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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与霍世仁合影 （惠怀杰 摄）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花甲，七十耳顺，八十耄耋。 时光流逝之快，令人惊叹：“过日子像点燃上祖坟的纸钱！”刚刚记得还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少年。不经意便成了一个拄着拐杖走进耄耋之年的老人。 农历二月初一，是我的八十岁生日。比我小八岁的路遥逝世已有二十八年；比我小十岁史铁生病逝已经十年；比我小一岁的陈忠实，过世也有四年之久…… 许多年轻的朋友，先我而去。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常常估摸自己的“光荣”的时日。总之，属于我的时间不会很多了，得抓紧活着，抓紧做一些该做的事情。争取来世一回，少留些遗憾。 今年正月二十三日凌晨，德高望重的霍世仁老先生在西安病逝，因为疫情，我无法在他的灵堂前焚香、磕头，挥泪送别。遥送挽联以祭： 胸怀日月，一辈子光明磊落，勤政廉洁。 人系家国，几十年行慈施善，福祉黎民。 霍老先生走了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个无法替补的空缺。 我曾在许多场合讲过这样的一个观点，“成功，是成功者主体的成功。如果没有成功的机遇，或者成功必要外部条件，成功依然是一句空话。” 文化学者朱贵权的《陕北赋》的开卷之语，便吓人一跳：“天之高焉，地之古焉，唯陕之北”！ 陕北，是一块产生民歌，产生爱情，产生英雄的土地。古代有斯达巴克斯式的农民英雄李自成，近代有罗宾汉式的群众领袖刘志丹；九里山下的淮宁河畔又走出了一位当代著名作家路遥。 作家路遥，身上闪烁着三个 “光环”：1991年3月，路遥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广大读者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路遥“改革先锋，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又授予他“新中国最美奋斗者”的荣誉称号。 三个炫目的光环,引人注目。在报刊、舞台、电视、手机的荧屏上，频频闪现他的英姿，讲述路遥这样或那样的故事…… 常言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条好汉，三个帮。” 路遥是一条好汉。 有谁是这条好汉的“桩”呢？ 路遥曾对我说过，“一路走来，我得到许许多多，亲朋好友，同事领导以及专家学者的帮助和支持。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我怎么报答他们呢？ 1985年5月1日，路遥给我的信中如是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一定要用我的劳动成果，回答我的朋友和敌人”。 91岁的霍世仁人老先生的病逝,给我敲响警钟，在我活着的时候，应该把这位老人与路遥的故事留给后世。从认识路遥倒他去世的二十多年里我和他交往甚多，在很长的一段时日，我和他同睡一盘小土炕，共用一张写字桌；他喜欢与我交谈，有要紧事时就交谈一个通宵。1992年4月，他和我在西安就连续交谈了三个通宵。在作协他的办公室，第二，第三晚上，他让航宇在雍村饭店登记了一个标准间，一人一支床，躺在床上抽烟、喝咖啡、拉话…… 这次连续三个通宵的交谈。当时我就感到出人意料，不可思议。半年后，路遥辞世，我越来越感到他和我的那次三个通宵的交谈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朕兆”。 他给我几乎讲述了他一生中所有重大事件,也和我讨论了，家庭生活中的一些棘手问题。 路遥问我：“与林达的问题怎样解决？” 我说：“离了好，对你，对林达都是一种解脱。” 路遥说，“在这个世界上，再能不能找到一个对女儿远远，比林达更好的女人？”。我说“没有了。” 我明白了路遥的真实想法，关于这个问题的交谈便戛然而止。 我和路遥还谈及许多人。有的，我记不清了。但是，关于霍世仁的交谈，至今依然清晰。 路遥说，“霍世仁真是一个好老汉。他自己不搞写作。又不是文职官员，可是,他对文艺工作者非常关心，对文艺活动非常重视，非常支持。” 我说霍世仁与我们不同，我们的父亲是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庄稼汉，霍世仁是官宦人家。她的父亲叫霍祝三，当过绥德行政公署的专员。小时候我到绥德城里赶集，在行政公署的 院子里见过他。是一个，留着长胡子，慈眉善眼的老头。 1946年4月，霍祝三(前排中）陕甘宁边区第三节参议会常驻委员合影 以后榆林和绥德两个行政公署合并，霍世仁又担任过榆林行署专员和地委书记；以后他又调陕西省政法委工作，但是他有一种永远割不断的“陕北情节”。 