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看了这个标题,会觉得惊讶的。其实,这并非笔者的创造发明,更不是有意标新立异。早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余永粱先生,在《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一文中指出:“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个传说“适足以知八卦与龟甲刻辞有相当关系,是传说者无意留下来的徽识”,这话很有见地。古代一班易学家无不以为《周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即是八卦取法于河图洛书的证据。什么是河图洛书呢?他们的解释虽有分歧,但都以为河图与龙马有关,洛书与神龟有关,都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笔者认为,所谓的龙马、神龟,在实际上即是卜骨和卜甲。《系辞传》的这段话,也只能以这个观点来解释,否则无论如何都是讲不通的。宋代以来儒家研究《周易》有心得者很多,却无人能说清八卦与河图洛书之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不过,欲使“河图洛书即是甲骨”为学术界接受,还须费些周折。 首先,要考察论定《易·系辞》的写作年代。余永粱说:“易、河图、洛书,都是汉人的一派说话。”郭沫若《周易之制作年代》、李镜池《周易探源》,并谓《系辞》作于秦汉之际。钱穆《论“十翼”非孔子作》亦力主《系辞》作于秦汉。张立文《周易思想研究》则以为“不会迟于战国中期”。考《晋书·束暂传》说,汲冢竹简有“《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杜预《左传集解·后序》也说:“汲郡汲县有发旧冢者,大得古书。《周易》上下经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是时仲尼造之于鲁,而未播之于远国也”。《系辞传》既然不见于汲冢古书,则非战国时人所作,已无疑义,因为汲冢墓主人人葬之时,已在战国末年。至于“仲尼造之于鲁而未播之于远国”之说,仅仅是“疑”出来的,是主观想象,未有实据。所以,笔者认为《系辞》作于秦汉之际的说法,论据较为充足。当然,写作成书往往晚于事实发生之年,也是常事,但是一般说来,终不至于相距太远。 其次,秦汉之际,有无甲骨出土之事,是必须探讨的第二个问题。1939年前后,卫聚贤《秦汉时发现甲骨文说》、何天行《甲骨文已发现于古代说》,相继指出,远在秦汉时代就有甲骨文发现。虽然,卫何二氏主要是根据安阳侯家庄殷代王陵有被汉朝人盗掘的痕迹来推测的,没有提出记载甲骨出土的文献。但是,笔者认为,尽管秦汉时期的人们还没有为了文物考古而挖掘甲骨的思想和行动。但不能排除甲骨自然出土的可能性,即以近代最早发现的甲骨文来说,也不是有意识挖掘得来的。正如,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序》所载:“光绪戊戌、己亥间,洹曲崖岸,为水所噬,土人得龟甲牛骨,上有古文字”。说明这次最早出土的甲骨,是靠流水的侵蚀作用而发现的。“崖岸为水所噬”,是古往今来常有之事,《吕氏春秋·开春论》曰:“昔王季历葬于涡山之尾,栾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即棺头)。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天故使栾水见之。于是,出而为之张朝,百姓皆见之,三日而后更葬”。按《战国策》、《初学记》、《论衡》等,皆有类似记载,说明此事并非虚构、虽然它只讲流水噬墓,没讲甲骨出土,却可以作为古代有甲骨出土可能的一条旁证。车频《秦书》载有这样一个故事:“高陆县(属陕西西安府,今西安东渭河以北)民穿井,得龟,大二尺六寸,背负八卦古字”(引自《水经注卷十九·渭水),这条记载表明,甲骨出的时代实际上比现代甲骨学家公认的要早得多。秦始皇造阿王宫、建地下宫殿,其规模之宏大,岂是穿井可比,在这些宏大的工程中,掘出周人弃置的甲骨,也是极为可能的。 还有更为令人注目的事,即出土甲骨与中药龙骨相关的史实(这显然与“龙马负图”之类的传说,有着相当关系)。罗振常《洹洛访古游记》云:“某年某姓犁田,忽有数骨片随土翻起,视之上有刻画,且有作殷色者,…其极大胛骨,近代无此兽,土人因目之为龙骨,携以视药铺…”加拿大人明义士《甲骨研究》也说:“在1899年以前,小屯人用甲骨当药材,名为龙骨。…北地久出龙骨,小屯居民不以为奇,乃以骨片、甲板,鹿角等物,或有字或无字,都为龙骨,当时小屯人认为,字不是刻上去的,是天然长成的,并说有字的不好卖,刮去字药店才要”。这些资料,明白告诉我们:把甲骨称为龙骨当药材使用,由来已久。久到什么时代呢?笔者认为,不会晚于西汉初年。因为古代《本草》关于龙骨的记载,与现代甲骨学文献相互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例如,汉《名医别录》:“龙骨生晋地,川谷及大山岩水岸,土穴中,死龙处”。三国《吴普本草》曰:“龙骨生晋地,山谷阴,大水所过处,是死龙骨”。此言龙骨产于晋地,恰与1954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洪赵县周代遗址发现刻辞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4期)相吻合;龙骨出于“大水所过处”,与王国维所说“崖岸为水所噬”土人因得甲骨之事,亦相吻合。