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同林｜“变体链”与现代作家传统的再认识

    颜同林

传承三代以上的时间性质与变体链这一特殊内涵是文学传统概念的双核。文学传统的延传与变迁较多荷载在特定时空中的代表性作家身上，新文学传统是众多现代作家通过各自的创造性活动，衍生在各种变体之间并构成一条共同链锁联结而存在。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主流现代作家传统与周作人、张爱玲等非主流的作家传统，因为具有三代以上传承的时间长度和变体链而得到延传，同时也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的张力结构。现代作家的不断创造是新文学传统得以流动的真正推力，变体链的存在则是现代作家传统得以识别的隐性标签。

在现代文学不断历史化的进程中，现代文学传统的研究已引起学界的持久关注。以“五四”文学以及由此延伸而来的新文学创作为起点，在代际传承与扇形展开中所形成的现代作家传统显得异常芜杂和繁复。如何重新认识现代作家传统的延传与变迁，如何在具有主次与隐显的文学传统格局中正本清源，在当下文学传统的研究格局中显得为迫切而重要。

和古典文学传统离不开各个朝代古典作家们的创作一样,现代文学传统也同样离不开现代作家无数生命个体的独特创造。处于历史演进不可逆向的线性时间维度上，现代文学传统总是处于变动不居状态，与现代作家个体形成互为存在的关系之中：一方面，现代作家生命个体离不开文学传统，每一个现代作家接触文学之前乃至从事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文学传统不但已经得到认可与延传，而且力图全面影响乃至覆盖作家个体，后者仿佛孙悟空在如来佛祖的手掌中一样，是断断翻转不过去的；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超稳定的隐性文学遗产，现代文学传统需要不断生成、延伸、变化，需要在不断的阐释中被选择、过滤、沉淀和延传。

美国社会学家E.希尔斯曾提出“变体链”的概念，即是指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哲学思想乃至文学样式，在其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既发生了种种变异，又保持了某些共同的主题，共同的渊源，相近的表现方式和出发点，从而它们的各种变体之间仍有一条共同的链锁联结其间。引入“变体链”这一核心概念，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在新的维度上重新认识、阐释与评价现代作家传统。

一

“变体链”这一概念出自E.希尔斯《论传统》一书。《论传统》在西方人文科学领域被誉为集大成之作，E.希尔斯在这一书中指出，传统不但意指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而且有更特殊的内涵，这一特殊内涵便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变体链”，它是世代相传、不可断裂的存在。扩展开来进行考察，不难发现传统是人类社会的精神遗存，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制度、信仰、文化等所构成的表意象征。正是因为传统的存在，使得历史上的事物在不同代际之间、不同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和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整体性秩序和意义。在文学传统的论述中，比如儒家思想的传统、诗画一体的传统、诗言志的传统、山水诗物我同一的传统等等，便是传统视野中异常醒目的“变体链”。

可以对照、引申的，还有英国新批评派代表人物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等论文中提出的文学的“非个人化”特征，强调文学“传统”对个体作家所具有的复合影响。艾略特曾指出：“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我并非指易受影响的青年时期，乃指完全成熟的时期。”显然，艾略特从一个历史化的视角来纵向打量传统与个人才能，得出的结论具有启发性、辩证性。站在这一角度可以高屋建瓴地进行溯本清源，清理出传统的衍变与运行常态，传统与个人的复杂关系。文学传统的力量不可阻挡，处于强势地位，个人在它面前是弱小的，无数弱小的作家个体在其中生生不息，构成一条不断向前涌动的变体链。尽管作家个体在传统的变体链中不能逾越，但是，在文学传统的变体链上，每一块链条的形状、大小、功能都不尽相同。像置身山区一样，万峰林立，有主峰也有环绕的高低不一的群峰，耸立的高峰形态也会各不相同，各具异彩，成为风景的核心地带。不同才情的现代作家之于现代文学传统，不也是同样如此么？声名显赫的现代作家不同样是一个个不断隆起的高峰么？现代文学传统的变体链，需要现代作家们来完成和赋形，他们以各自独创性的文学创作实绩，在新文学史上占据相应的历史位置。

