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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文轻武，是宋代的立国政策。 毫无疑问，重文轻武国策是源于政治动机的产物，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一国的政策导向对社会风气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重文轻武带来的倾向性深刻影响了宋代士人风气。 士风是一个时代士大夫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貌。士大夫作为宋代统治集团的主要阶层，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士大夫的风气是两宋社会风气最真实的写照与缩影。 宋代士风，在重文轻武国策影响下，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但更出现了追逐之风，奔竞之风，奢靡享受等不良风气。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宋真宗 这是宋代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作为皇帝，宋真宗抛出了读书的几大好处： 良田、黄金、车马、美人。 统治者亲自劝道，自然效果奇佳，一时间在士人之中形成“窗前勤读六经”的良好风气，并上升到“男儿平生志向”的高度。 “今也举天下之人总角而学之，力足以勉强于三日课试之文，则嚣嚣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责，朋友以此劝励。” 家人朋友都以此劝学，学了三日，就畅想“良田、黄金、车马、美人”，想着以后穿青着紫，一朝富贵了。 读书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参加科举考试了。 宋代重文轻武国策的另一个导向是，统治者通过科举考试引导士大夫追逐功名。 宋代科举制对士大夫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取士名额大幅度增加。 有学者做过研究，宋代科举“平均每年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约为明代的4倍，约为清代的3.4倍”。有资料显示宋代“通过科举共取士 115427 人，平均每年 361 人”。 二是一般知识分子录取比例大，最大限度地笼络各种出身的人为统治者所用。 据《宝佑四年登科录》所载，仅宝佑四年一年录取的进士就有601 人，其中官僚出身的达184 人、平民出身的 为417 人。 此外还格外突出科举出身的重要性，科举进士不但授官从优，而且升迁也迅速。 仅仅以宰相为例，有资料显示，“整个北宋的 71 名宰相中，有64 名为进士或科举出身，除去一些特殊情况，真正不由科举而任宰相者，仅有3人。” 皇帝倡导士人读书，录取之时又突出皇帝的选用之权，体现出“皇恩浩荡”，将士大夫纳入统治集团之内，描绘出所谓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美好的景象。 宋代科举 北宋苏辙在笔记中记载道：“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宋代科举政策对士人的吸引，引发了士人们对科举考试的狂热追求，使士人倾毕生精力专注于追求科举功名。 这样士人就没时间没精力产生有悖于封建统治的意识和行为，这也是统治者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除了在科举上给与士大夫优待外，朝廷对于已经当上官的文人也格外优厚。 当初宋太祖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时，就曾将他的一番道理诠释得非常清楚： “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到宋真宗时，他做的更直接，鼓励甚至亲自劝导臣下“厚自娱乐”，“与臣燕语，或劝以声妓自娱”。他还下令“许群臣士庶选胜宴乐，御史台、皇城司毋得纠察”。 宋真宗为了封禅泰山，更是直接“贿赂”宰相王旦，把金珠藏在酒坛中，嘱咐王旦“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回家好好享受品尝。 宋代对宰相等文臣高官极尽笼络，给予的物质待遇优厚可谓是古来少有的。 单以每月的俸禄为例，包括使月、春、冬服的绫绢绵、各种禄粟在内的正俸、职钱、元随、傔人（随身） 衣粮、傔人餐钱、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饲马刍粟、米面羊口等。 此外还有各类恩赏。 史载，“虽山野贫贱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身享富贵，家门光宠，户无徭役，休荫子弟，岂不为盛事？” 这套笼络手段自然让士大夫感受到了“皇恩浩荡”，对皇帝感恩戴德。 但是也直接诱发了士大夫爱慕荣华富贵的“保富贵”和“奢靡”的风气。 宋代文人聚会 我们可以从《宋史》及宋人笔记中看到，士大夫这种沉迷于酒色财气的享受风气。 “才得富贵，便多改节。” “士庶之间，侈靡成风。” “士人入于酒肉、嬉游、服饰、玩好、书画之中，而必争名竞利以求快其欲。” “士大夫欲永保富贵，动有禁忌，尤讳言死，独溺于声色，一切无所顾避。” 这样的记载很多，俯拾即是。 直到南宋末年，面对风雨飘摇的江山，士大夫仍流连于歌舞，“嘻游之乐，遂忘中原”。 重文轻武之下厚养出来的文官，少有社会责任感，少有使命意识。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 这两句话，是两宋社会的极佳写照。 在满朝都是受重视优待的文官大环境下，武将的憋屈可想而知。 重文轻武的政策在两宋的特殊时段，也是有过变化的。 两宋之际和南宋末年，宋朝内外皆困，面临国破家恨，然而绝大多数文官士大夫束手无策，无振作无作为，仍是“好为高论而不务实”，令世人鄙视。 文人士大夫“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所据，亦投牒理索否？ 士大夫于家事则知之，至于国事则讳言之，何哉！” 看看，士大夫只关心家事，在乎个人利益，早忘记了国事。 重文轻武，导致官员数量无限膨胀，为了笼络官员，大肆提高官员待遇，“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 宋代武将 费劲民脂民膏养活出官员士大夫，这也是重文轻武的另一个消极影响。 江山破碎之际，武将在常年压抑下发出了令人心痛的疾呼呐喊： “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 于是，朝廷不得不依赖武人。 只是这是时事造成的权宜之计，整个国家重文轻武的政策已经变成了祖训，融入到宋朝的骨髓里，想彻底改变这种现象是不可能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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