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造就了开明书店

事实上，在办《新女性》杂志的同时，章锡琛就已经开始从事出版图书的工作了，虽然为时非常短暂。那么，在此期间，章锡琛有没有挂过“新女性出版社”的牌子？据许杰回忆是挂过的，而且就在后来大名鼎鼎的创造社隔壁不远。“记得当时，‘新女性出版社’的牌子，就挂在宝山路三德里几号门牌的门口。” 

就在这时，郑振铎为了帮助章锡琛，又把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周报》和“文学研究会丛书”拿来，打算交给新女性杂志社印行。但是，如此一来，由新女性杂志社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大家感觉到，这些书刊的内容，“超出了新女性社出版的范围，有必要另定一个书店的名义了。” 

时势逼人。不知不觉地，章锡琛又站在人生的一个重要关口上了。

创办一家书店，是章锡琛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关口之一。在这个时候，又一次地，我们看到了章锡琛好友胡愈之的身影，听到了胡愈之的声音：“那时主张创办最力的，是胡愈之、吴觉农两先生，尽力帮助创办的是有钱经宇、郑振铎诸先生。” 胡愈之，又一次扮演了章锡琛人生指路人的角色。叶至善的回忆也证明了这一点：“其中出力最多的，要数胡愈之先生了”，“在筹备过程中，胡愈之先生为制定编辑方针汇集书稿出了不少力；可是他谦逊地说，他只在印刷和发行方面帮过一些事务性的忙。” 

新书店取一个什么名字和招牌？章锡琛颇费思量。最后，还是朋友们帮了忙，“孙伏园据‘开宗明义’之意，取名‘开明书店’，并书写了招牌。丰子恺设计了店徽。” 章锡琛自己在1946年双十节举行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会时，作《关于店史的报告》时说：“至于开明这个店名，是孙伏园先生取的，第一块招牌也是孙先生写的。”他还提及给新书店取名时的一个小插曲：“在取名的时候，不晓得四五十年前已有一家书店名叫开明，好在那家书店早已停办，虽店名和它暗合也无关系。”原来，章锡琛的开明书店，只是历史上的第二家，当然，也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开明书店。历史上的第一家“开明书店”，由夏颂莱于1902年创办。

章锡琛的开明书店中的“开明”二字，来自“开宗明义”，是孙伏园的创意；后来广为人知的“开明书店”四字店招，出自孙伏园的手笔；开明书店的店徽，来自丰子恺的设计。关于孙伏园书写店招，开明书店当时的员工之一王燕棠回忆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孙伏园从汉口来，章先生请他写开明书店门市部招牌字（店名也是孙取的），次晨他铺纸挥毫，其运笔神速，围观的几为咋舌。” 

孙伏园（1894－1966），原名福源，字养泉。系章锡琛的绍兴老乡。现代散文作家、著名副刊编辑，在新闻学上有民国“副刊大王”之称。早年曾在绍兴山会师范学堂学习，这也是他和章锡琛最早的交集之一。同时，孙伏园和章锡琛一样，也是文学研究会成员，是鲁迅兄弟的好友。这样的交谊，使得孙伏园愿意为章锡琛创办书店出力，也使得章锡琛能够听从孙伏园的建议。

给开明书店贡献四字店招并题写店名的孙伏园，当时正应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林语堂之邀，赴该校出任编辑部干事，兼任厦门南普陀寺附设南佛学院教职。当时，鲁迅也在厦门大学任教。事实上，史上的孙伏园并非以书法驰名，但之所以章锡琛仍请孙伏园来题写店名，当然是因为创意在彼的缘故。

然而，也有回忆文章指出，“开明”是鲁迅取的名。吴觉农作为开明书店的创办人之一，就回忆说：“关于用‘开明’二字作为书店的名称，一说是孙伏园起的名，据我记忆，章锡琛曾同我说，是鲁迅先生给取的名，有待再考证。” 章家后辈章士宋也持此说：“开明书店的名称由来，有不同的说法，据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史料记载，是鲁迅取的名”。

书店的招牌有了，那办书店的资金从哪里来？

主要来自于章锡琛的积蓄，包括他从商务印书馆离职时的补偿金、他本人拥有的“十几股的商务印书馆股票，也卖掉了作为资本”。离职补偿金占了大头，但具体数目是多少，并无准确数字，莫志恒说有“近两千元” ，唐锡光说有“二千元左右”，王知伊说“大概拿了一、二千元”。章锡琛自己也未说明数目，总是用“一点退奉金” 来含糊其辞。总的来看，估计其离职补偿金应为2000元左右。