以上所述，揭示的真相是文学传统的“变体链”像硬币具有凸面和凹面一样，在隐与显之间对峙，形成某种张力结构，“隐”指的是它具有宏阔、浑融、有序的整体性背景，带有隐晦、潜藏的性质，虽然不会时时张扬，但确实是一个坚实而庞杂的存在；“显”指的是作家个体所独有的个体存在，无数作家汇入整体之中，但也不会忘记凸现自己，形成一座座高峰。作家通过各自独出心裁的创制，创造出前人所没有的种种“变体”，融入“非个人化”的异常强大的传统之中。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代表时代的标志性作家，他们在文学传统中是醒目的存在，是变体链之中的具体链锁。我们把握文学传统变体链中的作家，宛如涉水过河时将目光盯着河流中突出水面的巨石，不论高出水面有多高，也不管是否整齐划一，都是辨别河水深浅、方向、动静的标符；同时远远看去巨石们并不作为单独的巨石而存在，而是构成且呈现链条的一部分，已融入在庞大的整体之中。

E.希尔斯著 《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断生成、流变、延传的现代文学传统，是现代作家代际承接中的整合与呈现。它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建构出来的。温儒敏在研究现代文学传统的延传和变迁时，注意到了“变体链”的灵活运用：“作为历史产儿的传统，也要通过一代又一代不断的‘叙述’来想象、提炼与建构。……现代文学传统不是完整的、固定的、同质性的，而是包含着多元、复杂和矛盾的因子，要看到它延传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变异、断裂和非连续性。”“要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观察现代文学传统，力图寻找它的‘变体链’。”当然，这是一个很恰当贴切的视角，也是一个仍有大量讨论空间的话题。传统与现代作家之间构成了一种张力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两者都处于动态的调整过程中。每个现代作家都有自己的艺术个性，但在异常强大的传统面前，他不得不放弃当前的自己，归附于传统，被传统所接纳，这样才能完成和凸现自己，最后都变成了传统的“变体链”。置身现代文学传统之中的现代作家们，在与传统搏弈、反抗中完成自己，不断丰富，矫正前行，不断使现代文学传统得到承袭、变异、丰富。现代文学传统与作家个体因差异性存在而总是处于紧张的对峙之中，这种对峙体现为征服与不驯，顺从与反叛，承续与瓦解。最终的结果是，现代文学传统海纳百川，不断生长壮大，变得越来越庞大、芜杂，而现代作家视现代文学传统的存在为反叛的前提，以追求自由、异质的方式延传传统，以文学的原创性去构成变体链的一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非个人化”，既是对作家个性化的一种肯定、张扬，是对创作自由、原创的一种褒扬，也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不同作家的整合，充满了一种丰富而曲折的辩证法。

古往今来，一个伟大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名声，离不开他所受到的文学传统的影响。作家个体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与历史条件下进行文学创作，其站位是在一个横向与纵向交叉的坐标轴上，这一原点是独特的、持续发挥作用的历史位置。原点与原点之间并不相同，贡献、地位、影响也同样不同。在变体链的构成中，需要一代又一代参伍以变、革故鼎新的伟大作家去凸现，“诗人必须深刻地感觉到主要的潮流，而主要的潮流却未必都经过那些声名最著的作家”，“声名最著”的作家，虽然并不时时站在主要潮流中，也并不时时引领主潮的方向，但是，他们创造性的贡献，推动着河流缓缓向前流动，则是不争的事实。

