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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结果为什么会失败?历史意义和教训是什么?

 人之意 2020-03-11

明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上自皇帝、贵族和大官僚,下至一般地主都拚命兼并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明朝万历末年,接连对后金贵族作战,在本来赋税沉重的基础上,又向农民加派辽饷,连糊口都难以做到了。崇祯时,明朝政府甚至把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都加派到农民头上,连续增加了所谓“剿饷”和“练饷”,迫使农民倾家荡产也交不完“皇粮国税”。当时陕北地瘠民贫,天灾人祸尤其酷烈。明朝万历帝以来,旱灾、风灾、蝗灾、霜灾连续发生,常年庄稼颗粒不收,逼得人民流离失所,竟以树皮、草根和观音土度命,黄土高原赤地千里,

“死者枕籍,臭气熏天”。

朝廷欠饷,边将克扣,兵卒饥寒交迫,不断逃亡和发生兵变。明朝财政亏空,大量裁减驿卒,致使大批驿卒失业。于是农民、兵卒、驿卒不堪忍受明朝的残暴统治,纷纷聚众起义和踊跃参加起义队伍。

李自成的起义军获胜后最终失败。

1629年(崇祯二年),李自成跟士卒一道,发动兵变,杀死参将王国,加入了农民起义军的队伍。这时,李自成才二十三岁。后来,李自成在闯王高迎祥部下当闯将,作战英勇,并有韬略。1636年(崇祯九年),高迎祥牺牲,其部众一致推举李自成为闯王,他毅然担负起领导农民起义的重任,转战于甘肃、陕西各地。

1643年(崇被十六年)3月,李自成在襄阳初建革命政权,设官分职,他称“新顺王”。1644年(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于陕西西安正式建立政权,建国号为大顺,年号为永昌,扩大了在襄阳时建立的政权组织。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对明朝腐朽政权发动了总攻击,以雷霆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太原、大同、宣府、居庸关,直插北京城。就在这一年3月19日凌晨,农民起义军攻送内城,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走投无路,在景山上吊自杀。这天中午,李自成头戴毡笠,身披缥衣,乘乌驳马,威风凛凛,神态自若,在人民夹道热烈欢迎声中进入北京城。

从此,结束了统治劳动人民二百七十多年的明王朝,取得了农民革命的巨大胜利。起义军获胜不久,又很快失败了。致使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退出北京,转战各地。于1645年4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地方,亲自率领二十八人上山巡察,遭到当地武装的袭击,壮烈牺性,李自成牺牲时年仅三十九岁。

这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了,其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历史局限性。

李自成领导的明朝末年农民起义,与以前历次爆发的农民起义一样,参加者主要是个体小生产者,不是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虽然提出了“均田免粮”的革命纲领;对革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废除古代土所有制和古代社会关系的一整套具体方案。同时,他们还不可避免地在政治上、军事上犯严重错误,没有清楚地看到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后,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并不甘心自已的失数,还想方设法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而以李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在夺取政权后,对反动的明朝官吏和大地主镇压不彻底,有的混进革命队伍隐藏下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农民起义军在长期的战斗过程中,采用“流寇主义”的流动作战方式,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过分地相信军事力量,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单纯的军事观点,很容易被敌人攻破,致使革命成果得而复失;不能取得最终胜利。这是古代社会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其次,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短暂胜利后骄傲自满。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占北京以后,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产生了太平麻痹思想。农民军重要将领刘宗敏,铁匠出身,作战骁勇,意志坚决。

自从进入北京后,开始过着腐化生活。农民军首领之一的罗汝才,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妻妾成群,住进深宅大院,过着笙歌燕舞的奢侈生活,李自成曾批评他是“酒色之徒”。农民军领袖李自成还保持艰苦朴素作风,头戴白毡帽,身穿蓝布上马衣拒腐蚀,严要求,表现出这位农民起义军领袖的高贵品质。

可是,他没能扭转当时一些起义军将领的醉心享乐;厌倦斗争的不良倾向。这样,就太大削弱了农民起义军的战斗力量,影响了人民对起义军的满腔热情支持。当时起义军内部混进来的牛金星等大,他们不但纵情享乐过着腐朽魔烂的生活,而且还乘机扩大自己的特权,以宰相自居,倾轧弄权,阴险毒辣地在起义军内部进行挑拨离间、造谣中伤和进行破坏活动,引起了农民起义军自身的严重分裂,给革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再次,农民军轻敌思想非常严重。

