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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与辜鸿铭 ——跨文明对话的遮蔽与洞开 刘东 今天我主要讲的是严复和辜鸿铭，我希望通过这么一个案例，能够使诸位了解比较研究的方法。比较研究具有非常强的颠覆性，它可以把我们过去误以为既定的事实给颠覆掉，使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 严复、辜鸿铭的比较研究 位于东南沿海的福建，自从近代海禁打开以后就成为中西会通的桥梁，这就可以理解为何严复、辜鸿铭和林纾这三位最负盛名的以不同方式穿梭于东西之间的翻译家全部来自福建，他们三位当时被称为“福建三杰”。在他们那个年代，那个中国终于被迫开始“睁眼看世界”，可以说，把西方讲给中国听，讲得最好的就是严复；反过来把中国讲给西方听，讲得最好的就是辜鸿铭；而林纾的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述，他自己一字不会。比较而言，严、林二人都是以汉文译外文，把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严复在思想上是崇拜西洋的；辜鸿铭却不是，他是以外文译汉文，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西洋人，思想上对于西洋的物质文明是有所批判的。所以，就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来说，严、林二人是输入，辜鸿铭是输出。因为我说林纾是一个译述，所以我主要还是讲严复和辜鸿铭之间的异同，而且这种异同的关切点最终还是落在辜鸿铭身上，因为严复我们通常研究得比较多。  辜鸿铭（1857-1928） 有意思的是，严复和辜鸿铭都是福建人，都有长期岀洋的经历，都进行跨文化的研究。虽然他们两人互相间你死我活，辜鸿铭甚至说要把严复杀了，但是仔细看的话，他们两个人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留洋回来的人，要么说西洋样样好，要么就说西洋样样坏，直到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非此即彼的状况。在这个意义上，当年都在英国的严复和辜鸿铭是各取了一个选项。严复选择一个选项，说西方样样好；辜鸿铭选了另一个选项，说中国样样好，西方样样不好。 说到骨子里，向本国来说别国，而道别国之长；向别国来说本国，又道本国之长，其实内在的动机一也，都是对父母之邦的热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严复和辜鸿铭是殊途同归的。所以很多针锋相对的话语，实际上往往都是被话语场所激。换句话说，当严复说西方样样不好，辜鸿铭说中国样样好的时候，他们自己未必真信，但他们的话语就是这样被激出来的。过去大家误以为一个发言的场域是匀质的，传播是标准化的，然而接受美学和解释学揭示了读者的存在对于作者的先期的影响，它已经限定了作者只说此话，不说彼话。 对于一个归国的留学生而言，他讲国外怎样怎样好，当然就会得到一种话语的优势；另一方面，向外言说的作者讲国内如何如何好时可以振振有词，但若说国内如何如何坏，要讲给外国人听，这个就不行了。此外，严、林二人进行各自不同的这样一种跨文化书写，也是出于他们自己个人扬长避短的考虑。相形之下，严复的中文更符合当时的标准，能写得一手够水平的文章；而辜鸿铭的外文更好，就算现在去看也还是非常好的，写得非常标准、古雅。 从国外形象让本土文化相形见绌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从严复到鲁迅是一脉相承的；反过来说，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是受到了辜鸿铭直接的启发，也是接着说西方也有不好的。进一步说，同样是来自福建的林语堂，他也是继承了辜鸿铭的事业，而且他们的很多观点也是有内在继承关系的。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人的观点，无论是偏激还是公正，无论是洞见还是盲点，都是有人继承的，而且逐渐在中国近代思想中间构成两大话语、两大传统。 正因为这样，可悲的是一旦有了一个言说的传统，那就是个集体事业，他们讲出的话就不属于他们本人了。话语一经形成、传播了，就会变成一个语言定势，这个时候就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而且自己要被牵着走，想不再说都不行。