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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前的1929年春，广汉一位叫做燕道诚的村民在自家住宅旁掏水沟，意外发现了一坑玉石器，数量多达三四百件，“广汉玉器”名噪一时。沉寂了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遗址重新出现并引起高度注意，在之后的年代里陆陆续续经过多次调查和挖掘，终于在1986年接连发现了三星堆一号坑和二号坑，出土了包括青铜人像、青铜神树在内的大量珍宝，雄奇瑰丽又神秘莫测的三星堆文化正式浮出历史地表。 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 九十年后的2019年冬，在一号坑、二号坑被发现之后的第三十四年，考古人员竟然又在二号坑旁发现了三号坑，它的方向和大小都与二号坑一模一样，被称为二号坑的“孪生兄弟”。三星堆遗址又一次站在聚光灯下，注定会获得“丰收”的三号坑令人忍不住地幻想，是不是那些曾经困扰大家数十年的三星堆来历和性质问题，终于可以获得解答了？是不是三星堆埋藏坑之谜终于到了揭秘的时候？ （一）三星堆埋藏坑的断代问题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人面像、玉璋、玉戈等器物，要么为三星堆所独有，没法和中原等其他地区的考古材料相比较，要么所涉及的年代范围过大，难以作为断代的依据，目前对三星堆一号坑和二号坑的断代，主要依靠年代特征比较明显的青铜尊、青铜罍等青铜容器。 这些青铜容器制作于哪个历史时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和《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给出了初步的结论： 一号坑所发掘出的尊的形制、花纹和铸造工艺与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的龙虎纹青铜尊一致，青铜罍的形制、花纹与河北藁城台西村墓葬出土的铜罍相似，推测一号坑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二号坑出土的玉石器形制长大而厚重，青铜头像种类增多，造型有所变化，显得更为成熟，而且此坑的青铜容器多饰双层花纹和三层复合花纹，主体花纹为兽面纹，肩部有牛首、羊首或立鸟，这些特征与晚商文化特征相同，推测二号坑年代相当于殷墟二、三期。 三星堆青铜罍，图片拍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来的研究者对三星堆这两个坑中青铜器的年代认知与发掘简报的结论相差不多。李学勤先生分析了铜器上的兽面纹，认为铜器年代相当于殷墟早、晚期，施劲松先生指出这些器物没有晚于殷墟二期的，因此坑的时代大致在商代晚期。虽然器物的制作年代和埋藏年代不一定等同，比如宋治民先生从地层等方面分析，认为年代属西周后期或更晚，但说学界主流意见是将三星堆埋藏坑纳入到商代晚期的时间范围，大约是没有问题的。 铜尊残件，三星堆博物馆藏 目前还有争议的方面是，一号坑和二号坑是不是同时埋藏的？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这两个坑的主要遗物具有一致性，一号坑早于二号坑，不过时代相距并不太远。比如1999年出版的《三星堆祭祀坑》修订了当年发掘简报中的意见，提出一号坑的埋藏时间应在殷墟一期末至二期之间，二号坑年代应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间。 也有学者认为两个坑可能是同时埋藏的。施劲松先生提出，一号坑出土的遗物更像是一个宗庙内陈列的器物，或许是宗庙祭祀器物埋藏坑。而二号坑的出土遗物则主要反映了太阳崇拜，可能是神庙中的陈列品。他由此作出了一种新解释：当时发生了战乱或其他某种突发事件，导致了宗庙和神庙同时被毁，因此同时形成了两个埋藏坑。但宗庙陈列物更应是食器或酒器，这些在二号坑中所见更多，仅仅根据金杖等少数器物是无法划清宗庙和神庙界限的，这个观点暂存一说。 一号坑（左）与二号坑（右） 本次发现的三星堆三号坑对埋藏坑的断代问题能否有所帮助？虽然发掘和整理工作可能还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才能完全结束并得出结论，但根据目前所获得的线索也可以作出一些推测。三号坑的方向、大小、出土器物的深度都与二号坑一致，它很显然是和二号坑同时埋藏的。可以想象，三号坑中出土的器物种类、所包含的年代信息不会和二号坑有太大差异。目前可知的是，在三号坑中已经发现有装饰兽头的青铜大口尊，这种形制大约为商代晚期器，此外，三号坑中有很大概率会出现青铜人头像。 也就是说，三号坑中出土的、能够作为断代参考的青铜容器，在器型和纹饰上可能会与二号坑相似，对三星堆埋藏坑的断代问题帮助不会太大。如果三号坑中出现了像青铜神树一样具有“三星堆特色”和强烈神话色彩的器物，这种“仅此一家”的器物偏偏又无助于断代。通过三号坑的发掘来进一步确定三星堆埋藏坑的年代，恐怕比较困难。 （二）三星堆埋藏坑的性质问题三星堆一号坑和二号坑出土了大量珍贵器物。这些玉器和青铜器材料极为难得，在当时比较低下的生产水平下，加工亦相当不易，要制作出这么大数量的成器，需要经过旷日持久的艰苦劳作，投人大量人力、物力资源。