其次来自于章氏家族的支持，特别是章锡琛的亲兄弟们的积蓄，比如其二弟章锡珊就拿出了自己家的全部积蓄。章锡珊，原名锡汕，字雪山，生于1891年，小章锡琛一岁半。1917年，时年26岁的章锡珊经章锡琛介绍，参加商务印书馆的入职考试。“我去投考，结果被录取了，我便在中秋节相近进了商务。待遇是月薪二十六元。”一年后，章锡珊受商务委派，到商务印务馆奉天分馆从事司账兼出纳的工作。章锡珊在奉天分馆干得很好，不仅有了收入，还把妻子和小孩接到了奉天。章锡琛创立开明书店缺钱，章锡珊就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缺人，“营业上没人主持，我终于决然辞职，携了妻和五个儿女回到上海”，章锡珊放弃了个人的职业前途，拿出了个人的全部积蓄，全心全意地来帮助章锡琛和开明书店。三弟章锡淦“在开明也投有股份”，就连其妻的嫁奁首饰也卖掉了。果然是打仗亲兄弟。事实上，章氏家族几乎是举全族之人力财力，合族支持章锡琛创业。二弟章锡珊、三弟章锡淦之外，四弟章锡瀛、五妹章懿、六弟章锡洲等纷纷以自己的方式支持或加入开明书店，“叔伯们早年背井离乡，都在大伯创办的开明书店任职”，“大凡章氏宗族以及三亲六戚，至朋好友，或多或少的都投资入股，而且又大都进开明供职服务，成为同心协力的同仁。”所以，说开明书店在创办初期，是“兄弟书店”或家族企业，恰如其分。

第三个资金来源，则是朋友们的帮助。帮助的方式也有多种，一种是直接出现金：“少的五块十块，多的也只有几十上百块。” 钱歌川是天字第一号股东，因为他是第一个赞助的人。他投入了500元，恐怕也是朋友们中投入现金最多的一位：“我是第一个赞助的人。这样说并不是我妄自夸口，而是有真凭实据的。因为我拿到的是开明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天字第一号的股票”；一种是不要稿酬，将稿酬作为入股资金：比如汪静之，“我就把反封建礼教的小说《耶稣的吩咐》交开明书店出版，随后又交了诗集《寂寞的国》，两书都不马上支稿费，出版后也不取版税，而把版税全部入股，算是表示支援”，“这是我第一次当股东”。比如章克标，“就以稿酬版税移作投资股金，也算书店开初的赞助人之一了。” 在开明书店创立时，出钱出力帮助章锡琛的朋友，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商务印书馆的老同事，如胡愈之、周建人、王伯祥、周予同、徐调孚、顾均正等；二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如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赵景深等；三是立达学会的会员，如夏丏尊、匡互生、朱自清、朱光潜、刘薰宇、刘叔琴、丰子恺等。当然，其中有些朋友，以上三种身份兼而有之，比如叶圣陶，再比如章锡琛自己，既是立达学会会员，也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也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联络这三个方面的朋友，来帮助他创办开明书店。上述的朋友中，在开明书店创办时期，只是从旁襄助，此后则或早或晚亲身加入开明书店，成为编辑，如赵景深、徐调孚、顾均正；甚至成为其中的灵魂人物、中坚人物，如夏丏尊、叶圣陶。

办开明书店时的资金总额，未见准确记录。肯定不多，大致在几千元左右。当时或以后各人的回忆也众说纷纭。叶圣陶“听说资金只有两千来块钱”，唐锡光回忆“当时的资本大约五千元”，章士敭说“筹集2000元资金”，宋云彬说资本“不过四五千元”。如今，学术界基本认同的结论是5000元。

当时各大出版机构初创时的资本总额，大致也在这个水平上下。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创立时，资本为3750元，与29年之后才创办的开明书店的资本总额大致相当；亚东图书馆于1913年成立时，启动资金只有2000元；世界书局于1917年创办时，启动资金也只有3000元；正中书局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拨款开办，这么大的来头，其开办费也只有5000元。当然也有例外，中华书局于1912年创办之初时十分阔气，股本为25000元，是开明书店的5倍；大东书局则更进一步，1916年由吕子泉、王幼堂、王均卿、沈骏声创立时，资金为30000元。但商务印书馆、亚东图书馆、世界书局、正中书局的启动资金额不大足以说明，小本钱也可以办成大书店，5000元资金对于刚刚开办的开明书店来说，基本够了。

