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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交之后,鲁迅发表三篇小说向弟弟示好,周作人为什么不接受?

 冬不拉拉 2020-03-08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是民国文坛一件公案,外人虽然议论纷纷、猜测种种,鲁迅与周作人却很少公开提起此事。

其实,鲁迅对这件事的反应是极为强烈而愤懑的,直到临终前,他还给自己母亲鲁瑞写去了遗书,信上说:“我是被八道湾驱逐的,死不瞑目!”

他为大家庭所承担的痛苦,还在少年时期就开始了。鲁迅是绍兴人,父亲周伯宜死得早,他15岁就成了一家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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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父亲死后第二年,1897年,周氏家族分家,他受到几个叔叔的欺负,得到的财产明显偏少,鲁迅感到不公平,不愿签字,叔叔们向他施压,倔强的鲁迅不肯低头,和两个幼小的弟弟一起与叔叔争执,结果叔叔们责骂他,祖父还要拿家法打他,让鲁迅内心感受到亲情的凉薄,很是悲哀。

分家之后,鲁迅16岁,二弟周作人12岁,三弟周建人才9岁,6岁的四弟周椿寿因病早逝,一屋子妇孺,又负债累累,家贫、母老、弟幼,说不尽的凄凉辛酸,鲁迅心底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重振家业,让孤苦的母亲和两个小弟弟重新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

为此,他不惜牺牲自己的人生,多年孤身在外奔波,不计较金钱,帮弟弟们成家立业,直到1919年,38岁的鲁迅将一家人都接到北京团聚,共住在八道湾的大宅里,才算达成他营建传统大家庭的心愿。

然而,其结果仍然让他很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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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从左到右:周建人、鲁迅、周作人

他照顾最多的二弟周作人,受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挑拨,在1923年7月交给他一封绝交信,要他以后不要到后院来,鲁迅心底一片哀凉,他带着母亲鲁瑞和原配朱安搬离了八道湾,另外租房居住,从此与周作人分道扬镳、兄弟情断,在他激烈的态度之下,掩藏的是对手足之情、大家庭温暖的彻底失望。

离开八道湾之后,鲁迅接连发表了三篇小说,充分抒发了他对兄弟之情伤逝的哀伤。

再也没有比作家的一生更透明的了,对兄弟失和这段公案,鲁迅的所思所想,全都流露在他笔下。

1、《伤逝》涓生:曾给予又收回的爱

周作人生性柔弱,自幼依赖大哥,无论是在日本留学、结婚还是后来到北京求职、安家,都由鲁迅一手安排并提供经济支持,但正因为他性子柔缓不争,娶了出身女佣的妻子羽太信子后,渐渐一切都听妻子摆布,为了分家夺产,与大哥决裂。

1923年7月2日,鲁迅与周作人二人还同去东安市场购物,半个月后,周作人就突如其来地写信与大哥绝交,要他不要来周作人住的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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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绝交信

鲁迅收信后,内心伤痛异常。

对大家庭生活失望透顶的他不仅没有再到周作人居住的后院来,还索性带着妻子和老母搬走,把他用自己积蓄2500元和变卖绍兴祖产1000多元共4000元购买的八道湾让给周作人夫妻和他岳母、妻舅等人居住。

此后,鲁迅大病一场,高烧昏迷数月,卧床不起。

病愈后,1924年5月,鲁迅借了8百大洋,买下西三条胡同的一处小院自住,几天后,他回八道湾去取自己的书和器物,还险遭周作人用铜香炉砸伤,往日的手足之情荡然无存。

1925年,周作人翻译了一首罗马诗人喀都路斯的《伤逝》,发表在当年10月2日的《京报副刊》上,这首诗的内容是诗人悼弟之作,并附有原书插图,画上一个男子伸手挥别,画面上写着“致声珍重”,译诗全文为:

我走尽迢递的长途,

渡过苍茫的灰土,

作徒然的话别,

因为她那命运的女神忽而给予又忽而收回,

已经把你带走了。

我照了古旧的遗风,

将这些悲哀的祭品,

来陈列在你的墓上:

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

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冥明。

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

《京报副刊》是鲁迅经常发表文章的报刊,他读懂了周作人通过译作传达的意思:二人的兄弟之情已经如同生死情绝,今生不可能再相见。

20天后,1925年10月21日,鲁迅写了短篇小说《伤逝》,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爱情小说,与周作人译诗同题。

小说开篇很沉痛:“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小说中,涓生和女友子君常一起畅谈文学,相爱至深,于是到处找房子,好不容易找到一处理想的住宅安顿下来同居,不久,涓生失业,二人因为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力,逐渐有了精神上的背离,子君终与涓生分手,回到自己家中郁郁而逝,可以说,“经济压力”是酿成这场悲剧的真正原因。

现实中,鲁迅与周作人既是兄弟,也是文学知己,在北京到处找房子,购得大宅,接来一家人同住后,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铺张浪费,到处借债,而雪上加霜的是,鲁迅又被北洋政府欠薪,家庭经济陷入困境,最终兄弟决裂。

小说的结尾写道:“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这也是后来鲁迅一直对兄弟失和之事采取的态度,他想把真实深藏在心的创伤中,用遗忘来抚平悲痛。