然而它们统统被埋藏在地下，埋藏之前甚至经过焚烧毁损，大部分被打坏、烧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可以先看看三星堆一、二坑究竟埋藏了一些什么。总的来看，两坑的器物有明显差别。施劲松先生曾经对照比较过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出土遗物，见下表： 一号坑与二号坑出土遗物对照表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首先，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坑形有所不同，一号坑带三条坑道，二号坑没有，一号坑口大底小，坑口长4.5-4.64米，宽3.3-3.48米，而二号坑坑口长5.2米，宽2.3米。 其次，二号坑出土的器物无论是数量、大小还是质量，都超过了一号坑。二号坑出土有4600枚海贝，一号坑仅出土62枚。二号坑出土了数百件青铜器，包括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尊、罍、神树、兽面、瑗等等，著名的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都是大型器，青铜神树的高度接近4米，制作工艺高超的八鸟四牛青铜尊、三鸟三羊青铜尊、“神坛”等等都出自二号坑，光青铜尊的数量就达到9件，而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容器只有龙虎尊、羊尊和缶各一件。一号坑也出土有金杖等重器，但相对而言，它的“分量”远不如二号坑。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青铜立人像 再次，二号坑比一号坑更具有“神话色彩”。在施劲松先生的表中可以看出，青铜人眼造型器物、神树、神坛、神殿等只发现于二号坑，它们制作精细，充满想象力，令人目眩神驰。一号坑也出土有一些专有器物，比如龙柱形器、金杖、虎形饰、玉琮等等，但神秘感不如二号坑的重器。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神坛”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 此外，还有许多重要差别没有在表格中反映出来，比如两个坑的埋藏顺序的差别，比如一号坑中填埋了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等等。这些差别都在告诉我们，一号坑和二号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坑。 根据这种情况，关于三星堆埋藏坑的性质形成了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这是规模浩大而隆重的祭祀活动的遗留。在一号坑和二号坑发掘简报中都将其判定为祭祀坑，这也是学界的主流观点。至于它的祭祀对象则有五花八门的说法，祭日、祭天、祭地、祭山、祭祖先、祭农神乃至开国祭祀、国破祭祀等等观点不一而足。也就是说，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这些器物与祭祀相关，但在谁在祭、祭祀谁、为什么祭、怎么祭等问题上的看法不尽相同。 青铜面具，图片拍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第二种观点认为这是墓葬或陪葬坑。持这种观点的人不算多，因为难以找到明确的证据。陈显丹先生对这一观点的反驳相当有力，他指出在两个坑周围从来没有发现墓葬区，一号坑里的部分粹骨渣经过化验检查，没有发现人骨残骸之类。因此这种说法暂时可以忽略。 第三种观点是“不祥之物、神物掩埋坑说”，认为这是焚毁、掩埋失灵神物或不祥宝物。但先秦以前的古代文化中青铜器和玉器向来具有神圣内涵，从未出现将大量青铜器和玉器视为不祥之物的情况。况且一号坑和二号坑有很大可能是在不大长的时期里分别埋藏的，在短时间里频繁地、有意识地、大规模地焚毁无比珍贵的青铜制品与其他财富，这是不大合理的。
玉璋与玉戈，图片拍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三号坑的发掘能够为解决三星堆埋藏坑的性质问题提供帮助吗，会保留着祭祀对象、祭祀目的、祭祀仪式过程等方面的线索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保持期待。前文已经谈到，三号坑所埋藏的器物很可能与二号坑有共同点，在年代问题上可能难有重要突破，但三号坑显然也是一个祭祀坑，倘若它在祭祀活动中的功能和二号坑相同的话，似乎没有必要在二号坑之外再开掘一个并列的新坑，它的埋藏物很可能与二号坑是互补的，能够深化我们对三星堆祭祀文化的理解。 二号坑已经表现出强烈的太阳崇拜观念，这一点毋庸置疑。所谓青铜神树是神话中与太阳有关的神树扶桑的象征，而青铜人眼造型、鸟形饰也很可能与太阳崇拜有关，毕竟在上古时期长期流传着日载于鸟的传说，鸟崇拜与太阳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而青铜器主要纹饰兽面纹的“臣字目”实际上可以视为鸟纹的简化，因此眼与鸟实际上都可以视为太阳崇拜的变形。