严复之所以从革新者逐渐变得保守，就是因为他想放弃他自己说的话语。所以，如果连严复后来都被漫画画成了抽大烟的这么一个形象，辜鸿铭就更加在劫难逃了。现在中国对屡遭批判的晚期的严复和从未正眼相看的辜鸿铭都有了一些回潮式的评价，然而这种回潮式的评价都还只留于只言片语之间。在我看来，光是摘录他们一些话是不可取的，如果这些话说得好，虽也不无一些闪光点，但是没有从整个话语的谱系去研究它。对于严复和辜鸿铭不能把他们拆得这么七零八落，这样的做法完全失去了同情的理解，没有上下文的联系，也根本没有什么见识可言。正因为这样，我们只有深入他们发言话语内部，才能感受到严复和辜鸿铭发言的连贯性，而不至于把他们的想法拆散。如此，那些启发人的洞见，就不是偶然的开窍；那些不合胃口的话，也不是偶然的、再次的发昏。 这里不得不提“文化保守主义”。我们以往的思想定势中有一种错误，以为凡是西来的观念都是激进的，凡是本土的观念都是保守的；其实恰恰相反，保守主义也是引进的。最大张旗鼓地反对原有传统的，往往是那些对传统见习很深的人；最大张旗鼓地反对毁弃传统的，偏偏是对西方文化了解比较多的人，比如辜鸿铭、陈寅恪。 任何一种文化到了跨文化语境中间，它都会构成思想多元的营养之一，就像我们要保护动植物的物种一样，我们一定要保护文化的物种。和那种将西方和中国的标签简单地贴上激进和保守的做法相反，倒是立足尊重精神传统的保守的人，往往更能进入西方的经典。 实际上，严复和辜鸿铭都是中西文明剧烈碰撞时候的产物，他们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而且这种心态的偏激都是为当时的实体所激。既然如此，凭什么说辜鸿铭是保守的？他不是特别有批判精神吗？为什么非得说严复到了晚年趋于保守？他不是对西方更批判了吗？所以，所有对他们两人下的判定都是站在外来文明的立场上得出来的。对这些人来说，关键不在于他们是否批判或者保守，而是看其对谁批判、对谁保守。  严复（1854-1921） 进一步说，究竟如何去向一个原本格格不人的语境解释一个异在的文明？特别是究竟如何在跨文明的语境中去向外方人讲述本土文化的奥义？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本身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对话本来是一个语言共同体内部的事情，可以说，跨语地的对话本来就是要超出这个语言共同体去对话，它就在寻求这种不可能的可能性。 比如说“魏晋风度”。“风度”是什么？翻译成英文丢失一大半，说出来的和没说出来的同样多，在这个意义上，跨文化本身的敞开和遮蔽是同时出现的。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说，如果语言是存在的家，尝试跨出这个语言边界的人，他就如同那些率先打算离家出走的人；如果语言是存在的深度，那么跨越出这样的语言边界就是在向更深的自我去探索，去进行风险的下探。他们跨越出自我的同时，有可能是超越自我，也可能是丧失自我；有可能是走上高峰，也有可能是坠入深渊；有可能是左右逢源，也可能是进退失据。所以再回到这个话题，在中西文明中间，在敞开和遮蔽、机会和风险同存在的时候，严复和辜鸿铭就是最早的一批探险者。 我们看到，严复为了自己的论说制造了一个特别的二分法，比如西方人重法律，我们重道德；西方人主外，我们主内；西方人喜欢人力，我们喜欢天成，等等。辜鸿铭为了说中国怎么好，他也制造了一个二分法。这两个加起来，就造成了一个四分法。如果一个镜子变成四半就是一个哈哈镜了，实际上中国的形象和西方的形象当时都是破碎而变形的。由此人家知道，如果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所有二分法都是一个主观的建构法，它不一定是事实。“比较”这个思维方式本身就会有一种激化的特点，上来一说就是中国怎么样，西方怎么样。这样的话，我们更像一个哈哈镜，这时候看出来跨文化认知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任意性。 正如严复的西方论说并不全都对，辜鸿铭的西方论说也并不全都对，他们必须有所取舍，他们在制造他们自己话语的时候，必须有所取舍才能原初他们的那个话来。虽然他们本来就不易求全，但是他们影响巨大，不光是很多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是由此而生的，甚至很多人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看法也是由他们这两个话语而生的；到现在为止，还仍然如此。