这5000元中，到底是由哪些人凑起来的现金？可以大致列出一个股东名单：章锡琛（出资约2000元）、章锡珊及章氏家族（出资额不详，但应不少于1000元）、钱歌川（出资500元），还有夏丏尊、刘叔琴、丰子恺、吴觉农、郑振铎、周建人等人，出资额均不详，“少的五块十块，多的也只有几十上百块。”章锡琛，是此时开明书店当然的大股东，开始被人称为“章老板”。

钱君匋回忆，当时“章锡琛自任经理，其实是个独资老板，所以后来凡和他相熟的人，都戏称他为‘章老板’。” 而据说，“章老板”这个称呼，是郑振铎在一次朋友聚会时第一个戏称的，从此就叫出了名。

1926年8月1日，章锡琛在宝山路宝山里60号家中挂出了“开明书店”的招牌，开明书店从此正式创立。这一天，同时也成为了中国出版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日子。

上海宝山路宝山里60号，成为了“开明书店创业的第一个店址。因自办发行，所以它还是第一个书店门市部。” 

“章老板”在开明书店的初创时期，麾下的员工不多，不到十个人。在这一时期，先后进入开明书店工作的人分别有：赵景深、钱君匋、王蔼史、王燕棠、陈云裳、吴似鸿、汪曼之、索非、韩希贤、赏祥麟、郑××。“大家融和在一起，亲如一家，干劲很足。编校人员和发行人员连在一起，也不到十个人。” 

“那时候，郑振铎、赵景深、钱君匋、索非、孙怡生几位先生帮助编辑、校对、装帧、发行等业务工作，一起住在我家，一同吃饭。人少事杂，生活艰苦，朋友来了也不分彼此，都把开明当成自己的事业，大家干得挺有劲。” 章锡琛子女们这一回忆场景，可以看作开明书店在初创时期，类似家庭作坊式工作状态的一个缩影。

据钱君匋回忆，初创时期的员工，具体分工是：“章老板总管一切业务，兼编《新女性》月刊，赵景深分管来稿的审阅，索非分管出版印刷，王蔼史分管校对，我除分管音乐美术外，还要设计书面，王燕棠稍后进店，代替了去南洋教书的王蔼史，陈云裳协助他，郑××协助索非。我们这几个人配合得很好，出版发行了很多受读者欢迎的好书。开明书店也从一粒小小的种子，发芽生长，一帆风顺地成为一家中型的进步书店。” 

 创业初期的员工中，最为重要的是赵景深。赵景深（1902-1985），浙江丽水人，是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著名作家、戏曲家、小说史家、现代文学史家、编辑家、翻译家和语文教育家。“喜欢用紫色墨水写稿的赵景深”，是开明书店的第一任总编辑，任职时间是1927年秋到年底，时间不长。赵景深在任总编辑期间，除了编辑书籍以外，还“受总经理章锡琛之托，约友人徐调孚、顾均正、钱君匋等也到开明来任编辑。” 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开明书店的骨干。赵景深这一任总编辑在挖人方面出力不少，但在出书方面贡献不多。由于任职时间短，他甚至没有提出一个开明书店编辑出版的指导方针出来。而且，他不久就因个人计划专译柴霍甫短篇小说，在年底辞职，结束了总编辑任期。后来，他翻译出来的柴霍甫短篇小说集共八卷，于1929年由开明书店出版。

钱君匋是开明书店的第一位美术编辑。钱君匋（1907-1998），浙江桐乡人，著名书法家、画家、篆刻家、书籍装帧家。钱君匋从上海艺术师范毕业以后，先是担任教师，与章锡琛并不相识。钱君匋经常向《新女性》投稿，“由于投寄音乐稿件的关系，我和章锡琛经常书信往来，成了极熟的朋友”，“章锡琛从其投稿看到他有才能，就去信从浙江把这位从未谋面的人请来上海开明书店做美术、音乐编辑”。钱君匋“除装帧书籍之外，还编辑音乐读物。”“他设计的封面别具一格，很新颖，也很美观，不但有助于开明的出版物打开销路，而且也促使各书店都重视起书籍装帧来”。七年之后，钱君匋到澄衷中学等学校重执教鞭，离开了开明书店。

关于索非，唐锡光回忆：“索非在开明的时间比较长，在抗战胜利后才离开。他很能干，编校、出版、发行等工作都做过。他会世界语，开明出版的世界语书籍是他编校的，稿子也是他介绍来的。他和巴金很熟悉，巴金的作品，也是他介绍给开明出版的。后来他自学成了个西医大夫，写过三四本医药卫生的小品集在开明出版。用文学的笔法，写医药卫生方面的科普读物，索非也许是第一个吧。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迁居台湾”，由此离开了开明书店。同事宋云彬对索非的记忆则是：“索非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思想不健康，但年青力壮，干劲十足。他除了看稿、校稿；还要跑印刷厂，有时候还帮助做饭。” 