这篇小说写完后并没有及时发表,到1926年才收入鲁迅小说集。

1963年,周作人在自己的《知堂回想录》里说:“《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

他猜的应该没错,这的确不可能是巧合。

2、《弟兄》的沛君与靖甫,怀念曾经的亲情,却也自我质疑:

在1925年10月21日的短篇小说《伤逝》中,鲁迅以男主角“涓生”自比, 一再自责,认为是涓生的失业和无能,才造成子君的死,后悔不已。

写完这篇小说后,鲁迅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弟兄》。

小说取材于当年鲁迅照顾周作人出疹子的真实旧事,当哥哥的沛君不惜重金到处请医生来照顾发烧的弟弟,因为担心他病危而惶惶不安,最终医生说弟弟靖甫只是出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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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妻舅羽太重久

如果说,鲁迅在《伤逝》中只是自责挣钱少才造成兄弟决裂,那么,在《弟兄》中,他简直在自我批判,尽管同事们都称赞沛君对弟弟慈爱、奉献,是模范兄弟,但沛君的梦境里却暴露了他内心的真实,在梦中,他同样有为自己孩子盘算、排挤弟弟遗孤的私心,算不上有多高尚。

《弟兄》发表后,周作人再次以译诗《伤逝》来回应。他在1926年5月《语丝》80期上发表《挥手郎图》,再次申明他译的《伤逝》是“悼弟诗”,那幅插图画的是男子而不是女人。

虽然鲁迅的两篇小说中都有自责、后悔和求和之意,可对与鲁迅的兄弟决裂,周作人很坚持。

鲁迅后来与三弟周建人都住在上海,也曾让周建人劝周作人南下,但周作人却甘当羽太信子一家的摇钱树,一直留在北平没走,最终成为文化汉奸,晚年,他也曾后悔,一生都为羽太家人做奴隶。

3、《铸剑》宴之敖: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

1927年,鲁迅写了历史小说《铸剑》,里面的侠士叫宴之敖,这也是鲁迅的笔名之一,鲁迅曾对许广平说过:“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

他为大家庭付出了二十年心血,为养弟弟和买房承担了大部分费用,却被弟弟、弟媳扫地出门,心里藏了不尽的悲愤与不公,因此取了这个笔名来表达辛酸。

在《铸剑》中,具有虚无主义精神的宴之敖对优柔寡断的眉间尺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们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复仇。”

或许,此时的鲁迅心里,也深深觉得,对家中弱小的同情和讲兄弟道义,不过是礼教在放鬼债,无端让他浪费了生命中一段宝贵时光。

断交之后,鲁迅发表三篇小说向弟弟示好,周作人为什么不接受?

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不久后,鲁迅离开北平,南下并定居上海,与许广平组建了家庭,直到1936年去世。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总算脱离了大家庭的桎梏。

4、《颜氏家训·兄弟篇》:人之事兄,不可同于事父,何怨爱弟不及爱子乎?

鲁迅离开朝夕相处多年的二弟后,心中仍然对他牵挂不已,凡是周作人作品他都一一细读,上海书房里放得最多仍是周作人出的译作和散文集。直至去世前几天,还在读二弟的新书。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逝世,当日,北平上海大小报纸都刊登了消息。

第二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走进北大教室。

课上,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直到第一堂课下课前几分钟,他挥一挥袖子,掸了掸粉笔灰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

断交之后,鲁迅发表三篇小说向弟弟示好,周作人为什么不接受?

晚年周作人

这个时候,大家发现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他的学生柳存仁回忆:“他并没有哭,也没有流泪,可是眼圈有点红热,脸上青白的一层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块硬铅似的。这一点钟的时间,真是一分钟一秒钟的慢慢的挨过,没有一个上课的人不是望着他的脸,安静地听讲的。这个时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晋之间的阮籍丧母的故事。”

《颜氏家训》的兄弟篇,并不完全提倡儒家“兄友弟恭”,而是对兄弟关系进行了很多思考:认为兄弟关系是仅次于夫妻和父子的家庭关系,可长大后,各有妻子,妯娌关系不如兄弟关系亲密,如果让妯娌来掌握兄弟关系,就很容易被妻子动摇、产生嫌隙,处在大家庭中,都想顾自己的私利,纠纷必然会发生,还不如早点分开居住,何况,弟弟对待兄长,不可能像对待父亲那么尊重,为什么要埋怨兄长爱弟弟比不上爱儿子呢?

在周作人翻来复去的讲课中,他一定也在懊悔和反思着这场兄弟失和。鲁迅对周作人,几乎是当儿子看待的,因为周作人比周建人更温顺听话,从生活到学习,都对鲁迅遵从和依赖,在日本时,鲁迅曾因周作人写作不勤快动手打过他,周作人过了两天也就平了气。

曾有研究者认为,鲁迅一生最爱的人不是许广平也不是周海婴,而是周作人。从这三篇小说看来,或许是真的。兄弟二人同游日本、合译小说、在八道湾同住时高朋满座,一起在五四文化运动中成为风云人物,手足情深近四十年,的确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1933年,鲁迅在《题三义塔》里写道:“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但他没能等到这一天。

晚年,周作人常常回忆鲁迅,向人称他为“家兄”,临终前几天,仍在读鲁迅的书,虽然他的人生始终受妻子摆布和左右,但他的内心,未免不感怀于兄长的深情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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