E.希尔斯《论传统》一书中，称伟大作家是“克里斯玛”人物，是推动传统向前流动的重要力量。对于伟大作家抑或“克里斯玛”人物，历史上不缺以天才相称的相关论断。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曾对天才有这样的判断：“天才就是：一个主体在他的认识诸机能的自由运用里表现着他的天赋才能的典范式的独创性。”“天赋才能”“典范”之类的标签背后，“独创性”无疑最有份量。天才论带有某种神秘色彩，也往往被抽象化，不可捉摸，但独创性容易理解，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元素。天才人物的标志是远离了陈陈相因的规矩，在从事精神劳动时绝弃重复，以原创为旗帜而独领一代风骚。相对的是，普通大众小心翼翼地在规矩内亦步亦趋，很难推陈出新。康德的天才论，侧重于艺术创造领域，创造是艺术家的天职，是天才的核心要义。换言之，天才通过原创性的创造活动开创自己的时代、建立艺术法则，成为新的变体链中的重要部分。以研究传统“变体链”著称的E.希尔斯同样如此，他曾断言，文坛领袖具有超凡绝俗的能力，通过原创性为传统注入活力。独创性、原创性，是伟大作家最需要的也是最保贵的稀缺品质，在文学传统变体链之中处于不可或缺的核心地位，推动了新旧传统的交接、流变。具体而言，像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关汉卿、汤显祖、蒲松龄、曹雪芹等伟大作家一样，新文学历史上诸如鲁迅、郭沫若、胡适、沈从文、茅盾、巴金、老舍、艾青、穆旦、曹禺、赵树理、张爱玲等现代作家，依靠各自的独创性劳动，留下了大批不朽的作品，既开风气之先又高度综合，真正推动着现代文学传统的生成、流变，真正让现代文学传统形成新的变体链。

二

现代文学传统由“五四”一代作家所开创，逐渐成为显著的存在。“五四”以后，现代作家群队伍庞大，成就不一，他们在代际传承中已逾三代，并形成了一条清晰可辨的变体链。在这一变体链中，不同的作家个体也是十分醒目的。紧紧抓住现代文学传统中“克里斯玛”式的伟大作家，并把这一作家传统的生发和演变具体化、个案化，有助于我们对现代文学传统的再认识。站在现代作家传统的角度进行打量，鲁迅传统首当其冲。然后是郭沫若传统、茅盾传统……以现代作家命名的传统，宏观上构成了新文学代代相传的变体链，在个案上则构成了以作家本身为标志的个体传统，是另一种形式的变体链。在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他们的文学思想、艺术主题，以及高度个人化的艺术技巧、手法等，都在他们各自手中开创并完成，在后起的追随者手中有所传承，有所变异，在传承与变异中，整体上又保持了许多普遍性的共性一面。这样，形成了一条可以追溯、还原的变体链，在变体链的核心及其周围，后起者受其影响又不断有所突破，结果之一便是既有繁多的变体存在，又保持了一些共同的要素，包括诸如思想、母题、风格、技巧等在内的共同元素，在日积月累中像滚雪球一样变得日益庞杂，形成了一条变体链，并被确认为以代表性作家为命名的现代作家传统。

《狂人日记》插图 赵延年刻

“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鲁迅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文学创作，则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开拓了广阔天地。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作家都是在鲁迅开创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方面的文学风格体式，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独特现象。”这一论述颇具代表性，除了集中于鲁迅本身的研究之外，还梳理了鲁迅精神的传承与扩散，归纳起来便是“鲁迅传统”的显著存在。我们不妨从以下方面进行阐释：首先，鲁迅传统是鲁迅一生从事文学创作的指称，是集合了他智慧和才情、识见和创造的统一，是鲁迅生命个体的传统。鲁迅被称之为民族魂，意指鲁迅是“五四”以后最伟大的作家代表，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奠基者。