路遥说，霍老有一副菩萨心肠，谁有困难他都要尽力帮助。1987年秋，刚写完《平凡的世界》第二部身体损伤极大，霍老和李焕政，安排自己在榆林宾馆住了三四个月，还主动联系榆林著名老中医张鹏举给他精心调理。难怪人们说他是陕北的“老掌柜”！ 路遥病逝后霍老的心里非常悲痛，每次关于路遥的活动，他都闻讯而去，1993年11月航宇在秦大饭店举行“纪实文学《路遥最后日子》首发式”，他陪同省委副书记 支益民前来参加；1994年航宇和何志铭拍摄的三集电视片《路遥》在秦大饭店举行首映式，他鼓动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李焕政和榆林籍老干部杜鲁公、尚爱仁等同志坐阵助威。 还有一回，霍老把我挡在建国路省作协大门口。他对我说：“谷溪，路遥的骨灰，不能长久地放在“三兆殡仪馆了，这事你得管哩！“ 我说：“'我力量太小，力不从心……”。 他说：作协的胡采、杜鹏程、王汶石都走了，人多事情也复杂，不好办。路遥的事,你不管,谁管？他的骨灰长久地放在火葬场，令人伤心。” 时过不久，铜川市政协主席张史杰打电话给我：“谷溪我在止园饭店，你立即过来！” 文革前，张史杰曾是延川县县委书记。多年来很少联系，我惊奇，他怎么能找到我的电话？而且肯定了，我正在西安。 张史杰，是我的一位恩人。1965年春天，陕西省作家协会要推荐我出席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延川县委组织部。要抽我参加黄陵县社教工作队。在相互争持之际，张史杰一锤子定案：基层的同志去北京参加会议，机会太难得了，社教的机会，什么时候也可以。于是，免去我参加社教工作队的抽调。在张史杰书记全力支持下，我顺利地参加了那次代表大会，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那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这件事，成了我一生最大的荣幸！ 张史杰的电话，就是命令。我立即赶到止园饭店，张史杰主席给我说了，霍世仁曾给我说了的同样的话。我说霍世仁也给我说过你说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可以去霍世仁家里去商议，或者将霍世仁请过来，在止园商议。 张史杰说：“延安的冯文德，榆林的赵兴国正好也在止园，我派车去接他。 在霍世仁、张史杰间的鼓动下，延安地委副书记冯文德，榆林行署副专员赵兴国，延安大学驻陕西办事处主任赵文华等人，在张史杰的客房召开了一个纯民间性质的座谈会。 霍世仁和张史杰先后讲了路遥在陕西乃至全国文学界的贡献和影响，并提出了处理路遥身后诸多事情的安排建议。所有与会者，应该说都是路遥生前的好友，除我和赵文华外，都是延安和榆林的在职领导社会贤达，经过几番讨论；很快形成三项决议： 1、成立“路遥纪念馆筹委会。霍世仁、张史杰、冯文德、赵兴国、曹谷溪，申沛昌等同志为领导成员。 2、筹委会办公地址，定在延安大学，会长有延安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申沛昌担任。 3、筹委会精神，会议内容由曹谷溪向申沛昌汇报。申沛昌同意后，主持召开筹委会全体领导会议，再决定“路遥纪念馆实施方案和实施细则。 2002年11月17日，延安大学校长路遥研究会会长申沛昌（左二），陕西省政法委书记霍世仁（左三）铜川市政协主席张史杰（右三），榆林市行署副专员赵兴国（右二），延安市人大副主任白崇贵（右一），和谷溪（左一）在延大合影 我按止园会议意见，一回延安，就专程去延安大学给申沛昌校长作了汇报，他对我的来访非常欢迎。对我说的这件事非常高兴，留在记忆里的是他的两句话：“办路遥的这件事，我热心；与你们几个人共事，我放心”。 不久，路遥纪念馆筹委会在申沛昌的主持下。召开了筹委会扩大会议，延大副校长宋学成，校办主任姚政宽等同志，也介入了路遥纪念馆的筹建工作。 1995年11月17日，“路遥骨灰安葬暨路遥念馆奠基仪式”在文汇山隆重举+行。参加奠基仪式领导从石到左为：延安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申沛昌、中共榆林地委原书记、路遥纪念馆筹委会发起人霍世仁、延安地委副书记白灏辰、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成员、副主席晓雷、延安地区文联主席魏学德、延安地委宣传部部长白崇贵、陕西省政法委书记李森桂、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厅长李若冰、榆林地委委员、榆林行署常务副专员赵兴国等。 路遥纪念馆的设计，路遥陵园的规划，骨灰的重新安葬，如何与其亲属协调等……诸多具体工作的，分工与安排。 霍世仁最早的提议是“路遥的骨灰，不能长久的存放在三兆火葬场，要重新安葬。”其实，最重要的不是陵园设计与经费问题。而是怎样征求路遥亲属的意见。 路遥的亲属是谁？妻子琳达，再婚；女儿路远尚幼；生父王玉宽，生母马芝兰。