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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谈笑中，今人若不“以史为鉴，以明得失”，则悲剧会一而再再而三重演。所谓历史怪圈，大都是今人不吸取历史教训所致。 西晋建立后，依靠强大的国力，逐步统一全国。在如此强大的国力下，西晋王朝却如昙花一现般，很快被异族所灭，造成五胡乱华之悲惨命运。后人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教训时，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魏晋以来统治阶层民族政策的失误。  晋武帝司马炎 秦汉时期，中原农耕人民付出极大代价，驱逐游牧民族匈奴人，使得匈奴人大部分西迁。这为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解除了威胁，拓展了生存空间。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逐渐打破了西汉边民严禁内迁的铁律，边民逐渐内迁。而借此机会，大量的游牧民族余部以各种方式也被迁入内陆，充实边郡。 东汉和曹魏时期，中原政权尚有能力应付和控制游牧民族。而当时的统治阶级为了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的控制，以及补充内陆兵力和劳动力的不足，经常招引和强制少数民族入居内陆。 少数民族内迁后，在汉族的长期影响下，逐步地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业生活过渡。魏晋时期，西、北各少数民族向内陆迁徙的活动，更加频繁，而且种族很多，主要有匈奴、羯、氐、羌以及鲜卑五族，史称“五胡”。 当时，在中原地区很多地方，少数民族人数已经相当多，如西晋时，关中有百万户口，而其中少数民族竟占了一半左右。 到了西晋末年，在中原的少数民族势力大致可分为三股: 第一股，匈奴人。匈奴人有统治中原的野心，是最终灭亡西晋的鼓动者。 第二股，羌、羯、氐。羌人叛乱不断，屠杀汉人，接着又遭到官军的镇压。羯族是随匈奴人来到中原，后由于生活贫困，很多羯人沦为地主和贵族的隶农。氐人受农耕文明较深，在“八王之乱”中，大多与汉人一起逃亡，成了流民。 第三股，鲜卑人。鲜卑人由于种种原因，在西晋末年的内战中，持观望态度。而更加可悲的是，后来称雄北方的慕容氏、拓跋氏都曾是支持西晋王朝统治的，却坐视西晋被匈奴人灭掉。  西晋时期少数民族内迁形势图 当时西晋王朝所面临的现状是：中原内部纷争不断，外族叛乱一触即发。 而对西晋王朝首先发难的，是氐族李特流民起义，以及羯、羌的小规模反抗，从而引发了匈奴贵族刘渊的起兵野心。八王之乱时，刘渊借机回到匈奴。 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刘渊密谋起兵，称汉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称帝，都平阳。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匈奴人攻破长安，西晋灭亡，匈奴人控制了几乎整个中原地区。而后，各少数民族陆续在北方建立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 这一历史教训沉重而深刻。实际上，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这种潜在的危机，只是没有引起统治阶层的足够重视，和有效应对，以致错失良机，最终酿成大祸。 早在西晋灭东吴(公元280年)之后不久，大臣郭钦就向晋武帝上书，提出要解决少数民族内迁问题，上疏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徒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之长策也。”郭钦认为，西、北少数民族强悍，历来就是中国边患。虽然现在能够服从朝廷，不敢兴风作浪，但是承平日久，他们又广居塞内诸郡。后世如果有战乱的危机，那么很快便会成燎原之势，无可挽回。如今的局面，已经很危险了。必须趁着灭吴的余威，将他们陆续迁往边地，加强军事守备，才能保证王朝的长治久安。 郭钦的上书和策略，我们暂不论如果成功实施后，能否有效的避免后来五胡乱华的局面出现，因为事情很难有万全之策。但是郭钦能够在盛世之中，敏锐地觉察到隐藏的危机，预警统治阶层，我们由衷佩服。可惜郭钦的谏言，并没有得到回应，史书记载“帝不听”。 十九年后，即元康九年(公元299年)，陈留人江统深忧“四夷乱华”，再次上书《徙戎论》。其核心观点为：“今已受其敝矣。