鲁迅的文学创作，承载了他富于原创性的思想，他给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精神财富是独特的，是他同时代作家中无人可比的精神遗存。譬如居于现代小说开端的小说集子《呐喊》《彷徨》，承载生命哲学的散文诗集《野草》，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来回省思的《故事新编》，以及匕首与投枪式的大量杂文集《坟》《而已集》《花边文学》……鲁迅的各类作品，都极富原创性，几乎不可重复，构筑了一个博大精深而又个性鲜明的精神世界。在鲁迅传统之内，也是多元化、多层面的，譬如既有“横眉冷对千夫指”式的战斗精神，也有“俯首甘为孺子牛”式的赤子情怀。又比如，在鲁迅身上，既有对国民性的重大思考，又有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良好愿望。鲁迅冷静而深刻地立足于民国的现实，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超越了生命个体的局限。

其次，鲁迅传统还是不计其数的后续者，视鲁迅为人生道路上的精神领袖而不断汇合的传统。在不断的加入与汇聚中，鲁迅传统成为一个不断生成、永不断流的变体链。追随鲁迅、摹仿鲁迅、向鲁迅看齐，早已成为不少现代作家从事创作、得到滋养的重要道路之一。从胡风到巴金，从巴金到莫言；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再到“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80年代，直到当下；从鲁迅杂文出发，到鲁迅风，再到不同历史时期杂文的勃发，都可清楚看到现代作家对鲁迅传统的传承和发扬光大。鲁迅传统异常强大，甚至到了后起的创作者想突破而又困难重重的地步。不同历史时期对鲁迅的非议与贬低，都会感受到鲁迅传统的无形压力。

文学创作界如此，鲁迅研究界也同样如此。直到当下，研究鲁迅的学者已有五六代的学术传承，从事鲁迅研究成为他们共同的兴趣与爱好，不管代际如何更迭，学识如何迥异，对鲁迅进行“心灵的探寻”始终是学者们共同的精神家园。相应的是，对鲁迅传统进行的注解与阐释也早已形成许多学术派别。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时期，短短一二十年间，就形成了鲁迅研究的多元格局：如陈西滢等人的对立批评，以成仿吾为代表的青年浪漫派的鲁迅观，以傅斯年、茅盾、张定璜为代表的社会-人生派的鲁迅研究，都是互通有无，丰富了鲁迅传统。至于后来，不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人生-艺术派、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的鲁迅研究，还是毛泽东时代的鲁迅研究、新时期的鲁迅研究，都呈现出不断深入、流派并立的大好局面。从读者层面来看，鲁迅的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哪怕学历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也总能找到共同的话题，不同阶层的读者群体通过熟悉鲁迅的作品而相互认识，强化了某种内在的统一性。总之，鲁迅传统既是鲁迅生命个体的传统，也是主要由受鲁迅影响的作家、研究者和读者三个方面的队伍所组成的整体，同时也发生了种种变异，构成了一条不断向前延伸的变体链，给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最为重要的秩序和意义。鲁迅传统作为变体链之建构与呈现，由此可见一斑。

郭沫若（1892-1978）

鲁迅传统之后，郭沫若传统也十分显豁。在新文学史上曾有“鲁郭茅”之说，与鲁迅并驾齐驱的，非郭沫若莫属。与鲁迅传统相比，郭沫若传统具有独特的质地与特征。从白话新诗集《女神》的出版开始，郭沫若以独创性的思想和艺术，给新诗开辟了一条新路。“五四”以后，郭沫若在诗歌、小说、散文、历史剧等领域都有丰硕的成果。此外，他在翻译文学、现代文论方面，以及诸如历史、文字学、考古、书法等等不同领域，也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在郭沫若研究界，研究者习惯将他比喻为“球形天才”式的巨人。为什么郭沫若能在不同领域都做出不同凡响的发现呢？主要原因是他始终保持着与风云变幻的时代同步，他的心灵永远向未来和新知敞开，他的思维方式是创造性的，个性十分鲜明。譬如《女神》，诗中的主体是彻底破坏过时的陈旧世界，大胆创造崭新的现代世界的生命个体，以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为标志，表现了“五四”一代人的创造精神。比如在《女神》的单篇诗作中，有吞吐日月的天狗，有浴火重生的凤凰……想象力奇特，开一代诗风。从题材来看，海洋、异域的书写，对异邦现代工业文明的礼赞，都是新颖的书写对象。从抒情方式来看，《女神》形式上十分自由，长短不拘，自由灵活，可谓前无古人。从语言来看，《女神》诗歌语言个性化，充分汲收各类语汇，像一个熔炉一样能充分消化好，特别是虚词的化用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独创性地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审美境界。