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太阳形器 与二号坑不同，三号坑可能承载着不同的祭祀意义—— 如果说二号坑以祭日为主题，表现对自然神的崇拜，三号坑会不会以祭祖为主题，表现对祖先神的敬仰？ 如果说二号坑以奉献给神灵的青铜器和玉器为特点，三号坑会不会主要用以献牲、献食？ 二号坑中的金器不算突出，没有能够与一号坑金杖相“匹敌”的器物，三号坑会不会埋藏着大量金器呢？…… （三）从三星堆到金沙提起三星堆遗址，就不能不联想到金沙遗址。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距离不到百里，其时代大约从商代晚期延续到春秋时期，主体遗存在西周前后，正好与三星堆文化相承接。而金沙遗址出土的遗物，有相当一部分能同三星堆联系起来。比如： 三星堆一、二号坑都出土了大量象牙。在一号坑中，13根象牙主要分布在坑的中部一线，均经火烧过。二号坑中出土象牙超过60根。金沙遗址同样发现有数以吨记的象牙，在一处象牙堆积坑中，大量象牙被平行放置于沙土中，最长者达到150厘米。
1986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二号坑上层遗物分布图 金沙遗址出土了有鱼、鸟、箭图案的金射鱼纹带，其图案和三星堆一号坑金杖非常相似。有研究者将这种图案解读为不同部落的联盟，不过它也可能只是某个部落的特有神秘符号。总之，这种图案应该具有作为族群标识或敬天崇神的意义，它意味着金沙多多少少继承了三星堆的文化传统。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金杖的纹饰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射鱼纹带 与三星堆二号坑相同，金沙遗址也表现出强烈的太阳崇拜倾向，著名的太阳神鸟金箔是金沙遗址的“形象代言人”。 此外，金沙遗址出土了编发、戴冠、双手呈握物状的青铜立人像，这种人物造型很容易令人想起三星堆立人像。三星堆遗址的戚形方孔璧、眼睛形器、铜鸟、玉斧形器、玉璧形器、玉戈、玉凿等等也能在金沙遗址见到，这些器物不论是造型风格还是图案纹样，两处遗址都大体相同，可见金沙遗址与三星堆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
金沙遗址出土的铜立人像
太阳神鸟金箔 如今三星堆三号坑的发掘，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学界对三星堆与金沙之间关系的认知。 通常认为，金沙遗址是三星堆遗址衰落之后在成都平原兴起的又一个中心遗址，是权力中心的一次大转移。这种转移似乎有一些“脱节”或“突变”之处，表现为金沙遗址在文化因子上不同于三星堆遗址的方方面面。比如金沙遗址出土了众多的跪坐人像、石虎、石蛇等圆雕石像，而目前在三星堆一号坑和二号坑还没有发现石像，实际上二号坑的石器数量和种类比一号坑还减少了。另外，金沙遗址的金器数量比较大，形制多种多样，工艺精美。在三星堆一号坑中也出土有金箔模压的、长达11.7厘米的虎形饰，但在三星堆二号坑中，除了金面罩以外，金器反而并不突出。三星堆三号坑中会发现石器和金器遗存，弥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缺环吗？三号坑能在更大程度上确证金沙对三星堆文化传统的继承关系吗？很有可能，让我们拭目以待。
三星地一号坑中出土的虎形饰 （四）结语三星堆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发掘简报和正式报告都已出版二三十年，在长期的讨论中，学术界对于这两个坑的年代、性质以及所反映的文化面貌等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涉及到三星堆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些认识丰富了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理解，也常常面对材料不足、自说自话的尴尬。 在这种情况下，三星堆三号坑的发现为三星堆文化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首先，作为一个未被盗扰的重要埋藏坑，三号坑中必然出土大量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物，能够丰富三星堆文化资料库，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更多支持；第二，三号坑与二号坑的“孪生”关系，这种关系不但意味着相似，也可能意味着互补。三号坑中可能出现过去在一号坑、二号坑从未发现过的器物，帮助判断三星堆三个埋藏坑的性质，加深我们对这一重要古蜀文明的了解；其次，三号坑可能出土一些与金沙遗址相关的器物，启发人们在更深的程度上理解三星堆向金沙的文化转移。 也许靠三号坑还不能彻底、全面地解开三星堆之谜，但它能一定能促使人们更接近三星堆文化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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