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在阁四十余年,对官员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他曾这样评价过一个人:
“左春坊大学士胡公”指的就是胡广。
朱元璋对文人群体向来有所忌惮,因此,对他们严加控制,即便是开国功臣刘伯温,不过是封“伯”而已,其谥号“文成”,也是在正德九年才被追封。 那么,作为建文朝的状元,胡广为何如此受明成祖的器重呢? 1、趋附新君的首倡者建文二年,胡广与老乡王敬止参加殿试,论才华,状元应该为王敬止,但是,胡广奏答中有这么一句话:亲藩陆梁,人心摇动,让建文帝龙颜大悦,另外,从长相上说,王敬止有些其貌不扬,大明的状元郎怎么能奇丑无比呢?胡广遂被钦点为状元,并被建文帝赐名“靖”,授翰林修撰,从六品待遇。 靖难之役后,建文帝不敌,就在燕王朱棣攻破应天的前一天晚上,王敬止、胡广、解缙、吴溥四人聚会,大家信誓旦旦的做出一个决定------城破殉国。 讽刺的是,面貌丑陋的王敬止回家的当天晚上就为国尽忠了,而解缙在翌日凌晨早早的去迎接朱棣了,捎带脚的,把同乡胡广也带了过来。
不过,站在朱棣的角度看,方孝孺是天下的读书种子不假,但是既然不能为我所用,还经常流布我篡位的小册子以达到蛊惑人心、荼毒大明的险恶目的,留着这样的人岂不是给自己添麻烦? 杀方孝孺,目的不是简单的杀他,而是展示给天下读书人看的。 胡广在永乐一朝混的怎么样呢?
从官职品级上看,这七人没怎么变化,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建文一朝,解缙、胡广、杨士奇等人不过是个七品小京官而已,天子面前压根就没他们说话的地儿。
朱棣为了彰显自己厚待建文臣子,在数次北征中,胡广、金幼孜等人皆随行,成为朱棣随军顾问,他们或立马纵论,或勒石铭功。在永乐十二年北征的时候,朱棣甚至命胡广、金幼孜、杨荣三人给皇长孙朱瞻基授课,整个北征期间,金幼孜、胡广、杨荣三人组成了事实上的“小内阁”。 方孝孺和胡广等人的遭遇这么一对比,意思就很明显了,用一句话说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2、建立理学系统如果仅仅是依靠“投名状”而忝列高位,未免就太小瞧朱棣和胡广了。 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凡是伟大朝代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在文学或者说,在思想领域皆有建树。
在这个过程中,秦国在文学领域没什么建树,但是它开创了万世一统思想,这种意识也成为后来朝代为之奋斗的纲领。 进入汉朝,经过几代儒家人的发展,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董仲舒终于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儒学开始迎来第一波发展高潮。 汉末至隋,伴随着各地对峙,文化领域亦是一团混乱,直到唐朝,才又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唐朝可谓是古典文化的分水岭,自618年立国到安史之乱,这一百余年是唐朝文化高速扩张阶段,甚至连穆罕默德都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大唐已经成为世界文化中心,真正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安史之乱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再次泛起,佛、道衰弱,人们再度审视儒学,但是,此时的儒学,已经由“扩张”转为“收缩”,由“出口”转为“内销”。
南宋灭亡后,元朝继承了这种享乐主义,将杂剧发扬光大,另外,它还把诞生于两宋时期的程朱理学确立为官学。 可见,历代学说对于各朝影响有多大。 自朱元璋建立明朝,直至靖难之役,这几十年间,明朝并没有系统的梳理各家流派、学说,甚至沿袭了元朝惯例,比如程朱理学、杂剧。 当然,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一个是当年朱元璋对淮西、浙东士子的打压,后来朱棣即位又斩杀了方孝孺为代表的读书人,文人案件频发,且诛连甚广。 举个例子,永乐年间,一个叫章朴的官员犯了事被关进大牢,他有一个叫杨善的狱友,这位杨善就是后来把明英宗朱祁镇从瓦剌手中迎回京师的那个人。章朴与杨善在牢里待的久了,就给杨善说了件事,自己家中还藏有方孝孺的文集。 结果,杨善把他告发了,因其“有功”,直接被释放且官复原位,而章朴被判了个斩立决。 这几十年的动荡,导致文人地位急剧下降,文坛亦是变得死寂,历史上各派争鸣的情况已然不复存在。
胡广的抓手就是《性理大全》、《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这几本书因是官方颁布,它们成为明代理学的骨架,是明代治国理学系统的奠基之作,亦是当时科举取士的标准著作,被誉为大明二百年的“取士之制”。 通过胡广等人的一些列操作,天下读书种子再度发芽。这对大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胡广辞世后,朱棣打破“祖制”,赐其谥号也就不难理解了。 结语胡广在历史上是一个具有复杂形象的人。靖难之役的时候与同僚相约赴死,后来却成功趋附新君,这在儒家子弟看来,就是典型的“不忠”;后来伴驾北征的时候,胡广与金幼孜、杨荣迷路,金幼孜又从马鞍上摔下来,鞍具都坏了,杨荣将自己的鞍具让给他,自己则直接坐在马背上。
不过,总体说来,胡广在靖难之役后趋附朱棣,确实也带动了一些朝臣归附,另外,他对于明朝理学、科举的发展亦是贡献颇多,这两点使他成为明代文臣命运转折的关键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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