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程介明本文原题为：学习：在校与在家上篇（程介明：疫情之下，把“教”减到最少，把学生的“学”放到最大）谈到因为疫症而出现的“在家学习”，“停课不停学”。一下，几天之间，收到不计其数的链接，是真正的不计其数。可见，教师们并没有把“停课”当作放假。而教师们掌握新的教学模式，而速度惊人。这些“在家教学”的新气象，应该说是一种健康的现象，而不是勉强的权宜之计。因为学生不能亲自回校上课，因此现在出现的基本上是远程教学，或曰远程学习（distancelearning）。在香港，有称为网上学习、e-learning，在中国内陆，称为在线教育，台湾则叫作教学数字化。在大学，这种学习模式由来已久。记得1997春，初到哈佛教书，哈佛教育研究院才刚刚开始建设网上教学；那时港大已经开始了几年。不过，当时的重点，不在远程（即非面对面），而在于每个课程有一个网站，可以把课堂上使用的ppt，放到网站上；当然也会把课程大纲、参考书单、取得版权的参考文献，都放到网上。这是课堂、课时依旧，让学生在课堂、课时以外，都可以看到和用到有关的材料，也节省了不少课堂的时间。也就是说是把课堂、课时都扩充了。这在大学里面，几乎每一个课程，都会有一个网页。学生也有期望。回顾起来，这可以说是第一个阶段。  课程网址 扩宽时空 大约在2000年，哈佛追得很快，把教育研究院的GutmanLibrary二楼整层改造成为一个教学科技服务中心。这时候，港大教育学院的网站，已经普遍有了学生的参与，也就是：学生可以上载自己的作业、网站可以有讨论的天地、教师可以与学生有个别的交往。也就是说，网站可以互动了。2003年SARS期间，就是靠远程的设施隔岸上课。这可以说是第二个阶段。当然，当时由于网站的要求不太高，因此院校自己研发的情况颇多。笔者就有几年用过港大自己研发的平台。随着使用要求的愈来愈复杂，商业机构设计的软件，就逐渐占领市场。不过，这些早年的教学软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都是依然按照传统的授课概念和模式来设计，即使机构可以自己修订，基本上无法改变整个的教学架构。有几个软件，曾经风行一时；不客气地说，是推进了科技，但是拖住了教学。这也可以说是第三个阶段。比起现在香港中小学装备自己的速度，那时候的发展还是比较缓慢的。现在是，有时候不到一年，科技就换了一代。目前学校使用得比较多的，是由大型会议的交流模式衍化出来的。即允许许多人同时交往，而且可以个别辨认。现在最流行的，可以容纳几百人，可以长时间连续使用。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特殊使用的平台。简单来说，教师的使用更方便、更多样、更自由了。不敢说这是第四个阶段，起码可以说教师的教学被解放了。在疫情之下，没法“在校”，学生就要“在家”学习。“在家”与“在校”有什么分别？可以有两种思路，引发出不同的方案。第一种思路：可以称为“在线上课”。尽量让学生的“在家”生活，模拟“在校”上课的模式。因此给学生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表，涵盖平常的所有科目，按时上课下课；网上传授，学生也在在线递交作业。教师尽量按原来的教学计划安排上课，学生也应该尽量靠近平常的“在校”学习。但是这个方案的问题是，到底“在家”不是“在校”。“在校”的时候，在课堂上，教师有几乎绝对的权威，对每个学生的行为，有一定的规范。教师也会假设每个学生都在跟随教师的“教”而“学”：“我讲了，你就应该学了。”学生“在家”的时候，就“管不住了！”  在校在家 两种思路 第二种思路：引进“在家学习”。这种思路，是把疫症的“危机”，变成改变教学模式的“契机”。积极地看，“停课”正好是摆脱了课堂与课时的束缚，让我们有空间重新思考。把“上课”转化为真正的“学习”。这时，要思考的，就不是如何完成课程大纲（coveringsyllabus），而是如何趁着这个非常时期，让学生尝试进入自主学习的境界。于是，就要面对几个问题：学生主动地学习，是怎样发生的？在学习的内容来说，如何取得必修、选修、自选的平衡？教师不在身边，如何变成学生主动学习的有利条件？教师于是发挥怎样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如何改变教师批改的形态，如何变为从旁辅导学生的角色？如何通过交谈，教师把自己变成学生生活中的朋友？这些问题，是平常不会遇到的，也没有机会遇到。但却是我们教育工作者需要回答的最基本的问题。当然，具体如何做，有年级、科目、教师、家长等等的制肘，没有一定的方案。都一定是在不同的学校因地制宜。曾经“旁听”一个教师的视像会议，数字教师介绍经验。一位小学老师说：“平常学生在座位上每天乖乖地坐上六七个小时，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热衷于学习，还是因为这是大家不敢逾越的规矩。”潜台词是：“在家”，没有了学校的规范，学生就难以按照“在校”的模式学习。“管不住”也许是消极的看法。就是这位老师，做了许多与“在校”不一样的、积极的设计 –安排许多阅读材料、指引学生上网寻找信息、学生自由选择上线时间、定时的小组在线聚会、全班作业透明上网、学生可以在时间表上预约与教师个别交谈（就像大学一样）、老师自己也有与学生交流的个人网页、…等等。  各方互助 进展神速 实际的操作，往往是说两种思路的混合。比如说，有些学校，特别是小学，也采取网上的“定时上课”，不过时间不长，不去挑战学生的注意力耐性。然后留下每天的作业，相当数量的阅读；再加上实验、制作，甚至美术、音乐、体育；学生可以选择自己的时间去完成。从笔者收到的种种链接来看，真是五花八门，眼花缭乱。里面有不少带有商业性质的安排；但也有非商业性的收费服务。有种种志愿机构的数据提供，也有不少为学校提供搜索清单。也有个别教师自己的制作，放出来供大家分享的；更有教师主动提供平台使用的速成班。有给教师的，也有直接给学生的，更有有系统地为家长提供帮助的。看来，教师们不乏选择，但可以想象，在资料的大海中，搜索满足自己的需要。如果进入学校的网页、App,就更加丰富灿烂。众多的教师，转眼间，都变成了微型节目的编导，真的有点难以想象。刚好收到大学负责教学的副校长来信，介绍同事们提出一些问题，其中一些也适用于中小学：是否一定要学生按时打开计算机的摄像机与拾音器？如何在在线的时段鼓励学生参与？如何鼓励学生观看网上的讲课？如何让还在内陆的学生不中断学习？如何在这段时间保持师生之间的联系？同事之间的精彩教学如何可以分享？如何才能增加平台上的上载速度？如何可以让我学习更多的在线教学？同样在疫症之下，教师与医护人员一样，也正面临重大的挑战。表面看，疫症会死人；不上课却不会死人。但是医护与教师都是专业人士，他们工作的全部意义，都在于人类的福祉（well-being）。只不过前者是挽救生命，后者是给生命赋予意义。作者：程介明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香港大学原副校长，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荣休教授，香港师训会主席，世界教育前沿峰会主席 本文首发于《信报》《教育评论》(20/0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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