译：《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引发的思考——谈晚年鲁迅与冯雪峰》，《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1期） [34]鲁迅：《且介亭杂文末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52页。根据现有资料可以肯定地知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是由冯雪峰、胡风提出后得到鲁迅认可的。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该文题注仍然如此写道：“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真不知这黑锅要让鲁迅背到什么时候？对此，笔者认可周楠本的以下观点：“时代在前进，学术在不断发展。我们应该彻底抛弃一切成见，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对待学术问题。我相信，本文中提出的意见学界最终会取得一个共识的。”（周楠本：《这两篇文章不应再算作鲁迅的作品》，《博览群书》2009年第9期） [35]茅盾：《回忆录二集·“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茅盾全集》第35卷，第90-94页。第90页对“余波”的脚注为：“这一节‘余波’，初刊、初版时未曾发表，现据作者亲属提供的手稿补入。”根据所写内容可以知道，茅盾写作该“余波”时，参考材料应该是孔另境的《秋窗集》，而非原刊文章，理由是第92页的以下这句话：“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大晚报》，是十一月十九日和二十日的，上面登着他的文章《秋窗漫感》。”《秋窗漫感》中的两篇文章《文坛禁地闲人莫入主义》《文坛“明星”主义》分别发表在《大晚报·火炬》1936年11月16、20日第5版。茅盾写作回忆录时只将第二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写对了，应该是因为紧接这两篇文章后的《漫话“明星”》开头这句话：“偶翻旧报，看见了十一月二十日《大晚报》的《火炬》，有东方曦的《秋窗漫感》一篇。”将第一篇文章的时间认定为1936年11月19日，应该是因为第二段的前两句话：“文章是续，论的是‘二，文坛“明星”主义’，论理当然还有‘一’，不知又论的什么‘主义’。可惜前一天的报一时寻不出来，也就只好暂时知其‘二’而不知其‘一’了。”（郭沫若：《漫话“明星”》，孔另境：《秋窗集》，上海：泰山出版社，1937年，第31页） [36]廖久明：《冯雪峰与“两个口号”论争——兼谈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举隅》，第166页。 [37]蔡震：《几函佚简与“两个口号”论争的史实》，蔡震：《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第361页。 [38]据徐懋庸回忆，1938年5月23日左右，毛泽东在听取了自己就“两个口号”论争的陈述后作了六点指示，其中第四点为：“这个论争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徐懋庸：《回忆录〔四〕》，《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文革”结束后，黎之约周扬写作回忆录，当谈及鲁迅对自己的批评时，周扬的回忆为：“周扬对鲁迅对他的批评是感到不安的。他说，初到延安时，他见到毛泽东，作了检讨，毛泽东并没有批评他。毛表示这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真理越争越明嘛。”（黎之：《文坛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9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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