夫关中，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候隙乘便，辄为横逆。此必然之势也。……此等皆宜申谕发遣，还於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国，於计为长也。”在《徙戎论》里，江统道出当时面临的现状：“关中之人百余万口……（而）戎狄（已）居半”，并尖锐指出“（并州）五部（匈奴）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 江统的上书，针砭时政，直击要害，可惜依然没有引起统治阶层的重视和警觉。最终，不幸被言中，西晋王朝亡于异族之手！而汉人只能逃亡到南方地区，建立东晋政权。自秦皇汉武以来，无数先民开创的华夏大好局面，毁于一旦，汉民族沉沦近三百年，遭受前所未有的耻辱。若不是“衣冠南渡”，华夏文明，将不复存在。 祸根始于东汉，祸乱成于西晋，时间跨度两百多年。教训很深刻，但是依然没有得到后来人的警醒！悲剧再次重演，后果更为严重！ 诸如唐太宗何等英明神武之人，面对这一问题，也酿成大祸，贻害后世子孙！  唐太宗李世民 隋唐时期，河北幽州一带，契丹人、奚人等少数民族本就居多。唐贞观四年（公元629年），唐军灭掉东突厥后，唐太宗想把投降的草原部落十几万人，都安置在北部幽冀等地。朝臣魏征上书谏阻，并指出“降者十万，不令数年，孳息略倍”，并提出历史教训“魏时有胡人分处近郡，晋已平吴，郭钦、江统劝晋武逐出之，不能用。五胡之乱，卒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中原，所谓养虎自遗患者也”。唐太宗不听，将十几万草原部众安置在河北诸州。数十年之后，幽州、并州、冀州等地，已经形成“降胡散诸处”“无所役使”（《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的失控局面。又过了百年之后，安禄山、史思明（安禄山，史思明本系胡人）利用当地胡人，鼓动叛乱，最终“驱之为寇，逐扰中原”（《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 而后的当时人，唐代军人史宪诚之子史孝章，也认为李世民百年之后的河北地区，已经“若夷狄然”。 在唐朝穆宗时期，有一个历史事件，足可以反映出唐代河北地区，汉人和胡人人口比例变化带来的严重后果。由于当地汉人胡化严重，当地军民极其尊奉安禄山、史思明，日夜奉祀，幽州节度使张弘靖认为此乃乱臣，于是“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结果竟激起了大规模叛乱。 安史之乱后，隋唐的繁华之景，一去不复返，留给后人的只是无限的哀叹和遐想！后人说大唐是一个开放的国度，因此造就了大唐的繁荣昌盛。但仔细推敲想一想，大唐的毁灭，不也正是由于过度开放的民族政策所致吗？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谋政者，不仅谋一时之政，更要谋后世之基！否则，贻害子孙！  大唐盛世景象 造成这种局面，实非唐太宗所想。但一时失策，满盘皆输，无可挽回！只是如此代价实在太大：北方地区，尽皆胡化，以致战乱不断！唐朝灭亡后，北方地区成了少数民族的厮杀战场。对于南迁的汉人政权来说，失去了屏障，又随时面临着少数民族的南下侵扰。而中华文明逐渐趋于保守，以致衰落！ 恶果已经造成，历史已然发生，后人要做的，只有吸取教训，避免悲剧的重演！ 最近有关部门颁布的一项政策，让国人讨论。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习惯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问题，而不做同意与不同意的直接回答，因为那样的回答显得苍白无力。我只从历史的得失中，来探究问题。通过历史警示，我们明了此政策的利害关系。 谋政者，不仅谋一时之政，更要谋后世之基！ 最后，我特别想说的是：现在的中国是由历史上的中国承袭而来，历史上的中国概念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王朝更迭伴随着民族融合，民族融合又推动着王朝更迭。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充满了血腥，还是光明，最终，天佑华夏，形成了我们今日的中国。而今日的中国是一个固态发展的中国，我们有56个民族，我们才是一家人（台湾回归后，民族个数应另当别论）。中国要繁荣富强，只能依靠我们民族自己，才能齐心协力建设好我们的家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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