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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 由 来 实践中，不少执行法官在制作分配表时，时常会碰到下面设例中的情况：自然人A作为被执行人同时有多个案件在甲法院执行。同时，A又为债务人B对C的债务向乙法院提供了执行担保（信用担保），后因暂缓执行期间B未履行义务，乙法院依法裁定执行担保人A的财产（下称执行担保裁定）。后甲法院在执行中依法拍卖了A的一处房产，得执行款若干。无奈债务太多，该笔执行款不足以清偿A所有债务。此时，C持乙法院的执行担保裁定，申请参与对该笔执行款的分配，是否允许？ 执 行 依 据 所谓“执行依据”，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称“执行名义”，日本称“债务名义”，是债权人据以申请执行，执行机关据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生效法律文书。权利人如无执行依据，则无以向执行机关申请发起强制执行程序。执行机关如无执行依据，无以对债务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可见，执行依据是执行程序的起点和根源。 当然，并非任何生效法律文书都可以成为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执行依据。通常认为，法律文书要成为执行依据需满足四个法定要件： 1.必须是法律文书。即由特定国家机关和组织依法作出的公文书。如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仲裁机构作出的执行仲裁裁决，等； 2.必须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如未生效，则说明有关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尚处不确定状态，自无不履行义务而要寻求强制执行之必要； 3.必须有给付内容。即须为确定债务人应给付金钱、财物，或履行一定行为等给付内容，否则无采取执行措施强制其履行之必要； 4.必须是属于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的法律文书。由其他机关执行的法律文书，不属于民事执行法上的执行依据。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参与分配的执行依据还需是终局性的执行依据。保全裁定不属于参与分配意义上的执行依据。 结 论 执行担保裁定符合上述执行依据要求的所有要件，应视作执行依据。首先它是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其次，它有明确的给付内容，即确定担保人要依法以其财产向申请执行人履行担保义务；再者，其具有强制执行力，人民法院可以据此对执行担保人直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见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一条，执行担保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此问题理论上有一定分歧，但认为执行担保裁定应作为执行依据的观点还是比较强有力的（见孙家瑞著《中国强制执行制度概论》，童兆洪主编《民事强制执行新论》，江必新主编《民事执行新制度理解与适用》，肖建国主编《民事执行法》）。 综上，执行担保裁定可视作参与分配的执行依据。案例中，甲法院原则应允许债权人C参与分配。这点应该比较好理解。因为逻辑是相同的。假如A的房产系由执行担保法院乙法院强制拍卖，在甲法院申请执行的A的债权人也得向乙法院申请参与分配。 注 意 事 项 实践中出现的情况可能就比上述案例要复杂多了。比如，上述案例中，A向乙法提供执行担保时，甲法院已经对其房产采取了查封措施。此时，是否还允许C来对该房屋的变价款参与分配呢？（实践中，被执行人恶意以其查封房产为另案提供执行担保，再由另案参与分配，以稀释查封债权人的受偿份额的情况，时有发生。） 此种情形当然不予准许。根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规定》第二十六条，对已查封财产设定权利负担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以查封财产设定执行担保，当然可认定为设置权利负担的行为。此问题，早在2014年浙江高院执行局就有统一规范。该院规定，在此情况下，第三人只能以信用提供执行担保，即使法院接受其担保，所涉申请执行人也不能参与担保人此前被查封的财产的分配。但如果该财产执行后有剩余，或者因故被解除查封，接受执行担保的法院可对剩余部分或已经解封的财产予以执行。（详见浙高法执【2014】4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关于执行担保若干疑难问题解答》，拙著《民事执行疑难问题梳理与解析》P26亦有分析）。 此外，对于财产查封前，债务人本身已有生效裁判确定的债务未履行，却为他人设定执行担保的，应否准许执行担保债权人参与分配，也值得讨论。笔者以为，此种情况难以一概而论。如是以财产设定执行担保，并且办理相关担保物权登记手续的，执行担保债权人不单是要参与分配，且还有优先受偿的效力。如是信用担保，如执行法院尚未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措施，不准许执行担保债权人参与分配，似乎对其也未免过于苛责。毕竟，被执行人的财产是否足以清偿所有债务，两种可能性都有，担保债权人也无以作出准确判断。 当然，被执行人与其他人或担保债权人恶意串通，无偿提供担保的，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应认定为“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行为”。如查属实，主持分配法院自得不允许执行担保债权人参与分配。且非但不允许，还应采取罚款、拘留等惩戒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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