他们占领北京后对于贵族势力卷土重来,关外满族贵族伺机入关的严重形势缺乏应有的警惕和果断行动。起义军进军北京的时候,“兵马随到随行,印官降者,视事如初”明朝官兵投降的,也不重新整顿改编。他们派往京畿、山东、河南的地方官,只是带着一纸文告和少数兵卒上任,掌握不了地方实际控制权。农民军首领还认为“江南可传檄下也”,对各地结寨负隅顽抗的地方武装更是熟视无睹,没采取严厉镇压措施,后患无穷。

他们对投降的明朝将领姜骧、唐通等人,无原则地信任,仍让他们守卫宣府大同榆林等边疆要地。当李自成率领农民军退出北京,转战山西、陕西等地作战,抵抗清军时,由于姜骧、唐通等人的叛变投降清军,使起义军腹背受敌,损失巨大,不得不节节后退,最后放弃据守关中,南下湖北,以至遭到最后失败。

最后,农民起义军遭到了满汉的联合进攻。

在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占领北京之前,满族贵族已经建立了清政权,曾先后三次大规模分道南下,攻入河北、山东许多州县,对中原地区垂涎三尺。只是于从东北进入华北的入关通道控制在明朝军队手中,清军不敢久留;抢劫后慌忙退到关外。当农民起义军猛攻北京时,崇祯皇帝命令宁远总兵吴三桂援助京城,放弃了山海关外的大片王地,清军乘机而入,不加一兵,不费一矢,取得了长期以来争夺的交通要道。

农民军攻占北京以后,没有把对付清军入关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估计不足,没有立即派重兵收复山海关并防守清兵入关。相反地却把兵力分散到各地去驻防、催饷和护送各地方官上任。起义军对吴三桂一直是努力争取。当是三桂勾结清军时,李自成才急忙率领二十万大军迎战,已经耽误了战机。在山海关附近一片石地方的决战中,清军和吴三桂军以逸待劳,尽管农民军冲锋陷阵英勇战斗,最后终于战败,退回北京。为了保存实力,誓与敌人血战到底,李自成决定撤出北京,转移到山西、陕西等地作战。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继续攻击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最后转战到湖北,被当地武装袭击,不幸牺牲。但李自成的部下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斗争,它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我国农民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

这次农民成争的主力军是广大受苦受难的农民。另外,还有手工业者,小商贩、城市贫民和士兵参加,一些知识分子也参加了起义队伍。因此,明末农民战争无论参加的人数之多和斗争范围之广,都是历来罕见的,直接投入农民战争的人数不下几百万人。从长城内外到云贵高原,从四川盆地到东海之滨,其地区遍及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其时间长达十七年之久。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留下了闪闪发光的篇章。

二、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从根本上震撼了古代封建统治。

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其起义风暴席卷大半个中国。起义军在“剿兵安民”的斗争中,几乎歼灭明朝二百七十多万军队;在“杀富济贫”的斗争中,先“将宗室杀死,以行安民”,将百分之九十的皇亲国戚送上了断头台,有无数的大地主“先倾其家而后杀之”。

各地封建政权纷纷垮台,以至李自成率领百万大军攻占明朝统治的心脏――一北京城,致使崇祯皇帝的王冠跌落在景山脚下,统治全国人民长达二百七十多年的封建政权土崩瓦解。

三、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水平高,实现了各路起义军的联合作战。

1635年,起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于荥阳召开的大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实施了统一的作战方案。起义军胜利地打破了明朝军队的围攻,势如破竹,当攻占明王朝祖坟所在地凤阳时,焚毁皇陵,沉重地打击了明王朝的统治。荥阳大会标志着明末农民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为最后推翻明王朝的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极其果敢地提出了“均田免粮”的革命口号,继承和发展了宋朝以来农民起义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向顽固的古代土地所有制勇敢地挑战和坚决斗争,显示了农民革命的无比威力,是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史上的壮举。

结束语:

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战争失败了,其经验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农民起义军长期采用“流寇主义”的流动作战方式,没有建立稳固而可靠的革命根据地,东流西窜,很容易被敌人打败,以至获取到手的成果得而再失,实为历史的遗憾。究其根源,起义军的流寇主义思想,是他们单纯地相信军事力量,忽视人民群众的无穷力量。起义军领北京后,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滋长了骄傲自满和腐化堕落的不正之风,一些将领产生了轻敌麻痹和贪图享乐的思想,居功自傲,忽视了前有豺狼后有虎豹的严峻形势,最后终于被联合力量镇压下去了。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还证明了没有人民和正确的领导,一切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被利用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不能获得彻底解放,这是千百年来农居战争用鲜血换来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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