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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03年，魏斯、赵籍、韩虔三位晋国权臣的势力渐强。此时的周天子虽然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则却没人把他当回事。眼见强臣跋扈，他只能顺其所好，给他们加官进爵，封他们为一方诸侯。 数十年过去，这些诸侯的子孙们把晋国的国土也给瓜分了，只留给国王晋幽公一片芝麻大的土地（即便这样也算给足面子了），晋国名存实亡。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的故事。 1/6《资治通鉴》仅仅是一本历史书吗？ 一千多年后，北宋的司马光把这个故事写进了《资治通鉴》，并作为这本伟大的编年体史书的开篇。通常认为，“三家分晋”是中国从春秋争霸步入战国时代的转折点。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并没有按照传统史学家的思路，从什么三皇五帝，或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说起，却偏偏选中这一事件为开头，究竟是为什么呢？ 司马光 众所周知，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当年他在党争中败给了王安石，辞官回乡，在家一呆就是十五年，“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将全部精力用于写就这部皇皇巨著。 司马光写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未来的皇帝充当教材。所以，写历史并不是他的初心，司马光更希望的，是皇帝能通过这本书鉴往知来，吸取教训，远离身边的小人。 今人读《资治通鉴》，很多人只把它当做历史故事来读，却很少意识到，它其实是一本政治教科书，作者想要告诉你的，远不止历史那么简单。 2/6 令孔子向往的朝代 说起春秋战国，我们必须回到它的源头——周朝。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朝代之一，统治时间长达八百多年。今天的中国人，对周朝其实很陌生。 我们主要是通过儒家经典，了解到这个朝代的。孔老夫子赞美周朝，推崇周朝的制度，后世的儒家也把周朝捧为治世楷模。总之，周朝在史书典籍里头是神一般的存在。 然而，只要稍微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周朝到了中后期，周天子不过是一个摆设，早就失去了对天下的控制。到后来更是被诸侯们所胁迫，连发号施令的资格也没有了。所以，周朝能够“续命”那么久，并不是因为自身有多强大，而是当时的诸侯暂且没这个胆子，或者没这个魄力，把孱弱的周天子赶下台罢了。 不过，在一开始的时候并非如此。想当年周武王定鼎天下，分封诸侯，大伙还是挺听话的。周武王把土地分给一起打天下的亲戚和弟兄们，未经他的允许，谁也不得擅自扩大领地。所以从名义上，全天下的土地都是周王的，正所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些诸侯虽然获得了不少土地，但他们真正能够掌控的，仅仅是一座城而已。所以对早期的诸侯而言，城邦就是他们的全部，一座城，就相当于一个国家。城内的人叫做“国人”，城外的人叫做“野人”。 西周时期，诸侯们尚能相安无事。这一方面是因为各自的实力还不够强大，另一方面则由于宗法制的约束，大家毕竟是亲戚，如同一个大家族里的兄弟姐妹。而周王室呢，就相当于大族长，讲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3/6 礼崩乐坏的时代 但正如俗话所说的：“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认不到”。随着诸侯的子孙越来越多，他们彼此的感情便愈加淡薄，逐渐就开始六亲不认了。更糟糕的是，周王东迁至洛邑之后，周天子的领地小了许多，在古代，土地就意味着话语权，曾经的周天子“王畿千里”，现在却连“百里”都没有了，而且还是诸侯们施舍给你的。这样的天子，还指望别人怎么尊重你呢？ 周王室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西周时期，王室不仅是天下共主，还负责为各地诸侯抵御西方部落，比如犬戎的进攻。可自从王室东迁后，昔日的保护人成了被保护人，难免看人脸色。而诸侯则在王室领地的周边大肆扩张，他们打着征服蛮夷的旗号，四处开疆扩土，所占领的土地，也远远超出了当初受封的权限。久而久之，诸侯们的利益冲突日趋尖锐，竞争的游戏规则也不得不改变。 王道衰微后，中国迎来了春秋时代，齐桓公作为第一代霸主，其后相继有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主，这是我们从初中起就熟悉的。 齐国位于山东，其先祖乃太公望吕尚。晋国统治者是周王室后裔，本来以山西为根据地，后向南扩张，占据了今天中原地区的核心地带。 从齐桓公到晋文公，两者有个共同点，虽身为霸主，但他们对于周王室，总体上还是比较尊敬的，不曾做出什么僭越的事情。 不过，由于晋国的地理位置，它不得不面对西方的秦国，和南方的楚国这两大强敌。尤其是楚国，诸侯之中，属楚国的地盘最大，国力最盛，楚国与齐晋两国频频交战，楚国甚至一度从湖北打到河南。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了齐晋两位霸主尊奉周天子的重要原因，在时人的观念里，华北是天下中心，齐晋拱卫周天子，师出有名。而楚国地处偏僻的南方，被中原诸侯视为边缘旁支，没有问鼎的资格。 对晋国形成威胁的另一个国家，是新兴的秦国。