同样，郭沫若在戏剧、散文、小说等领域也是不走重复路，崇尚创造，都能做到独出心裁，与众不同。这一切，构成了郭沫若传统的变体链之内核，自然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以诗歌创作为例，自郭沫若开创浪漫主义的诗风以来，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新出诗人中，都不缺少对郭沫若的追随者，接续和延传了郭沫若传统。在“五四”时期《女神》就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许多后起的新诗人都是读了《女神》才走近了新诗。诗人、读者群体对郭沫若的亲近、模仿，使得郭沫若传统作为变体链在不断向后延伸，变体链也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

郭沫若传统在郭沫若研究的代际传承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五六代郭沫若研究者既是推动郭沫若研究的中坚力量，也是郭沫若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学养、不同背景、不同代际传承的研究者通过郭沫若研究，和郭沫若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道路与命运取得了共鸣。不论是与时俱进、立言立德，还是完善自我、实现人生目标等诸多方面，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者们，似乎都能在郭沫若这一研究对象上达成心灵的重构，在郭沫若身上找到许多共同之处。从创作到研究，郭沫若传统的变体链相当复杂，变体链之间的共同链锁联结十分明显而稳定。

与鲁迅传统、郭沫若传统一样，茅盾传统也是新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显著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冯雪峰就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分别由鲁迅与茅盾各自开辟了一个传统。”在新文学史上，对茅盾传统的概括大致有以下诸点：气势阔大的史诗传统，积淀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注重社会分析的理性化叙事传统。茅盾传统以茅盾的创作为核心，汇入其他受他影响的作家群体，呈现出流动、发展的整体格局，这与作家传统本身的变体链一脉相承。例如，在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与《子夜》《林家铺子》等作品影响下，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针对现实社会中“丰收成灾”现象的描写，以现实主义为旨归，深入解剖社会，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思考。譬如，年轻的左翼作家叶紫著有《丰收》，以教育小说著称的叶圣陶留下了《多收了三五斗》等名篇；吴组缃、沙汀、艾芜等一批新进作家也深受茅盾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带有鲜明创作倾向的创作思潮。

茅盾传统后来继续以显性或隐性的不同方式影响文坛后来者的创作，如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长篇小说写作潮流和史诗风格的范式追求，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题材、城市工业题材长篇小说，以及“文革”结束后新时期文坛的改革题材小说等，都不难发现茅盾传统所提供的资源与影响。茅盾在20世纪中国文坛占位时间长久、创作生涯漫长，受其影响的作家代代相传，茅盾传统中的变体链也就一直在顽强而有力地延伸着。茅盾小说、茅盾文论中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立足现实、反映民生的创作立场，以及相关的创作技巧、手法，在文坛后来者的创作实践中都有程度不一的呈现，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可谓代代有传承，传承中有坚守也有变异，不断得到丰富和补充！

三

鲁迅传统、郭沫若传统和茅盾传统，已被公认为新文学的主流传统。此外，也有一些非主流作家产生了不同思想底蕴和艺术风格的作家传统，比如周作人、张爱玲等现代作家都有类似的作家传统与文学现象。扩展开来，胡适、沈从文也是如此，其作家传统有不同的面貌和变体链。下面选择周作人、张爱玲为代表，也从作家传统的角度略作分析。