王燕棠进入开明书店的时间稍晚一些，时在1927年5月21日。其亲笔记录当时进店的情形是，“当时另有韩希贤（章先生的中学同学，后结儿女亲）为校对，和会计章雪舟同在前厢房工作。客堂间发行部，由孙怡生带二个学徒，打包很忙，确已出书不少。是年秋，辟客堂楼为编辑部，同来的赵景深、钱君匋、索非、王蔼史，其中王和韩及我一起校对，章先生自在里间前厢楼。同年冬，王蔼史、赵景深先生离去，陈云裳接替校对。” 

创业时期的员工，总共不到十位，而其中的赵景深、钱君匋后来都卓然成家，索非也成就不菲。其余诸人，亦未闻有败德败业者。由此可见章锡琛善于识人、善于用人。章锡琛个人的这一特点，在开明书店以后的发展中会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此时只是小试身手而已。其实，直到今天，企业管理者最大的本领，仍然是识人、用人。章锡琛作为开明书店的“老板”，有了这个本领，使得企业的健康发展有了更大的保障。

这一年，章锡琛整整37周岁，正当盛年。此时，初步具备了创业基础的章锡琛本人，完成了自己的一次人生蜕变。这个蜕变如此之大，以至于朋友们都感受到了：据叶圣陶的观察，“雪村先生在商务的时候非常拘谨，几乎不苟言笑；离了商务性格突然一变，生活上颇有点儿放浪形骸，事业上好胜心极强，处处刻意创新，想方设法挤进商务、中华等大出版家的行列。” 回想14年前，章锡琛还是一个怯生生地敲开杜亚泉办公室大门求职的绍兴乡下小伙子；而14年后，职业的历练、岁月的磨砺，章锡琛变成了一个颇有追求的中年人，一个颇具条件的企业管理者。

巧合的是，章锡琛出生在8月，他一生最大的事业——开明书店也是在他人生第37年的8月起步。而且，在这一年，章锡琛除了催生了一家开明书店以外，还收获了女儿章士文的出生。人到中年，立家立业，喜事频传，兆头极好。在这样的氛围下，开明书店，扬帆起航了。

在中国出版史上，商务印书馆创立于戊戌变法时期，中华书局创立于辛亥革命时期。而开明书店，则是“五四”运动的产物。虽然开明书店成立于1926年，距离“五四”运动的1919年已达7年之久。但仍然可以断言，如果没有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不会有1926年的章锡琛，更不会有章锡琛创办的开明书店。

这也是包括章锡琛本人在内的开明书店同仁的共识。章锡琛自己就指出：“五四运动以后，商务的几种杂志，被‘新青年’派骂得体无完肤”，“在新思想运动中，妇女问题也成为当时热烈讨论的一个部门”。正是在这个热烈的讨论中，章锡琛的思想得到了洗礼和革新，他“急来抱佛脚，不得不从图书馆里找出几部日本书阅读，东抄西撮写一点文章来应市”，结果是“居然也博得一般读者的好评，甚至于有人当面把我捧做妇女问题的专家”。可见，“五四”运动，让章锡琛脱胎换骨，从思想上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才使得他由《东方杂志》到《妇女杂志》，再到《新女性》，最后创办了开明书店。

王知伊指出：“开明书店立店于商务、中华之后，她诞生的历史背景不同于商、中，她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产物。” 章锡琛的同事宋云彬把这种因果关系表述得更加直白：“开明的产生，完全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没有五四运动就不会有人提出妇女问题来讨论，那么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先生，就不会因为谈新性道德和办《新女性》杂志而被商务印书馆解职，他将一辈子在商务当个编辑；而同时在五四以前，像开明这样的新型书店根本办不起来，即使办起来了，也不可能发展，更不可能长期存在。” 

“五四”运动，造就了章锡琛，也造就了开明书店。

【选自《中国出版家·章锡琛》（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文字略有调整）】

作者简介

章

雪峰，历史写作者、出版人、编审，现供职武汉。主要写作方向为隋唐史、出版史。已出版《中国出版家·章锡琛》（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唐诗现场》（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隋唐韬略》（合著，崇文书局2018年1月）、《一个节气一首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11月）、《藏在节日里的古诗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其中，《唐诗现场》已由台湾好读出版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1日出版繁体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