由此可见,早在汉代甲骨出土已非罕见,可惜那时的医药学家缺乏历史文物的观念,不知道这种龙骨即是甲骨,而研究《周易》的学者,虽认得甲骨并据甲骨上的灼兆和刻辞,作过修订补充《周易》经传的工作,却偏要故弄玄虚,把甲骨称为“河图洛书”,说什么“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样,就给后人了解《周易》经传的历史沿革,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根据以上考察论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肯定《周易·系辞》的“河图洛书”即是出土的甲骨,然而,“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段话本身,学术界至今还有争议,比如,有学者说:这段话“不是《系辞传》原文,而是后人窜入的。因为上文‘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是承“莫大乎蓍龟’来说的。这里的“天生神物,分明是指蓍龟。上文已经说“天生神物,圣人则之’,怎么又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呢?不但语意重复,自相矛盾,而且“河图‘洛书’是什么东西,在《周易》中连个影子也看不到,则所谓‘圣人则之’是则什么呢?”笔者认为这种以“语意重复,自相矛盾”为理由,而不承认“河图洛书”是《系辞传》原文的看法,是十分片面的,但是,他提醒我们,应该把上述结论,放到《系辞传》里去,看它能否讲通,倒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看到《系辞上传》原文,在“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前,还有“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等话。这前后四句,无疑都是讲八卦来源的。“天生神物,圣人则之”,是说八卦源于揲蓍灼龟ト筮之法的。“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和“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则是与《系辞下传》的“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恰是一个意思(换句话说,这三句话是相互重复的)。合而观之,《系辞传》之说八卦来源者,凡有三说,而又互不相容,彼此矛盾。所以,李镜池说:“《系辞》上下,杂乱繁芜,显然是汇合诸作,不出一人……是后人编纂论《易》诸作的碎语,及增以新材料而成,并非系统之作”。正因为它原本就不是有系统的一家之作。所以,《系辞传》既言“圣人效之”又两言“圣人则之”,就不妨理解为《易经》八卦的三个发展阶段。最初的八卦,取法于天地变化,那时与蓍龟尚未发生关系;后来,产生了蓍龟卜筮之法,且与八卦结合了,于是才有“天生神物,圣人则之”的话;再后来,由于社会变迁,农业逐渐发展,而畜牧业渐渐衰减,甲骨的供应成了问题,甲骨卜筮之法到了秦汉之际,已很少使用,基本上已被废弃了,与此同时却发现了前人卜用的甲骨,这时的易学家不能亲自实践灼龟刻骨的卜筮,只好去研究出土的甲骨上的兆枝和刻画,对《周易》经传作些修订充实的工作,所以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河洛是泛指周人居住过的地区,不必指黄河和洛水,图书则指出土的甲骨,甲骨上的钻灼裂纹即兆枝,被称为图;刻画在甲骨上的卜问记录和数字组成的符号,就称之为书。现代考古学家公认,甲骨上的数字符号既是当时揲蓍结果的记录,又是扑画卦之依据。总而言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句话表明:由八卦相重而为八八六十四卦,并进而讲究三百六十四爻,这样一个过程,是跟甲骨刻辞的再研究有着相当密切关系的,而“河图洛书”则是秦汉之际易学家们替甲骨起的别名。 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西汉末年和东汉时期的儒家,已经不懂得河图洛书即是甲骨的别名,却又必须对“河出图,洛出书”作出解释,于是就产生了许多牵强附会的说法。例如,《汉书·五行志》说:西汉末年“刘歆以为虑戏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本来《周易·系辞传》以河图洛书均是画卦之本,而刘歆硬是把洛书送与夏禹,提出了洛书为《洪范》之本的说法,很显然是刘歆凭空杜撰的。所以,唐代学者孔颖达《尚书正义》明确指出:“龟背洛书,经无其事”。盖《尚书·洪范》但云:“天乃锡禹洪范九畴”,而所谓“九畴”,即是:“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政,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既无“赐禹洛书”之说,九畴之中亦无“洛书”之名,可见洛书是洛书,九畴是九畴,两者原非一物。自从刘歆提出《洪范》原于“洛书”之后,班固撰《汉书》时即信以为真,并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所谓天乃锡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对此,孔颖达也略有微词,说“不知洛书本有几字,《五行志》悉载此一章,乃云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计天言简要,必无次第之数”。既然是上帝赐下来的天书,怎么会那样噜苏?这话说得很有力量。接着又指出:刘焯及顾彪以为最初只有三十八字,刘炫则以为只有二十字。表达了他对刘歆、班固之言的不信任态度。我们不但不信,而且还要明确指出、刘歆根本不懂“河图洛书”与《周易》的关系,也不懂《周易》与《洪范》之原则区别,强作解人,横生枝节,搞乱学术家派,把后学引入歧途,给《易·系辞传》和《尚书·洪范》的理解,制造了障碍,增添了麻烦。如果说,刘歆在帮助其父刘向整理先秦文献工作中的功过较难论定的话,那么,在“河图洛书”注释上的错误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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