早在晋惠公执政期间，晋国曾被秦国击败，还割让了黄河以西的领土。这件事对晋国统治者的打击很大，战争的残酷使他们意识到，若想战胜邻国，就必须解决两个棘手的问题：财源与兵源。 所以，自战争失利后，晋国的统治者就鼓励人们去开垦荒地，这些开发者即包括住在城内的“国人”，也包括城外的“野人”，随着土地的扩张，晋国就能向新开垦的土地征税，还从拓荒者中征召士兵，壮大自己的军队。 除了以上这些举措，晋国所做的另一项制度创新，是在新开垦的地区设立郡县，由国王直接管理。没错，这就是后来秦郡县制的雏形，而最早的实践者不是秦国，而是晋国。 4/6 打造国家机器 晋国国君为何要直接管辖土地？理由很简单：征更多的税。 过去，诸侯在各自的地盘上，实行着周朝封建制的统治方式。国王把土地封给亲戚或功臣，他们在领地上享有很大的自主权，有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二次封建”。在这一制度安排下，统治者比较省心，只需要坐地收租就行了。但如此一来，他能征到的税也不多，毕竟，谁愿意把兜里的钱掏出去呢？ 晋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一方面是依靠内部杀戮，清洗了大量公室宗亲。另一方面则通过鼓励开垦新地，扶植了不少血缘较远的“卿族”。所谓卿族，就是晋国统治者的远支亲戚，还包括一些外姓家族。日后，这些卿族逐渐成为影响晋国政治的中坚力量。 当然，公室与卿族之间的斗争是个漫长的过程。到了晋文公时期，开始实行三军六卿制。所谓“三军”，即指上中下三军，而六卿是管理三军的长官。当初晋文公流亡外地时，主要是依靠这些外姓“卿族”的支持。作为回报，晋文公让其中的十一个世族把持军队，并且轮流执政。 晋文公设计这套制度的初衷，是想让国家的发展成果与贵族们分享，从而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然而，这也引起了贵族与公室，乃至贵族与贵族之间的长久争斗。晋文公死后，晋国公室的地位每况日下。半个多世纪后，晋国的政治已完全掌握在六大卿族的手中。 其实在其他国家，也发生着类似的故事。原先的公室成员，纷纷被新崛起的贵族杀害，而各国的统治者则效法晋国，将原有的“二级封建“秩序逐一打破，尝试建立动员力量更强的集权统治。 5/6 三家分晋 在长期的政治内耗中，晋国终于走到了尽头。公元前455年，晋国幸存的三个大家族——赵、魏、韩瓜分了智氏的土地，建立了各自的政权，它们分别成为了后来的赵国、魏国与韩国，春秋时代宣告落幕。 三家分晋后，三国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威胁。尤其是魏国，三国之中，属魏国实力最强，故也承受着较大的军事压力。摆在魏国面前的路很尴尬，它夹在赵韩两国之间。赵国可以向北扩张，韩国能够向南扩张，而魏国只能向东西两侧进攻，两头都不是好惹的主，尤其是秦国，魏国难免得去啃这块硬骨头。 所以，魏国的首要任务，是把自己从传统的封建国家，变成集权化的官僚国家。只有这样，才能和四周的强敌抗衡。所以在各国之中，魏国率先采纳了法家的建议，魏文侯当政期间，任命李悝为相，实行变法。 李悝变法的核心，是取消贵族对统治阶层的垄断，用能力考核来选拔官员。另外，李悝还取消了井田制，对士兵进行考核与奖惩，以提升军队的战斗力。经过李悝变法，魏国逐步完成了向官僚制的过渡，并称为战国之中，第一个享受“改革红利”的国家。
改革家李悝 魏国的崛起，让诸侯们找到了一把促进国家富强的“钥匙”。即通过变法，强化君权统治与社会动员能力。法家思想得到了各国君主的推崇，它的实质是一种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即用物质激励打破原本有宗族、礼法、血缘所维系的秩序，调动全民建功立业的积极性，并为君主所利用。 随着李悝变法大获成功，各国在发展路线上取得了共识。眼下他们要解决的，不再是国家该往何处去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的问题。既然富国强兵是大家唯一的目标，则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实现这一目标者，便能成为最终的赢家。 至于结局我们都知道了，战国七雄之中，由于秦国贵族的势力最小，较少受到宗族、礼法和血缘关系的羁绊。加上秦国地处偏远，民风彪悍，历代君主把商鞅改革一以贯之加以实行，成就了统一大业。 6/6 总结 然而，秦帝国崛起的源头，其实在魏国，或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是在晋国。 常年的征伐，让地处“四战之地”的晋国，率先抛弃了“礼乐仁义”的道德规范，毅然选择了一条功利主义的道路，或者用政治学术语来说：国君用“工具理性”替代了“价值理性”，将社会打造成一台生产机器，而不再是一座田园牧歌式的“大家庭”。包括铲除公室、扩张领土、郡县管辖等措施，它们让国王不再是臣民们的大族长，而是成为国家的总司令，总指挥，是全体国民的CEO。
不过，发展的成本是巨大的。变法让各国尝到甜头的同时，也使它们陷入到了“囚徒困境”之中，不改革，你就会被他国兼并。而一旦实行改革，你就必须征伐四方，消耗更多的人力物力，而最终你得到的，可能少之又少，甚至得不偿失，因为你的对手比你更拼命，更凶狠，更不怕死。 “三家分晋”作为战国的开端，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开启了一个可怕的逻辑链条，激情、野心、权力和欲望被彻底释放，并注定了这场残酷竞赛的结果，只能有一个赢家。所以，司马光才会把“三家分晋”，作为治乱分野的起始，当游戏规则改变的时候，舍王道而取霸道，将使多数人从牌桌上出局，并付出相应的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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