在新文学作家队伍中，“五四”时期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家周作人，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其文坛影响都盖过了许多同时代作家，但因为周作人在抗战中的不良表现，后来的影响力大打折扣，转变成为文学史上一个面目模糊的作家。周作人因为自己在抗日战争时的落水与附逆行为，消淡了自己的传统和影响，让变体链弱化许多，新文学研究界也相应很少有人涉及周作人话题。“文革”结束以后，周作人研究热开始出现，尽管有不少学者持保留态度，但周作人研究不断升温，呈现出开疆拓土、成绩斐然之势。具有代际差异的周作人研究者，在接触、汲取、阐释周作人作品，以及立足于这些作品之上的思想内蕴时，也就含纳着借鉴、模仿、扩散的功能。换言之，在接受与延传时，周作人传统变体链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980年初到2000年底的短短20年之间，国内已形成了周作人研究的一批队伍，先后出版相关著述20余部，其中包括专著11部、年谱1部、传记7部等；周作人作品的搜集整理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或修订重版，或重新选编，达50余种以上；期刊杂志发表的研究文章也有350篇左右。综览这些长长短短的论著，研究者主要是围绕周作人人生道路和思想演变、文艺思想和观念、散文小品创作和艺术等诸多方面展开。2000年以后的周作人研究，在数量上则增速显著，研究成果遍地开花。可以说，对于周作人这一对象，不同的研究者与他们阐释视野下错综复杂的周作人形象，构成了周作人传统的有机部分。

在文学创作领域，周作人文学创作上的成就逐渐得到重新重视，其作品不断得到整理与出版，仿周作人文风的风习在创作界悄然呈现出蔓延之势。譬如，以小品散文而论，“五四”时期是小品散文的黄金时期，朱自清曾指出：“五四”时期散文创作，“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屈，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置身于这样的黄金时期，周作人执当时文坛牛耳，他当时身处《新青年》《语丝》一派阵营，耕耘着“自己的园地”，倡导“美文”，以“浮躁凌厉”与“平和冲淡”风格交错著称一时，特别是“平和冲淡”的文风影响十分深远。周作人独创性地将明人小品、异域随笔、日本俳句等融会贯通，浑然一体，形成平和冲淡、舒卷自如的闲话体散文风格。当时受他影响最大的散文作家就有俞平伯、废名、冰心、川岛、钟敬文等人，而俞平伯、废名在承袭周作人传统的方方面面，更是有口皆碑。周作人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因周作人自身的原因而潜隐了三十多年，直到新时期以后才再次进入文人的视野。

“在当代文学里，存在着周作人的一个传统，他的审美情调越来越重地暗示着人们，以至一些颇有影响的文化人，在默默地沿着他的思路前行着。……相比于鲁迅传统、胡适传统，周氏的传统更多体现在文人的书斋里。”“文人的书斋”成为周作人传统的栖身之所，显然这样的文人数量十分庞杂。如果说俞平伯、黄裳、唐弢等人的书话、随笔，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仅仅是曲径通幽、略表心曲的话，那么到了新时期，随着周作人研究热的升温，周作人传统的影响面便更加广泛了，也更加生动别致起来。追摹周作人文风成为一股较大的创作潜流，诸如张中行、汪曾祺、金克木、舒芜、止庵、邓云乡、杨之水等人笔下，或忆旧思故，或谈论吃食，或专注于文化掌故，都显得有传承、有变化。

周作人著 《知堂回想录》牛津大学出版社

书斋中的文人们，与书为伍，有传统文人的趣味，与周作人的写作境况有更多接近之处。他们往往站在社会的边缘或暗处，在一角小小天地中保持生命的超脱，回归某种超越功利的艺术境界。特别在社会转型期的浮躁背景下，现代文明病更加显著的都市中，周作人式的医治心灵的苦药仍然没有过时。周作人这样医治过，模仿周作人的追随者也这样医治。总之，周作人传统并不张扬，呈现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某种共同命运，周作人传统中的变体链在暗自调节着，暗含了动中取静的人生寓言。自“五四”开始，周氏兄弟建构了新文学的两种文化流向，其实都是不可偏废的存在。周作人传统显得相对有些保守内敛，但彰显出独特的趣味。