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在跨文明的对话中不断产生的。 到了后来，人们并不知道严复和辜鸿铭两人如此背反论调其实是处于同样的情况；换句话说，是两个必然要出现的片面的深刻，以为严复早年说的都对，辜鸿铭终其一生说的都不对。其实严复的西学是很有问题的。比如大家知道的最有名的《天演论》，这是选错的，因为《天演论》本来讲的是伦理学。我们长期说严复是西学第一人，其实真正的近代西学第一人是辜鸿铭。更加严重的是，我们不知道去思考制造出这两种片面的、深刻的所以然，以至于对于严复的论说就径直当成纯粹的事实，而把辜鸿铭当成了一个怪杰。这是纯粹的歪曲。其实相形之下，辜鸿铭的学说想法是太前卫了，只有到很晚的时候才能够发现。说实话，中国必须富强到一定的阶段，才有这个心理去接受辜鸿铭的说法，当然我们也更多地尝试了现代性的负面。所以说，我们充满苦涩地发现，原来中国人长期以来无情嘲笑的就是这样一位在跨文明的语境中不懈地为自己的同胞陈辞的人。这个事情很好笑，可是叫人笑不起来。 众所周知，辜鸿铭当时跟托尔斯泰有过长期的书信往来，而且互有好感，声气相投。然而中国当时就算有一个托尔斯泰又当如何，就是有也被中国人荡平了、遗忘了。相形之下，尽管斯拉夫主义在苏俄也被批判，但是托翁绝对不会像辜鸿铭这样被漫画化。 这样一种漫画化的批判当然都是“五四'后占上风的文化激进主义所导致的。但是这并不是当时的情况，让我们回到原初的语境看看当事人对于辜鸿铭的学识和能力是如何评价的。辜鸿铭曾担任张之洞的外交顾问秘书，一干就是20多年，张之洞对他称赞有加，说：“鸿铭精神满腹，的是杰出之才。”再如孙中山说：“中国有三个半精通英文者，一个辜鸿铭，一个伍朝枢，一个陈友仁。”可见孙中山对其英文造诣佩服之深。我再说一个人的评价，也许诸位绝对想不到这个人也会说他这么好，这就是李大钊。李大钊说：“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20世纪之世界。”美国一位学者艾恺也说：“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圣贤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不是梁启超。” 这里面，比较的方法是非常有力量的。运用比较的方法，这样就有了一个世界性的眼光。我在这个世界性的眼光中就知道，没有任何一个文明是可以靠毁弃自己的传统从而达到现代化的。任何一个历史想要有效地发展，都必须得激活传统。比如说王国维有一首诗叫《黑海西头望大秦》，这就是王国维所有学问的写照，就是远远地从一个外国的角度去回看他的本土，那么他看到的情况就不会是一叶障目，就不会使得传统文化在他自己并不真懂得的西洋参照系下显得相形见绌。其实，熟知外国的人都具有这种跨国观察的优势，他们知道西方也不是理想国，知道中国这样毁弃自己的传统，其未来会比现在还要凄惨。 这里面牵扯到一个解释循环的问题。解释循环的意思是，你是先知道树木，从树木知道森林；还是你先知道森林，然后从森林知道树木？其实搞比较文学的人差不多是先知道森林，然后再去说树木的；而有一些人只埋头专研树木，一辈子不知道林，所以说这是两条路。 我还回到刚才最早的列举，为什么辜鸿铭戏言要杀掉严复呢？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是严复和林纾，而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爆脾气，当场质问辜何出此言。辜鸿振振有词地拍桌骂道：“自严复《天演论》一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功名，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茶花女》一出，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者，不是严、林又是谁？”听者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执辩。他看似说的是嫉恨之词，大家也觉得他是怪者，其实他说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对于《天演论》的作者而言，就算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进中国，让中国加入永无休止的从个人到种族的争斗，就算是中国起来了，那也是以毒攻毒。