1957年就将路遥过继给伯父王玉德，伯母李桂英为子。这是一宗融亲情、民俗和法律为一体的复杂事情。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为了办好这件事情，申沛昌校长不仅派了专车，还让《延大校报》编辑部邓世宏协助我的工作，我们先到延川县郭家沟拜会路遥的养母李桂英。老伴王玉德已过世。听说有公家出钱，把路遥的骨灰从西安搬回延重新安葬，非常满意。他哭着说，我娃失觉了，西安火化都没叫我去，难受的我眼泪往心哩……这回重新安葬，一定要让我到坟上哭一回！ 1990年，李金玉（左二）去西安参加子心的长篇小说《黄色》研讨会，期间与路遥（中）省政法书记霍世仁（右二）等文友在西安合影 就是这位老人，生过一个男孩，三岁上夭折了。有路遥出人头地，更是他生命的全部。为供路遥上学，他拄着打狗棍。到延长县讨饭，把讨来的窝窝头像摆地摊似的晾干，然后送到延川县城的学校里。 李桂英老人在“授权书”上压了手印，为了更具有法律效应。我们又请大队党支部书记，路遥的干爹刘俊宽。以证人的身份签名盖章。 1995年11月17日,“路遥骨灰重新安葬暨路遥纪念馆奠基仪式”在延安文汇山隆重举行。有北京、西安、延安、榆林和铜川等地的党政要员、文化名人和社会贤达出席。 照片从左到右: 延安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申沛昌、榆林地委原书记霍世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厅长李若冰、省政法委书记李森桂、延安地委副书记白灏辰;后排左一是中国文联出版社《平凡世界》责任编辑李金玉。 为了把这件事办得更妥帖，我和邓世宏就从郭家沟直抵清涧王家堡，给路遥的父母讲了来意。路遥的生母马芝兰说：“这事要问王天乐哩”，我说：“不能问王天乐，老二王维军、老三王天云、老五王天笑都要问，兄弟四人的意见，一致了，好办。意见不一致了，谁定夺？” 人常说：“有父不先子，如果你们不做主，路遥的骨灰只好在火葬场放着。” 路遥的父亲王玉宽，是通情达理的人，不但同意将路遥骨灰在延安重新安葬，还要拿出2000元钱以示支持。为了这份授权书更具有法律效应，路遥的父亲在村委会注了意见并加盖了公章。 将两份授权书复印。呈送相关部门和相关领导，一路顺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看到到这两份材料后，让文艺处处长王兰英给我带了一个“口信”，他让我以延安大学的名义，给宣传部一个报告，他为“路遥骨灰”重新安葬争取点支持。申请五万元，她给拨了三万元，解决了路遥陵园建设的燃眉之急。 霍世仁对《路遥研究》非常关心，每期出版，他都要逐篇阅读；2016年，他得知《路遥研究》经费非常困难，让榆林商会赞助印刷费两万元；2019年2月，《路遥研究》第八期出版，这一期全部四色彩印，他非常高兴地翻阅喷着墨香的刊物，鼓励谷溪不管有多大困难，这个刊物都要坚持办下去。让路遥“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路遥精神在陕北高原发扬广大！” 2019年2月，霍世仁与谷溪在西安合影（静书 摄） 孟子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陕北人都知道路遥用自己与生命去完成历史交付他的神圣使命；不论生前还是逝后都得到诸多朋友的关爱与支持。路遥要到北京去领奖，没路费，延安地委副书记冯文德自掏腰包，给了路遥五千元当路费；《路遥文集》征订数不足，无法开印，延大校长申沛昌，以图书馆名义支出五万预订文集；路遥逝世后，榆林赵兴国、铜川张史杰和西安的霍世仁，分别筹集十万元资助路遥陵园修建：清涧民营企业家折生阳、刘涛每人为清涧“路遥纪念馆”，的筹建捐赠一百万元；路遥研究会领导成员白崇贵，不仅为电视专题片《路遥》的摄制组酬集十余万元的拍摄费用，还动员清涧商会企业家集资三十万元，为：“路遥纪念馆”捐赠雕塑一尊；全国著名企业家潘石屹拜谒路遥墓地后，为延 安大学“路遥文学馆”捐款十万元；日本学者安本实先生将路遥及其作品作为他终生的研究课题，十次来华调研，并翻译出版《路遥作品选》；美籍华人女作家伊娃专程到文汇山，为路遥送上他喜欢的香烟和咖啡……多年来，延大路遥文学馆、清涧路遥纪念馆和延川郭家沟路遥故居先后接待游客数百万人次。在此，我以一个老文艺工作者的名义，向路遥生前逝后所有关爱和支持过路遥的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礼！ 路遥逝世十五周年期间，路遥研究会会长、延安大学原校长申沛昌（右二）、与前来参加活动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王巨才（左二）、路遥生前好友杨军宪（左一）曹谷溪（右一）合影 庚子年2月16日于延安 虎头园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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