与周作人传统相仿，以张爱玲传统等为代表的海派文学传统，也经历了类似的历史过程。20世纪40年代，当时的沦陷区上海，让几乎像鹤立鸡群一样的女性作家张爱玲暴得大名，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等，都是读者特别喜欢的作品。自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开始，张爱玲研究的起点相当高，也长期保持了这样的水准。张爱玲在新中国成立后去了海外，告别了中国文坛。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张爱玲的作品重新得到大量出版。以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大陆学者陈子善等为代表的研究者，也助催了张爱玲热。张爱玲的小说以上海、香港为地域背景，侧重于书写封建大家庭中的人生百态，文笔细腻，精于人情世故之描写。而专业的研究者和不同读者群，对张爱玲作品的多元化解读成为张爱玲传统的一部分。尽管张爱玲传统在各自的阐释中有所变形，但都是围绕张爱玲传统这一变体链不断衍生的产物。

张爱玲（1920-1995）

上海文坛后继者如王安忆，上海新文学研究者如陈思和、王晓明、郜元宝等人，都十分关注、梳理、总结张爱玲传统在当下文学创作界的影响。张爱玲传统落实在海派文学传统中，上承19世纪末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下启新海派的诸多创作，在繁华与颓废并存的书写中见证了一百多年的传奇性都市叙事。在张爱玲传统的变体链上，上海文坛仍在其传统的影响下生长、发展。譬如，王安忆就被海外著名学者王德威誉为海派作家“传人”。在王安忆不少以上海为背景的世情小说中，市民社会、情调、价值观的再现，以及沪上文化氛围的渲染，沪上女子的传奇，都有限恢复了我们对海派文学的记忆。其长篇小说《长恨歌》借主人公王琦瑶在上海数十年的浮沉与沧桑，再一次让我们重温了张爱玲式的苍凉与精致。张爱玲传统的曲折而反复，是变体链这一事物身上特殊的变体所组成和呈现的，各种变体之间仍有一条共同的链锁联结，便是张爱玲传统的基本特征。

现代文学传统的生成与流变，是由鲁迅、郭沫若、茅盾，以及周作人、张爱玲等“克里斯玛”式的现代作家组成的。他们扎根特定的时代和现实土壤，汲取传统的养料，发挥极具生命个体的创造性，终于像大树一样在路上撑起了一片精神的绿荫。在这片绿荫下，后来的作家、研究者以及普通的读者群，以此为新的出发点寻找彼此的契合之处，现代作家传统的变体链也就日益丰富起来，形象地说明了现代作家传统的个人性与延续性。它不断冲涮主流与非主流、正统与异端的鸿沟，成为现代作家传统的核心部分并稳定下来。

结  语

传统是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延传三代以上并具有代代相传的事物之变体链，是传统得以存在的标志。现代作家传统，起始于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本身，并在后来者的代际传承中，在各自的创作与研究中得到传承、丰富、沉淀，在各种不同的变体之间保持了共同的性质，形成了一种以变体链为标签的表意象征。

优秀的现代作家们依靠各自独特的原创力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构成作家传统的基础，这一审美积淀与存在不可或缺。而作为传统的变体链，意指作家创作本身，也暗指后继的作家面对这一过去的精神遗存进行领悟，在接受影响的过程中也以自己的独创性丰富这一客体，不断丰富变体链，形成现代作家传统。现代文学传统中的个体，是具体的，而作家传统则是以变体链的形式呈现。不同的现代作家传统，是链锁联结的链条之一环。形象地说，每一个伟大的作家身后，链接着一群特殊的人。现代作家传统的延传与变迁，因为变体链的存在而具有可行性、流动性，从而才具有经典性、稳定性。

作者简介：颜同林，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省核心专家，贵州省省管专家，贵州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贵州省文联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暨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学术兼职有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理事，四川省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贵州省诗歌学会副会长，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