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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筵，是指中国古代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从宋代开始，称为经筵，形成制度，以后的元明清三朝都沿袭此制度。 宋代大儒程颐认为经筵很重要，它的重要性堪比宰相。程颐曾说：“臣以为，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 经筵图 经筵，就是帝王的辅臣们想通过课堂讲授经史来教育帝王，使帝王养好良好品德，成为明君。 经筵的老师，一般称为侍讲。侍讲都是千挑万选的，都是在经义或史学方面有造诣者。 侍讲的教学风格不同，也会对帝王出生不同的影响。 宋仁宗时期，身边有一个侍讲叫杨安国，乃“胶东经生也”。杨安国教学时就很幽默风趣，令人发笑。 他“言行鄙朴，动有可笑”，他每次给仁宗讲课时，言语都十分搞笑，“每进讲，则杂以俚下鄽市之语”，很接地气，使得课堂好笑活跃，以至于从皇帝到侍臣，甚至是太监“见其举止，已先发笑。” 某一日，杨安国给宋仁宗讲《论语》，讲到“一箪食，一瓢饮”时，杨安国以家乡的胶东口音解释道：“颜回甚穷。但有一箩粟米饭，一葫芦浆水。” 再讲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杨安国对仁宗说道：“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须要钱！” 宋仁宗 宋仁宗哈哈大笑，也心领神会，第二天便发钱赏赐各位侍讲，其他侍讲“皆恳辞不拜”，有些虚伪推脱不要，只有杨安国毫无做作地“受之”。 像杨安国这样的侍讲算是“另类”，绝大多数侍讲从都是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 宋哲宗继位初，“春秋尚少”，深沉少语。 因为皇帝年幼，宰相司马光格外重视皇帝的教育，经筵讲课的内容和侍讲老师他都是精心挑选，以期待将皇帝教育成一代明君。 但是经筵侍讲都是严肃老成之称人，讲课枯燥乏味，宋哲宗在课堂上很少说话。 某一次经筵，讲授《洪范》，侍讲是宰相司马光之子司马康。 司马康在讲到“乂用三德”之时，一向不说话的哲宗突然问道：“只此三德，为更有德？” 宋哲宗质问难道就只有三德吗？ 宋哲宗 结果“群臣耸然”，不知如何作答。 最后还是司马康答道：“三德虽少，然推而广之，天下事无不皆在。” 无疑，这还是一番大道理。 宋哲宗听后，点头道：“然。” 尔后又是一言不发地听他讲课。 宋哲宗亲政前，司马光和高太后等人没有顾忌哲宗的感受，给年幼皇帝的心理留下了很不好的影响，使得他亲政后，出现叛逆的倾向。 经筵讲课的内容一般都是有执政大臣制定好的，但是有时候皇帝的个人喜好也决定讲课的内容。 明代万历皇帝时，一次经筵讲读《贞观政要》，但是万历皇帝很不喜欢魏徵和唐太宗，于是他问阁臣申时行等人：“魏徵为何如人？” 申时行答道：“徵能强谏，亦是贤臣。” 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不以为然，他反驳道：“徵先事李密，再事建成，后事太宗，忘君事仇，固非贤者。” 接着他又批评唐太宗说：“唐太宗协父弑兄，家法不正。” 申时行解释道：“伦理果亏，闺门亦多惭德，但纳谏一事可取耳。” 但是万历显然听不进去，对唐太宗还是不喜，于是下令罢《贞观政要》，改讲《礼记》。 《贞观政要》 话题还是回到宋代大儒评价经筵的那句话上来，程颐说“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 数百年后，到了清朝乾隆皇帝时期，这句话引起了乾隆皇帝的强烈不满。 乾隆皇帝甚至御制一篇文章来批判程颐的观点，他在《书程颐论经筵札子》里，强烈反对“天下治乱系宰相”这个离经叛道的论调。 乾隆 乾隆说“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他认为宰相是皇帝任用的，宰相只是皇帝治理天下的工具，因此说宰相身系天下之治乱安危是无稽之谈。 乾隆最后对程颐的观点下了结论，四个字，叫“目无其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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