其实，我们经历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文革'，再看看现在中央领导人不断大声疾呼和谐社会，我们就知道其实辜鸿铭说的不无道理，那种物竞天择其实就是一剂虎狼之药。  严复与《天演论》 一旦双方的语境不可思议地演成了热闹对比冷激，那么穷极潦倒的一方当然就会口出怨言，这是不可否认的，所以说后来严复是比较温文尔雅的，而辜鸿铭就是比较偏激的。但是我们应该有同情的了解，有时候非常刻毒的戏言背后有他宝贵的意见。 这个时候我们回过头才大彻大悟，原来从一开始辜鸿铭就是学文的，有权利说文化，而严复是学工的。换句话说，他们两个人一个是专业的、一个是业余的，只是我们没弄明白。 跨文明对话的遮蔽与洞开 我说的这个案例清晰地表明，正是对话性构成了自我性的重要部分。实际上，我们所有的自我认同都是在国际对话中产生的，讲中国如何如何，都是在跟西方对话中间不断产生的一种再发明的传统。正是在持久的、深入的、激烈的对话中间，很多潜藏的自我才得到挖掘。激烈的跨文化争辩当然会带来很多变形，往往会造成视而不见，造成对形式的遮蔽。但同时，这样一种激烈的跨文化争辩，也会带来很多洞开，使得对问题的看法更加深刻，哪怕是片面的深刻。即使有的时候是为了在争论中占上风，那也调动你的积极性，说出很多道理来，有时候简直是不假思索，话到嘴边就说出来了，后来还觉得自己是突然得到了灵感。 正由于严复和辜鸿铭的话语都是相对于语境而产生的，我们甚至都不能说他们两个人中哪一个人是绝对正确，哪一个人是绝对错误。我们唯一能够一口咬定的就是，如果无条件地倒向他们中间的一极去淹没另一极，那肯定是错误的。正因为如此，我也无意于为辜鸿铭的每个论点辩护，我只是说我们如果能在两个片面中去寻找那个合题，就会比过去做得好得多。 然而到了今天，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对话性更应当建立在我们自己心里，以便让我们的心胸更加开阔、包容，所以两个片面的真理也应该走向合题，也就是在超越与固囿、改革与保守中间要形成某种张力，在批评自己和批评外部中间，要达成某种平衡。辜鸿铭曾用德语写过一首诗：“我们坐着谈论新式的信条和古老的学说，还有那现代的主义从古到今滔滔不绝地谈个不停。你渴望的是最优和最优者的组合，要打破那东方和西方的畛域。”换句话说，最后文明与文明的对话之间会产生最优和最优的组合，中国人是这样想的，西方人也是这样想的。 在此，我们可以借严复和辜鸿铭两个人的写作活动来推判在激烈的文化冲突中间，人们当年是如何在跨文明的语境下发挥其中选择的主动性来建构出自我认同和文化论说的，因此在不断地走向合题的时候，中国人的自我认同才会不断地变化迁移，中国性才是灵动的、充满生机的，才会印上我们持续的努力。 |问|您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一种观点或者形态能够代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指导思想？ |答|我们本来不必如此推倒儒家的思想，如果有儒家的思想在，我们还可以给人类提供一个参照系。其实，如果人类不走西方这条路就好了，但是无论如何，儒家还是给了我们一个话语的基础，让我们有一个话语去批评。比如辜鸿铭说，本来我们都不喜欢有那么多的律师，那么喜欢用法律去解决争端，更多的是相信孔子的话：有耻且格，希望能够是这样文明。这非常有意思。 |问|您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新左派和自由派的争端？ |答|严复和辜鸿铭实际上代表了一个西方和本土这两种文化观念的对质，而新左派也罢、自由主义也罢，他们都是一种欧洲的理论，它产生于欧洲生活的经验。说到新左派和自由派，他们都有好处，只是不要全信。比如说，本来新左派这理论更适合用来对外，在批判外部势力的时候非常好用，而自由主义的理论更适合对内，在批评社会内部势力的时候非常好用。换句话说，这两个东西一个用来对外、一个用来对内的时候，实际上都预示着反抗某种权力，为弱小者说话，伸张公平、伸张正义。可惜的是，不是我们这里面有人相信新左派，自由派，而是他们把这个理论反过来用。现在自由主义的理论多数用来对外，而新左派的理论用来对内，正好逢迎了两种权力，所以他们差不多没有发挥这两个主义的任何好处，而大大地夸大了它的坏处，这是目前的困难。 本文原载浙大东方论坛文集（第一辑）《尔听斯聪》，作者刘东，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转自瑶湖读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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