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毅伐齐失败，离间计只是表象而已，错在燕国政治体系缺乏自知。

公元279年，燕昭王去世。燕惠王继位不久后就派骑劫接替乐毅军权，而乐毅怕回到燕国被害，直接逃到赵国……结果骑劫兵败，齐国在田单的反攻下又全面复国。

遥想当年燕昭王心心念：“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

眼睁睁看着乐毅连拔齐七十余城，燕昭王耗毕生之力即将完成夙愿却化成泡影。很多人把燕国伐齐的失败归根到田单玩好一手离间计，那么燕国自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除了将军权柄过大，恐怕燕国本身就缺乏信任感。

田单能复辟齐国最厉害的地方是对人心的掌控，敏锐的发现燕惠王对乐毅的忌惮，燕国高层对乐毅的不满，这种不满是燕国勋贵中骨子里的迂腐和狭隘，对人才的嫉妒和排斥，而这类负面信息被田单无限放大后有效利用。

我们从苏秦和乐毅得遭遇中发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万乘下之，尊之于廷，示天下与小人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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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者，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

两人同样对燕国劳苦功高，同样被造谣中伤，看来外来的和尚在燕国难念经。为了复仇的燕昭王尚能容人，遏制阶级矛盾，可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在燕国权利交接的时候，燕国勋贵的排他思想继续死灰复燃。

而《史记》把燕国这种阶级上的痼疾总结为一句话：“惠王自为太子时尝不快于乐毅。”乐毅年轻的时候和燕惠王结下梁子，这么大的事情《战国策》也没有详细记载，却以个人恩怨一言避之，换句话说：燕国没有对不起谁。

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乐毅已预见到自己的政治危机：“留徇五岁，下齐七十余城。”，却唯留下即墨、莒两城选择围而不攻，除了因为客观因素，燕国高层的变动已经让这位聪慧的将军有所察觉，所以换将的命令刚刚下达，乐毅就跑的干净利索。

随局势变化的战争压力，燕国伐齐背后的外交关系。

燕国一直是偏隅小国，在战国中的存在感只能比肩韩国，在战国中燕国素有“燕国虽小，善附大国”的不良口碑，试问一个强国需要借靠别人的肩膀来成就自己？那么弱燕是真弱，这种弱势不是单纯的励志就能改变。

从燕昭王高筑“黄金台”起，燕国开始秣兵历马，广纳贤才，一定意义上实现了燕国中兴之势，二十八年励精图治，齐王作死四路树敌，给予燕国最好的复仇机会。先是苏秦一语道破燕国的尴尬之处：

“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南附楚则楚重，西附秦则秦重，中附韩、魏则韩、魏重。且苟所附之国重，此必使王重矣。”

苏秦作为纵横家的眼光之毒辣可见一斑，无独有偶乐毅也看透局势：

“王若欲攻之，则必举天下而图之；举天下而图之，莫径于结赵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愿也。赵若许，约楚、魏、宋尽力，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

可见燕国伐齐之战的本质是“五国伐齐”，不是燕国单纯的扳手腕，是建立在国际盟友的助力上顺势而为。而燕国在伐齐之后，秦、赵、韩、魏诸侯各国都得到自己的好处，燕国更是把齐国的财富掠夺一空。

当初齐国想独吞宋国诱发其他诸侯国的联手，同样齐国现在岌岌可危，燕国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灭齐，而是如何治齐，排除即墨、莒两城的抵抗，如果燕国彻底把齐国纳入版图。燕国的攻势无异于在火中取栗。

如何安抚好各个诸侯国才是燕国最大的问题。

苏秦应该懂，可惜已经没有机会讲(被齐王车裂)，乐毅也懂，问题燕惠王不懂，燕国的士大夫不懂。燕国从燕昭王的死，燕国所有的矛头都在指向乐毅武将权大，明明齐国就剩下那两个城市为啥就打不下？

燕惠王只迷失在伐齐的累累战果，燕国是真强？当骑劫的兵败，乐毅逃跑，这才明白过来燕国的胜利，胜在侥幸，胜在一代人对局势的控制能力，最可笑的是燕惠王反而担心乐毅会报复自己，写信求和解，求乐毅回国。

总结燕国伐齐的成败，实际以燕昭王得生死为分水岭，其中燕惠王的人品和气度起到了一定负面作用，最根本的原因是燕国本身的政治体系出现问题，缺乏敌我实力的自我认知，缺乏有容乃大的用人不疑，缺乏对外交的政治格局。

在这一些列的影响中，田单的反间计会变的轻而易举，甚至燕惠王不中反间计，恐怕燕国的政治体系也照样容不下乐毅。无论是处置实际政务，还是处置君臣关系，燕国高层的言论中都充满了冠冕堂皇，站到道德的制高点开始制裁。

于实际政见冲突却不置一词。“王顾左右而言他”，诚所谓也！燕惠王尤其典型，对乐毅离燕的“德义”谴责，根本不涉及罢黜乐毅的冤案与对齐国战略失误的责任承担。后来对乐闲离燕的“德义”谴责，如出一辙，既不反思，又不批判，总之燕国没错！